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五節 一個擴展性的補充說明：《管子》與儒家和諧能力思想的“不謀而合”

　　作為儒家“和諧”能力思想研究的“佐證”和“旁通”，這裏再繼續擴展中國人比較獨特的“和諧”能力觀的檢討，提出《管子》來，看其與儒家的“不謀而合”。《管子》一書，不管其屬於儒家還是屬於道家或法家等，它內在地含有與儒家在道義論方向上相一致的和諧能力觀，更重要的是，《管子》也使其運用到“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這就是我們稱其為的“不謀而和”。這也表明，中國人講“和諧”，是有共同價值取向的。

　　我們的分析思路是，《管子》從“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命題出發，又從“內-外-合”的邏輯敘述裏，展開了和諧能力的探討，並使之上升為道義論而進一步展開社會和諧的“民和”治道觀。

　　1.“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管子》論和諧，有個經典命題：“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人與天（此“天”即為自然）相和諧（“調”），才有天地自然之美。中國人有天人合一的傳統，但是《管子》強調的是人要主動與天相合，在這裏，人是主動因，天人合一，《管子》看重的是人要與天主動去相協調相和諧。人若能這樣做到與自然相和諧，大自然和人類社會就會生成出美麗的圖畫和景致。對此，《管子》從天人之“和諧”轉向社會之“和諧”，並從而對人的行為做了具體性的和諧能力要求，正是在這樣的視角裏，《管子》的和諧思想具有了較為別致的優點。

　　基於這個命題，《管子》關注的和諧能力在哲學方麵的思考，有三點值得指出：

　　其一，“通天下，遇者兼和”。人能通達天下的道理，遇事就能和諧處理。此番和諧能力，《管子》也從“人與天調”角度，認為實現天人合一的，就是認識到物極必反的道理，就是做到不滿不盈。《管子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天的道理是：充滿但不溢出，盛大但不衰弱；先王明君能夠效法（“與”）天道，所以才能保持盛滿。這是一種和諧能力，它來自於“效夫天地之紀”。《管子白心》證明道：“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盈極生虧，天之道也。誰能忘乎所以？應當效法天地法則來指導人生、和諧人生。隻有這樣，才能做到如《管子白心》中所說：“和則能久”。有了和諧，就有了持滿的長久之道。

　　其二，“治和氣”。《管子》從唯物主義立場，對“和”給以“氣”上證明，為和諧尋跡其哲學上的根據。《管子》從四季更替、四時變化中找到“和氣”是貫穿其中的存在根據。《管子》裏有不少說明。《管子幼官》：“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並且把這種“和氣”具體化，以“坦氣”來更進一步闡發和諧生活、和諧人生的生成，《管子幼官》接著“治和氣”繼續闡明：“藏溫濡，行驅養，坦氣修通。”“修通”什麽？“修通”達到的結果又是什麽？《管子》期待的恰是經過“坦氣修通”而達到的社會和諧局麵。《管子幼官》緊接著“坦氣修通”這樣說道：“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如此就會生長出“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的社會和諧局麵。其實，《管子》對“坦氣修通”作過較為相似的和諧能力方麵的多樣說明，如“藏不忍，行驅養，坦氣修通。”“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這一切“修通”都是符合“天道”之原則的，所以《管子》命其為“通之以道”。

　　其三，“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管子》繼承和接續了中國人的“和同之辨”，認為“五味不同，物而能和。”同則不繼，和實生物。相同的東西拚湊在一起不會有生命力，而把不同的東西調和在一起，就會生長出新的東西。這在《管子》看來，它是符合天地之道的。《管子宙合》篇，就一再加強這樣的觀點。所謂“宙合”，就是說天地廣大，包容了天下不同，於此就有了生生不息，產生了一種和諧的聲音、一個和諧的局麵。恰恰這裏的“合”，也可謂是和合文明的一個極好注解。《宙合》如此申辯：“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橐”，形似一大口袋，它裝滿了天地人間之萬事萬物，其間一切無邊無際，但又溝通和諧。因此，人世間不能有理由說大家做不到和諧相處。盡天地之道，才會“必有和之”。

　　2.“內-外-合”

　　《管子》從“人與天調”的基本觀念出發，直麵人世間的和諧能力，這才是《管子》最為關注的問題，也即是“天地之美生”的和諧能力。對此《管子》思考的麵還是相當寬泛的，即看到了和諧社會、和諧能力對於生命、人生和社會的意義和價值。這裏《管子》從“內-外-合”三個方麵進行了精到的闡述，值得指出：

　　其一，“察和之道”。這是《管子》從“內”的方麵展開的檢討。《管子》推崇和諧思想，提出人們要仔細考察和諧之道，而這樣做就是為了更好地培育和生長出人們內心所擁有的和諧能力。《管子內業》：“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征不醜。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諧能生長，不和諧就不會有生長。但是思量和把握這種“和”，不是人們隨心所欲的行為，而是需要人們發揮主觀能動性，先從人們的內心裏開始，把握公平正義的尺度，控製“憤怒”、節製“五欲”，這如管子所指明：“憤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它被《管子》概之為“和成”，即因和諧而有所成就。《管子內業》就是這樣挑明的：“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按此而論，“平正擅匈”，恰恰就是在喜怒憂患之間進行合理的控製和調節（“充攝”），使之走向內心的和諧。沒有內在的和諧就沒有外在的和諧。

　　其二，“明正以治國”。這是《管子》從“外”的方麵展開的檢討。其實，在中國人的和諧思想裏，有個重要的和諧能力，向被中國人看好的，就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恰到好處、不過頭過分。在這裏，《管子》從和諧能力上對孔子講的“政者，正也”作了一個比較新穎的解釋，頗有價值：“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在《管子》看來，所謂“正”，就是最好的“立中”，即立中庸之道，防止過猶不及，領導者、執政者、治國者，必須講究“明正以治國”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可能性，就是內在的方麵，如《管子》指出“治心在於中”。治理內心要在培育和堅持“中”，此“中”，或謂平正之道，或謂中庸之道。重要性，就是外在的方麵，如管子指出治民：“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要以公平正義的心思和胸懷去對待人民的生計，治理人民就不會偏失平正。做到了這點，方可稱得上明君之王：“兼正之國之謂王”。

　　其三，“和合故能諧”。這是《管子》從“合”的方麵展開的檢討。把內與外結合起來，就有“和合”之和諧。《管子》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即“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這裏，《管子》把和與合，視為達到和諧的兩種方法或謂兩個環節，實質就是兩種和諧的主體能力，一者由內在出發，一者由外在實踐，內外相互結合，就有和合之結果，那就是和諧了。有了和諧，就有了社會的合理結構，也就有了人世間的合理安排，這樣的合理性是不能受到破壞的。生活秩序和社會組織也由此才具有和諧的本質。這一“合”，總括地看，《管子》的證明獲得了這樣的邏輯：內心的和諧來自於“平正”，而“平正”化在外處就是要“明正以治國”，這其中的和合之處就在於符合與效法天道之“正”。同樣，走向和諧的“人與天調”路徑，展現出來的實踐價值，在《管子》那裏，最富有理論成果之一的，就是從這裏所獲得的政治道德意蘊。也就是說，《管子》把和諧能力看作為是一種領導水平、一種執政能力、一種政治道德。

　　3.“道義論”考量

　　從“人與天調”考量《管子》和諧能力思想的優點，有個基本方麵就是要把《管子》和諧能力的思想，不僅僅從“天道”走向“人道”，天道成為了人道的義務的實質性內容上來理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將其放在政治道德層麵上去思考，也就是考察其作為一種執政能力，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管子》的和諧思想所具有的新意蘊、新境界、新方向。而這一“新”義，恰恰在於《管子》把這樣的和諧能力上升到道義論角度，從而進一步提升了它的義務情結和責任意識。此番論證，頗具特色也頗具價值，其中有三個方麵很值得指出：

　　其一，“義有七體”。《管子》有個非常著名的“義有七體”，它著眼於道義論立場來闡明建立社會和諧的必然性質，也就是一種特定的和諧能力之需要。《管子五輔》：“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懜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冠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此“義”，是從行動上來說的，《管子心術》：“義者，謂各處其宜也。”所以它有著道義和責任之蘊意。如《管子》認為“行必正直”，就在於“行者，正之義也”的道義之必然、義務之使然的責任意識。在《管子》看來，社會的和諧，首先是安排人民的行為要有合理的標準、要有正確的道路來指引。而這一切首要的是對執政者的和諧能力所提出的嚴格要求。無怪乎，《管子形勢解》中一再申明：“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也就是意味著，一切關乎於執政者的和諧能力，先要采取道義論的立場，先要問一下他們堅持了道義論沒有？有沒有盡到相應的責任？在這裏，《管子》真正看到了道義與和諧的社會作用和政治功能，如《管子侈靡》：“兵強而無義者，殘。”如《乘馬》：“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

　　其二，“修上下之交以和”。《管子》的“義有七體”，蘊涵了“上下”和諧的關係處理。在《管子》那裏，所謂“上下”，多指官民關係或者君臣關係。這些關係能夠處理好，社會就有了和諧的條件和保證。《管子》一書裏，有不少“上下之和”的提法，如《管子形勢》：“上失其位則下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如《管子五輔》：“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如《管子問第》：“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如《管子君臣》：“為人上者，製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無邪”即謂和諧也！--引者注）如《管子形勢解》：“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這裏關鍵要指出的是，這一切的“上下之和”，核心還是凸顯出道義論的價值。因為在《管子》看來，做到“上下”和諧，關鍵在“上”，關鍵在“官”。用道義論去衡量、去取舍“上下之和”，於此考量官民關係與君臣關係，《管子》強調的是德位之辨，即以德匡位，也就是以道義論去規範各級官員應當如何地對待治民、如何對待自己的位子。《管子立政》說得如此：“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並且對“德不當其位”作了多向度說明：“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居位應以德性德行為基本，“安其位”又“務其職”，這是盡道義的責任意識，這對君臣敬位盡職也有限定，《君臣》指出：“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所謂君臣“失其道”“失其事”，指的就是失掉道義和德行，如此也就失去天下和位子，也就會帶來社會的不和諧。因此，《管子》正是從道義論立場來加以申辯：“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如此才有“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的和諧結局。這就叫“德義者，行之美者也”。

　　其三，“先論其理義”。“先論其理義”，實質上也就是“先論其道義”。道義在先，《管子》堅持這樣的價值觀。《管子》非常看重先後之辨。在《管子》中，經常會發現“貴所先後”的價值判斷。而且這樣的判斷往往圍繞道義在先的邏輯氛圍展開。如《管子乘馬》：“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如《管子樞言》：“四者（即愛之、利之、益之、安之）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並且《管子》也從實際生活的事實裏，證明先後之辨的實踐價值。《管子幼官》：“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日不困。”《管子霸言》：“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管子解勢》：“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管子樞言》：“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後，應適莫如後。”《管子》也以先後之辨來揭明它與社會的和諧有著內在的深刻關聯，《管子宙合》說得如此：“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先有道義，後有治國；先有德義，後有治民。這就是說，《管子》並非抽象地把這先後之辨僅僅駐足於“道義在先”的價值判斷上，更重要的是將其放在了作為建立與民和諧的社會基礎，它的道義就是建立“民和”的和諧社會。對此《管子》作了以下一係列有關“民和”的設計和論證，提高了《管子》道義論立場的實踐意義。如《管子幼官》：“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如《管子兵法》：“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又如《管子五輔》：“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那麽拿什麽來治民呢？以道義為先。有義則有和。“從其宜（義），則酸堿和焉。”《管子》常有“義”“和”並舉之說法，如《管子白心》：“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這句話也是對儒家“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從“義”上提升了“民”的道義性質和重要地位。《管子》看到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管子》將“給民以利”作為道義在先的特定的“民和”內容。《管子侈靡》：“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給人民以利，就是治國之道，就是正義之道，就是道義所在。這就是“義有七體”的根本指歸，更是“人與天調”的最終旨歸。

　　總而言之，《管子》基於“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的哲學思路，相信“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人與天道相圓融、相通暢，天下就會和諧，並且由此出發建立道義在先的義務論傾向，借此把社會和諧鎖定於“民和”為基礎，並視其為一種執政能力，這是《管子》和諧能力思想的最大優點，其實這也是儒家一直希冀達到的社會政治道德理想。它留給我們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想象空間和啟示作用還是比較多的。

　　§§第十八章 循吏之風：儒家官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