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四節 歸根結底，熟在“致良知”上

　　陽明“道義”論的廓清，並未到此為止。他又在這樣的問題裏，繼續擴展出它的品位和意義。

　　誌與熟，學與熟；熟有久，久在熟；求到一個根子上，就是熟在“良知”、久在“致良知”。陽明在論及為學工夫時，大致地作了這樣的概論：“今且隻如所論工夫著實做去，時時於良知上理會，久之自當豁然有見。”《傳習錄》更有著見：“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功，隻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存在“工夫有未純熟”，也隻是在“致良知”上不通。陽明悟出的是：“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個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對此，他經常以熟在“良知”上規勸門人子弟：“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後，自無此矣。”陽明把儒家的“熟仁”觀，以熟在“良知”上，別有一番儒家精髓理喻的，有三個方麵比較突出，不妨專論一下：

　　1、“良知”是體是用。對此，陽明有個界定，叫“體用一原”。他是這樣規定的：“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而“良知”人人皆有：“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既然良知人人都有，但是為什麽有些人會良知蒙蔽呢？良知本身不會有問題，有問題的隻是人們有“昏蔽”，使良知掩蓋。“熟仁”，就是要不斷恢複良知本體，隻要人們恢複、用功，就能顯示良知，這就是陽明要求的“致良知”。所以要在“用”上多做工夫。本來就是“良知”的體之用。

　　陽明這裏有個發揮，認為這是“作聖之功”。首先陽明將其定義為“精一”，“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因為“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良知”不是抽象的，化在具體的日常生活裏，就是理、就是減少私欲，“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現實生活的禮樂名物，也是普通人遵守和實踐的標準，陽明稱為“道心”：“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嚐離去事為而廢論說？”這個“作聖之功”，是普通人和聖人都必須經曆的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熟仁，是對任何人而言的，成人和成聖，就是一個良知的作為。這裏，也就蘊涵了一個平等的事實觀，即凡人和聖人，共同擁有良知。滿街皆是聖人，無非就是來自於這共性的“良知”。也就意味著，大家都要自“熟仁”走來。因為“良知”在人那裏，即是體又即是用。

　　然而，陽明看出，聖人與凡人雖然都有那個“良知”，但還是有些差別，所以凡人要做更多的熟仁，方可徹底清澈那個“良知”。他這樣說道：“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隻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隻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眾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隻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隻憑他；隻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學與熟，似乎在“作聖之功”裏，與儒家的道義，有某種連接。

　　2、要在良知上真切體認。因為良知是體是用，所以陽明提倡：“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熟在良知，是對做人做事做官來講的，因而人、官應該一律看齊於致良知。作聖之功又化在這裏講了：“自己良知原與聖人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體認良知，也是凡人和聖人的共同一件事：“在凡人為學，終身隻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隻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就是事實物物上體認道義、體認良知、就是致良知。

　　陽明說“義即是良知”，也把“義”說為“宜”，恰恰就是體用上講良知、成為道義，這樣的道義論還是陽明能夠培育得出，也是比較有特色的。就是那個“致良知”。說到在良知上的真切體認，既然包含了熟仁的動機，陽明要去尋跡人的心身中“培養本原”的道義內化力。他發現了孟子“養氣集義”說的此中向度。

　　為此，陽明引人孟子“集義”說去張揚他的致良知，並以“集義隻是致良知”來闡釋儒家和《大學》的真義：“夫必有事焉，隻是集義。集義隻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陽明也認為，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就是獲得了“義理自熟”，它是一個“集義養氣”的過程，“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孟子的“集義養氣”是孟子的熟仁環節，所謂陽明的“後學”之道，就是熟仁之道，“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山川水一般。”陽明從“活活潑潑”的“隨時隨地”致良知把儒家的道義論散落到人世間的方方麵麵，使道義化為了具體的行動過程，從而部分地實現了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理論困境。這是陽明“熟仁”最具實踐能量的道義論廓清。

　　3、要在良知上“造詣至熟”。陽明吃透孔子熟仁之“仁”，並以自家的良知和致良知，獲得了對於孔、孟之“仁”的至熟把握。他總結其生平講學，無非於此：“吾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孔子的“仁”，孟子的“惻隱之心”，《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一頭，陽明以其自家體認的“良知”，涵蓋精致，表裏如一，真也是“活潑潑”的。他批評這樣一種“造詣未熟”的態度或學風，就是未識得和把握“仁”：“到此已是識得仁體”，陽明確認其此，就是一種“無間斷”識得、把握“仁”的熟之功夫，對此，陽明一再強調和突出這樣的“造詣之熟”：“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並且也融儒家各論熟仁之精髓，挖掘共同性精華：“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誌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則久久自當知味矣。”

　　“造詣至熟”，是求得熟仁，稱為“活潑潑”的，也是良知的“自得”，得什麽？得“道”。怎麽樣得“道”？這就是對“仁”的“造詣至熟”的結果。所以，陽明轉變一下視角，確認其為“道義”與“德性”的內修問題，正如他說的：“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而它最終要達到的境界，乃是天道人道的合一。這一切，都是借助於良知的實現而實現。

　　陽明說：“君之篤誌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如何“進於道”？陽明著《修道說》，講得清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盡心知性乃知天，天道即良知，陽明感慨：“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人的良知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一息不在運行之中，這樣生生不息，還會不能達到“造詣至熟”嗎？他在《自得齋說》竭盡發揮孟子“自得”說，陽明與之技進乎道去落實熟仁的空間，他說：“孟子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這篇一氣嗬成的“自得”說，中心意思就是講道優於技，熟仁就是技進於道，“技”的嫻熟最終是為深造以道服務的。朱熹對孟子這段話也很感興趣，也頗有熟仁之感悟。但是，陽明與朱熹不同之處是，朱熹是從格物致知講進於道，陽明是把握性與天道一致，在致良知的過程裏使致知層次轉向為進於道的服務，有些“得言忘意”的情景，通過這裏，實現了性與心與道與萬物一體。這在陽明看來，“造詣至熟”，就是良知徹底發現，就是天人合一的大善局，就是一個致良知，熟仁，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