名人與都昌

第四章 陶淵明與都昌

　　袁小帆

　　按：明崇禎六年（1633），邑人餘應桂（任職三邊總督、兵部侍郎），為《都昌縣誌》作序，寫道：“都雖彈丸，不乏文獻”、“陶士行之忠，足卑王謝；陶元亮之節，不愧夷齊……”肯定了陶淵明與都昌的關係。

　　清同治版《都昌縣誌》“寓賢”載：陶潛，初諱淵明，字元亮，太尉侃曾孫。博學善屬文，有高趣，嚐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

　　郡遣督郵至，吏白宜束帶見。淵明曰：“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即日解綬，賦歸去來辭。初隱邑西大磯山，見宋祖王業漸隆，乃改名潛，交遯於廬山栗裏，終身不應征命，世號靖節先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晉代田園詩人陶淵明所作二十多首《飲酒》詩中的二句，也是盡人皆知的二句。千百年來讀者隻知陶淵明是江西潯陽人，卻說不準是潯陽治下的何縣何鄉，詩中的“南山”，又在何處？近年來，由於旅遊事業的興起，為了打文化名人牌號，出現了多座“南山”，好幾處“故裏”，其目的是為了招徠遊客，發展地方經濟，這另當別論。但作為嚴肅的學術探討，作為對曆史文化名人籍隸的考證，似應忠於史實，理當言皆有據。遺憾的是在一家獨鳴的年代，有權威居然語無質證，言皆杜撰地宣稱：陶淵明詩中的“南山”就是廬山，“醉石”就是淵明故裏，飲酒詩就是陶淵明醉後在“醉石”寫的。自此錯引錯注，謬誤至今，但讀者是否認同，頗值懷疑。因為廬山就是廬山。其得名始於殷周時代有位姓匡名俗字子孝的人，結廬於此山修道，周定王及後代的周威烈王先後遣使臣登山尋訪，均未遇，唯廬獨存。後人遂稱此山為廬山、匡山或匡廬。所謂“南山”即廬山之說，實語出無據。至於說陶淵明此詩是在“醉石”寫的，更有悖於常情。我們知道醉石就在廬山漢陽峰側，也就是廬山之上。試想如果陶淵明身居廬山，又何須雲“見”呢？難道一個正常人會看不見腳下的山麽？近年來有媒體著文稱：“總之，人們都不認為廬山就是陶詩中的‘南山’。”（見《信息日報》2001.9.14《陶令不知何處去》一文），但未引起學界重視。《漢書禮樂誌》有雲：“漢興，撥亂反正，目不暇給。”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多年了，對於古舊詩文中的錯引錯注，竊以為亟宜進行一次正本清源，以免誤導後學。近年筆者因編纂《豫章曆代名人韻事錄》（暫定名），翻閱了不少的古舊文獻資料，發現古人敘及陶淵明祖居時並無含混不清之處，如《藝文誌》錄存的元代參政吳國倫（興國人），經都昌時寫的一首七律《過都昌》雲：

　　湖上群山抱邑城，夕陽孤棹遠天橫。

　　黃花何處逢人笑，白發應從此夜生。

　　萬裏星晨纏殺氣，幾家砧杆動秋聲。

　　陶公事業遺墟在，千古中原抱甓情。

　　又如元觀察禦史陳述（蘇州人）寫的《陶桓公廟》（節錄）：

　　蘇竣謀不軌，肆意掠郡邑。我公舉義旗，奮勇誅賊逆。正義橫秋霜，忠貞貫白日。無端萋菲語，蒼蠅汙白壁。紫陽朱夫子，上疏曾剖白。都昌公故鄉，千載享廟食。

　　前詩的作者是元代參政，後者是觀察禦史，都是一言九鼎的名公耆舊。前者說他路過都昌時陶公遺跡還在，後者說都昌是陶公故鄉，可見古代人對淵明祖居是一清二楚的。為了讓曆史事實說話，本文力求采證史料記載，客觀真實地對淵明故裏之村舍起源，家族沿革，先人事跡以及陶淵明詩中的“南山”均一一對照文獻記載和陶淵明在詩中的自白加以闡述，以便正本清源。

　　一、陶淵明故裏考證

　　陶淵明故裏在古之潯陽郡鄡陽（今九江地區都昌）縣左蠡鄉十裏陶家衝。左蠡位於蠡水東岸，古代以東為左，故稱左蠡。在三國時隸屬柴桑郡，為東吳孫權屯兵處（見《三國誌》）。當時陶丹（陶淵明高祖）

　　在柴桑郡任都尉（是一種僅次於郡守的武官）。為安置妻妾，遂築廬於蠡水東岸，這就是左蠡陶家村的起源。魏甘露四年（259），陶丹諶氏夫人生子侃字士行（陶淵明曾祖），公元266年，晉司馬炎篡魏稱帝，夏滅吳為一統建都洛陽。是年陶丹戰死，當時陶侃六歲，由寡母陶太夫人撫育成人。侃幼有大誌，常坐湖畔巨石作垂釣狀，實默籌匡時濟世事也。後人遂稱此石為陶侯釣磯。據《今古記》載：“陶侃幼孤貧，常坐湖畔巨石垂釣，累年不移，其石膝磨有痕。”又據《江西通誌》載：

　　“釣磯山在都昌縣城西南，晉陶侃微時垂釣於此，得一梭，掛石壁，後化龍而去。”曆代騷人墨客遊此，頗多題詠，茲錄其一以為證。

　　《陶侯釣磯》元邵新遠

　　煙波浩渺笑沉浮，一線竿頭釣八州。

　　任是壁間梭化去，磯頭獨把五湖籌。

　　侃初為縣吏，娶鄰女蔡氏，生子嗣洪、瞻、斌三人。《南康府誌》

　　載生子十六人；《都昌縣誌》載生子十七人，見諸史書可考者，唯洪、瞻與斌耳。如晉書陶侃傳有雲：“初範逵薦侃於廬陵太守，至洛陽，張華見而異之，除郎中（官名），既而補武崗令，會劉宏為荊州刺史，辟為南蠻長吏，討賊張昌，破之，以功封東鄉侯。後聞母病，侃事母至孝，傾囊中所有，命長子洪返裏，建豪華府第於村南頤養慈母天年。”《陶氏族譜》

　　敘及此事有雲：“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裏榮之。”《江西通誌》載：

　　“陶桓公舊府第在都昌縣左蠡鄉陶家村南二裏處。”永興三年，陳敏據曆陽，宏以侃為江夏太守往討，或謂宏曰：“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脫有異誌，荊州無東門矣。”宏不聽，且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侃聞言遣長子洪（這是史書二次提到陶洪）詣宏署以自固（相當於人質），宏用為參軍，侃討敏累年不克，忽報老母病逝。遂辭官歸裏守孝。隆重葬陶太夫於蠡水之濱。有唐代名臣舒元輿、皇甫湜手書陶母墳碑銘可考。原文均較長，僅節錄其一以為證。

　　《陶母墳板文》唐舒元輿元和進士，官至平章太歲在卯，小子汛彭蠡，見謝靈運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之陸，修式恪禮……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餘略）。

　　陶母墓側之謝靈運石壁古文獻亦有記載。據《太平環宇記》載：石壁精舍在都昌縣西北七裏處，有石如壁。西有層台，本謝靈運舊宅。所謂精舍者，謝自有詩雲：“錯旦跡氣候，山水含清暉”雲雲。壁間舊有“石壁精舍”四字。係謝靈運手跡。明正德時，提學李夢陽書以新之。

　　今盡崩沒矣。又據《江西通誌》載：石壁精舍在都昌縣西北臨江處，有石如壁，謝靈運居此。舊有“石壁精舍”四字今不存。明正德年間，提學李夢陽書以新之。

　　侃次子瞻史書記載頗詳，瞻少有才氣，曆任廣陵相，廬江，建昌太守。遷散騎常侍，封都陵侯。後被蘇竣賊將馮鐵謀害。朱熹在《乞加封陶威公狀》有雲：“始蘇竣之禍，賊將害侃子者馮鐵也。竣伏誅。馮鐵奔石勒（胡人），石勒畏陶公之強，殺馮鐵。”瞻遇害後，追贈大鴻臚，諡日湣。蔭其子陶淡（淵明父）襲祖爵世享國恩。

　　幼子斌，史亦有記載：鹹和四年，江州刺史溫嶠卒，朝廷命嶠軍司馬劉允都督江州。侃曰，劉允非都督之材，用此人必生內亂。司徒王導勿聽。次年允部右將軍郭默果殺劉允請自代。司徒王導懼默驍勇難製許之。侃聞變遂舉兵征討。兵至，默部將縛默來降。詔命侃都督江、荊、雍、益、梁、交和江夏八州軍事，領刺史銜。侃為了鞏固東晉統治，又馬不停蹄，遣幼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敗石勒。又使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共破新野，遂平襄陽，加拜大將軍。從侃晚年僅用幼子陶斌一人這一事例分析，侃生子十六七人之說，可能不確。若有如許子嗣，上陣未有不用父子兵之理。朱子所雲“既士行溘，後嗣零落”是可信的（見朱熹《乞加封陶威公狀》）。

　　陶淡（陶淵明父）名如其人，詔命蔭襲長沙郡公，卻終生未就，故《都昌縣誌》隻在《寓賢篇中》中，簡單地提到他“名冠隱逸”，卻無正傳。晉代朝野“崇尚清談，專事虛無”，特別是佛教、道教，在江西盛極一時。由江州刺史桓伊首倡立寺，慧遠和尚主持的廬山東林寺，當時就形成了“僧眾雲集，四海歸心”的局麵。在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陶淡待到陶淵明婚娶後，即與友人外出雲遊五嶽名山而莫知所終。

　　“陶淵明博學善屬文，有高趣，嚐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又撰《桃花源記》而名重故裏。起為州祭酒，因不堪吏職自解歸裏，州召主簿，不就。後為鎮軍建威參軍，嚐謂親明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起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宜束帶見。”陶淵明曰：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即曰解綬，賦《歸去來辭》（見《都昌縣誌》）。是時為義熙二年（406），淵明41歲。他從彭澤解綬後，連夜乘小船回家，深感過去有如”誤落塵網中“頓覺”今是而昨非“他站在船頭引吭高吟《歸去來辭》腹稿：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心情輕鬆舒暢。次晨，船抵左蠡陶家港，當時天還未亮。由陶家港到陶家衝還有一段山路，夜黑看不見，因此“問征夫於前途，恨晨光之熹微”走著走著，東方漸現魚肚白。終於，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他遠遠望見了自己的府第。心裏高興，跑步向前。

　　“童仆歡迎，稚子候門。”家裏的書童仆婦都出來歡迎他歸來，小兒子在門前等候他……

　　陶淵明自彭澤辭祿歸來後，對當時的“權錢勾結，貨賂公行”，“讒人高舉，賢士無名”的東晉腐朽政權感到極度失望，“請息交以絕遊”。這是淵明發自內心的悲憤。“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

　　世俗和我格格不入，我又何必駕車出去遊說，去求他們什麽呢？“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他的大量田園詩文就是在這期間創作的。

　　“農人告餘人春及，將有事於西疇”，“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晨也肆微勤，日入負來還”，使他有“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之感。他在自己的故鄉寫詩學圃，慢慢也就習慣了，他希望“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可是無情的戰火卻燒到了他家門口。這才使詩人“南圃無餘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的困苦境地。

　　據《都昌縣誌》載：“檀道濟初為晉太尉劉裕參軍。義熙六年從征盧循，激戰於左蠡，雙方難分上下。後盧循欲趨豫章城，盡折民房築柵寨，悉數將劉裕軍柵斷於左蠡。裕軍不得食，即搶劫民宅，奸淫燒殺，無惡不作。陶家衝一日數次遭受搶劫，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此時的陶淵明既貧且病，逃不掉，走不動，加上歲暮年關，他隻有哀歎‘淒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獨自在軒廊上曬太陽。檀道濟為了解劉裕之困，強迫民工於鄡陽縣城北一百裏處築土城紮寨為遊兵，形成對盧循夾攻之勢，裕始得破柵攻循。土城至今仍在，稱城山。山上有城山廟，供奉檀道濟像神。”陶家衝受兵災之苦，不得安寧，於是陶淵明辭別陶家衝祖居地，與長子儼、次子俟結廬於先祖陶母、陶侃曾居住過的大磯山麓（後人稱此為“陶園”），過著苟全姓名於亂世的漁樵生涯。可是禍不單行，次年夏天，“正夏西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場山火，把詩人的草廬燒掉了，別無棲身之處，隻好住進自己一條破漁船上，哀歎“一家無遺宇，舫船蔭湖邊”；“躬耕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為饑餓所驅使，他實際上已臨為乞丐。“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他迫於饑餓，身不由己地走到鄰裏家叩門，門開了，他又不知如何開口。幸好，“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公元420年，陶淵明55歲，他“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是年劉裕代晉為宋。這一改變，對這位世享國恩的遺老，真是雪上加霜。為了避禍，他化名為潛，隱居於星子栗裏。元嘉四年（427），困頓於栗裏的陶淵明，在饑寒交迫和疾病的折磨下，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淒然與世長辭！享年63歲。陶淵明的一生，雖然沒有建立過顯赫的功績，卻給後世留下了一冊千秋萬代傳頌不衰的《陶淵明詩文集》，並已翻譯成十幾個國家的文版，在全世界廣泛流傳。公元420年，陶淵明雖然“甘以辭華軒”離開了左蠡陶桓公府第，隱居在大磯山。但據《江西通誌》載：“大磯山在都昌縣城西七裏處，一名望仙山，世傳晉許旌陽拔宅飛升，蘇耽於此望之，故名。”由此可見，陶淵明晚年雖然離開了陶家衝，但並未離開他的故鄉鄡陽縣境（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置都昌縣）。

　　二、陶淵明詩中之“南山”考證

　　經與友人反複討論和實地探訪，終知陶淵明詩中之“南山”就在都昌縣城南二裏處。此山矗立在鄱陽湖上，三麵環水，不僅風景秀麗，且早在漢武帝時就知名於世。據《都昌縣誌》載：邑治南山，漢時有老人童顏皓發居岩下，武帝南巡，詔逸民，老人辭不出，左右強以見帝。

　　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木一石，民之樂也，簪纓搢笏，束身王朝，非野老所望。帝嘉其誌，禮而遣之，後人遂以野老名岩。岩下石罅溢清泉，甘潔清洌，雖大旱不涸，宋學士東坡遊此，悅其泉，乃於岩壁刻‘野老泉’三字，自是岩與泉共知於世。後人有詩雲：豁岩石罅溢清泉，曾有高人此息肩。隱姓南山號野老，力辭搢笏樂雲煙。

　　此即淵明東籬采菊時，悠然所見之南山也。淵明嚐謂人雲：“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南山乃野老等隱逸棲息之地。野老力辭簪纓搢笏，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乾文語》）也。其氣一也。是故淵明東籬采菊時，悠悠然見到的也就是他所仰所向往的南山。至於說南山遠，其實“悠然見南山”句中的“悠”字，本身就寓有遠意。“悠悠即遙遠之假借，古悠、遙同音通用”（見《辭海》）。何況詩詞的語言不同於散文，即使再遠也不影響意象的妻子鄜州，遠隔千裏，詩中景狀卻如在眼前，這就是意念，即所謂“因心造境”（黑格爾《論美學》）。

　　據《江西通誌》載：都昌南山，舊時有蘇仙磨劍池，陶桓公廟，謝康樂經台，南山寺，觀音閣，唐代還建有泰陵皇帝所賜名之清隱庵。北宋重修改名為清隱禪院，黃庭堅為之作《清隱禪院記》有雲：

　　“據彭蠡上遊，距南康軍之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十裏，有大聚落，是為古之鄡陽，今為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範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秀處……野老岩之下，泉甘而繁鬆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餘略）。北宋紹聖元年，蘇東坡南貶惠州，沿途遣散侍女，過都昌時，愛妾碧桃患病身故，蘇東坡悲戚交加，手書一絕：

　　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

　　水隔二句，喻碧桃病故後，即陰陽永隔。次年蘇轍路過南山，見乃兄此詩，感而賦七律一首。其尾聯雲：“誰道豁岩許深處，一篇行草認元昆。”東坡詩碑仍在，清隱寺等古跡尚存。改革開放後政通人和，文化遺產等名勝古跡，在逐漸修複，令人欣慰。有先生賦詩一首雲：

　　浪花靜靜說當年，古院塵埋未忍看。

　　倦客歸來人不識，南山春老碧桃殘。

　　後據江西作家、企業家聯誼會主編之《新潮報》報導：“都昌旅台同鄉會會友共同捐贈20萬元，作為修複南山古跡之資。”可見陶淵明詩中之南山，自漢武帝遊幸至今曆時2100餘年，而被後人珍愛不衰者，豈獨風景秀麗，實因淵明愛之，而人皆愛之之故也。一家之言，旨在拋磚引玉，以期正本清源，是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