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如何證明“集義所生”?孟子從“善養浩然之氣”說開。《公孫醜上》有一段話專論“浩然之氣”,說得很精彩:“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從也。”孟子的仁義,是內在連接的一體。所以孟子堅決反對告子割裂仁義的“仁內義外”說,熟仁就是熟仁義,仁的內在性自然生成道義的外在性,仁是體、義是用,決不分離為二物。所以在孟子的“養其剛大”裏,賦予了“熟仁”在“集義所生”中的實質性規定,即熟仁,既是內的又是外的、既是體的又是用的、既是知的又是行的。在此過程裏實現了成熟。
“熟仁”,來自於“集義所生”;而“生”,是“生”在“養其剛大”;而“善養浩然之氣”,就是指養好“至大至剛”之氣,期間透露出孟子對於熟仁活動的主體性環節設計,即“不動心”境地。
所謂“不動心”,船山釋謂:“無恐懼疑惑也。”為什麽會沒有“恐懼疑惑”?是因“配義與道”內在於己的性質,“配義與道”,是“不動心”的根據,是養氣之實質,也是熟仁之內容。做到“配義與道”,就是以仁義禮智為內容進行“熟仁”的主體曆練。因為這些內容本身就是內在於己的。孟子指明:“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由此就規定了:“養吾浩然之氣”,決非是空洞的抽象;使仁成熟起來,決非是捉摸不定的遊戲,它是每個人可以成熟把握自身的實在理由。亦如朱熹道個明白透徹:“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那麽,“不動心”究竟如何彰顯出內外一致的熟仁?“不動心”,孟子有,告子也有。告子的“不動心”,在孟子看來,是由於“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是分離仁和義,仁內義外,道義分離,為獲得仁,依賴外在的義,並且先從心外去求得義,再轉向內,這是“義襲而取”,屬於僥幸所得,最終就會產生“不安”和“恐懼”。所以在告子那裏,是永遠不可能獲得仁的,更無從談起熟仁的問題了。而孟子的“不動心”,是仁義具於心內,熟仁是在心內的活動。孟子用了“誌氣”關係表明熟仁是離不開這個“心”。熟仁乃“集義而生”,“集義”乃“誌氣”的辯證運動,而“誌氣”乃為心之用,即心為體、誌氣為用。有人問孟子:“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有何區別?孟子說:“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誌,無暴其氣’……誌壹則動氣,氣壹則動誌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上無得而不去求氣,可以;但是不去求心,就不可以了。堅定的意誌和決心,來自於誌氣的辯證運動,這種作用的性質恰恰是由“心”上開始的,船山釋其謂“體之用”:“誌者心之用”,而“氣為之(心)用”。可見,孟子的“不動心”,與告子的“不動心”,恰恰在這裏有了根本的區別,孟子的“不動心”是溝通與進入熟仁的內在環節,而告子的“不動心”,結果隻會是“生”不會“熟”的。
所以,從“集義所生”到“不動心”,就是這樣的“熟仁”追求:誌與氣、仁與義、義與道,互相統一,就是至誠;誌氣互動、配義與道,是集義而生,是至誠的最高境界,是熟仁的特定狀態;這是繼善成性的結果,也是浩然之氣的善養,更是盡心知性而知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