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仁”,首先要看出孔子對“仁”的理解,蘊涵了豐富和強烈的成人之道的實踐關切。也就是說,熟仁,就是要做個實踐中人,按個底據在身心,這是“道”。
1、朱熹對《子罕》一段話的“習仁”理解。綜觀《論語》,有十餘次論及“仁”。但有一事須提出,《子罕》記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段話要準確理解。朱熹釋得頗妥切:“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在朱子看來,孔子不是不言利、言命、言仁,而是言之有方術。以“言仁”來說,朱熹以為,“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於此觀之,孔子看待“仁”,強調的是習仁,即一番實踐之中的“熟仁”過程。也就是說,孔子把握“仁”,更注重習仁的實踐價值,即如朱熹指出:“仁在學者力行”。“習仁”是孔子的觀點,朱熹隻不過發揮出了這個意思。孔子確實為儒家契入了這樣的“習仁”的實踐視角:
《雍也》:“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顏淵》:“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其言也訒也”。
《憲問》:“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應該看到,孔子對“仁”的原則設定,賦予其強烈的主體性行為取舍。行為是仁在其中的。這叫“依於仁”。孔子強調這一點,用意就在捕開習仁裏麵的實踐境界,熟仁,就是要經曆於此。理由是:
其一,仁不在遠處,就在自己的身邊。孔子感慨:“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而不仁”,猶如身體有病,行為有亂。
其二,仁在其中,可謂是“為仁由己”。孔子引古詩“唐棣”強調仁在由己(自身)的努力而不在外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唐棣,一種植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含有“捉摸不定”的意思。孔子借唐棣之喻,想要表達的是,真的想到仁、做到仁,仁還會遠嗎?此段文義似與孔子“仁,遠乎哉?”有相同旨趣。楊伯峻先生對“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的釋義與此頗有相通。楊釋謂:“夫何遠之有‘可能是’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意思。或者當時有人引此詩(這是’逸詩,不在今《詩經》中),意在證明道(即仁--引者注)之遠而不可捉摸,孔子則說,你不曾努力罷了,其實是一呼即至的。”仁,是一呼即來的,隻看他本身是否努力所至。孔子讚揚管仲“如其仁”的實踐努力,似乎也在指證這樣一種觀點,即“仁至”在實際生活中是可以做得到的,習仁不在於能說會道、能言善變,而在於力行;聖人事事有仁至而來,全是按“仁之方”來左右自身言行,而且是時時刻刻,須夷不離身的。
其三,實踐仁道的體用。何謂“仁之方”?在孔子看來,實踐仁道的方法,首先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使別人也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時使別人也事事行得通。再者,能設身處地一步步行仁術,那就是實踐仁道的最好方法了。
據朱熹、王船山釋義,孔子“仁之方”中包含的熟仁蘊意,有體有用的發微,即熟仁就是體用一致。按船山訓義:“這仁之體,識仁之用,無終食之間可違仁也。”熟仁,取“無終食之間違仁”,就在“仁之為體固然也”,以之為“體”,則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用”。按朱熹釋義,一者謂仁之本體,“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二者謂有此仁之體則有此仁之用。所謂“強恕而行”,“能近取譬”,則是“仁之方”,而此“方”恰是仁之體用,可見於熟。朱熹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在朱熹看來,仁有等分,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賢是“仁如酒好”,聖是“仁如酒熟”當然是“聖”優於“賢”、“熟”優於“好”。孔子讚賞管仲“仁之功”,也讚揚顏淵“三月不違仁”,然而管仲和顏淵均為賢仁而未達到聖仁,或許也是欠熟、功夫未至而就。以顏淵為例,與朱熹基本一脈的二程言:“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曾國藩也點到此位:“即顏淵未達一間,亦隻是欠熟耳。”這些“差距”,還是在行動上找到的,所謂“間”字功夫,就是這樣的“欠熟”。有關顏淵的問題,我們將在後麵還會有專門檢討。
2、德性生長。值得再深入分析的是蘊涵在“熟仁”裏的源頭、根子、本體。習仁之熟,內蘊的是德性生長。孔子十分強調人之學的問題,因為孔子發現了熟仁於學,其中包蘊了一個源頭(“仁之本”)重要性。熟仁於學,學在務本(“仁之本”),“本”的規定就是德性積澱。這是孔子對於“仁之本”的一種獨特見識。把它放在熟仁裏思考,就更有看高一層的特殊意境。《論語》首篇《學而》,記載孔子弟子有子說了一段“仁之本”,也足以照觀出孔子熟仁於學的獨特語境:“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與?”“仁之本”的要求,是“孝”德的承傳。關於“君子務本”,朱熹肯定:“凡事專用力於根本”。至於“孝弟為仁之本”,朱熹斷言:“這個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之本,是萬事萬物的發源處,習仁要尋個根、始個頭、源個發,於此,朱熹喻“仁”為樹根:“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它本身就是一個自覺的過程。所謂“培植本根”,便是一番“為仁之本”的“生意”努力。船山與朱熹似有同悟,揭示出“仁之本”在成熟之道中的真實根底:“為仁”是行仁、是生仁,認為“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人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學者務此”,船山悟出熟仁之底蘊、之底據。孔子說“學而時習之”,是“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這是“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的熟仁之本根要求。
船山講的“學之正”,是符合孔子“學”觀的。《論語雍也》記載孔子的語錄:“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說,君子學欲其博,實欲其要,動必以禮,而守規矩,是以不背離(“畔”)道。這是熟仁於學的根據之一。習仁而熟,以來委於“合於道”,這是孔子對“博學於文”的別樣看待,猶如船山解釋此段文字言明:“夫子曰:君子之為學,以求合於道也……文皆載道之文……禮皆修道之事,於其切於身者,尤體道之實也”,聯係仁之實踐境地的“仁不遠乎哉”,船山闡發“道”也有如此境地:“月盡其身心之力,依乎道之所著,而道豈遠乎哉!”熟仁,是有“道”之底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