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熟仁”在仕上的用意

　　二程論熟，顯然有一種出仕用心。做人要求熟仁，做官上也得如此刻意。據知，二程均有做官的經曆。大程顥，官至京兆府戶縣、江寧府上元縣主薄，澤州晉城令，監察禦史裏行等。小程頤，官曆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崇政殿說書等。這些做官的經曆可能給他倆更能體會出儒家“熟仁”的仕價值。在《二程集》，收集了一批二程為政書疏，讀後不免感覺，“熟仁”不是一種空洞的說教，二程在政治道德裏，運用其“熟”。圍繞這些文字，我們看到，“熟仁”，在仕上的用意，二程著意刻畫出的深義，是不言“熟仁”二字而有“熟”之講究。

　　二程看到，仕途上須講個“熟”字。在這批書疏裏，二程多有重申。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後書》，麵對出仕與否、將仕何為，伊川強調：“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言下之意，小事要求漸漸而習，何況像出仕一類的大事，就更要三思而行，仕途中要有熟之功夫，漸漸用力而為，就有自然而然。官員不努力不用功會有這樣的成績嗎？元祐二年四月，《又上太皇太後書》，伊川強調領導者須有“熟”之品性：“人主聖明，習熟見聞”。在《晉誠縣令題名記》，明道對地方官吏之於“熟仁”作了實踐性要求：“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地方官吏，事關地方風化之要，禮義教令自己要熟知，也要讓天下人熟知，才會有好的民風和民情。這是“熟仁”化為官德的一種努力、風氣和方法，所以仕途中要緊緊連接住“熟仁”。

　　二程看到，熟仁，就是仕途中張揚和顯示儒家的道義論。二程帶有堅定而純真的儒家出仕觀，因為它有個孔、孟“道義”在其中。二程堅信：“尚以何義，複齒仕列？”沒有道義的支持，就決不為仕。當然這是以天經地義的儒家道義為標準。這就叫“儒者進退，當如是乎？”即“去就之義當然”這是最典型的儒家出仕觀，義務論的又是道義論的。我們注意到，伊川從元祐二年十一月至元祐九年春的好幾篇“狀”裏，幾乎都在講一個儒者進退去就的問題，其中貫穿著這個道義論基調。在元祐三年春的《第三狀》，他坦陳：“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發。”《乞致仕第一狀》：“自古為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致仕，古代稱為退休製度。去就之“義”，蓋以道義左右，也屬義務應當。“熟仁”，就是要達到道義境界。為官出仕也莫不如此。

　　二程看到，為政之道裏講“熟仁”，也是在發展一種“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的治道精神。如果說“熟仁”具有一種良好的方法論價值，那麽，運用其在從政上，就得把握一種為政的先後程序。在《論王霸劄子》，明道說得如是：“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能夠把握得好，就是一種政治的嫻熟、治道的本領。對此，二程發現一個“治道”係列：“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誌”，“既立求治之誌，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熟仁有先後、本末、大小之辨，治道也如此。先抓什麽後抓什麽、先做什麽後做什麽，都屬於一個“熟仁”的進程，隻不過這裏是在講治道。可能出於二程的為官經曆，這裏的嫻熟，二程講得體會頗深。治平二年，伊川在《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說得這樣：“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誌，二曰責任，三曰求賢。”

　　“三者之中，複以立誌為本，君誌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誌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誌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

　　“故臣願陛下以立誌為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為難，勿以眾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這些話語中雖有反對王安石變法之嫌，但是話語之中，不時流露出儒家“熟仁”的腔調和道義論的期待：“立誌為先”、“篤信而力行”、“以道自任”、“立誌不篤則不能自修”，無一不含有這方麵的情懷和思緒。在伊川的《上仁宗皇帝書》裏，對治國的左一個“道”、右一個“義”的不斷重申和強調，就是希冀統治者和當官的要有責任、要有品德、要有道義在身，就是要一身正氣，“惟王道之本，仁也”，這哪裏來？靠自身努力，靠“熟仁”的修煉，如伊川說的“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這裏的話語深處，已經是在翻開孟子的精神了。

　　§§第二十三章 朱熹“熟”論之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