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轉輾南北避戰亂 未辨東西赴疆場
程應鏐，“一門三督撫”之老二程煥采第六代孫，1916年11月4日（舊曆十月初九）出生於江西省新建縣大塘鄉汪山土庫。5歲那年，他入設在家中的望廬樓私塾讀書，讀的是《四書》《左傳》和《古文觀止》等。在望廬樓裏，他接受了六年舊式教育。祖母是幼年對他影響最深的人，經常給他講家史，希望他成為太高祖那樣公正清廉的官吏。
1928年，程應鏐去南昌，半年補習完考中學的課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讀書麵大為拓寬，生理衛生、植物學都使他感到前所未聞的新鮮。1932年，他以成績優良免試直升本校高中，就讀理科。南昌當時是“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教育也頗受這一運動的影響。他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風島社”，開始向刊物投稿。1933年，他寫過一篇《我們的西北》，投寄給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發表，時僅19歲。因新任教務主任有意為難，指責他和幾個同學不服管教，1934年，他被迫轉學到南昌私立心遠中學。這個學校的曆史教師講中法戰爭，講甲午戰爭，講戊戌政變，常講得流淚，而他也聽得流淚。在曆史老師的影響之下，他喜歡上了曆史，決定棄理學文。
1935年夏天，20歲的程應鏐考取了燕京大學曆史係。秋天，他負笈北上，賦詩說“異鄉月好不須圓”，抒發了開拓新生活的豪邁胸襟。一入大學，他就如饑似渴地閱讀俄國小說、古典詩詞和《世說新語》之類的著作。然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受抗日民主運動的影響，他漸漸感到蔣介石所說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
1936年初，程應鏐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這年，燕京大學成立了“一二九文藝社”，他成為負責人之一，主持名為《青年作家》的文藝刊物。當時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做代表去找沈從文，於是他初謁這位自己傾慕已久的作家。沈從文為《青年作家》的創刊號寫了一篇幾千字的長文--《對於這新刊誕生的頌詞》。這年春夏之際，他與燕京大學同學王名衡、劉春發起組織“大學藝文社”，出版《大學藝文》雜誌。他還代表燕京大學“一二九文藝社”和“大學藝文社”，參加由清華大學發起組織的北方文學社成立大會。他當時是藝術至上論者，強調寫什麽都可以，但必須“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動人心。這一主張遭到劉春的尖銳批評，撤銷了他出席“北方文學會”的資格。這年，他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年底，參加上海婦孺慰勞團，赴綏遠，同行之人有柯華、周遊、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程應鏐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遊擊隊，但沒有成功。8月初，他經天津至秦皇島，由海道在8月12日到上海。次日轉乘滬杭車至嘉興，由蘇嘉路經蘇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餘，參加過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工作。9月中，他離開南京，回新建故鄉小住數日，即由九江去漢口，借讀於武漢大學曆史係。12月，因範長江的介紹，他到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工作，主要編印團宣傳科發行的一種油印報，開始使用流金的筆名。這年，他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離散之前》《平津道上》《記綏遠》《給一二九運動中的朋友們》等文章，真實反映了盧溝橋事變以後人民的流離失所的情景。
1938年4月，柯華從八路軍總部來到六八六團，他打算組建一個火線通訊社，刊發八路軍戰地消息和照片，邀請程應鏐參加。征得領導同意，他們同去延安。延安有關方麵同意他們去武漢，一方麵向國民政府辦理通訊社的登記手續，一方麵采購通訊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縣碰到周遊，便邀他一道參加通訊社工作。5月，周恩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他們，認為國民黨不會批準通訊社立案的，要求他們等延安電示再定行止。在武漢待命期間，程應鏐寫了一些記述八路軍抗戰的報道、散文和小說，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們怎樣在這裏生長著》《黑夜的遊龍》和《姑射山中的風雪》等，他還以八路軍的戰地生活為題材，寫過一本名為《一個士兵的手記》的小書。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機會回家省親，在故鄉汪山土庫組織大塘青年讀書會，舉辦農民識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寫抗日標語，還演出短劇《放下你的鞭子》。其後，讀書會有些成員分別去了延安和新四軍，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當他返回武漢時，柯華、周遊已奉命北上，他便由江西經湖南、貴州輾轉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應鏐轉入西南聯合大學曆史係繼續學習，閱讀了大量中國曆史書籍，為以後的史學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1939年，因沈從文推薦，他參加了昆明《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輯工作，結識了鳳子和孫毓棠。不少聯大的學生在這一副刊上發表他們的處女作。他自己也發表了《秦皇島上》《副官》《故鄉小景》和《澂江小記》等大量文學作品。他在聯大兩年，除了學習，便是寫小說和散文，內容多與抗戰有關，也充滿了對故鄉的思念。1940年夏天，程應鏐畢業於西南聯大曆史係。畢業之前，他已在聯大所屬師範學院的史地研究室參加過一個時期的工作，師範學院有意留他擔任助教。就在這時，燕京大學同學趙榮聲從洛陽來信，他當時是共產黨員，正在洛陽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當秘書，希望程應鏐也去那裏。於是，程應鏐決計重返抗戰前線。8月初，由昆明間關赴洛陽，行程十分艱苦，從重慶到寶雞幾乎走了一個月。到西安時，他因痢疾猛襲，幾度昏迷，多虧途中結識的國民黨某軍副師長蔡劍鳴將他送入醫院，才轉危為安。到達洛陽後，他擔任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上校秘書。1941年夏季，轉入第一戰區第十三軍任上校秘書，仍駐洛陽。這期間，他到過葉縣、鄭州、登封、密縣、新鄭，招待過記者，參觀過名勝古跡。工作之餘繼續小說、散文、舊詩的創作，有的寄到重慶《大公報》發表，有的則在洛陽《陣中日報》和《北戰場》上發表。在《北戰場》上，他發表了長篇小說《京兒與小慶》的部分章節。洛陽的軍旅生涯離他的追求相去頗遠，他在詩裏抒發內心的不滿：“蕭條山市堪沽酒，寥落軍書好醉眠”；“何時棄此冷官去，獨向湖邊賦索居。”同時，他對抗戰前途和民生疾苦依舊投以殷切的關注：“民困應知征調久，邊烽頻報捷書遲。諸公好畫平戎策，莫任蒼生靡孑遺！”
1944年8月，程應鏐與李宗蕖在貴陽結婚。不久，他攜妻移居昆明，擔任雲南大學文史係助教，並在私立天祥中學任教。因丁則良的介紹，他與聞一多、吳晗相識，和民盟發生了關係。由於吳晗的介紹，他與丁則良雖都不是盟員，但參加過民盟邀集的座談會。《民主周刊》發行後，程應鏐寫過《一二九回憶》和《一個十九歲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給聞一多，由他拿去發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從文的關係，他開始編輯《觀察報》副刊《新希望》。
抗日戰爭雖然勝利了，但政治現狀並不符合程應鏐所追求的民主社會的理想。這年歲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應鏐，他與廣大學生一起投入了民主運動。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學訓導主任。不久，學校遷往距昆明七八裏地的小壩，遷校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請當時在校任教的馮契寫了一首遷校的歌詞，以後成為這個學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學時，向學生大力宣傳“獨立不懼，樸質自然”的人生精神。1946年4月，聞一多希望程應鏐也能和他一樣勇敢地過問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7月16日，聞一多被暗殺的次日，他去醫院瞻仰了尊敬的師長的遺體。他後來指出：“這件事對我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我對國民黨反動派如此無恥地暗殺一個正直的學者，充滿了憤恨。”一時傳聞他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在學生協助下，他隻身匆匆飛抵武漢，把妻兒都留在了昆明。在武漢等待親人的日子裏，他寫詩吊唁聞一多，抒發他的哀悼和憤慨：
西南漂泊佳人死，忍淚脫從虎口來。
契闊死生誠夢寐，鬥爭文字疾風雷。
望門投宿思張儉，酹酒臨江吊楚閭。
家國阽危忠義絕，江聲東去隱沉哀。
8月，程應鏐挈婦將雛回鄉探親，1947年2月由故鄉抵滬，任新陸師範學校教員，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社會科學係副教授。在這裏他結識了孫大雨和戴望舒。這年秋天，他們介紹他參加了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上海教育界當時發表支持反饑餓、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與大教聯成員都簽了名。9月起，程應鏐兼任市立師範專科學校的訓育主任，因站在學生方麵與貪汙學生夥食費的校長董任堅作鬥爭，11月被當時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職。從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為生計所迫，他還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學兼課。1948年，因支持學生運動，他被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學院任教。這年9月起，因張芝聯介紹，他被聘為私立光華大學副教授，繼續參加民主運動。1949年春，他由尚丁（孫錫綱）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組織關係。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華大學上課，有人告訴他，國民黨在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貼出逮捕的名單，第一個便是他。他當即去找張芝聯，請他用光華的車把自己送走。他蟄居了將近兩個月，除了幾個最親近的人，誰都不見麵。從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間，他在《中國建設》和《啟示》等雜誌上發表了《知識分子的路》《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製度》《論持久和平》《民主主義的真諦》《論新中國文化的創造》等長篇政論，還寫了《幫忙與扯淡》《癡人說夢》和《停戰乎？和平乎？》等雜文，宣傳民主政治，抨擊專製獨裁，揭露國民黨的和平陰謀。在避難的日子裏，他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28年，程應鏐去南昌，半年補習完考中學的課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讀書麵大為拓寬，生理衛生、植物學都使他感到前所未聞的新鮮。1932年，他以成績優良免試直升本校高中，就讀理科。南昌當時是“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教育也頗受這一運動的影響。他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風島社”，開始向刊物投稿。1933年，他寫過一篇《我們的西北》，投寄給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發表，時僅19歲。因新任教務主任有意為難，指責他和幾個同學不服管教，1934年，他被迫轉學到南昌私立心遠中學。這個學校的曆史教師講中法戰爭，講甲午戰爭，講戊戌政變，常講得流淚，而他也聽得流淚。在曆史老師的影響之下，他喜歡上了曆史，決定棄理學文。
1935年夏天，20歲的程應鏐考取了燕京大學曆史係。秋天，他負笈北上，賦詩說“異鄉月好不須圓”，抒發了開拓新生活的豪邁胸襟。一入大學，他就如饑似渴地閱讀俄國小說、古典詩詞和《世說新語》之類的著作。然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受抗日民主運動的影響，他漸漸感到蔣介石所說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
1936年初，程應鏐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這年，燕京大學成立了“一二九文藝社”，他成為負責人之一，主持名為《青年作家》的文藝刊物。當時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做代表去找沈從文，於是他初謁這位自己傾慕已久的作家。沈從文為《青年作家》的創刊號寫了一篇幾千字的長文--《對於這新刊誕生的頌詞》。這年春夏之際，他與燕京大學同學王名衡、劉春發起組織“大學藝文社”，出版《大學藝文》雜誌。他還代表燕京大學“一二九文藝社”和“大學藝文社”，參加由清華大學發起組織的北方文學社成立大會。他當時是藝術至上論者，強調寫什麽都可以，但必須“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動人心。這一主張遭到劉春的尖銳批評，撤銷了他出席“北方文學會”的資格。這年，他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年底，參加上海婦孺慰勞團，赴綏遠，同行之人有柯華、周遊、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程應鏐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遊擊隊，但沒有成功。8月初，他經天津至秦皇島，由海道在8月12日到上海。次日轉乘滬杭車至嘉興，由蘇嘉路經蘇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餘，參加過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工作。9月中，他離開南京，回新建故鄉小住數日，即由九江去漢口，借讀於武漢大學曆史係。12月，因範長江的介紹，他到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工作，主要編印團宣傳科發行的一種油印報，開始使用流金的筆名。這年，他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離散之前》《平津道上》《記綏遠》《給一二九運動中的朋友們》等文章，真實反映了盧溝橋事變以後人民的流離失所的情景。
1938年4月，柯華從八路軍總部來到六八六團，他打算組建一個火線通訊社，刊發八路軍戰地消息和照片，邀請程應鏐參加。征得領導同意，他們同去延安。延安有關方麵同意他們去武漢，一方麵向國民政府辦理通訊社的登記手續，一方麵采購通訊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縣碰到周遊，便邀他一道參加通訊社工作。5月，周恩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他們，認為國民黨不會批準通訊社立案的，要求他們等延安電示再定行止。在武漢待命期間，程應鏐寫了一些記述八路軍抗戰的報道、散文和小說，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們怎樣在這裏生長著》《黑夜的遊龍》和《姑射山中的風雪》等，他還以八路軍的戰地生活為題材，寫過一本名為《一個士兵的手記》的小書。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機會回家省親，在故鄉汪山土庫組織大塘青年讀書會，舉辦農民識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寫抗日標語，還演出短劇《放下你的鞭子》。其後，讀書會有些成員分別去了延安和新四軍，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當他返回武漢時，柯華、周遊已奉命北上，他便由江西經湖南、貴州輾轉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應鏐轉入西南聯合大學曆史係繼續學習，閱讀了大量中國曆史書籍，為以後的史學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1939年，因沈從文推薦，他參加了昆明《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輯工作，結識了鳳子和孫毓棠。不少聯大的學生在這一副刊上發表他們的處女作。他自己也發表了《秦皇島上》《副官》《故鄉小景》和《澂江小記》等大量文學作品。他在聯大兩年，除了學習，便是寫小說和散文，內容多與抗戰有關，也充滿了對故鄉的思念。1940年夏天，程應鏐畢業於西南聯大曆史係。畢業之前，他已在聯大所屬師範學院的史地研究室參加過一個時期的工作，師範學院有意留他擔任助教。就在這時，燕京大學同學趙榮聲從洛陽來信，他當時是共產黨員，正在洛陽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當秘書，希望程應鏐也去那裏。於是，程應鏐決計重返抗戰前線。8月初，由昆明間關赴洛陽，行程十分艱苦，從重慶到寶雞幾乎走了一個月。到西安時，他因痢疾猛襲，幾度昏迷，多虧途中結識的國民黨某軍副師長蔡劍鳴將他送入醫院，才轉危為安。到達洛陽後，他擔任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上校秘書。1941年夏季，轉入第一戰區第十三軍任上校秘書，仍駐洛陽。這期間，他到過葉縣、鄭州、登封、密縣、新鄭，招待過記者，參觀過名勝古跡。工作之餘繼續小說、散文、舊詩的創作，有的寄到重慶《大公報》發表，有的則在洛陽《陣中日報》和《北戰場》上發表。在《北戰場》上，他發表了長篇小說《京兒與小慶》的部分章節。洛陽的軍旅生涯離他的追求相去頗遠，他在詩裏抒發內心的不滿：“蕭條山市堪沽酒，寥落軍書好醉眠”；“何時棄此冷官去，獨向湖邊賦索居。”同時，他對抗戰前途和民生疾苦依舊投以殷切的關注：“民困應知征調久，邊烽頻報捷書遲。諸公好畫平戎策，莫任蒼生靡孑遺！”
1944年8月，程應鏐與李宗蕖在貴陽結婚。不久，他攜妻移居昆明，擔任雲南大學文史係助教，並在私立天祥中學任教。因丁則良的介紹，他與聞一多、吳晗相識，和民盟發生了關係。由於吳晗的介紹，他與丁則良雖都不是盟員，但參加過民盟邀集的座談會。《民主周刊》發行後，程應鏐寫過《一二九回憶》和《一個十九歲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給聞一多，由他拿去發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從文的關係，他開始編輯《觀察報》副刊《新希望》。
抗日戰爭雖然勝利了，但政治現狀並不符合程應鏐所追求的民主社會的理想。這年歲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應鏐，他與廣大學生一起投入了民主運動。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學訓導主任。不久，學校遷往距昆明七八裏地的小壩，遷校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請當時在校任教的馮契寫了一首遷校的歌詞，以後成為這個學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學時，向學生大力宣傳“獨立不懼，樸質自然”的人生精神。1946年4月，聞一多希望程應鏐也能和他一樣勇敢地過問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7月16日，聞一多被暗殺的次日，他去醫院瞻仰了尊敬的師長的遺體。他後來指出：“這件事對我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我對國民黨反動派如此無恥地暗殺一個正直的學者，充滿了憤恨。”一時傳聞他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在學生協助下，他隻身匆匆飛抵武漢，把妻兒都留在了昆明。在武漢等待親人的日子裏，他寫詩吊唁聞一多，抒發他的哀悼和憤慨：
西南漂泊佳人死，忍淚脫從虎口來。
契闊死生誠夢寐，鬥爭文字疾風雷。
望門投宿思張儉，酹酒臨江吊楚閭。
家國阽危忠義絕，江聲東去隱沉哀。
8月，程應鏐挈婦將雛回鄉探親，1947年2月由故鄉抵滬，任新陸師範學校教員，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社會科學係副教授。在這裏他結識了孫大雨和戴望舒。這年秋天，他們介紹他參加了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上海教育界當時發表支持反饑餓、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與大教聯成員都簽了名。9月起，程應鏐兼任市立師範專科學校的訓育主任，因站在學生方麵與貪汙學生夥食費的校長董任堅作鬥爭，11月被當時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職。從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為生計所迫，他還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學兼課。1948年，因支持學生運動，他被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學院任教。這年9月起，因張芝聯介紹，他被聘為私立光華大學副教授，繼續參加民主運動。1949年春，他由尚丁（孫錫綱）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組織關係。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華大學上課，有人告訴他，國民黨在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貼出逮捕的名單，第一個便是他。他當即去找張芝聯，請他用光華的車把自己送走。他蟄居了將近兩個月，除了幾個最親近的人，誰都不見麵。從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間，他在《中國建設》和《啟示》等雜誌上發表了《知識分子的路》《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製度》《論持久和平》《民主主義的真諦》《論新中國文化的創造》等長篇政論，還寫了《幫忙與扯淡》《癡人說夢》和《停戰乎？和平乎？》等雜文，宣傳民主政治，抨擊專製獨裁，揭露國民黨的和平陰謀。在避難的日子裏，他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