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五節 做人與做官：都在道義論上做文章

　　道義論上看出，陽明的熟仁觀，有二個一致的用心，即做人和做官。說其做人用心，是以致良知達到做人完善結局；說其做官用心，是以致良知達到仕途開拔。而二者都以陽明“立誌”說為基本出發點。也就是我們評價其為“意誌”說。

　　陽明這裏的觀點，首先要厘清一點，就是：他是基於孔、孟儒家“道義”論立場來規劃自家文章。他有個綜觀，講得執著：“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一而已”，就是儒家的道義一直貫穿於古今，它源自於孔、孟一路。有《尚書》、《易經》、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雖為各家自說，但是基本精神一以貫之，這就是儒家道義的真實傳承了。盡管後儒有些“變樣”、甚至“走調”。然都無礙儒家道義的真諦和真傳。陽明就認為他自己就在做這樣的傳承。

　　做人和做官，都在道義論上做文章。究其之實和之要，陽明是有所發揮的。這個理論體係也是緊密連接著他的熟仁之說，或者說，是其熟良知、致良知的應用和實現。綜觀地來分析一下，有這樣的脈絡和思路：

　　1、源頭上找到，立誌說。在《示弟子立誌說》，陽明開宗明義：“夫學，莫先於立誌。誌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當然，立誌也是不易事，熟仁，就是首先要立好誌，孔子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陽明再次引孔子十五有誌至七十不踰矩，來說明立誌之於熟仁的意義：“夫立誌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立者，誌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誌之不不踰矩也。誌豈可易而視哉！夫誌，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立誌，有立很誌，也有立壞誌。陽明立誌是放在立個致良知上，才見得個天理人欲之辨。“然後此誌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對做人來說，就能夠見之於聖人胸懷和義理；對做官來說，就能夠顯之於清廉和職責。集中在人欲和天理的較量上，有此立誌，就能夠勝過一切之枉，如懈怠、貪婪、傲慢、浮躁、嫉妒，這是做人做官最忌諱的：“凡一毫私欲之萌，隻責此誌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隻責此誌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誌，即不怠；忽心生，責此誌，即不忽；懆心生，責此誌，即不懆；妬心生，責此誌，即不妬；忿心生，責此誌，即不忿；貪心生，責此誌，即不貪；傲心生，責此誌，即不傲；吝心生，責此誌，即不吝。”在天理人欲之間，一層良知的責任心和誌向義務，是每個做人和做官都少不了的“誌”。這就是源頭上的正義和道義，立誌於此，良知裏實乃包含了這做人做官的一切大小道理。像孔子這般的“不踰矩”，就是熟仁的到來，它源頭於立誌矣！

　　2、做官的立誌，與常人有不同，但立“大人”之誌，何謂？陽明借《大學》說開：有人問陽明：“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回答：“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而所謂“立”就是立這個“一體”：“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當官的，要解決一個“親民”的官民關係，對此，陽明接續而言：“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陽明揭示了《大學》的“內聖外王”在這裏的特殊意境：“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那“盡性”又何謂？是那“良知”為根本。《大學》的那段著名話講的是三樣：至善、明德、親民，怎麽樣“盡性”見之？陽明這樣說道：“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那致良知決非是空洞抽象，在現實生活裏，就是官要對民的體愛，因為官、民、人、君、萬物，乃是一體之物。這使我們想起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陽明發揮的也無非於此，所不同的是，陽明是在良知的心頭看出了“一體”的盡性所然。所以，陽明點破：“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於是，“隻此修為，直造聖域”，內聖外王，做官的立誌方向，還是一個致良知。在這個基礎上，《大學》的“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的所謂“內聖外王”路徑，從功夫上講可以分個先後次序，而從體（即良知）上講就無需分個先後次序了。萬物一體，在良知中活潑潑地盡性顯示，做官的立個良知本身就是致良知於萬物一體了，貫徹在行動中，就會出於自覺去盡官德的義務了。陽明的期待，或許也是孔、孟以來儒家官德的整個期待！

　　3、修身立德，立政治民。陽明從儒家道義論立場，提倡立誌，但對官員來說，所立誌，須有特殊些，也就是要高出於一般普通人的立誌。（雖然一般普通人的立誌也不會就比當官的低！）陽明這樣評價過皇帝即位改元年的政治意義：“改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清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這就是說，做官應該處處以正心為本。先立乎立正一個政治道德，立政立德，就是立個開始做成大事的始基，可以開個“端本清源”的大方向。這也是一個良知的特殊功能。有了這樣的大根基，就有利於仕的行為。如在《傳習錄》，陽明對“仕”，有過這樣的洞見：其出而仕也，以良知之明，破其私欲功利之見。為此，陽明稱其為這是一個“誠心實意之所在”、“良知之明，萬古一日”的道義。所以，陽明肯定，在道義論上的徹底規劃，決不使仕途中出現偏離這個道義、這種方向。這是做人、更重要的在做官上，是絕對必需的。陽明自己的做官生涯，似乎也驗證了這個道理。

　　做人做官，熟仁的道理似乎在陽明的道義論規劃裏，獲得了某種積極的發展方向。綜觀以上分析和得出的結論，可以從陽明本人的仕途裏，得到某些應驗。對此，我們挑出幾篇陽明任官後的“奏疏”（從弘治十二年到正德五年後），他本人也正是如此地對待他的仕途。其中有熟之體會、盡責之義務意識、道義論情懷。

　　《陳言邊務疏》：“因使之得以周知道裏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誌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熟訓練以用長。”--對於邊關之事，要求熟；培養地方官吏和軍人士兵，也要求熟。這是化“熟仁”為方法。還有諸如此類的說法：《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極功巧習熟”，都有這樣的意義。

　　《乞便道省葬疏》：“此係國家大事，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這是盡其職責的義務意識，很強烈，雖然他效忠的是一個帝王統治時代。

　　《旱災疏》：“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這是體現恤民之情的儒家愛民的政治道義。

　　《四乞省葬疏》：“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小之大戮。”--這是堅持了在家為孝子、在外為忠臣的儒家基本政治價值觀。

　　當然，必須指出，王陽明，畢竟是作為那個特定曆史時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整個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建立在為明王朝出生入死的立場上的，對於他的曆史功績和他的事業，我們要作曆史和階級的分析。尤其是他在對待農民起義的立場和鎮壓，我們不能給予過多的積極評價。但是，陽明在熟仁的儒家思路裏，開拔出他自家的哲學氣象，包括他的致良知，是儒家官德理論體係的一朵亮麗“奇葩”，有著重要地位和作用。

　　最後還指出一點，整個有關陽明熟仁的分析，我們並沒有涉及到陽明吸取和融化的佛學觀點，因為陽明對於佛教，是比較寬容的，他說：“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誌為聖人之學。”由於本文的分析是集中在儒家的道義論中的儒家官德，而且在這個問題上，陽明也是主要以儒家立場來論述相關問題。如果要繼續展開陽明與佛學的關係，那就要在另外的文章裏來進行深入的檢討。

　　§§第二十六章 “熟仁”在治道中的提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