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耕歲月

第六十二章 就業：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事業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製的建立和發展，勞動製度改革的不斷深化，舊的遺留問題以及體製轉軌、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我國的就業形勢依然麵臨十分嚴峻的挑戰。

　　沉重的就業壓力

　　關於就業的壓力問題，國家勞動部的官員曾經指出，一方麵，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而物資資源與資金卻相對短缺，長期以來存在的勞動力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局麵在短期內不可能根本改變；另一方麵，在整個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又使就業工作麵臨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這兩方麵因素加起來，構成了我國有史以來就業工作最大的壓力。

　　--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壓力。有關資料表明，自1991年以來，我國城鎮失業人數一直呈上升趨勢。1991年為352萬人；1992年為360萬人；1993年為420萬人，1994年為490萬人；1995年則突破500萬大關，失業率達2.9%。而且隨著企業破產、關閉增多，今後幾年，失業率還會看漲，失業周期也會相應延長，並且結構性失業將上升為主要矛盾，失業人員素質能力與社會生產技術需求的不適應，將加大再就業的困難。

　　--隱性失業顯性化的壓力。無論在機關事業單位還是在國有企業中，都存在不少富餘人員。據專家估計，機關事業單位富餘人員約為500萬人，企業富餘人員約占職工總數的二至三成。截至1994年底，我國共有城鎮職工1.5億人，依此推算，我國富餘職工總數達3000萬～4500萬人。這個龐大的數字，正是我國失業隊伍的一個補充源。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入，企業開始轉變經營方針，追求經濟效益，計算經營成本，冗員的包袱已成為企業最沉重的負擔。目前，國有企業普遍不景氣，虧損麵達1/3，若仍讓這批富餘職工留在企業內部，則會使已很不景氣的國有企業更加缺乏競爭力，直到搞垮國有企業，既不符合我國發展經濟、振興經濟以促進就業的宗旨；也不利於勞動製度改革的深化。因此，企業冗員由隱性失業變為公開的社會失業者將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據勞動部就業局局長張小健透露，今後5年內，全國將有1500萬企業富餘職工失去工作崗位，其中有五六百萬人會長期失業。如此嚴重的富餘職工問題，即使能夠均衡流向社會，那麽，近期內（即九五期間）其所孕育的“勢能”對社會的心理衝擊也不可低估。

　　--自然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我國自70年代以來，每年約有2000多萬人進入勞動年齡，他們都要參加工作，使就業壓力逐年增大。當前，我國人口已達12億，按勞動力資源約占人口總數的七成計算，我國的勞動力資源約8.4億人，預計到2010年，我國人口將突破14億，新增人口2億多，扣除死亡、傷殘及非勞動年齡人口，新增勞動力約1.5億人，平均每年需安置新成長的勞動力1000萬。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我國的農村人中約占總人口的72%，即全國約有農村人口8.5億。其中，農村勞動力約有4.5億。農村實行經濟體製改革以來，聯產承包責任製和分田到戶等農業改革的推廣實行，使農業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現有農業資源隻能容納1.5億勞動力，而農業剩餘勞動力高達3億人。從80年代中期開始，本著就地消化的原則，依托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到1993年，全國共擁有鄉鎮企業2452.9萬個，從業人員達1.23億人，成為消化農業剩餘勞動力的主力軍，加上外出務工經商的5000萬勞動力和2000萬從事多種經營的勞動力，我國農村目前仍存在1.1億剩餘勞動力。那麽，1.1億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存量及今後每年新增農業人口的一部分若全部流向城市尋找工作，即使按年分流，對城鎮已很嚴峻的就業形勢來講，也是難以想象的。因此，農業剩餘勞動力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成為我國就業的最大壓力源。

　　需要改變的就業觀念

　　有活幹、有事做就是就業。但是，當今相當多的人並不能適應和接受這種現實的就業觀。在他們看來，就業仍然是國家分配安排進一家單位，有一份安穩的工作，拿一份固定的工資。這種由國家“全包”的就業觀念，在國有企業職工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他們享受著“體製內”的種種好處，生老病死均有國家擔著，何苦去冒險呢？還有一些人對“國有”身份頗為留戀，寧願在廠裏待業拿打折扣的工資，也不願放下“身份”去幹個體或去私營企業。

　　專家指出，在這種觀念的背後，其實潛藏著對國家就業政策的一種誤解，即就業問題隻是國家的事，自己是沒有責任的。這不僅給國家調劑餘缺、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增加了困難，對自己其實也並無好處。

　　--在北京，某服裝廠人員富餘，在市有關部門幫助下，安排40餘人到一家需要人的合資公司去工作。都是服裝行業，熟門熟路，不算改行，合資公司給的工資比原來還高許多。然而被安排去的人中，最後隻有一人留在那裏。

　　--哈爾濱，有一組耐人尋味的不完全統計數字：目前，在哈爾濱的外地打工者至少有30萬人，而全市停產半停產企業下崗待業職工約有20萬人左右。30萬外地人打工忙掙錢，20萬本地人待業等就業等救濟。對此，一些人士感慨不已：這是一種新“東北現象”。調查表明，以上問題的出現，有的是不適應新崗位的要求，有的嫌工作不固牢，有的是對報酬不滿意，有的嫌工作太苦或“地位低微”，總想找個全民單位，捧個“鐵飯碗”。這種不從實際出發的就業“趨高”心理和臨時觀念亟須轉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謂“穩定”的飯碗都是相對的。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一批批外地打工族富了，待業職工的生活卻陷於窘境，這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然而，僅有失業和下崗職工轉變觀念還是不夠的，全社會都應該善待再就業者。據調查，現在很多用人單位在對待再就業者問題上存在認識誤區。有的認為，響應政府號召接納再就業者，是一樁“善事”，下崗職工業務技術熟練程度不及正式工，不必同等待遇；個別的抱著某種“投機”心理，以為招聘下崗職工名利雙收，不僅宣傳了企業，還招來了一批廉價勞力。

　　不少下崗後再就業的職工反映，他們感謝黨和政府以及工會組織的關心，然而，遭到“另眼相看”。

　　有的與正式工同樣的工作，卻同工不同酬，由主人看著給，且動不動就以“不願幹，走人”相威脅。

　　有的企業規定職工廠內待業，發150元生活費，若到廠外就業，每月要向廠裏交200元，其住房加倍收取房租。不幹活的給發錢、幹工作的卻要收費的苛求，造成待業職工寧願坐在家裏苦等，也不願外出謀職。

　　這些關係到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需要政府動用行政和法律的力量，需要全社會的關心和支持，以保障他們再就業中的合法權益。

　　積極的就業舉措

　　就業，一個跨世紀的全球性難題，各國政府都在為之而努力。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民眾的安居樂業和社會的安寧穩定。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更是高度重視就業問題，並一直在為解決充分就業問題而努力，國家勞動部曾專門召開了全國就業工作會議。最近，國家勞動部部長李伯勇指出，“九五”時期要在城鎮安排4000萬勞動力就業，在農村消化和轉移8250萬勞動力，到2000年末，城鄉第三產業從人員比重提高到30%以上；失業職工再就業率達到60%以上；將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控製在現有規模，實現在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城鎮失業率控製在5%左右。

　　要實現這一目標，有關專家認為必須采取以下對策：

　　對策之一：提高就業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強化政府責任。各級政府應強化就業意識，把勞動就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之中統盤部署，以經濟發展促廣泛就業，以廣泛就業促社會穩定，實現良性運轉。要把就業率、就業率的高低作為地方政府工作業績的考核指標，強化政府責任。在實行企業破產機製，企業冗員逐步從隱性失業向顯性失業過渡的過程中，要兼顧人民的心理承受力和經濟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城鎮失業率以不超過5%為宜，有效地控製失業率的增長。要建立失業預測預警製度。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監測監控，調控勞動力資源和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要加快社會保險改革，逐步建立起範圍覆蓋全部職工，費用由國家、單位、個人三方合理承擔，失業救濟與再就業緊密結合的保險製度。

　　對策之二：實施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同步發展戰略。正確處理勞動就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比例關係，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保持就業的同步增長，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就業發展模式，這是進一步拓寬就業渠道，擴大就業容量的關鍵環節。人口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情要求我們在製定就業發展戰略的時候，首先要從就業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著眼，尋找就業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路。在保證國家重大基礎建設的前提下，將發展經濟的重心放在重點發展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上來。勞動密集型行業、企業和中小企業投資少、見效快，轉產變型較靈活，在目前經濟調整時期，隻要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使中小企業迅速發展和穩定下來，形成穩定的中小企業群，將可成為未來吸納勞動力的主力軍。

　　對策之三：實施“再就業工程”。再就業工程的宗旨是：發揮政府、企業、勞動者和社會各方麵的積極性。綜合運用政府扶持和就業服務手段，實施企業安置、個人自謀職業和社會安置相結合，重點幫助失業6個月以上的職工和生活困難的企業富餘人員飛快實現再就業。目前主要是通過對職工進行技能培訓，如物資、飲食、信息、谘詢、金融保險、郵電通訊、交通運輸、娛樂業等，能夠大量吸納不同層次的就業人員。為保證再就業工程的順利實施，有關部門目前正在《勞動法》的基礎上起草《就業促進法》。宏觀上，強調通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來創造就業條件；微觀上，注重了科學地製訂就業促進計劃。

　　對策之四：實施“農村勞動力流動有序工程”。一方麵，農業剩餘勞動力應通過發展小城鎮建設轉化、吸收。把鄉鎮企業相對集中，經濟地域較具優勢的地區發展為小城鎮，不僅可以提高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促進小城鎮二、三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可以帶動產生一批三產企業，擴大就業容量，為鄉鎮企業的再發展和擴大規模提供條件。發展小城鎮，對規劃設計小城鎮建設體製、產業和鄉鎮企業布局、戶籍管理製度、就業和社會保障製度等相關工作都要事先考慮和安排，配套措施完備了，發展才有保障。另一方麵，要正視和解決農村進城勞動力的就業、生活問題。目前，每年流動的農村勞動力已達5000萬～6000萬人，絕大部分進入城市。著眼於長遠，逐步解決已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的生活問題，考慮其在城市落戶、住房、結婚、子女上學等諸多需要，加強城市公共設施建設，逐步使進城勞動力的就業、生活穩定下來。

　　對策之五：調整就業結構，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開發，擴大就業領域。要實現就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我國就業結構的根本問題在於就業過分集中於低層次產業，一、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例分別為56.4%、22.4%和21.2%。而發達國家的從業人員比例，美國為2.9%、22.5%和71%；日本為6.7%、34.5%和58.8%；英國為2.1%、28.9%和69%；法國為5.7%、29%和65.3%。即基本上第三產業從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六成左右，第二產業占二至三成，第一產業占不足一成。由此可見，我國就業結構的層次過低，產業的低級化導致勞動生產率的相對低下，調整就業結構除了可以發展小城鎮和社會服務業以外，還可以加大對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減輕“瓶頸”行業對第二、三產業進一步發展的製約。要以改善勞動力素質和結構為目標，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開發。要把技能教育的重心逐步轉向進入二、三產業的農村勞動力，使技能教育和就業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此外，還可以聯通國際勞動力市場，開拓境外就業渠道，以及開辟非全日製、鍾點工等多種靈活的就業形式，不斷擴大就業領域。

　　對策之六：積極協調東西部地區經濟與就業的平衡發展。在鞏固東部就業發展已取得成就的同時，重點扶持西北地區經濟與就業的發展，遏製東西部發展不均衡的局麵，製定特殊政策促進特殊群體的就業發展。要采取適應地區差別的就業指導與扶持政策。在失業率低的地區，加快就業製度的改革，減少包就業的力度，加快企業富餘人員分離的速度，促進勞動力的流動。同時，加大對就業難點地區的就業投入。利用東部發達地區提供的就業機會，把中西部就業難點地區的扶貧結合起來。同時，可以利用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同東部地區勞動成本差別拉大的時機，運用政府的產業政策，推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西進。要把就業服務事業的工作重點轉到扶持就業難點與特殊就業群體上來，實施以年齡和失業期限差別為中心的特殊群體就業扶持政策，優先幫助年齡較大的和失業時間較長的失業者。由於青年初次求職者的文化程度普遍高於就業轉業者，再加上從現在到21世紀中期，我國老齡化的程度將加劇。因此，應當把扶持長期失業者和大齡失業者的就業幫助作為一項長期戰略。

　　原載1997年《長沙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