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貴“和”與“和而不同”，儒家和諧

　　能力的政治考察

　　儒家開了個頭。孔子講“和為貴”，又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貴和，是重和諧。“和”是矛盾、對立、差別的協調，“同”是無差別、無對立、無矛盾的相同。“和”可生物，“同”則無果。儒家文獻《國語鄭語》最早挑個明白：“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而不同”意味的是和與同是有區別的。講和諧是包含矛盾的和諧，沒有矛盾就是叫“同”。“同則不繼”則意味著，這樣的“同”是不能生產任何理想的事物，也猶如死水一潭。有矛盾就有活力，但是矛盾要處理好。必須要研究處理矛盾，和諧社會才會實際地存在。這就叫“和實生物”。這是君子的為政之道，也是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之一。

　　1.最早的哲學思考，也是從政治上著眼的。值得提出，最早明晰和同之辨的恰是些執政的官員，這是對於和諧能力的最早的哲學思考，而且也是從政治上著眼的。早於孔子的是西周的伯陽父論和與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蔽，得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從事物和諧生長的角度把“和”與“同”區別開來，蘊涵樸素辯證法因素。伯陽父，傳說為伯益之後，是幽王時的太史，又稱史伯。當時鄭桓公為王卿士。這段話是伯陽父回答鄭桓公提出應如何保持王室政權命運問題，亦即如何執政的問題。幽王棄和剸同，根據“同則不繼”的道理，幽王不會久長。伯陽父以比喻方式向鄭桓公進言“和”的執政重要性：隻有一種聲音就不能成為音樂，隻有一種顏色就無法構成文彩，隻有一種滋味就不會形成美味，隻有一種意見就不能展開討論。所以不能“以同裨同”，而應“以他平他”，把不同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使之彼此相濟，相反相成，達到和諧。伯陽夫認為幽王反其道而行之，必失掉政權。這裏伯陽父實際上提出的是執政和諧應提倡納諫，即“以他平他”的和諧。這是一種和諧能力。

　　2.晏嬰的和同之辨。晚於伯陽父但早於孔子的齊國著名政治家、亦被孔子讚譽為“善於人交，久而敬之”的晏嬰直接進入君臣關係論和與同：“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幹，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也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嘏。‘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也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景公打獵之後與晏子的這段對話。景公說，他的嬖大夫梁丘據與他很“和”。晏子回答，據隻能說是“同”，不能說是“和”。景公不解地問，這“和”與“同”究竟有何差別？晏子說了一番與伯陽父相致的和同論。晏子說，所謂“和”，猶如廚師用水、火、醯、醢、鹽、梅做肉羹一樣，要把握住火候和各種佐料的數量，才能美味可口；也如作樂一樣，有各式各樣的樂器，五聲、六律、七音要配合好，才有優雅悅耳。君臣關係也如調羹作樂一樣，同樣需要相互協調、補充，才能有個君臣有序的“德和”政治。

　　晏子和同論，有三點特征值得說明。其一，晏子所論之“和”，係為一種相濟相成狀態，是以對立、差異、區別為前提。“和”不是單一事物或者相同性質的事物，“和”之狀態乃為對立物或差異物的相互補充與協調。晏子所論之“同”，係為一種單向孤獨狀態，是以片麵性、單一性、局限性為存在條件，沒有差異和區別，表現在君臣關係便是一味順從。其二，晏子所論和同，說明了君子不可能無錯誤，不應由君子一人說了是；臣也不能以順為上，而應補充君子不足為己任。這裏有些民主因素，推進了伯陽父的和同說。其三，晏子論和同之辨，著眼於政治道德，意在提高君臣執政能力而設計。和諧有心平，心平有德和，德和有德政。

　　實際上，和諧問題涵蓋廣泛，有自然的、有社會的、有心身的、有音樂的、有思維的。但是晏子突出其政治道德，最重要的地方是，晏子以《詩經》引出、引申和同之辨到執政能力問題上，得出了屬於儒家德治的基本觀念，並且給儒家的和同之辨引領出一種特有的政治道德方向。如後儒們討論的進諫或納諫，基本的觀念和精神幾乎皆淵源於此。儒家檢討的中庸之道，是連接著和同之辨，但是又使這個問題向著德治向度深入展開，充分地拓寬了中庸之道在和諧能力方麵的意義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