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孔子“熟仁”觀念之三句名言

　　“熟仁”觀念源於孔子。《論語》中有三段話極為顯著。

　　第一句。《裏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名實相符，是“必於是”仁的成君之道，是在“無終食之間違仁”，表明君子必以其道的，恰以這仁之熟。這就如孔子期望的：“無終食之間違仁”，在於“苟誌於仁矣，無惡矣。”“苟誌於仁”，是熟仁的功夫，就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此段話中見得孔子的“熟仁”精蘊，朱熹釋得清晰。所引《裏仁》那段話，朱子以為它可作兩段看：“富與貴，貧與賤，方是就至粗處說。後麵‘無終食之間違仁’與造次，顛沛於是，方說得來細密。然先不立得這個粗底根腳，則後麵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這就是說，熟仁進行，須有個先後安排，立前段為粗，打根基；立後段為細，精到工夫，“須是先說個粗，後麵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亮，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這是一種漸漸而習熟的工夫。再者，朱熹看出“無終食之間違仁”中的“間”字深義，熟仁，須從“間”字上看，這“間”字真意就在顯示漸漸而習的熟仁功夫。朱熹挑明：“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於此朱子道出的是，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中的“著力”功夫，即是一種熟仁的“細密工夫”、“存養之功”，它是始終於己、深刻不息的。朱子的此番發微，尤是對這“間”字上的“著力”發揮，注入了一層熟仁之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的特點理解。

　　這一點，船山也釋得清楚。船山體察出孔子“無惡”感悟之中潛藏著的熟仁辨識：“其無惡可必矣。由是而熟焉，則純乎善而不見天下之有惡。”船山從善惡之別裏訓得“由是而熟”的“定力”根據：“夫子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仁而已矣。仁者，此心之存焉者也。顧其或存或去之幾，必審之於早；而一存不複去之效，必待之於熟。審之早者，為取為舍之分也；待之熟者，為存為養之功也。取舍之分，因於欲惡之情，則求仁之大辨，於此有定力焉。”“求仁之大辨”，此番“定力”功夫鎖定在“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無論處於何種顛沛流離的困境和艱險，是君子總是須夷片刻不丟失仁。這就是一種“定力”，是走向“漸至於熟”的仁熟境地。“用力”也無非於此。船山肯定：“用力者勉之於一日，而後相因以漸至於熟”。所謂“漸至於熟”，也屬於衡量君子存養功夫的內涵：“君子之必如是也，然後存之養之，密而無間，以熟其仁，則性焉安焉於天理之中，欲惡之幾，必無妄動，取舍之辨，不得遲回，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乃於斯焉成矣。”船山挑明的“定力”、“用力”、“識幾”、“存養”、“細密”的熟仁之功夫，表明在其中仁是一以貫之的存在著。

　　然試問孔子這般“熟仁”功夫又何以能顯現、何以會實現其仁？由朱熹、船山挑明的熟仁之功夫（“定力”、“用力”、“細密”、“存養”），可以在孔子那裏得到某種淵源性解答。《論語》中有一段話業已勾勒出一種積極導向。

　　第二句。《子張》：“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這段話雖為孔子弟子子夏所說，但也體現其老師的熟仁思想。可以說，這段話是對孔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的發掘。按子夏所言，徹始徹終的“仁在其中”，是博學、篤誌、切問、近思的習熟鍛煉。譬如，一種“好學”的習熟工夫，貫穿於熟仁之中，“好學者日新而不失”，這是對“仁”的“日新而不失”的習熟鍛煉。子夏做過一種說明：“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對此，船山領悟到其中蘊涵的熟仁之習：“其能月無忘也，非便習之已熟也，乃必能之誌不懈於經月，不自謂已能而見無餘味也。非好學而如是乎？”熟仁而好學，恰是一種習仁而至熟的實踐鍛煉。這點亦如朱熹點明相致。朱子學生楊至之問朱子：“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朱熹回答：“然。於是四者（博學、篤誌、切問、近思）中見得個仁底道理也。”在這裏，朱熹道出的孔子“熟仁”觀的精蘊所在就是：深入於這學、誌、問、思之中的，應“見得個仁底道理”，使心中“所存自熟”，所熟在見於仁、習於仁，徹頭徹尾，自始至終。

　　那麽，在孔子那裏，這“博學”、“篤誌”、“切問”、“近思”中何以能“見得個仁底道理”呢？此番熟仁之習，也取向於孔子下麵一段親身經曆的名言。

　　第三句。《為政》：“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親曆熟仁有道，他從十五歲開始有誌於學、問、思，至七十歲，才有“不逾矩”之熟來，這裏借朱熹的解釋看得此理：“三十而立之時，便是個鋪模定了，不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也。知天命時，又知得理之所自出。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逾矩時，又是爛熟也。”孔子的“誌於學”、“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逾矩”，其內核是貫於“仁”的，整個進程就是習仁之熟的漸化。船山似乎接住了朱子在此的習熟解釋，刻意挑明孔子自六十能“見得理熟”、七十能“爛熟”的心之根據：“至於六十……因反而循之，熟而嚐之，至於七十，則理之在萬物者，吾可以任吾心而任之矣。”這是心之而熟，又是貫穿於十五誌於學至七十不逾矩，並且船山著意於成熟品性的鍛煉，“誌於學”，既是人心的磨練，又是始終的成仁成性（德性）的熟仁過程。於此船山挑明：“十五之所誌，早有一從心之矩在吾規量之中，此吾之始之也，有若是者。三十以後之所進，不舍所誌之學，而不敢期從心之獲，以漸成之，吾之中之也，有若是者。七十之從心不逾，盡協乎吾誌之所求，博通於所學之大，知與行自信諸心，天與物不在乎外，吾之終有若是者。則誠（仁）哉，性之不可恃，而學乃以盡其性也。吾之學如是，凡與我共學者，其亦尚如是乎！”在船山看來，人心盡性成熟，有個“誌於學”於其中，如孔子自三十至七十，始終不丟失於“誌於學”，因為在“誌於學”的開始中，已內在積澱對於仁的往後追求的向度，更進一步看，成性成仁而成熟，是蘊涵在“誌於學”的努力裏；或者換種角度說，應當挖掘孔子“誌於學”中開辟出的往後發展的熟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