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耕歲月

第六十三章 中國高校在“扶貧”

　　“金榜題名”，曆來被認為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當今學子在接到高校錄取通知書的喜悅之時，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及其家長也會為一下子湊足一筆為數不小的學費而犯愁……

　　是的，自1994年國家教委宣布在全國37所重點高校實行並軌收費製度，1995年又擴大到全國100所重點院校以來，“窮家的孩子讀得起書嗎？”一直是社會和國人所熱切關注和議論的話題。情況究竟是怎麽樣呢--

　　窮家的孩子在讀書，但讀得很艱難

　　盡管國家近10多年來經濟飛速發展，但畢竟百姓家庭還說不上富，多數家庭還是比較清貧的。對於城市裏拿幾個死工資的普通工薪家庭來說，完全自費送一個孩子上大學就已是一種不算輕的負擔，更何況完全依賴“土裏刨食”的農民家庭呢？

　　但是，送子讀書、望子成龍，可謂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和美德。說是孔聖人“學而優則仕”的熏陶也好，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古訓使然也罷，反正中國人從牙齒縫裏擠，從勒緊的褲腰帶裏摳，再苦再難，送子讀書也是心甘情願的。

　　有這樣一則讓人聞之落淚的真實故事：湖南衡陽縣尤弗村蔣本來夫婦，先後都因病住院動過較大的手術，可是這兩副病弱的肩膀卻支撐著全家6口人的吃飯、穿衣、讀書。為了還清家中1萬元的老債和送兒女們讀書，他倆打聽到賣血能賺錢，便從1985年起每月在2個血站賣兩次血掙錢。賣血不補營養是不行的，況且他倆長期超限度獻血。可是他倆卻連一隻雞蛋也舍不得吃，最好的營養就是白米飯加白糖。1994年，蔣本來的大兒子考上了湖北黃石工業學校，要一次性交8800餘元學費（委培）。這筆學費實在太昂貴了，而且還要一次性付清，盼子成才的蔣本來怎麽承擔得起呢？他把房子拆了，把圈裏的豬宰了，把倉裏的穀賣了，再向親戚伸手借，可總也湊不夠這個數呀！最後不得不把兒子9年寒窗換來的一個讀書指標給廢了……

　　像這樣父母賣血供兒讀書，到頭來兒子考上學校卻還是無法入校門的事，雖是極個別的現象。但是在農村裏靠東挪西借，甚至是變賣家產，供兒女上大學的事卻不是少數。

　　--家在西北農村的陳鵬霄，拿到武漢水電大學的錄取通知時，全村都沸騰了。可是，他的母親卻盯著學校的繳費單發愁。這位農村婦女狠心賣了房子，加上四處借來的錢，總算湊足3000元。

　　--“按我兒子的成績考個名牌沒問題，可是看到那幾千元的收費標準，我隻好讓孩子報考師大。”江蘇農民王林不無遺憾地說。為了供兒子讀書，王林長年起早貪黑在田裏勞作，不滿13歲的女兒也輟學務農，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子。

　　--華東師大地理係學生賴才炎，是江西石城縣的一個農家子，父母已經60多歲了，沒能力供他讀大學，全靠哥哥農閑時做民工的收入來維持。一個學期家裏隻能給四五百元錢，平時，他的錢主要用於吃飯，從來不亂花一分，別的同學出去玩，他就在屋裏看書，不敢作半點“瀟灑”之想。

　　--廣東中山大學一些班級政治輔導員說，經濟困難的學生最常見的是節食。每天開飯時候，正是同學們聚集聊天的快樂時分，而困難學生，卻端起隻有素菜不見葷腥的飯碗躲起來……

　　類似這樣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在如今各地的高校中約占5%～10%左右。

　　據江西省教委統計資料表明，在全省32所普通高校中，有困難的學生占學生總數的10.5%，其中家庭完全喪失供養能力的特困學生約占5%。

　　據湖北省委高校工委1995年初的一份調查表明：約占40%的大學生，月生活費低於150元，其中約有10%的特困生，月生活費不足100元。

　　窮家兒讀書如此艱難，自然在各高校乃至全社會引起極大的震動和關注。“不能讓一個大學生因貧困而失學”已成為我國高校的實際行動。

　　貧困不能阻擋，愛在托舉棟梁

　　有語道，“自古雄才多磨難”。對於學子來說，貧困並不是災難，往往是最好的教師。

　　但是，從貧困家庭裏走出來，經過9年寒窗苦讀而進入大學校門的特困生，卻需要真誠的幫助。

　　當今中國高校，救助特困生已成為國家日常工作的重要議題。許多高校采取了一係列解困措施，致力於建立和健全獎學金、無息貸款和生活補助相結合的助學製度，加強對特困生的建檔管理，強化助學機能，認真做好特困生的扶助工作。

　　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設立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限度的優厚獎學金及貸學金。學校每年拿出100多萬元設置獎學金，一些基礎學科，學生入學後即獲得800元的獎學金。另外這些學科有20%的學生還可獲得800元、500元、300元不等的年獎學金，各項常規獎學金總獲獎麵達70%。同時，對於貧困生，校方設立每年800元、500元、300元的三個等級貸款。

　　清華大學共設68種獎學金，實行收費後，還將把所收學費的30%左右投入獎學金、貸學金中，返回到學生身上。

　　北大負責人表示，北大將永遠是收費最低的一個學校，北大每年農村生源占20%，絕不會因交不起學費，而使這部分學生不能進北大。該校1994年獎學金額約達120萬元，學生獲獎麵由原來的30%提高到60%。此外，在該校還有這樣一個動人的故事：北大一位物理學教授在甘肅招生時，聽說浙江一農民的兒子何祥在全國物理競賽中得了滿分，便連夜乘飛機從蘭州趕往杭州市，再轉乘公共汽車，再坐手扶拖拉機，最後騎水牛到何祥家，把他接到北大來。

　　在江西，高校“扶貧”活動在省委書記吳官正的高度重視和直接關懷下開展得卓有成效。

　　1994年10月，江西新餘市渝水區鵠山鄉農民的兒子高小春剛剛踏進校門，就接到家裏傳來的噩耗：父親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病逝。高小春趕到家裏，在眾鄉親的幫助下安葬了父親，麵對殘疾多病的母親和年幼失學的妹妹，他邁不動返校的雙腿，家裏再也不能缺少勞動力了。高小春想退學的消息傳到學校，南昌大學哲學係就派出教師專門把係教職工自發捐助的1000多元送到了小春家，將他接了回來，他所在班級的同學也自覺行動起來，每人每月從僅有的23元生活費中拿出3元錢補貼他，有2個同學還擠出10元錢給他。

　　1995年3月23日，地處江西的華東交通大學校園內，又出現了一幕幫助貧困學生的動人情景：一位退休老教師顫顫巍巍地從口袋裏摸出100元人民幣，向募捐箱走去，張副校長掏空了所有的口袋，才湊足50元捐獻給毫無經濟來源的機械係學生師學鋒。同學、教師們紛紛解囊，你10元、我20元，募捐活動僅僅一天，華東交大師生就為師學鋒捐資1100多元。

　　江西財經學院采取“獎、補、助”相結合的形式，幫助貧困學生渡過難關。1994年底，該校就對新入學的115名特困生（其中10名少數民族學生）分別實行了一、二等補助。自開始特困生扶助工作以來，該校每年發放寒衣的補助費用就有上萬元。

　　據江西省24所高校統計，近兩年來，接受減免學雜費的學生4297人次，減免金額932萬元，發放生活補助162.47元，僅江西農大1993、1994兩年間就資助特困生1300人次，金額10多萬元，盡管該校農家子女占80%多，但仍無一人因經濟困難輟學。

　　在全國各地的高校中，通過勤工助學資助貧困學生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北京、上海、武漢、陝西等地高校努力增設、開辟了大學生勤工助學勞動崗位。重慶大學、浙江大學提供崗位千餘個。東北師大挖掘潛力使原有的250個崗位擴展到400個。各校提高了勤工助學的報酬，從1元/小時增加到1.5元/小時，有的學校規定，凡貧困學生參加勤工助學勞動，每小時還增加一倍補助費可達3元。1994年清華大學提供的科技、勞務等崗位180個，3.8萬人次參加勞動，總支出達277萬元。1994年暑假，西安交通大學400多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參加勤工助學，他們從事油漆、粉刷、打掃衛生、修理桌凳等勞動，最高收入達1000元，切實緩解了開學後的經濟負擔。一位來自鄂西山區的大學生說，參加勤工助學勞動，我每月可得60元左右，再加上師範生助學金，自己能解決基本生活，不必再向父母要錢了。

　　1994年以來，為貧困學生尤其是特困生提供崗位，已成為湖北高校的一項重要任務。武漢水電大學、武漢測繪大學等多所大學，盡可能精簡冗員和臨時工，騰出崗位讓貧困生取而代之。在貧困生較為集中的華中農業大學，校領導深入校辦農場和企業，逐一落實減員計劃，安排貧困生上崗。據介紹，許多學校宿舍樓、教學樓、實驗樓的門衛、清潔工作，已基本由貧困生承包下來。據武漢大學、武漢交通科技大學、湖北工學院統計，通過勤工助學這個助困“主渠道”，98%的貧困生得到不同程度的資助。

　　高校在“扶貧”，社會怎麽辦？

　　高校特困生，雖是一個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殊現象，但扶助特困生卻並非是一朝一夕的易事，其根本出路在於全社會共同用愛心托舉起跨世紀的棟梁。

　　就國家來說，一種政策和製度的推行，總是從宏觀上考慮，總是從大多數人的承受力和利益而定的，想完完全全兼顧到每一個人和各方麵的一切細枝末節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合理總是相對的，絕對合理的事情是沒有的。國家實行高校收費的新製度也同樣是如此。但是作為一種新製度的完善和補充，黨和國家已經注意到了窮家兒自費上大學的困難現實，並已經采取了切實的措施。1994年國務院有關部門撥出了1.2億元專款，支持全國的有關重點高校建立勤工助學基金，用於幫助解決特困生自費上大學的困難。1995年4月國家教委下發了《關於對普通高等學校經濟困難學生減免學雜費有關事項的通知》，采取了對貧困生免除學費上學的特殊措施，保證了學生不因經濟困難而輟學。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視解決好窮家的孩子讀大學的問題。如1994年湖北省一次性撥專款300萬元用於特困生的一次性補助；上海市撥出專款400萬元兩次向市屬高校困難學生進行了補助；江西省財政也分別於1994年和1995年初兩次撥出專款補助在校的特困學生。

　　解決窮家孩子上大學的問題，完全依賴於國家和高校的補助是不現實的，出路在於建立一種新的助學機製和全社會共同進行努力。

　　據報載，有關高校專家已經為此呼籲：盡快建立高校基金製度。認為，高校學生的經費不應由學生家長來獨挑大梁，國家、社會、學生家長應共同負擔起這個責任。目前，一種“聯合艦隊”式的辦學思想正在醞釀，政府、教委、企業、高校4家單位以“聯席董事會”形式聯手辦學的模式已在我國一些大中城市逐漸形成。

　　此外，提倡社會資助，廣泛吸納社會各界力量參與辦校、設立獎學金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在江西，這方麵的工作已經開始有了一些起色。江西會計事務所成立10周年時不搞大慶，省出10萬元用以設立扶助困難學生基金；藍天消費優惠卡公司也表示拿出10萬元用於特困生扶助。省新聞出版局熊向東局長，為江西師大1993級中文係學生肖溢浪每學期無償捐款400元，直至他大學畢業。“希望工程”已延伸到大學校園。

　　江西各院校還積極吸引有名望的專家、學者設立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生。如全省醫藥院校雷大貞醫學教育獎學金；師範院校王氏師範獎學金；江西農大王芷川獎學金和周蓄源獎學金；南昌大學陳香梅獎學金；等等。這些獎學金年總額達40萬元，對好學上進、家庭困難的學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

　　特困生，一個特定的曆史現象。由於社會、家庭等各方麵的因素，這一現象還將存在一段時間。但完全可以這樣說，有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關心，有高校及社會各界的熱心資助，在社會主義中國，窮家的孩子不僅能夠讀得起書，而且將能在困境中發奮，在發奮中成長、成熟，成為21世紀我國社會的棟梁。

　　原載1995年江西《教師博覽》、湖北《改革縱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