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中庸之道：和諧能力的政治智慧

　　仁愛是構築和諧社會的精神原則，和諧之道也是仁愛原則的重要體現和實踐目標。實質上這裏就是一個“貴和尚中”的結合。“貴和”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是和諧的人際關係、是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和諧的人與社會的關係，三者的和諧境界還離不開一條“尚中”原則，就是中庸之道的問題。或謂時中原則，即在各種場合實行中庸之道。措施要寬猛相濟，政治要既不過寬，也不過猛，在平衡中達到和諧，這就是中庸之道。中正適度，不偏不倚，它是認識事物合理性的普遍的方法論準則。要求和諧，是中庸的實現，反過來說，實行了中庸，是達到和諧的最佳路徑。“貴和尚中”，作為一種和諧能力的培育與實踐，要對中庸之道有這樣的辯證認識：

　　1.“和”是一種調節，它有個度的設定。做到中庸之道，是很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品質。一切事物的發展，都可能有三種狀態，即不足、中正、過度。不足、過度不符合事物發展的需要，隻有中正適度才最有利於事物的和諧發展。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做得到中正適度？孔子設計了一些方法，如在處事接物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既要有主見，但又不主觀；既有一定指歸，但又不固執。在管理政事上，要“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給別人好處又不浪費，指揮下屬又不產生怨恨，有欲望又不貪心，做到莊重又不傲慢，威嚴又不凶猛。歡樂不至於放蕩，悲哀不至於傷害。這裏有個底線的把握，有個度的把握。真理走出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就好比飲食過度或者不足，都不利於健康。

　　但是要知道，中庸，不是折中調和、搞和稀泥。後者的特點是模棱兩可，是非不分，不講原則。我們擴展一下這裏的觀點。

　　《論語》有段話代表了中國人對這個問題的基本態度。《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之也。”實施禮，要以和順適中為貴。先王主張的、走過的路其美好處就在這裏。他們無論小事或者大事都做得和順適中。但是如果有行不通的地方，為和順而和順，不用禮節加以節製調節，也是不行的。

　　首先，要“知和而和”。意思是說，要達到和諧，首先就要了解、知道“和”。知道“和”的重要性、“和”的規律性，即“和”的大道理。這是實行中庸之道的前提條件。如果對“和”的道理都不了解或不十分的了解，是做不好和諧工作的，而且很有可能從“知和而和”走向為和而和的搗漿糊、作秀一類，也就會產生無原則的求和。知和，首先就是知道是非分明，知道做事原則，知道底線。

　　其次，為了避免出現無原則的為和而和，就得用禮來調節“和”。先王們做到的和，恰巧是以禮貫穿在其中。所以，避免和防止無原則的求和，就必須以禮來協調。那麽禮是什麽？這裏的“以禮節之”又是什麽意思？很清楚，實行中庸之道，它不陷入折中主義和搗漿糊，就在於其中有個禮的控製和調節，禮象征著一種原則、一種製度、一種規則。禮在其中，中庸就有原則指導，就有實際指向，就有是非分明。所以中庸麵前也有個是非問題。也是講原則的中庸之道。

　　再次，有了“以禮節之”，中庸之道就可以在度中遊刃有餘，按原則辦事但又不會固執呆板，堅持原則又會顯示一定的靈活性，這就是一種智慧、一種藝術、一種本領。有欲望而不貪，是心中堅持了法律底線和道德原則；指揮別人而不會導致下麵的人反感，是堅持了規章製度又運用得體。做事如此，做人也如此。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謙恭卻不知禮，就會勞倦不堪；謹慎卻不知禮，就會畏縮膽怯；敢作敢為卻不知禮，就會盲動出亂子；心直口快卻不知禮，就會尖刻刺人。這是不以禮來調節行為，以至於中庸達不到。

　　2.中庸所把握的度，是從動態來講的。認識和掌握度並且運用度，要因時因地而異。儒家文獻《中庸》辯證說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所謂“時中”，就是要合乎時宜，要在動態中靈活變化。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和諧是動態的進行時，中庸本身也是在動態中實行的。中庸之道不排斥通權達變。隻要能符合更高的價值目標，打破常規，特事特辦，合理解決，也屬於“應變的權宜”。孟子聯係實際有過精到的分析。《孟子離婁上》舉了小叔救嫂子溺水，援之於手，是“權也”的事例：“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授之以手者，權也。”小叔子見嫂子落水即將淹死，這時就應該打破男女授受不親的禮節規定，伸手把她救上來，這雖然違背了禮的規定，但卻符合人之常情和本性，可以權變。聖人也有此中情懷。孟子舉舜不告而娶之例，《孟子萬章上》記載：“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不告而娶”是否違禮？舜的父親十分頑劣，他憎惡舜，幾次想害死他，父子關係很不好。舜要結婚，按禮應先告訴父母，征求他們的同意。這對舜來說是行不通的。如果告訴，父親不同意，舜就不能結婚，既破壞了人的天倫，又造成“無後”這一最大的不孝，還會進一步使父子關係惡化。這種情況下，“舜不告而娶”就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合理選擇。中庸所把握的度，就是這樣的通情達理，即通權達變而不失度、不失中庸。其關鍵是要講究個中道的問題，也即始終站在道義論的立場上來處理問題，這就如孔、孟所言的“從容中道”。

　　從容中道就有和諧。這裏就有兩個相關的主體性“從容”能力要求：一是我們始終要有個責任心義務心，善始善終與道在一起。隻要我們時刻不忘這個責任心義務心，就會盡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份工作，就能處處時中，就能左右逢源，就能搞好關係，就能學而優則仕，就能人與社會和諧相處。從容中道啟發我們的是，構建和諧社會，應該在全社會提倡責任心教育、多講點義務論，讓我們大家時時處處懷有一顆善良的心，和諧的社會風氣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二是有了這份責任心和義務心，就會有助於我們產生強烈的憂患意識。中國文化非常崇尚憂患意識。實際上憂患意識最早是與中庸之道與和諧社會的破壞有最直接的關係。它包含的是對物極必反的擔心。物極必反，意味著失去了平衡、有序、和順、適中。居安思危，居富思窮，居盛思衰，居滿思虛，居盈思虧。天道忌盈人道忌滿，這是一個對度的把握。《左傳》言：“盈必毀，天之道也。”古人已有如是觀。人要有憂患意識，因為人事是會發生變化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出於萬事萬物的不斷變化和不確定性因素的不斷產生，對人的這種主體道德上的要求是很自然的，這叫有備無患。由“從容中道”到“義務心”到“憂患意識”，可以成為培育和鍛煉和諧能力結構的主體性機製要素。建立和諧社會，不要忘了憂患意識，不要忘了一份道義責任心、一份義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