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這段話很有名氣，是出自孔子弟子子夏。有一點值得提出，這段話的重心在“仕”，由仕到學、由學到仕，儒家力圖為做官、在仕途上獲得比較順利的發展而提供思路、途徑和方法。

　　《說文解字》說：“仕，學也。從人，從士。”仕者，就要學，做人如此，做士如此，士到仕，也如此。這叫仕學相濟。本來，儒家就把仕學相濟作為讀書人步入仕途的充要條件。因此，仕而學，學而仕，在儒家的政治道德裏，始終是經久不衰的官德命題，它也無疑成為儒家官德理論的基礎性部分。我們已從孔、孟“仕”觀的背景裏看出儒家對此的基本態度。這裏將繼續討論仕學相濟的具體方麵。對於這個問題，儒家是極為關注的，因為在儒家看來，仕學相濟是居官之道，又是仕途的必由之路。

　　儒家是在義務論意義下去框架仕學相濟的結構。儒家十分關注官員從政的績效。在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路徑裏，外王的仕，內聖的學，先有學後有仕，出於為官執政的關切，儒家認為讀書學習對於做官、仕途來講，就是一種責任要求和義務使然。這本身就是與道義在一起的，明人楊昱《牧鑒》以“達大體”講明學的內容本身，就是學“道”知“道義”：“為政須通政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不達大體”，就是失去政道，就是沒有義務心。其中透露出敬位守職、敬義知恥、知行合一、學政通達、修德與才、事功治道等意識，都包含了一種義務性質的內聖外王。所以仕學相濟，儒家十分看重，原因就是出於實現當官之道的道義論規範。

　　有意思的是，反映仕學相濟這類特定含意的儒家作品，最集中地以一種居官警誡（官箴）一類文獻出現，如家訓、日記、官箴、格言、勸告、語錄等。雖然儒家很少有以仕學相濟為主題的長篇大作，但是可想而知，儒家把仕學問題與居官之德緊密聯係起來，並以官箴格言勸誡來加強它的特殊意義。用心良苦，也意味深沉。現在不妨來透視一下這類文獻中的話語，來領觀出儒家仕學觀作為居官之德的基本要義。這裏，我們將以“相濟”的視域，對學於仕、仕於學，作互補性分析。為了敘述得明了和簡潔，這裏以觀點切入：

　　1.讀書學問，守職無侵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白，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從書中可以學到為官之道，可以給人們樹立道德榜樣。顏之推是以自身仕途經驗勸告學者和仕者：人之所以要讀書學習，就是為了開發心智，提高認識能力，利於自己的行動。那些不知道如何奉養父母者，在書本裏會看到古人是如何體察父母心意、按父母意願辦事的，又如何輕聲細語、和顏悅色地與父母談話，如何不怕勞累為父母提供鮮美柔軟的食物，使這些不孝者看後直感慚愧，並起而效法著做；那些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為君效勞者，在書本裏會看到古人如何忠於職責、不侵淩犯上，如何在危急緊要關頭不惜犧牲性命，如何以國家利益為重，不忘自己誠心進諫的職責，使他們看了之後痛心疾首地去改造自己，並努力去效法古人。勉學，在讀書裏與古人交流，不僅有益於官吏行政，而且有利於正確做人。

　　2.讀書激發，為官知恥

　　唐人呂岩《勸讀書文》列舉讀書十大益處，對為官者的提示極為重要。其中一益是為官知恥乃為君子小人之別：“知恥。君子小人之別，在恥不恥之分耳。小人不知書，敢懷無恥之心；君子知書，能行有恥之事，四益也。”為官知恥的道理，可從讀書中來。此為君子小人之別，為官顯達，是富，知恥為榮，此也為君子小人之別。如朱熹《勸學文》指出：“富而勤學，可以光榮。惟見學者顯達，不見學者無成。是以學者為君子，不學則為小人。”知恥乃是為官之大要，明儒袁黃《了凡訓子書》說得明朗：“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讀書做官，學文知恥，是為官顯達之至要。遠離禽獸，是為人知；可羞可恥，是為“大丈夫”。知恥為榮，書中自有理矣。讀書激發，為官知恥，書中自有益也。

　　3.當官讀書，知行合一

　　讀書，對當官者而言究竟學什麽？清儒盤嶠野人《居官寡過錄》感慨時下當官讀書風氣不正，隻想位子，不思進取，脫離實際，知行不一：“世風之壞，莫患乎士之不立。束發受書，即從富貴起見。終日皇皇，但知以科第為榮，不知以聖賢自勵……聖賢千言萬語，皆是要人篤行，知而不行，雖讀盡天下書何益？”士者從仕，靠讀書起家，但讀書隻為撈一官半職，又不見化書本知識於實際行動中，即便讀盡天下書又有啥意思？如此，在麵對一係列重大原則是非問題上，就會失誤；甚至在一些生活小事裏就會見利忘義；同時對自身的發展也會更加不利。當官者要“寡過”呀：“每見今人視書，自書身，自身如不相關，正誼明道之言不離於口，見微利輒動色，懲忿窒欲之訓日寓於目，遇細事輒矜張威儀，不能自檢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談《太極》，跛倚而讀《西銘》，程子所謂‘隻作一場話說’，豈不可惜？是宜刻刻檢點身心，以不能變化氣質為深恥，以負所學為大懼，內省無疚，才可謂之真讀書人。”讀書就要認認真真，不能以一種輕慢態度對待（即謂“箕踞”和“跛依”），更要視讀書為一種“變化氣質”的“檢點身心”之內省工夫，這乃是當官讀書必須學會的“行”之工夫。

　　4.政有學術，為官須通

　　如何通，在於學。明儒楊昱《牧鑒》引河東派儒者薛宣證明：“為政須通政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又引元儒張養浩《牧民忠告》學術“求進於己”的觀點：“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者，道術學業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又引：“吏人於法律為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為俗吏所遷也。”這三引強調的就是為官必須通達政治，這也是儒家設計的一種學術規定。然而這類“學仕”的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國朝文物、曆代製度，學習起來是要花很大工夫的。《牧鑒》有此例舉：“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製，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麵，蒞事惟煩。’”入官做事，先要學習製度規則，就不會迷失政務；不學會政術，整理政務就會有麻煩。曆史上也不乏勤學之人，《牧鑒》舉大官小吏之典型例子：“於定國（漢代人，官至丞相，封西平侯）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柳仲郢（唐代人，為官諳熟寬嚴之道，曾作諫議大夫、天平節度使）三為大鎮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吳奎（宋代人，曾為樞密副使、知政事，因議王安石新法遭貶）初為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李初平（宋代人，曾為彬郡令，師從周敦頤）守彬，濂溪（即周敦頤）為彬令，初平知先生之賢，與之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為公言之。’於是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李向周求學，學為政學做人，受益匪淺。“馬伸（宋代人，在汴京陷落時，曾堅持迎康王趙構即位）在官，晨興必整衣冠，端正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李方子（宋代人，朱熹高弟）為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郡，以師友禮之，郡政皆谘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

　　5.居官讀書，修德與才

　　儒家推崇居官讀書，著眼點放在德與才上：居官首先靠自律，修身是自律的必要前提，而讀書是立德、成才、修身最主要的途徑和方法。元儒張養浩以“自律”為題立《風憲忠告自律》，感慨：“自律不嚴，何以服眾！”又指出：“士而律身固不可不嚴也，然有官守者當嚴於士焉。”讀書人（士）要嚴於律己，出來做官（仕）就更要嚴於自律。自律乃治身，治身乃養德，養德乃有才。《牧鑒》言：“治本，君子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資以立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資立曰德，政所由成曰才……稽經訂傳，得若幹條，列為八目，以備治本之鑒，曰學問克勵，采納所以兼資乎二者。”德才兼備，離不開讀書學問，這就叫“學問克勵”。因而居官讀書學問，不為人而為己。故儒家常有個讀書是為己為人之辨。王陽明說：“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讀書乃體驗身心之端，鍛煉自身德才，即謂“為己之學”，曾國藩說：“凡讀書有為己為人之分。為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為他人讀書，或謂執一己私利之心讀書，哪怕有千言萬語之心得，也枉費心機，學得快忘得快，白費了努力。要立誌於聖人之學，方有為己之學的恒久效果。所以居官者、出仕者讀書學問，先在為己心身上考慮，德才上衡量，也屬儒家為當官者自律讀書提供了一套活脫脫的“為己之學”。

　　6.為官治學，益於職業

　　儒家不僅有“學而優則仕”，而且有“仕而優則學”之命題。清儒陳宏謀《學仕遺規》卷上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頗有意味：“問‘居官言學，得無妨職業否？’先生曰：‘言學正所以修職業也，提醒其忠君愛國之本心。然後肯修職業，考究其宏綱細目之所在，然後能修職業。不然，終日奔忙，不過了故套以俟遷擢而已。故居官職業不修，正坐不知學之過，而反日妨職業乎哉！’”仕之於學，陳宏謀站在儒家立場上評價道：“子夏有‘仕而優則學’之論，以居官則資於學者正多也。所言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然後肯修職業，則仕之於學更不可緩矣。”也就意味著，學到了有一顆“忠君愛國之本心”，學到了煉就德政宏綱細目的職業本領，就極為有利於仕途職業；反之，仕途中一路走來的，無非要伴隨讀書學問一輩子。居官讀書學問，益於職業之處，莫過於知曉這樣一個大道理，即君子就仕，隻為道義不為勢利。儒家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這裏得到充分地體現。《學仕遺規》說得明了：“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原不是教丈人出仕，隻是要他曉得君子之仕……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哪裏行什麽義，所以把仕字看得不好了，恰似仕途全行不得義。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利也。”如何曉得君子之仕的正確道理？這就是“仕之於學更不可緩”的問題了。如果說“學而優則仕”，學為“仕”之先在條件，那麽“仕而優則學”，學就貫穿在整個仕途裏了。學對於仕，在先在後，一概無妨礙於職業。

　　7.官道學術，堯舜事功

　　儒者言：堯舜事功，孔子學術。呂坤《呻吟語》感慨：“堯舜事功，孔子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而孔孟之道，乃是為官之道，也是為官之術。何謂“堯舜事功”？呂坤《呻吟語》界定為：“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有經略，都能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孔子學術”，乃為一形象比喻，意味的是古代聖賢經邦濟世安民的實學傳統，至孔子一以貫之，並以此上升到責任意識成為為官之道的基本義務。“千古一條大路，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古代聖賢、孔孟之道，治國治民，重在事功，這一路走來成為中國古代官德的傳統，也成為實學理論的傳統來源。儒家特別關注這一傳統並成為這一傳統主要的基礎性理論。這裏的“事功”之學，內容廣泛，世道、人心、民生、國計，即謂“實政”之學，也謂官吏之責任。儒家確立這一“事功”為官道學術，“堯、舜、禹、湯、文、武、孔、孟，隻是認得人字真，將此身心性命隻是為天下國家”。各級官吏必須把事功問題放在職業範圍內去考慮，解決人民的基本生計、改善地方風化、提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這一切都應驗了儒家一以貫之的精神。同時也成為儒家官道學問的基本趨向。一大批曆代官箴似乎凝聚了這方麵的努力，似乎成為官道學問的學術結晶。

　　8.當官處事，須務著實

　　官吏處事，務實不務虛。宋儒呂本中《官箴》告誡：“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在此將“實”界定為：官吏處理政事，必須落到實處，哪怕做一件小事，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也不要去空談一件件不著邊際的“大事”，這也看得出官吏的真誠與虛偽。學會這個小道理，即謂求得“為政即是實學問”的大道理。譬如“簿書訟獄”，小事大事都在其中，須學著去做，這也為“著實”，實學要求不務空虛。陳宏謀在《從政遺規》（卷上）引王陽明判案心得，似為“但務著實”做了很貼切的注解：“有一屬官，聽講日久，曰：‘此學甚好，隻是簿樹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曰：‘我何嚐教爾離卻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之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此許多意思皆私，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卻事物為學，都是著空。’”訟獄事實，必須學會細心理訟，客觀判案，不得夾雜個人私意，這就是實學的要求。這裏雖為訟獄而言，但是還十分貼切地強調著“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和“百種奸偽，不如一實”的實政取向。

　　9.學術治術，為官有術

　　儒家把為官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它既是學術又是治術，學術為治術提供理論基礎，治術是學術的具體實現，儒家看出此中之理。儒家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使為官者在學術與治術上達到一種“同步”，即為為官找到一個基本立足點。清儒於成龍《書牘送李中丞序》言出一番道理：“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媕婀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蹜踖僅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此謂“學術”，意指學到“明與誠”，這個學不到，治術難有成效。“明與誠”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德性主張。儒家經典《中庸》道出明誠關係的至理名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聖賢因至誠而明白事理，這是出於聖賢的天性；聖賢憑明白事理而使自身至誠，這是出於聖賢的教化。至誠會明理，明理會至誠。明誠互動，出於明誠之行動，就是德行。對於為官之道，為官有術，就是要把這個術放在學術與治術的結合裏去考究、去思索、去行動，這就是一種“官術”。這裏的思路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是一致的。

　　10.做官讀書，治道治身

　　大儒呂坤《治道》道出儒家論讀書做官的大道理：“觀《書》之誥誓，而知王道之衰矣。”“君子觀於《詩》，而知為政之道矣。”《尚書》《詩經》是儒家的經典文獻，儒家十分推崇這兩本書是因為《書》《詩》中充滿著儒家對政治道德的期望和要求，有曆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有為官之道的規範和準則，有儒家治道觀念的基礎性理論。所以從此二書中官員可以學到很多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治道如此，治身也如此。讀書做官，還得有治身的作用。讀書可以治生理病，也可治心理病。古人雲：“讀得意文字，可以卻病。”儒者相信：“治之之法，無過於讀書。讀書而後知過：此從染習中來，此從先天雜氣中來，皆能曆曆自詳其故；久之義理深，筋骨鍊，雙眼明，病根自然拔去。”徐棟《牧令書》從居官之道上看出讀書對於治道治身的重要性：“古人學優而仕，然當既仕之後，稍有餘力猶須從事於學，況以素未嚐學之人，一旦策名在籍，顧不稍稍留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讀書需要切己……細細觀玩，自有一番觸發處。學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賜。《資治通鑒》及《循吏傳》置在案頭，不時翻閱，受益多矣。蓋升堂視事，退堂觀書，二者循環，所謂仕學相資也。”凡讀書需要切己，感悟其中治國之道，治官之道，治民之道，治身之道。“當官有二要：一曰讀書，不但開卷有益增人智識，且一對書史與聖賢晤接，心境清明，得自悟其過，自堅其守，是內省之資也。一曰寡欲，嗜欲既寡，精神自生，是檢身之要，儒修之寬也。”當官讀書，與聖賢交流，對治身有益，修身養性，對治國有益，說到底，都是對當官者本人最有利。一部集至宋以前政治得失的《資治通鑒》和道德官吏的《循吏傳》，每每讀之，對一個願意有所作為的官吏來講，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當官要讀書，還有什麽比得上這樣的責任要求來具體限定“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儒家視之為義務的規定性，是在分辨了“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利也”的義務標的裏，具有了仕學相濟的辯證法認識。清人陳宏謀的《學仕遺規》可以成為這方麵的生動教材！也大有包容做人做官一致性方麵的儒家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