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學與熟：“隻是一件事”

　　關於“學”，陽明有很多體會。放之“熟”中論學，也是他的哲學特色。他曾誇獎陸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這使我們想起孔子在《裏仁》那段著名的“熟仁”一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學問功夫，就是要學到這樣一個“顛沛必於是”的熟仁。這是陽明規劃的一種做人學問的內容。儒家相信，熟仁是貫穿於“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陽明也這樣來規劃，但加了個“行”，他說：“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其實，這隻是“一件事”他指出：“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

　　更重要的是，陽明是接住了“立誌”來講“學”的，有人問陽明，什麽叫“為學”？陽明回答二字：“立誌而已”；又問“立誌”是什麽？回答還是二個字：“為學而已”。這可能也是接住了孔子十五“有誌於學”至七十的“不踰矩”之熟。所以，其特點是，“誌於學”，仍是放之於“熟”的視域，更增添了“行”的一層。他在《教條示龍場諸生》，立“立誌”、“勤學”、“改過”、“責善”的所謂“四事相規”，“勤學”是接住“立誌”來說的。

　　《勤學》整篇言：“已立誌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誌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誌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純，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用“勤”字講“學”，已經蘊涵了“誌”和“行”的問題，聰明和魯純，沒有天然界限，隻是看他勤與不勤，誌之篤與不篤、行之力與不力，這不僅是一個學問的態度，而且是一個事業的成敗關鍵。有能力的人不這樣，就會變成無能；無能力的人這樣做了，就會變成有能力。就是看其勤與不勤。這裏，包含了二點：一點是學習的過程就是勤奮的過程，它表現為“誌”的堅定和正確與否；一點是勤奮是貫穿於學、問、思、辨、行，這是一個“熟仁”的過程。而這二個過程，不分彼此，不分先後，這是君子之道，也是立誌的實現。

　　這樣講的“熟仁”，在“學”的問題上，陽明有所道義論規劃，從而使得儒家道義論獲得了在“學與熟”中的具體性和深刻性。有這樣三點值得廓清。

　　1、“學有三貴”。即“貴專”、“貴精”、“貴正”。陽明作了集中於“道義”的“三貴”廓清，他這樣解釋：首先要“學貴正”，就是走在正道上，有了正道的引導，就會產生相應的“精”和正確的“專”。對此，陽明具而論之：“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走在正道上，做文做藝，不能求在詞、在弈，這是文詞技能方麵，我們要求在道上，弈、詞，是進入道的方法，而非道本身。所以，貴正、貴專、貴精，集中在道上，就是個大道、大方向。學問，就是要搞董這個“道”。所謂“熟仁”，此“仁”就是“道”，此“熟”，就是“正於道”、“專於道”、“精於道”，就是“惟精惟一”。

　　2、“學貴反求”。即返於道、返於良知。《傳習錄》說到此點：“隻在良知上用工……此學貴反求”，良知即謂心，“學貴反求”，也就是“學貴得之心”，說到底，就是“誌於道”。此中“熟仁”之義，陽明在此又借助孔子的“誌道”、“據德”、“依仁”、“遊藝”，發揮了“三貴”道義：“隻‘誌道’一句，便含下麵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誌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財，經營成個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遊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義與道，義是服從於道的，道楔子於義，義進入於道，本來就是道義不分家。陽明確認的，就是“致良知”之於“道義論”，體用上的不二性質。“良知”即謂“道”（體），“致”即謂“義”（用），心學所“學”，就是要學到這個精髓。

　　3、“學貴體用一致”。即學在道義，即體即用。“體”上功夫，就是學到發現良心、清澈良知的大境界，這就是熟仁了；“用”上的功夫，就是這樣的走入“渠道”，陽明概之為一種“為學根本在日用間”的功夫。其中有他自家體悟，如“下學上達”：上達，求的是“良知”、把握的對象是“道”，下學，就是日常所聞所見所言，上達即在下學裏，無需分個上達下學為二個。這是針對朱熹而言。所以陽明有這個說法：“故凡可用功可告可語者皆下學，上達隻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隻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這是陽明“作聖之學”的最重要之處，他把朱熹理學的“上達”與“下學”人為地劃分為二個的性質，作了有力的掃除。在小事、在隨便處、在不經意之間，能夠隨時體認出天理、發現良知、進入道的境地。孔子說，仁不遠，仁就在人的身邊。陽明擴延了這樣的深意。又如“知學涵養”：“人須是知學，講求亦隻是涵養。不講求隻是涵養之誌不切。”“涵養”，就是修身養性、涵養天理、去掉私欲，涵養的功夫，就是熟仁的鍛煉，“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它也是在認真對付日常生活中的做人做官考驗，是“日用功夫頗覺有力”和“漸涵自能入德”的證明。陽明在與友人弟子的交流裏，經常感慨這樣的思考，在《答黃直卿書》開宗明義：“為學直是先要立本”（立道、立良知在心頭、在口腔）；在《答何叔京》：“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在《答呂子約》：“日用工夫……覺得此心操存舍亡，隻在反掌之間。”在《答竇文卿》：“為學之要，隻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在《答林擇之》：“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又：“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在《答梁文叔》：“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在《答潘叔恭》：“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在《答林充之》：“更當於日用之間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為佳。”

　　所列這些回答，表明陽明對於日用之間的工夫，十分看重，而且也是陽明一以貫之的哲學思維。雖然其中沒有一“熟”字，但是處處顯示熟仁的功夫，在做人的“日用間”，在小中見大，在淺中見深，在日常中見根本，“大”、“深”、“根本”，究竟是什麽？就是良知、就是道義、就是致良知。當然，學問，說到底，是靠人的自我努力，熟仁也在日用之間可以著手操練，也是在日常生活裏克服私欲、保持天理的實踐自得。學習，無非於此，就是“貴乎自得”的鍛煉。這裏，陽明把儒家弘揚的道義論在更具體的日常生活層次裏凸顯了做人的普遍、客觀義務，而且此道義、此義務是每個人心中具有的先驗存在，它就是良知。要學到發現“良知”之“義”，發現的途徑和方法，本身就蘊涵在良知裏麵的“頭緒”。其實，它就是一件事。乃謂“致良知”。陽明如此描繪：“蓋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隻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這是陽明“學與熟”的高深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