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早懷赤心寄翰墨 晚於青史識蒼涼
早年程應鏐一直有著成為文學家的夢想，且寫了不少文學作品，後來身不由己才從事曆史研究。
對新政權的誕生，程應鏐當時是由衷高興的，有《聞解放軍雲集江岸喜成一絕》。1949年5月，程應鏐仍在光華大學和法政學院任教，還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組織委員會的成員。他後來被任命為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過組織委員會的副主委，積極參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動。例如，7月15日紀念李公樸和聞一多的大會，他不但參與了籌備工作，還是主要負責人之一。自7月底8月初起，他擔任《展望》周刊的編輯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處指定程應鏐擔任光華大學的政治教授，同時，上海市軍管會中教處派他前往高橋中學任校長。次年年初，他辭去《展望》的編輯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專任高橋中學校長。他平生有兩大願望，一是辦刊物，二是辦學校。出掌高橋中學，滿足了他辦學的夙願。他本來就有一套辦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橋中學，便把這些主張付諸實踐。在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之下，他從辦公費中節減款項，購置圖書。其後幾年，圖書購置經費成倍增加，學生已能在圖書室裏閱讀到各種中外文學名著。他努力貫徹“教學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的口號，把升學率作為衡量辦學好壞的標準。到任不久，他還抓了學生勞動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短短數年，高橋中學就成為聞名滬上的浦東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橋中學校長、光華大學教授的同時，教育局一度命程應鏐兼任上海工業專科學校秘書長，負責行政領導工作，但他在暑假後就辭去這一兼職。這年冬天，教育局組織部分中學的行政負責人和教師去安徽宿縣參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縣王堂村工作了一個多月。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光華大學和大夏大學合並成立華東師範大學，他辭去了原先兼任的光華大學的教職。這年，他參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學習，通過以後，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橋中學的高中政治教員。思想改造運動，是新政權成立以後第一次觸及舊知識分子靈魂的政治運動，樹立了執政黨的絕對權威。程應鏐感到自己不是黨員，不適宜做行政領導工作，幾次向教育局辭職，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學和科研，都未獲準。
1954年暑假，他從高橋中學調至上海師範專科學校，任曆史科主任。在其後三年間，他代理過一年教務主任，擔任過校工會主席，但主要負責曆史學科的建設工作。在各種會議上，他總是強調必須尊重教師，認為師專既然是高校，就應當從速確立學銜，不能都是一般教師。他十分重視圖書資料室的建設，添置了像《明實錄》《冊府元龜》這樣的重要典籍。他還認為曆史教學必須充分利用實物，向學校建議籌辦文物陳列室。在爭取到資金以後，他致函委托在北京曆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在京代為收購故宮博物院不收購的文物。文物陸續運達上海，他捐贈了自己所藏乾隆宮紙和數種絲織物。還趁沈從文以政協委員身份視察之便，邀請他來校對文物陳列室作具體指導。1957年，文物陳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現已改建為上海師範大學博物館）。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師範學院成立，程應鏐出任曆史係主任。這年，他當選為民盟上海市委委員，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6年，當“雙百”方針提出時，程應鏐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主張來詮釋這一方針。這種自由主義的理解使他毫無顧忌地批評時政，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學生”點名劃為右派。他堅持認為自己並沒有“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和某些黨員幹部相處不好，隻是個性脾氣，絕不是反黨。從7月份起，他被免去曆史係主任的職務，入資料室工作，等待所謂處理結論。即便如此，為曆史係的建設，他仍然不計一己之榮辱，主動提議整理文物陳列室所購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檢討”的間隙，白天赴上海圖書館查核有關資料，入夜則伏案運思，揮毫作跋。在這個急風暴雨般的仲夏，他將曆史係收藏的全部碑帖研究了一遍，對每一通碑帖都撰寫了一篇見識精到的跋語，交係備用。
1960年9月，程應鏐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正式授課。他感到作為教師還必須有點真才實學，於是從1961年秋天開始，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如何重理舊業，掌握魏晉南北朝的曆史資料，為著書立說做準備。隻要一有餘暇，他就埋頭於史學研究，盡管當時沒有學術刊物會發表他的文章，但他還是陸續完成了《農業勞動力與三國兩晉南北朝田製的變化關係》《魏晉南北朝民族略論》和《拓跋部漢化過程中問題述論》等論文。他有一首詩反映了在政治運動的夾縫裏偷閑治史的情景：
少逐聲名翰墨場，晚於青史識蒼涼。
九年蝶夢迷歸路，三斛純灰淨穢腸。
綠色侵簾瓜豆蔓，好風穿戶午蔭長。
夜窗臥看星河落，清露無聲枕簟涼。
由於周遊和吳晗的促成，出版社約程應鏐在一套《中國曆代史話》中寫《南北朝史話》。1963年，他寫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吳晗通讀了全文，回信鼓勵他：“就按這個樣子寫下去。我們打算把它印出來，作為擔任其他各朝史話作者的參考。”寫作過程中，吳晗和他通過四五封信，討論的問題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吳晗都明確表示了意見。1964年春，《南北朝史話》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樣。終因政治大氣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批判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他以為吳晗的問題是個學術問題，也希望是個學術問題，但在表示意見時，卻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不能再犯錯誤。196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晗與胡適》，他不僅感到吳晗問題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預感到又一場階級鬥爭風暴的來臨。他的內心充滿了恐懼，希望自己能夠保住平安，被迫把吳晗1963年的來信交給了曆史係黨總支。
風暴終於來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階段，他每次去看大字報時，總是擔心大字報會集中揭露自己的問題。吸取了反右鬥爭的教訓，他主動交代了和吳晗、周遊的關係，交出了周遊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師院的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圖書和詩稿，還準備燒毀文物陳列室的珍貴藏品，把他與魏建猷和張家駒等人掛牌遊鬥。沉重的鐵質遊鬥牌壓壞了他的頸椎神經。他認為紅衛兵全麵地否定過去的文化“太過分”，也“不合法”。運動初期的驚濤駭浪過去以後，他作為牛鬼蛇神被送到學校附近的桂林二隊勞動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場，到梅隴鎮去拉磚瓦，去七寶鎮運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寶路上拉糞車……這期間，他與親朋好友都斷絕了往來。晚飯後，和妻子一燈相對，唯一可以排悶的，便是讀書。從中學便已熟讀的《資治通鑒》成為他唯一的精神伴侶。他常常是坐在破沙發上，翻到哪裏，就讀下去，時而沉浸在曆史之中，忘記了一切，時而古今對讀，發出會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應鏐是在寫檢查交代中度過的。這年5月，全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他也沒完沒了地寫交代，現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的“罪行交代”約25000字；三天後，續寫“我的交代”，約萬言。當月，寫了十餘份“交代”。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離審查。4月12日寫了長達20頁後被“解放”。5月，參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隊”，赴橫沙島。連年的揪鬥關押，讓他驚魂不定，麵對橫沙島上的風雨怒濤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寫了一首詩：
海上濤來雲似墨，天邊雁字月如霜。
夜窗猶憶驚風雨，老眼婆娑淚萬行。
大約從這年歲末起，程應鏐轉到鬆江佘山勞動。1970年5月，轉赴江蘇大豐“五七幹校”，繼續那種無休無止的改造和學習。
1971年4月，工宣隊發還抄家取去的書物，而程應鏐所珍愛的詩稿本卻不見蹤影，於是他憑借著記憶默錄出部分舊作。10月2日，他為默錄的詩稿寫了一段跋語：齠齡學詩，至今四十餘年。自二十五歲至五十歲，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為紅衛兵取去。當時竊惟革命人們可以據此審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頗有與時事有關者，即友朋答贈的篇什，也可見交遊。這種東西，本來是應當燒掉的。為了使兒女從這裏取得一些教訓，則還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這個人自幼讀孔孟之書，後又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潤。在洛陽，雖有憂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憂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滅了，卻仍然拒絕到工農兵中去。‘北去南來’、‘東行西上’，固實有所指，但也不過是對朱顏失去的悵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寫實，仍舊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過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語強調”讀其詩，想見其為人重錄了這些東西，不免和它們一同回到了過去的日子，肯定詩草對了解其人其事的價值。這些詩草與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說、散文、報道、雜感和政論，後來大都收入《流金集詩文編》。
從1972年起，程應鏐結束了在大豐“五七幹校”的勞動，參加上海師範大學二十四史標點組，先後參與標點了《宋史》《尉繚子》《荀子簡注》《國語》等，尤以《宋史》標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標校完畢。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標點組開始標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續資治通鑒長編》。
十年動亂中，程應鏐私下裏隻與魏建猷、張家駒仍有往還，患難之中保持著十分感人的友誼。1973年，他們三人還結伴攜妻出遊蘇州，成為那黯淡的歲月中鮮見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門事件的消息傳來，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達了對政治陰晴的密切關注和樂觀情緒：
日裏幾番晴雨晦，夜來月色暗還明。
黃梅時節江南客，頭白昏昏醉複醒。
10月，他聽到粉碎“四人幫”的喜訊，也有詩紀其事：
誰知覆雨翻雲手，攪得周天陣陣寒。
易直果能當大事，未須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呂端的字，他一向被視為“大事不糊塗”的名相。程應鏐諳熟宋史，他預感到一個災難深重的曆史時期即將過去。
1977年，程應鏐仍在二十四史標點組工作，該標點組後來改為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應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為十餘年前的舊稿《南北朝史話》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華已經21年，見到闊別已久的師友，撫今追昔，既感慨，又高興。在北京的50天裏，他往往上午校改書稿，下午去訪尋古跡，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約有兩次去小羊宜賓胡同探訪沈從文。他還去探望了吳晗的遺孤，吳晗是促成他寫《南北朝史話》的師友之一。稿子修改完畢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細雨，他獨自坐在窗下，寫了一首懷念吳晗的詩：
地下能相見，生逢不可期。秋深雲漠漠，風老雨絲絲。
遺劄當三複，淫威逞一時。勞人還草草，寂寞待春歸。
詩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氣候乍暖還寒的當時，他還不敢輕易示人。
1978年，高考恢複以後首屆曆史專業的本科生入學，程應鏐不僅為他們製定了教學計劃，還親自擔任了《中國曆史文選》的教學工作。這年歲末改正右派錯劃，他出任上海師範學院曆史係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為曆史係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業殫精竭慮，忘我工作。同時，他的學術活動和社會兼職也日漸增多。1979年，程應鏐被選為新一屆的中國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成為全國第一批恢複招生的中國古代史碩士點學科帶頭人。這年3月，他在為即將出版的《南北朝史話》所作的後記裏說：“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我還應當在我的晚年為我國史學作出一點什麽來。”他確實是以這種精神鞭策自己的，迎來了自己學術和事業的最後收獲期。寫完後記，他趕赴成都參加全國史學規劃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宋史研究會，並推北京大學鄧廣銘、暨南大學陳樂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酈家駒和上海師範學院程應鏐組成籌備小組，責成上海師院負責具體籌備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參加《中國曆史大辭典》編輯會議，與北京大學鄧廣銘同被聘為《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主編。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參加中國曆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會議決定分卷出1980年冬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前身古籍整理研究室教師和研究生的合影。前排左起：吳紹烈、徐光烈、程應鏐、陳光貼（兼職教授）、顏克述、秦英、陳九思、馬茂元、吳邦彥；後排左起：陳仲達、蕭魯陽、顧吉辰、朱傑人、俞宗憲、呂友仁、楊立揚、許沛藻、王鬆齡、李偉國、金圓版《中國曆史大辭典》，希望宋史卷能作為斷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書。會後，他全力投入《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的組織工作。10月，他與鄧廣銘、陳樂素發起組織的中國宋史研究會在上海師範學院舉行成立大會。會上，他代表籌備小組介紹了宋史研究會的籌備經過，並被選為秘書長，主持宋史研究會秘書處工作。這年，他開始為撰寫《範仲淹新傳》作前期準備。
1981年，程應鏐完全擺脫學校裏的工作，夜以繼日地為《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審稿、定稿。1982年4月，他被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療，但夢牽魂繞的卻是盡量奪回十年浩劫損失的時光，為史學研究多做貢獻。
1983年，程應鏐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礎上創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長，並把上海師院的古籍整理專業建設成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點學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參加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並與妻子重遊昆明、貴陽等舊地，返滬後赴無錫參加中國曆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參加紀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西南之行，故地重遊，令他感慨和興奮，為此他寫了一組《重遊西南雜事詩》。江西是他的故鄉，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誌敏，歐陽修和陳寅恪，以“氣節文章堪繼往，江山人物自開顏”的詩句來頌往勉今。他頻繁地參加各種重要的學術活動，人們難以相信他是一個癌症初愈、年近七旬的病人。這年秋天，他開始寫作《範仲淹新傳》。寫作之前，他對怎樣研究曆史人物的問題考慮了很久。上海師院校慶，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這個問題作了一次學術報告。10月去貴陽，在貴州大學又講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師範大學講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曆史研究》創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約稿函，便寫了《談曆史人物的研究》。《範仲淹新傳》的寫作，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論述思想的一次實踐。
1985年7月，《範仲淹新傳》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學參加國際宋史討論會。月末，赴貴陽參加清華中學恢複舊名活動。10月，《範仲淹新傳》出版，又著手《司馬光新傳》的寫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名譽所長。1987年9月，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上被增補為副會長，仍兼秘書長。1991年8月，《司馬光新傳》出版。1994年7月25日，程應鏐病逝於上海寓所。
對新政權的誕生，程應鏐當時是由衷高興的，有《聞解放軍雲集江岸喜成一絕》。1949年5月，程應鏐仍在光華大學和法政學院任教，還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組織委員會的成員。他後來被任命為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過組織委員會的副主委，積極參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動。例如，7月15日紀念李公樸和聞一多的大會，他不但參與了籌備工作，還是主要負責人之一。自7月底8月初起，他擔任《展望》周刊的編輯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處指定程應鏐擔任光華大學的政治教授，同時，上海市軍管會中教處派他前往高橋中學任校長。次年年初，他辭去《展望》的編輯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專任高橋中學校長。他平生有兩大願望，一是辦刊物，二是辦學校。出掌高橋中學，滿足了他辦學的夙願。他本來就有一套辦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橋中學，便把這些主張付諸實踐。在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之下，他從辦公費中節減款項，購置圖書。其後幾年，圖書購置經費成倍增加，學生已能在圖書室裏閱讀到各種中外文學名著。他努力貫徹“教學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的口號，把升學率作為衡量辦學好壞的標準。到任不久，他還抓了學生勞動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短短數年，高橋中學就成為聞名滬上的浦東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橋中學校長、光華大學教授的同時，教育局一度命程應鏐兼任上海工業專科學校秘書長，負責行政領導工作，但他在暑假後就辭去這一兼職。這年冬天，教育局組織部分中學的行政負責人和教師去安徽宿縣參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縣王堂村工作了一個多月。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光華大學和大夏大學合並成立華東師範大學，他辭去了原先兼任的光華大學的教職。這年，他參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學習，通過以後，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橋中學的高中政治教員。思想改造運動，是新政權成立以後第一次觸及舊知識分子靈魂的政治運動，樹立了執政黨的絕對權威。程應鏐感到自己不是黨員，不適宜做行政領導工作，幾次向教育局辭職，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學和科研，都未獲準。
1954年暑假，他從高橋中學調至上海師範專科學校，任曆史科主任。在其後三年間，他代理過一年教務主任，擔任過校工會主席，但主要負責曆史學科的建設工作。在各種會議上，他總是強調必須尊重教師，認為師專既然是高校，就應當從速確立學銜，不能都是一般教師。他十分重視圖書資料室的建設，添置了像《明實錄》《冊府元龜》這樣的重要典籍。他還認為曆史教學必須充分利用實物，向學校建議籌辦文物陳列室。在爭取到資金以後，他致函委托在北京曆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在京代為收購故宮博物院不收購的文物。文物陸續運達上海，他捐贈了自己所藏乾隆宮紙和數種絲織物。還趁沈從文以政協委員身份視察之便，邀請他來校對文物陳列室作具體指導。1957年，文物陳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現已改建為上海師範大學博物館）。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師範學院成立，程應鏐出任曆史係主任。這年，他當選為民盟上海市委委員，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6年，當“雙百”方針提出時，程應鏐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主張來詮釋這一方針。這種自由主義的理解使他毫無顧忌地批評時政，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學生”點名劃為右派。他堅持認為自己並沒有“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和某些黨員幹部相處不好，隻是個性脾氣，絕不是反黨。從7月份起，他被免去曆史係主任的職務，入資料室工作，等待所謂處理結論。即便如此，為曆史係的建設，他仍然不計一己之榮辱，主動提議整理文物陳列室所購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檢討”的間隙，白天赴上海圖書館查核有關資料，入夜則伏案運思，揮毫作跋。在這個急風暴雨般的仲夏，他將曆史係收藏的全部碑帖研究了一遍，對每一通碑帖都撰寫了一篇見識精到的跋語，交係備用。
1960年9月，程應鏐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正式授課。他感到作為教師還必須有點真才實學，於是從1961年秋天開始，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如何重理舊業，掌握魏晉南北朝的曆史資料，為著書立說做準備。隻要一有餘暇，他就埋頭於史學研究，盡管當時沒有學術刊物會發表他的文章，但他還是陸續完成了《農業勞動力與三國兩晉南北朝田製的變化關係》《魏晉南北朝民族略論》和《拓跋部漢化過程中問題述論》等論文。他有一首詩反映了在政治運動的夾縫裏偷閑治史的情景：
少逐聲名翰墨場，晚於青史識蒼涼。
九年蝶夢迷歸路，三斛純灰淨穢腸。
綠色侵簾瓜豆蔓，好風穿戶午蔭長。
夜窗臥看星河落，清露無聲枕簟涼。
由於周遊和吳晗的促成，出版社約程應鏐在一套《中國曆代史話》中寫《南北朝史話》。1963年，他寫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吳晗通讀了全文，回信鼓勵他：“就按這個樣子寫下去。我們打算把它印出來，作為擔任其他各朝史話作者的參考。”寫作過程中，吳晗和他通過四五封信，討論的問題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吳晗都明確表示了意見。1964年春，《南北朝史話》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樣。終因政治大氣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批判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他以為吳晗的問題是個學術問題，也希望是個學術問題，但在表示意見時，卻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不能再犯錯誤。196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晗與胡適》，他不僅感到吳晗問題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預感到又一場階級鬥爭風暴的來臨。他的內心充滿了恐懼，希望自己能夠保住平安，被迫把吳晗1963年的來信交給了曆史係黨總支。
風暴終於來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階段，他每次去看大字報時，總是擔心大字報會集中揭露自己的問題。吸取了反右鬥爭的教訓，他主動交代了和吳晗、周遊的關係，交出了周遊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師院的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圖書和詩稿，還準備燒毀文物陳列室的珍貴藏品，把他與魏建猷和張家駒等人掛牌遊鬥。沉重的鐵質遊鬥牌壓壞了他的頸椎神經。他認為紅衛兵全麵地否定過去的文化“太過分”，也“不合法”。運動初期的驚濤駭浪過去以後，他作為牛鬼蛇神被送到學校附近的桂林二隊勞動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場，到梅隴鎮去拉磚瓦，去七寶鎮運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寶路上拉糞車……這期間，他與親朋好友都斷絕了往來。晚飯後，和妻子一燈相對，唯一可以排悶的，便是讀書。從中學便已熟讀的《資治通鑒》成為他唯一的精神伴侶。他常常是坐在破沙發上，翻到哪裏，就讀下去，時而沉浸在曆史之中，忘記了一切，時而古今對讀，發出會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應鏐是在寫檢查交代中度過的。這年5月，全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他也沒完沒了地寫交代，現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的“罪行交代”約25000字；三天後，續寫“我的交代”，約萬言。當月，寫了十餘份“交代”。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離審查。4月12日寫了長達20頁後被“解放”。5月，參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隊”，赴橫沙島。連年的揪鬥關押，讓他驚魂不定，麵對橫沙島上的風雨怒濤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寫了一首詩：
海上濤來雲似墨，天邊雁字月如霜。
夜窗猶憶驚風雨，老眼婆娑淚萬行。
大約從這年歲末起，程應鏐轉到鬆江佘山勞動。1970年5月，轉赴江蘇大豐“五七幹校”，繼續那種無休無止的改造和學習。
1971年4月，工宣隊發還抄家取去的書物，而程應鏐所珍愛的詩稿本卻不見蹤影，於是他憑借著記憶默錄出部分舊作。10月2日，他為默錄的詩稿寫了一段跋語：齠齡學詩，至今四十餘年。自二十五歲至五十歲，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為紅衛兵取去。當時竊惟革命人們可以據此審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頗有與時事有關者，即友朋答贈的篇什，也可見交遊。這種東西，本來是應當燒掉的。為了使兒女從這裏取得一些教訓，則還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這個人自幼讀孔孟之書，後又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潤。在洛陽，雖有憂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憂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滅了，卻仍然拒絕到工農兵中去。‘北去南來’、‘東行西上’，固實有所指，但也不過是對朱顏失去的悵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寫實，仍舊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過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語強調”讀其詩，想見其為人重錄了這些東西，不免和它們一同回到了過去的日子，肯定詩草對了解其人其事的價值。這些詩草與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說、散文、報道、雜感和政論，後來大都收入《流金集詩文編》。
從1972年起，程應鏐結束了在大豐“五七幹校”的勞動，參加上海師範大學二十四史標點組，先後參與標點了《宋史》《尉繚子》《荀子簡注》《國語》等，尤以《宋史》標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標校完畢。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標點組開始標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續資治通鑒長編》。
十年動亂中，程應鏐私下裏隻與魏建猷、張家駒仍有往還，患難之中保持著十分感人的友誼。1973年，他們三人還結伴攜妻出遊蘇州，成為那黯淡的歲月中鮮見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門事件的消息傳來，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達了對政治陰晴的密切關注和樂觀情緒：
日裏幾番晴雨晦，夜來月色暗還明。
黃梅時節江南客，頭白昏昏醉複醒。
10月，他聽到粉碎“四人幫”的喜訊，也有詩紀其事：
誰知覆雨翻雲手，攪得周天陣陣寒。
易直果能當大事，未須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呂端的字，他一向被視為“大事不糊塗”的名相。程應鏐諳熟宋史，他預感到一個災難深重的曆史時期即將過去。
1977年，程應鏐仍在二十四史標點組工作，該標點組後來改為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應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為十餘年前的舊稿《南北朝史話》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華已經21年，見到闊別已久的師友，撫今追昔，既感慨，又高興。在北京的50天裏，他往往上午校改書稿，下午去訪尋古跡，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約有兩次去小羊宜賓胡同探訪沈從文。他還去探望了吳晗的遺孤，吳晗是促成他寫《南北朝史話》的師友之一。稿子修改完畢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細雨，他獨自坐在窗下，寫了一首懷念吳晗的詩：
地下能相見，生逢不可期。秋深雲漠漠，風老雨絲絲。
遺劄當三複，淫威逞一時。勞人還草草，寂寞待春歸。
詩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氣候乍暖還寒的當時，他還不敢輕易示人。
1978年，高考恢複以後首屆曆史專業的本科生入學，程應鏐不僅為他們製定了教學計劃，還親自擔任了《中國曆史文選》的教學工作。這年歲末改正右派錯劃，他出任上海師範學院曆史係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為曆史係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業殫精竭慮，忘我工作。同時，他的學術活動和社會兼職也日漸增多。1979年，程應鏐被選為新一屆的中國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成為全國第一批恢複招生的中國古代史碩士點學科帶頭人。這年3月，他在為即將出版的《南北朝史話》所作的後記裏說：“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我還應當在我的晚年為我國史學作出一點什麽來。”他確實是以這種精神鞭策自己的，迎來了自己學術和事業的最後收獲期。寫完後記，他趕赴成都參加全國史學規劃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宋史研究會，並推北京大學鄧廣銘、暨南大學陳樂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酈家駒和上海師範學院程應鏐組成籌備小組，責成上海師院負責具體籌備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參加《中國曆史大辭典》編輯會議，與北京大學鄧廣銘同被聘為《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主編。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參加中國曆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會議決定分卷出1980年冬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前身古籍整理研究室教師和研究生的合影。前排左起：吳紹烈、徐光烈、程應鏐、陳光貼（兼職教授）、顏克述、秦英、陳九思、馬茂元、吳邦彥；後排左起：陳仲達、蕭魯陽、顧吉辰、朱傑人、俞宗憲、呂友仁、楊立揚、許沛藻、王鬆齡、李偉國、金圓版《中國曆史大辭典》，希望宋史卷能作為斷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書。會後，他全力投入《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的組織工作。10月，他與鄧廣銘、陳樂素發起組織的中國宋史研究會在上海師範學院舉行成立大會。會上，他代表籌備小組介紹了宋史研究會的籌備經過，並被選為秘書長，主持宋史研究會秘書處工作。這年，他開始為撰寫《範仲淹新傳》作前期準備。
1981年，程應鏐完全擺脫學校裏的工作，夜以繼日地為《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審稿、定稿。1982年4月，他被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療，但夢牽魂繞的卻是盡量奪回十年浩劫損失的時光，為史學研究多做貢獻。
1983年，程應鏐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礎上創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長，並把上海師院的古籍整理專業建設成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點學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參加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並與妻子重遊昆明、貴陽等舊地，返滬後赴無錫參加中國曆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參加紀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西南之行，故地重遊，令他感慨和興奮，為此他寫了一組《重遊西南雜事詩》。江西是他的故鄉，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誌敏，歐陽修和陳寅恪，以“氣節文章堪繼往，江山人物自開顏”的詩句來頌往勉今。他頻繁地參加各種重要的學術活動，人們難以相信他是一個癌症初愈、年近七旬的病人。這年秋天，他開始寫作《範仲淹新傳》。寫作之前，他對怎樣研究曆史人物的問題考慮了很久。上海師院校慶，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這個問題作了一次學術報告。10月去貴陽，在貴州大學又講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師範大學講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曆史研究》創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約稿函，便寫了《談曆史人物的研究》。《範仲淹新傳》的寫作，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論述思想的一次實踐。
1985年7月，《範仲淹新傳》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學參加國際宋史討論會。月末，赴貴陽參加清華中學恢複舊名活動。10月，《範仲淹新傳》出版，又著手《司馬光新傳》的寫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名譽所長。1987年9月，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上被增補為副會長，仍兼秘書長。1991年8月，《司馬光新傳》出版。1994年7月25日，程應鏐病逝於上海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