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四節 道義論引導下的和諧能力生長出的文明引申

　　儒家的和諧能力思想，催生出中國人的和合文化、和合文明、和合精神。當然在道義論、義務論意義中的這種催生，是借助於對“道”的特定信仰和深刻把握，認識到，原來天道人道就是一個道，誠如明儒王船山所言：“道一也，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有人道。”人道不違天、不違道，就是義、就是義務性所至。儒家相信“人能弘道”，真正解釋起來，儒家也從心性道上展開，王船山指出：“性者天道，心者人道，天道隱而人道顯。”所謂“顯”，乃為擴充仁愛之心來“弘道”。這樣的“弘道”無非就是人的義務。這是從人性上來強調的。接續這樣的“道”觀，我們發現：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和諧思想的“道”性，幾乎構成了中國人的一般信仰，具有普適性。

　　1.中國人講和合，講和諧，是從天人相通的哲學信念中生長出來的。和諧和合是有著深厚的土壤積澱。在中國人看來，天與人之間可以相互溝通，雙方沒有阻隔，而且溝通的渠道也是多種多樣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催生了中國人對死的獨特理解。莊子送老婆入葬，不以哭而以笑“哀悼”，對於這種反常規的特殊方式，莊子的解釋極具“魅力”：她來自於自然，現在送她回自然，與自然和諧合一了，應該為她高興呀！死，在莊子那裏，獲得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的特殊境界。東方人的“天人合一”，也改變了外國人對中國文化價值的重新評估，尤其是近現代工業化以來的環境破壞，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必須回到古老的東方人的和諧觀念中去，從中尋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在這個問題上，老子的道家主張以天道為本體的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無為，故人道也自然無為，是無為而無不為。這就是天人和諧了。在老子的哲學思想裏，取天道自然無為成為人道少私寡欲清淨無為的行動樣板。老子的“和諧”理論是以無為為最高境界。這也稱為“出世”的精神。儒家主張以人道為本體的天人合一，人道對於天道是有積極的入世精神，天人合一表現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人是可以勝天的。但是勝天不是破壞天人合一，而是在天人合一的指導思想裏的積極有為。但是也引來一個遺憾的情況，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在“天人合一”的價值取向和思維路向裏，對自然本身的研究卻很薄弱，這也影響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理論發展。

　　2.和合文明的人性化感受。值得指出，和諧所帶來的人性化感受，即和諧思想也指意於調節人的內在心理感受和道德感受。通過人的某種特定活動，自然的氣經過一定的渠道進入到人體中去，天人就溝通了，人體自身就達到了和諧。如練氣功，聽音樂，彈琴，練字，均有個技進乎於道的嫻熟。

　　先來看一下音樂：完美的音樂就是一種天人和諧的狀態。莊子讚譽庖丁解牛的一氣嗬成的內在和諧，猶如美妙音樂：是“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中音”，合於樂音，和諧音樂；“桑林”，商湯時的樂曲名。“合於桑林之舞”，是喻庖丁解牛動作像跳桑林舞一樣自然而得；“經首”，堯時鹹池樂曲一章；“會”，音節。古人相信，音樂與天道相通。音律是天道運轉的“模擬音”，得之於“天理自然通暢和樂”。

　　再來看一下孔子講的少生悶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怨恨，生悶氣，是心內不協調，不和諧，裏麵與外麵不溝通。天天愁眉苦臉，小人之慍，不是君子的品格，也非君子的為人之道。孔子說，人家不了解自己卻不怨恨，這不是君子的風範嗎？天人合一、天人和諧，就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再來看一下自然主靜的問題。人也要主靜。能主靜，就是和諧，就是安定，就是要寧靜。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樂，仁者壽；知者動，仁者靜。老子說以靜鎮躁。諸葛亮在《戒子書》中說以寧靜而修身，以淡泊而致遠，“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現在的不和諧，最大的毛病或問題就出在人們缺乏了寧靜的思考、寧靜的修養，一片急功近利的浮躁。沒有靜靜地坐下來搞學問，十年磨一劍，現在是一年磨十劍。不和諧的問題一定是與我們的浮躁、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心理有關。缺乏了義務性引導，缺乏了道義論堅持，就缺乏了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人與社會和諧的存在基礎。

　　3.要辯證地看待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儒家和諧能力思想，有一個根本缺陷就是弱化法治和製度因素。

　　和諧社會的理論建構，儒家建立在道德治理的層麵，道家建立在自然無為的基礎上。不強調和注重法治對於建立和諧社會運轉的重要性，這是其最大的問題所在。更重要的是，儒家講中庸之道，講仁愛原則，講推己及人，講立人達人，講勿施於人，都是以人治為主體，這是遠遠不夠的。它也暴露出中國傳統和諧能力思想的致命缺陷。傳統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以倫理為本位，法治很薄弱。即便講法治的法家，也隻法為一部刑法，因而它絕非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法治。儒家德治傳統造就了中國人對權利意識的弱化，也在無形之中培育了一種息訟的心理積澱。以血緣和宗法關係為係統的社會結構，也導致了含情脈脈的人情關係掩蓋了麵對法治的努力。孔子的父子相為隱瞞，委實地引導出人情重於法勢。和諧社會需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然而人情關係非和諧社會的絕對保障，和諧社會是要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但是和諧社會的全麵建立也離不開道德因素。公正平等問題，誠信友愛問題，充滿活力和安定有序，一時一刻都離不開道德建設。今天人們追求適宜的幸福指數，也是包含了一定的道德期望值。但是儒家把和諧社會僅僅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是有問題的。經濟發展與道德水平有著緊密的聯係，而且這兩者本身又都是離不開法治建設為根本保障。道德形成與人們的後天努力分不開。現在道德生活有所下降，其中存在與法律、與法治建設、與製度建設相關的問題。走中庸之道，要避免作秀、搗糨糊一類，就需要增強法律力量和法治作用。現在我們的法律很齊，關鍵在於執法，正是法律才能真正保障和諧社會的建立和運轉。沒有法律光靠道德也難以建立和諧社會。當然也不能利用製度去反對製度精神和製度原則。

　　今天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是汲取傳統文化中的優點並拋棄其缺點而進行的一種實踐。中國文化已有幾千年，它已經深深地紮根在中華民族的精神當中，也影響著我們的未來，一個正確的態度就是繼承中開發，創新中前進。和諧社會一定是繼承了傳統和諧理論的精華並且在克服了其缺陷的過程中建構的。實質上，我們已經超越了傳統和諧思想並且在此基礎上融入了更具時代氣息的和諧社會的特定內容。民主法治問題、公平正義問題、誠信友愛問題、充滿活力問題、安定有序問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問題等等，既是我們未來要建立的和諧社會理想目標，又是對中國傳統和諧社會理想的繼承與超越。對於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能力思想，我們也作如是觀！

　　儒家“貴和尚中”的和諧能力思想，催生出中國人的和合文化與和合精神，也深刻地影響和積澱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裏。它以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引領出我們的實踐傾向，最重要的是，它引領出道義論意義中的和諧信仰，以及隨之需要建立的義務性的責任意識。從這些和諧能力思想裏加強主體間的和諧能力的培養和鍛煉，儒家寄予了官德期望，希冀成為各級官吏的政治道德要求，儒家已經擴大了“貴和尚中”的和諧能力的思想範圍、理論深度和實踐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