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革命寧願拋頭顱 棄家甘心為民族
在汪山土庫，程氏家族名人眾多，堪稱官宦世家，但亦有貧寒之人，七房程時軒、程曉侯、程時輻一家可以說是少數貧困知識分子中的典型代表。在20世紀30～40年代，人們熱奔仕途發展，而這兄弟三人卻不尋常地秘密投入與蔣介石反動政府對抗的陣營。他們革命寧願拋頭顱，棄家甘心赴國難。
程時輻的父親程一琋，名天澤，字仲禧，生於光緒戊子年（1889），畢業於江西南昌優級師範學堂。時值清末民初，戰亂不已，他找不到工作，便與同鄉一道修堤圍湖造田務農。1930年，鄱陽湖區遭受特大洪澇災害，堤潰家淹，他們的家業僅剩幾間住房，數口之家難以維生，被迫外出謀生，曾先後在江蘇江陰、鎮江等地做財政稅務等工作，後在湖北漢口、四川西康及西昌、河南遂平及西平等地公路係統的財務科、總務科當職員，後為科長，所賺薪水斷斷續續寄家糊口。
因受家族文化的熏陶，家境雖貧寒，但程一琋盡力供兒輩念書，重視對子女的品德教育，支持他們走正確的道路。程時輻的二哥程時軒1937年秘密加入共產黨的組織，1938年時軒、曉侯、時福三兄弟一起輾轉於江西吉安、泰和一帶秘密從事黨的工作，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程時輻的母親趙仁挨也堅定地支持他們的活動，並教育小兒子時軸作掩護和聯絡工作。當日寇南侵到吉安、泰和一帶，她按黨的指示進入難民營，組織新的難民家庭。情況經常有變，經常搬家，常有新來的同誌成為家庭成員，這些人稱呼她為媽、嬸、幹娘、姨娘，大家親如一家人。程時輻的母親疼愛他們，機警地保護他們。她把三個兒子交給了黨，認為兒子的工作都是正確的，對兒子的前途充滿希望，並將兒子抗日宣傳曾經使用過的旗幟一直保存在身邊。1938年，程一琋在新華日報上看到陝公（陝北公學）、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工學院等校的招生廣告，希望時軒帶曉侯、時輻一同前往，跟隨共產黨鬧革命。此前，他也讀過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特別是近期看到美國記者埃得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了解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的軍隊。他敏銳地感覺到共產黨將打敗國民黨，奪得江山，建立理想社會，即從河南籌錢寄回一百大洋做路費，供兒子們前往延安。後因情況有變，時軒未能與時輻同往延安，時軒給了時輻十元大洋的路費，時輻一直未用，帶在身邊。
1939年，程天放辭去德國大使之職回到汪山土庫。當他得知時軒三兄弟和十房的侄子懋增他們加入了共產黨，曾告誡其父母要好好教育子女，他說：“我們家是官宦世家，以忠孝廉潔為本，不要做亂臣賊子，跟著共匪瞎胡鬧。”程天澤回答說：“人各有誌，孩子大了，有自己的選擇，我們也不好阻攔。”
時軒身份暴露後於1940年轉入新四軍，皖南事變後被捕，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三中隊，1941年在獄中參加秘密紀念共產黨成立20周年的活動被敵人發現後關押在茅家嶺監獄，在東南分團成立時編入“頑固隊”的第六隊。在獄中，他遭受了嚴刑拷打和殘酷折磨。在1942年6月17日的赤石暴動中不幸中彈負傷，不能走動，被敵人槍殺，壯烈犧牲。
時軒犧牲時沒有結婚，按程家傳統習俗，堂兄時輅將其小兒懋釗過繼給時軒。
當得知兒子時軒參加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後被捕，關押在上饒集中營，後來又聽到在赤石暴動中不幸犧牲的消息時，母親萬分悲痛，但她懂得革命總會有犧牲，兒子的死是光榮的，她更加痛恨國民黨反動派。
時輻的三哥程時轂（後改名程曉侯）1919年生，曾與時軒同為南昌心遠中學的優秀生。1939年6月參加革命，曾任《吉安抗日報》編輯；1940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任吉安縣委書記，1945年任新四軍第五師《七七日報》編輯；1946年任《解放日報》編輯；1947年5月隨劉鄧大軍南下大別山，同年10月任湖北麻城縣西張店區委書記；1948年3月任鄂豫區黨委報社副主任；1949年任新華社湖北分社總編輯；1952年任新華社中南總分社第一副社長；1957年任新華社黑龍江分社社長、新華通訊社黨組成員；1978年任新華社副秘書長；1980年任黑龍江省委副秘書長、代秘書長。1989年離休。1996年因病去世。
程曉侯妻子王良順，籍貫湖北，1919年生，1940年入湖北大學經濟係學習。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夕在湖北武漢私立中學任中共地下黨支部組織委員，1950年在武漢市委組織部工作，1953年任武漢市三反五反辦公室秘書，1958年病逝。
程時輻係程仲禧四子，1924年1月20日生，從小生活在汪山土庫。他的二哥時軒、三哥時轂（程曉侯）秘密參加共產黨，在外從事革命工作，時輻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當年國民黨特務經常在他家門口監視，哥哥他們有家不能回，他開始參與一些地下工作。1934年，母親帶著時輻和時軸遷居至南昌三眼井，她靠做女工、替人洗衣、販賣蔬菜維持生計，時輻和弟弟就讀三眼井小學。
1937年“七七事變”時，時輻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參加了江西徒步宣傳團。1938年3月，經組織介紹，隨西北青年抗日救國團的代表赴延安，一路宣傳抗日救國，同年9月到達延安，因年紀小進入延安邊區中學學習。1939年11月，先後在中央財政部和光華鹽業公司任會計，1941年春在延安自然科學院任會計，1942年夏轉入自然科學院預科班學習，194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參加延安整風，接受了嚴格的審查和組織考驗。
1945年日本投降後，時輻進入中央組建的幹部大隊，參加抗日勝利後的地方工作，後中途接受中央指示立即改赴東北地區。一路艱難轉折，11月達到沈陽，先後任沈陽市公安局總務科長、第三總區謨家堡分區負責人、財糧科科長、華溝三區組織委員、安平區區委委員、馬圈子區區委副書記，1947年8月任遼寧三地委工作團副隊長，1948年5月調任通化地委調查研究組組長。
日本投降後，地方上的殘餘土匪、特務活動猖獗，滋擾嚴重，百姓不得安寧，時輻他們也時時受到襲擾攻擊。當時老百姓對他們還不太了解，他們不敢貿然進村。時值冬天，他們隻能冒寒披雪住山邊鑽草垛，保衛地方安全。雖然環境惡劣，但他們無所畏懼，深入百姓，終於打開了工作局麵。
1949年3月到安東聚集，加入中央組織的南下工作隊，隨解放軍一起南下，開展接收工作。同年6月，時輻到達南昌，回到久別的家鄉，他無比激動，見到十多年來為他們兄弟擔驚受怕的老母親，喜淚相迎。7月，時輻任分宜縣委組織部長、副縣長；1950年6月，調至袁州地委秘書處任主任；1951年調南昌320廠任基建科長、工程處副主任。當時正值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汪山土庫程氏家族部分官僚地主被鎮壓，時輻堂兄時輅（字伯羔）也在被鎮壓之列。七房人求他出麵說情，他說：“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封建社會，建設新中國，我的二哥就是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國家大事自有政府做主，我一個小小的縣級幹部哪有這麽大的麵子？”
1953年5月，時輻調北京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原航空局）基建科長、副處長。1957年在石家莊幹部學校脫產學習文化。1958年進入北京航空學院特別二班飛機專業學習。1961年畢業後任中國航空工業規劃設計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在抗美援越時，1965年9月赴越南援建飛機修理廠，任設計專家組組長，榮獲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頒發的“友誼徽章”。
1978年出席全國第一次科技大會。
1982年3月出任北京航空學會理事。
1983年12月離休。離休後有程家人請他來汪山土庫，但他自參加革命後至今仍然沒有回來。
妻子黎蔭陶 1928年1月生，1949年5月在江西萍鄉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萍鄉上栗特支婦女支部委員，先後在袁州地委、南昌320廠、中央第二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原航空局）、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北京微電機總廠工作。1982年離休。
程時輻的父親程一琋，名天澤，字仲禧，生於光緒戊子年（1889），畢業於江西南昌優級師範學堂。時值清末民初，戰亂不已，他找不到工作，便與同鄉一道修堤圍湖造田務農。1930年，鄱陽湖區遭受特大洪澇災害，堤潰家淹，他們的家業僅剩幾間住房，數口之家難以維生，被迫外出謀生，曾先後在江蘇江陰、鎮江等地做財政稅務等工作，後在湖北漢口、四川西康及西昌、河南遂平及西平等地公路係統的財務科、總務科當職員，後為科長，所賺薪水斷斷續續寄家糊口。
因受家族文化的熏陶，家境雖貧寒，但程一琋盡力供兒輩念書，重視對子女的品德教育，支持他們走正確的道路。程時輻的二哥程時軒1937年秘密加入共產黨的組織，1938年時軒、曉侯、時福三兄弟一起輾轉於江西吉安、泰和一帶秘密從事黨的工作，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程時輻的母親趙仁挨也堅定地支持他們的活動，並教育小兒子時軸作掩護和聯絡工作。當日寇南侵到吉安、泰和一帶，她按黨的指示進入難民營，組織新的難民家庭。情況經常有變，經常搬家，常有新來的同誌成為家庭成員，這些人稱呼她為媽、嬸、幹娘、姨娘，大家親如一家人。程時輻的母親疼愛他們，機警地保護他們。她把三個兒子交給了黨，認為兒子的工作都是正確的，對兒子的前途充滿希望，並將兒子抗日宣傳曾經使用過的旗幟一直保存在身邊。1938年，程一琋在新華日報上看到陝公（陝北公學）、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工學院等校的招生廣告，希望時軒帶曉侯、時輻一同前往，跟隨共產黨鬧革命。此前，他也讀過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特別是近期看到美國記者埃得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了解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的軍隊。他敏銳地感覺到共產黨將打敗國民黨，奪得江山，建立理想社會，即從河南籌錢寄回一百大洋做路費，供兒子們前往延安。後因情況有變，時軒未能與時輻同往延安，時軒給了時輻十元大洋的路費，時輻一直未用，帶在身邊。
1939年，程天放辭去德國大使之職回到汪山土庫。當他得知時軒三兄弟和十房的侄子懋增他們加入了共產黨，曾告誡其父母要好好教育子女，他說：“我們家是官宦世家，以忠孝廉潔為本，不要做亂臣賊子，跟著共匪瞎胡鬧。”程天澤回答說：“人各有誌，孩子大了，有自己的選擇，我們也不好阻攔。”
時軒身份暴露後於1940年轉入新四軍，皖南事變後被捕，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三中隊，1941年在獄中參加秘密紀念共產黨成立20周年的活動被敵人發現後關押在茅家嶺監獄，在東南分團成立時編入“頑固隊”的第六隊。在獄中，他遭受了嚴刑拷打和殘酷折磨。在1942年6月17日的赤石暴動中不幸中彈負傷，不能走動，被敵人槍殺，壯烈犧牲。
時軒犧牲時沒有結婚，按程家傳統習俗，堂兄時輅將其小兒懋釗過繼給時軒。
當得知兒子時軒參加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後被捕，關押在上饒集中營，後來又聽到在赤石暴動中不幸犧牲的消息時，母親萬分悲痛，但她懂得革命總會有犧牲，兒子的死是光榮的，她更加痛恨國民黨反動派。
時輻的三哥程時轂（後改名程曉侯）1919年生，曾與時軒同為南昌心遠中學的優秀生。1939年6月參加革命，曾任《吉安抗日報》編輯；1940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任吉安縣委書記，1945年任新四軍第五師《七七日報》編輯；1946年任《解放日報》編輯；1947年5月隨劉鄧大軍南下大別山，同年10月任湖北麻城縣西張店區委書記；1948年3月任鄂豫區黨委報社副主任；1949年任新華社湖北分社總編輯；1952年任新華社中南總分社第一副社長；1957年任新華社黑龍江分社社長、新華通訊社黨組成員；1978年任新華社副秘書長；1980年任黑龍江省委副秘書長、代秘書長。1989年離休。1996年因病去世。
程曉侯妻子王良順，籍貫湖北，1919年生，1940年入湖北大學經濟係學習。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夕在湖北武漢私立中學任中共地下黨支部組織委員，1950年在武漢市委組織部工作，1953年任武漢市三反五反辦公室秘書，1958年病逝。
程時輻係程仲禧四子，1924年1月20日生，從小生活在汪山土庫。他的二哥時軒、三哥時轂（程曉侯）秘密參加共產黨，在外從事革命工作，時輻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當年國民黨特務經常在他家門口監視，哥哥他們有家不能回，他開始參與一些地下工作。1934年，母親帶著時輻和時軸遷居至南昌三眼井，她靠做女工、替人洗衣、販賣蔬菜維持生計，時輻和弟弟就讀三眼井小學。
1937年“七七事變”時，時輻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參加了江西徒步宣傳團。1938年3月，經組織介紹，隨西北青年抗日救國團的代表赴延安，一路宣傳抗日救國，同年9月到達延安，因年紀小進入延安邊區中學學習。1939年11月，先後在中央財政部和光華鹽業公司任會計，1941年春在延安自然科學院任會計，1942年夏轉入自然科學院預科班學習，194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參加延安整風，接受了嚴格的審查和組織考驗。
1945年日本投降後，時輻進入中央組建的幹部大隊，參加抗日勝利後的地方工作，後中途接受中央指示立即改赴東北地區。一路艱難轉折，11月達到沈陽，先後任沈陽市公安局總務科長、第三總區謨家堡分區負責人、財糧科科長、華溝三區組織委員、安平區區委委員、馬圈子區區委副書記，1947年8月任遼寧三地委工作團副隊長，1948年5月調任通化地委調查研究組組長。
日本投降後，地方上的殘餘土匪、特務活動猖獗，滋擾嚴重，百姓不得安寧，時輻他們也時時受到襲擾攻擊。當時老百姓對他們還不太了解，他們不敢貿然進村。時值冬天，他們隻能冒寒披雪住山邊鑽草垛，保衛地方安全。雖然環境惡劣，但他們無所畏懼，深入百姓，終於打開了工作局麵。
1949年3月到安東聚集，加入中央組織的南下工作隊，隨解放軍一起南下，開展接收工作。同年6月，時輻到達南昌，回到久別的家鄉，他無比激動，見到十多年來為他們兄弟擔驚受怕的老母親，喜淚相迎。7月，時輻任分宜縣委組織部長、副縣長；1950年6月，調至袁州地委秘書處任主任；1951年調南昌320廠任基建科長、工程處副主任。當時正值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汪山土庫程氏家族部分官僚地主被鎮壓，時輻堂兄時輅（字伯羔）也在被鎮壓之列。七房人求他出麵說情，他說：“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封建社會，建設新中國，我的二哥就是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國家大事自有政府做主，我一個小小的縣級幹部哪有這麽大的麵子？”
1953年5月，時輻調北京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原航空局）基建科長、副處長。1957年在石家莊幹部學校脫產學習文化。1958年進入北京航空學院特別二班飛機專業學習。1961年畢業後任中國航空工業規劃設計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在抗美援越時，1965年9月赴越南援建飛機修理廠，任設計專家組組長，榮獲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頒發的“友誼徽章”。
1978年出席全國第一次科技大會。
1982年3月出任北京航空學會理事。
1983年12月離休。離休後有程家人請他來汪山土庫，但他自參加革命後至今仍然沒有回來。
妻子黎蔭陶 1928年1月生，1949年5月在江西萍鄉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萍鄉上栗特支婦女支部委員，先後在袁州地委、南昌320廠、中央第二機械工業部第四局（原航空局）、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北京微電機總廠工作。1982年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