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耕歲月

第六十一章 企業破產：一個沉重的話題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每天都有不少企業誕生，也同樣有不少企業死亡。在國外，企業破產早已見怪不怪了，而這原本十分自然正常的事情，至今在我國企業界仍可謂是第一難事。

　　國家背不起沉重的包袱，希望建立優勝劣汰的破產機製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社會主義國度裏，所有企業都是“長生不老”的，企業從生產到經營都由政府包下來，每一家企業都有滋有味地躺在國家懷抱裏吃著“大鍋飯”。這一直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改革開放，打開了封閉的國門，也活絡了中國人的頭腦。1986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然而，自《破產法》頒布至1993年底的7年間，全國隻有1000多家企業破產，而且絕大多數是集體或鄉鎮的小企業，國有企業步入破產行列的僅占破產企業的1/10.同時，國有企業虧損越來越嚴重，在這些虧損的企業中，已經有相當一部分陷入了資不抵債和難以起死回生的絕境，國家不得不靠“輸血供氧”來維持這些拯救無望的虧損企業。

　　沉重的包袱，既使國家原本十分緊張的資金不得不大量流入毫無回報的企業虧損“無底洞”，還使存量資金難以流動，使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成為一句空話。國有企業該活的活不好，該死的又死不了。

　　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看到一份分析國有企業效益低下的文件後，寫信給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建議嚴格執行《破產法》，並對《破產法》實行不順利的原因進行研究。朱鎔基副總理看到信後，立即做了批示，並轉給國家有關部門。

　　1993年9月，國家經貿委和國務院法製局會同北京思源兼並與破產谘詢事務所等單位聯合組成調查組，奔赴遼寧、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就企業虧損問題和破產難的原因和對策進行調查研究，並形成了調查報告。此後，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審計署、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務院法製局、勞動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國總工會等10個部門就調查報告反映的問題進行了討論研究，並將討論結果及調查報告呈送朱鎔基同誌。朱鎔基同誌看過後立即批示：印發有關部門會商，並盡快搞出一個實施辦法。

　　於是，有關部門選定在上海、重慶等18個城市進行以企業破產為主要內容之一的試點。與此同時，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94年4～5月，《關於企業實施破產的若幹規定》初稿擬定，並由經貿委組織在重慶召開了有18個試點城市和國家有關部門參加的破產研討會，對《規定》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此後，《規定》經國務院辦公會議原則同意，待研究修訂後，將由國務院部署出台。

　　國家希望，以破產為手段，讓少部分“該死”的企業“死去”，而讓大部分活著的企業活得更好，從而建立起優勝劣汰機製，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減少國有資產的浪費和無效占用，進而搞活多數企業。

　　銀行經不起收貸無望的折騰，更害怕企業宣告破產

　　誰在破產？乍一聽來，這似乎是個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問題。但是，其答案並不幼稚--由於國有企業基本上都是靠國家銀行貸款支持起來的，而企業破產，按照法律，資不抵債的空額將不予清償，銀行的貸款就等於打了個“水漂”。盡管不實施破產，銀行的貸款也收不回，但這些呆賬、死賬總還在賬麵上存在，“廠不死債不爛”，而“廠死”則“債爛”。所以，企業破產最倒黴的就是銀行。

　　吉林省1992年有32家企業破產，32家企業破產債務21795.8萬元，破產財、資總共是6762.5萬元，資不抵債空額達1.5億元，其中80%是貸款。也就是說，銀行虧空額達1.2億元，差不多是這32家破產企業財產額的2倍。遼寧撫順玻璃廠宣告破產後，最大的債權人中國工商銀行撫順支行得知1100萬元本、息隻能按6.3%的比例償還時，毅然站出來提出抗議。省工商銀行副行長王策說，撫順玻璃廠破產，忘記了銀行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債權人，它是國家的，銀行的錢大部分是老百姓的，破產破了銀行，無論如何講不通。全國都照此辦理，銀行就該關門了。

　　1993年7月，華北某市爆出一條新聞。該市工商行信貸科長和市二輕局局長在談工作時先是爭論不休，繼而大吵大鬧，再後則大打出手。兩人是因該市二輕係統下屬的副食加工廠而動口動手的。該廠1973年建廠，先是製作醋、醬油、粉條，後來轉養奶牛，以後又轉產作沙發，每次轉產當地工商行都少不了投放十幾萬元貸款，幾經折騰，屢戰屢敗，到最後，銀行投放的140多萬元貸款本息變成了副食加工廠無人問津的十幾間破廠房和十幾口盛醋用的大缸。工商行急了，多次找企業主管部門二輕局商談該廠銀行債務落實問題，均無下文。1993年二輕局在全係統搞企業破產試點，先拿副食加工廠開刀。工商行不依，於是便發生了銀行與二輕局兩家大打出手的一幕。

　　安徽省一皮革廠欠銀行貸款1700多萬元，早已虧損停產，銀行對其一忍再忍，一讓再讓，既不催收，也未硬扣。該廠申請破產時銀行慌了手腳，行長親自出麵給省、市寫信，呼籲對該企業網開一麵，絕不能讓其破產，一破產，1700多萬元就泥牛入海，到時候，“無法也無顏向上級行交待”。

　　對於銀行來說，企業“活”著比“死去”好。因為銀行沒有衝銷企業虧空債務的資金。雖然銀行方麵明知許多資不抵債的企業有朝一日還貸是一句空話，但寧肯一分錢收不回，也不希望其破產。沒有錢還有賬，掛賬就看不出銀行虧空，倘若企業一旦真正破了產，債務灰飛煙滅，企業的窟窿就變成了銀行的窟窿。

　　廠長、經理基於不同的考慮，對企業破產心態各異

　　企業破產，對於企業法定代表人來說無疑是一件難堪的事情。基於不同的考慮，廠長、經理們的心態也是不盡相同的。

　　廠破人散，有的企業家感到愧對職工，願臥薪嚐膽，以圖再起。作為國有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廠長、經理肩負著向國家負責和向企業職工負責的雙重責任，在企業麵臨著倒閉的命運時，他們當然也承受著“無法向上交代”和“無顏見江東父老”的雙重心理煎熬。他們想強撐危局，企望在國家的扶助和全廠職工的共同支持奮鬥下使企業起死回生。

　　有的企業家認為好死不如賴活，企求靠國家不斷“輸血供氧”來維持企業生計。他們既不願背上敗家子罵名，又感到難以重振企業，而隻想躺在國家懷裏吃“大鍋飯”，賴在位上“吃企業”。這些人從內心來講也不願企業破產，但他們既不是考慮職工的生活出路，也不是考慮如何振興企業，減輕國家的負擔，而是首先想到企業破產自己不僅臉上無光，而且將會失權、失位。以至於一些虧損廠子用貸款給幹部發福利，廠長進出依然都是坐豪華高級車。

　　一些“精明”的企業家希望“廠死債爛”，置廠於死地而後生。一些企業的廠長經理在苦苦“鑽研”《破產法》後，竟也生出不少“靈性”來，他們隻想早“死”，想通過破產甩掉銀行貸款債務，在金蟬脫殼中獲得新生。

　　四川一家靠國家貸款扶持起來的中型食品廠，至破產前實有資產1167萬元，負債總額1981萬元。為了擺脫銀行債務，企業申請破產獲準。破產清償時，優先償付了欠繳的各項稅金、職工的保險統籌金等等之後，國家貸款1376萬元無力償還。然而，該廠破產不久，政府就組織在原廠基礎上另起爐灶，新廠隻負擔相當於427萬元一年期貸款利息的“租賃費”，就獲得了原企業全部資產設備的使用權和生產經營權，而1000多萬元債務則在這一“死”一“生”中巧妙地甩掉了。某市動力設備廠是50年代建廠的老牌國有企業。由於設備陳舊、經營無方，企業債務包袱日漸沉重，欠銀行貸款達2000多萬元，企業根本無法償還。於是，他們來了個“大廠死而小廠生”之逃債妙法：原廠破產，而原廠下屬的5個車間卻在原來基礎上新生出5個新廠，分別在其他銀行開戶。如此這般，無法清償的銀行債務隻得永遠“懸空”。

　　破產，對於廠長、經理來說，無論出於何種心態，都終歸不是一件好事。盡管重慶針織總廠破產4個月後，被重慶海外實業發展總公司買下，重新成立了重慶海外針織總廠，並迅速扭虧為盈，成為“興也機製，衰也機製”的典型。但當原重針廠廠長羅素明緩緩拿起筆在法院裁定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與書記劉暢分別領著124元和112元的待業救濟金，如同全廠3000名職工一樣惶惶度日待業時，真是個千般情愫、萬般滋味。

　　職工不願破產失業，但“賴活”並不比“好死”強

　　企業破產強烈震撼著一直接受“以廠為家、廠興我榮、廠衰我恥”教育的職工們，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破產的殘酷現實，寧願企業放長假拿折扣工資也不願看到廠子倒閉。

　　重慶針織總廠的破產申請剛剛提出，焦慮不安的工人們兩次聚集起來，走上街頭，高喊“我們要重針”、“我們要吃飯要工作要生活”、“堅決要求收回破產申請”……

　　徐州一家體育器材廠被依法宣告破產後，職工寧可借錢度日也不肯去勞動局領取救濟金。有的職工說：“我們有企業，我們幹活掙工資，為什麽讓我們去勞動局領錢？”勞動局想了個辦法，把錢撥給主管部門代為發放，職工還是齊心不領，說：“我們拿了錢不就等於承認企業破產了？”如此僵持數月，最後，市政府隻好讓步，找了一家經營狀況較好的企業，一半行政命令、一半給予優惠條件地塞給人家兼並了，破產“鬧劇”才以職工的“勝利”而告結束。

　　但是，“賴活”並不比“好死”強。

　　濟南圍巾廠是1957年建廠的老企業，有職工628人，退休職工380人，擁有72台織布機，多是60年代被淘汰的設備。作為全國四大圍巾廠之一的濟南圍巾廠也曾一度輝煌過，然而陳舊的設備、過時的產品已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市場需求。1987年，企業開始出現虧損，到1993年底已欠外債近1700萬元。在廠堅持上班的56人連續6個月沒拿工資了，在家待工的職工也連續7個月未見分文，職工醫藥費已有4個年頭沒有報銷。在這之前，濟南紡織局曾讓濟南國棉一廠對國巾廠進行領導幫帶，後又劃歸齊魯化纖企業集團，先後投入資金350萬元。終因包袱太重，沒有啟動起來，職工利益大受影響。

　　中煤第三建設公司共有在冊職工18298人，離退休職工5836人，職工家屬及其子女近5萬人。由於企業陷入困境，職工收入大幅度下降，有的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無法維持。全公司6000多名職工沒有活幹，1萬多名職工連續2～5個月沒有開過工資，全公司拖欠職工工資1580萬，拖欠退休人員工資462萬元；5451戶職工沒住房，擠在臨時倉庫和臨時工棚裏，1200多戶職工住在50年代建的危房中，職工有病沒錢進醫院。該公司有3個處已連續2年沒有報銷醫藥費，其中有個處發生了4起因生活所迫無錢看病，而服藥自殺、懸梁身亡事件。現在，全公司已欠職工醫藥費268.05萬元。有的職工四處乞討要飯，有的職工子女因交不起學費而退學，甚至出現被迫賣淫事件……

　　“賴活”著的企業職工活得如此艱難沉重。那麽，已“死去”的企業職工的境況又是怎樣呢？對於瀕臨破產的企業來說，麵臨的正是這樣一場生與死的煎熬。宣布破產並不是故事的完結，而往往是走向新生的開端。

　　沈陽防爆器材廠是共和國開天辟地第一個宣布破產的企業。原廠長石永階後來自辦起沈陽市皇姑區振興電器開關廠。他對前去采訪的記者說，企業破產了，大夥全失業了，後退一步天地寬，有鄧小平他老人家給的政策，沒工作自己找。那70多人有一半搞了個體，都發家致富了，剩下的一半也都找到了單位，幹得都不錯。當年，我們這些人怨氣衝天，恨“破產”，現在，大夥全都說當年破產破對了。要不，我們守著那個破廠子苦熬，哪能像今天過得這樣開心啊！

　　重慶針織總廠破產後，很快被重慶海外實業開發公司買下，改換門庭易名為重慶海外針織總廠。一個月後，“海針廠”的第一批產品就運到香港，轉銷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全年的生產任務被廣交會訂滿，1993年的產品全部銷往國外，其“海王星”針棉織品設計已經得到世界市場認可。過去重針廠一年最高銷售收入4500多萬元，現在海針廠8個月就能達到；過去職工月最高工資200多元，人均100元，而現在月最高工資可拿750元，人均近400元。

　　死亡，原本是生物界物質轉換的一個過程，唯有在它移植到經濟學中的時候，人們賦予它一層超脫本意的意義：死即是生。事實證明，“好死”並不比“賴活”差，而“賴活”已經確實不比“好死”強。盡管破產是痛苦的，也是職工的極不願意麵臨的“厄運”，但“厄運”中也許正孕育著好運和活路。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存在著生與死的辯證法，一些企業興旺發展，另一些企業可能會淘汰消亡。企業有生有死，優勝劣汰，這既是市場競爭規律的必然結果，也是搞活國有企業、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必由之路。

　　原載1995年海南《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