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人、官不二

　　做好人難，做好官更難。先做好人才能做好官。做人是做官的前提和基礎。這是儒家官德的最大警示和最顯著的標的。做人要學習，做官要學習，人、學、官，連接一體，儒家仕學相濟的觀點裏，又增加了在“學”層次裏的人、官不二的性質。究其“不二”，儒家從這三個方麵加以特殊關切：

　　1.這“不二”，底據在道義論上。試問這“不二”的底據，統一在哪裏呢？就在道義上、就在義務上，即做人講道義、講義務，做官講道義、講義務，學就學在道義轉化為義務上。陳宏謀在《學仕遺規》中，在堅持仕途為義不為利的道義論前提下，比較人、官成長裏講得貼切：“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往非學。”將仕字看作求富貴，忘其做官之義，乃非做官之道；因此，做人需要從小就學好“小學”到“大學”，掌握其中道義和義務，至其成人就可以不誤其職官了。對此《從政遺規》作了這樣的評價：“子夏有‘仕而優則學’之論，以居官則資於學者正多也。所言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然後肯修職業，則仕之於學更不可緩矣。”居官與做人，連接在一個道義上，儒家能夠想到的，恐怕不會遊離於“道義”二字。

　　2.這“不二”性質，有個“學則為人，仕則為己”的統一。由仕學相濟轉化而來的人、官不二，儒家有定義於為人為己之辨上，徐棟《牧令書》講明這一區別：“先儒雲：‘古人學者為己，其仕也為人；今之學者為人，其仕也為己。’文中子雲：‘古之仕也養人，今之仕也養己。’”為人與為己，原本是儒家用來講讀書的針對性，《論語憲問》記孔子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意思是說：古代人讀書求學是為了修養、完善和成就自己的學問道德，時下的人讀書求學的動機卻是為了別人的。孔子看到的是讀書求學，在動機上有今昔上的差別。當然，以此段話放到仕上講，意義有些許“轉折”，即正確的是，在先儒看來，做官如求學，讀書求學，乃是內聖與外王的連接，為己需要內聖，這是做人和做官的素質；做官需要有外王事跡，這是“為人”的方麵，也就是當官要為他人為社會作出為政和實踐的績效。做人做官，既是為別人的，又是為自己的，仕與學，辯證統一。

　　3.這“不二”性質，在學術與政治上獲得統一的價值取向。學術為政治服務，勢必落實到做官，這裏講的“政治”，不僅僅指向為現有的政治製度辯護，又包括為自己的“官事”做出努力和成就。所謂“學而優則仕”的“學術”活動之得失，維係於立政方麵，做人也從中獲得基礎麵，向這個目標努力。所以“學而優則仕”就有了中國人一般的理解：讀書好的就可以去做官。這個特定的指向雖然具有嚴重的封建主義價值取向，但是剝離掉這層具體內涵，學術中含有政治目的、政治要有學術基礎，還是具有一般意義。明儒楊昱在《牧鑒序》有段話講得比較到位：“論學之仕，每得親賢士大夫相與論政，必曰：生民之休戚，係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否，本學術之邪正。然則學術其立政之本乎？是故，聖門惟顏子好學，有誌為邦。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開見道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篤誌而深喜。信夫，學與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政學本自相因。古今之論，未有以易此也。”有學問不做官，可以；但做官要有學術支撐，卻是必須的。顏子樂貧求道，不做官，可以；漆雕開德行卓著，孔子勸其入仕，他表示沒信心，問題就是他自感學問不夠。所以，概言之，做人與做官的不二性質，就是其中有個“學術”底據來溝通、來統一。

　　由此看來，在儒家的官德體係裏，做官不是一件輕鬆事！

　　[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孟子公孫醜上》。

　　《史記孟荀列傳》。

　　趙岐：《孟子題解》。

　　對於讀書與古人的交流，儒家常有如是觀。如清儒孫寶宣《忘山廬日記》（上冊）指出：“讀書則如與古人相見，如與古人相語，是何等福乎？”並舉出如此理由：“我國人與遠西人相隔萬裏也，其政俗風土何如也？皆不知也。而讀書則如親遊其國都，觀其形勢；如接見其士大夫，聆其論議，且不僅見其今人，並見其古人；不惟知其今事，並識其古事。是何等福乎？”

　　儒者常以世守者莫如書來教導天下人。清儒金纓《格言聯璧》指出：“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黠者習為巧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勿恥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

　　讀書有“變化氣質”之功效，是儒家的基本主張。更有甚者，有的儒者乃視“變化氣質”為養氣之說。讀書在知曉做人道德，變化氣質在涵養道德品性和品行，因而養氣功夫也就離不開德性砥礪。如曾國藩說養氣三字經，以清、慎、勤這居官之德（亦稱為“當官之要”）為養氣的實際內容：“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見《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朱熹說得細微：“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好官，須是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隻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卻窮了。”（《牧鑒》引）

　　《王陽明全集悟真錄二》。

　　《曾國藩全集日記一》，嶽麓書社1987年出版，第159頁。

　　呂坤：《呻吟語品藻》。

　　從現存留傳下來的官箴資料看，正式的官箴書應始於宋代，以呂本中《官箴》為最早，以元人張養浩《三事忠告》為規範，至清最為發揚光大。但是從曆史淵源上講，官箴起源於《虞箴》，《左傳襄公四年》，就有“帝甲）命百官官箴王闕”的說法，後人不斷仿之，以此作為對王也對百官的警誡。官箴後來也成為封建官僚入仕的必修課，又是他們的護身符。

　　[明]陳確：《陳確集》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

　　[北宋]歐陽修《讀書》，專論當官後分外覺得書可親之道理，細細品味，頗想定下心來反思做官讀書對於治道治身的特殊意義。《讀書》言：“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誌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與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幾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感取名聲，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誌後，便可焚筆硯。少嚐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嚐忝竊，內外職文翰。宦榮日清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杯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歡。形骸苦衰病，心誌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篇簡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間。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幹祿利，老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平生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這裏道出了歐陽修對於讀書重要性的切身體悟，尤其在致政以後更感讀書之親切。文中言“少而幹祿利，老用忘憂患”，書之妙用可不小。讀書原是為擺脫貧賤，本以為當上官後可以焚書毀硯，但官越做越大，物質享受越來越豐富時，隨著年齡增長，愈發感到孤寂無聊，便不得不又揀起書來讀，從讀書中得到無限之樂趣。這已經融入了歐陽修對於學仕相濟的切膚感受！

　　[清]陳宏謀《學仕遺規》卷一、卷八。

　　這段話，經常被引作讀書不能僅僅在“為人”上做文章下工夫，如曾國藩說：“凡讀書有為己為人之分。為人者，縱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曾國藩全集日記一》，嶽麓書社1987年版，第159頁）二程、朱熹差不多也持相同看法。如朱熹引二程注釋來評價：“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案：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5頁）筆者竊以為，孔子本人講這段話，隻是一個事實判斷，可能並沒有包含一種價值判斷成分在裏麵，也就是說，孔子似乎並沒有指出為人和為己哪個為優或劣。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也為本文提出人、官不二在仕學相濟的層次裏獲得某種理論“轉接”或“銜接”，提供內在連接基礎。

　　§§第十七章 和與中：儒家和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