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為政先學論

　　對於出仕為政，儒家往往寄托於一批“士”者。“士”者在古代經常是指一批有文化、有地位的文化人或讀書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知識分子。而儒者又往往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士者，實際上，士者已有學問，但是儒家又要強調，從政是一門特殊的學問，出仕做官，走好仕途，學習為政之道是從政之先。孔子沒有做過大官，但是他留下的《論語》，便是一部仕途書，故有人稱之為“半部《論語》治天下”。孔子培育出了一批有作為的從政者，也是靠此教育的。為政先學論，解決的是一個學與仕的關係問題。它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傳統，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政治倫理和學術傳統。學術為政治服務，早見之於儒家的發端。這一傳統的形成極有可能與為政先學論有相當淵源。

　　為政先學論，比較早的在一批有作為有遠見有智慧的政治家那裏就能聽到，《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子產向子皮講述一個從政治國的基本道理，即“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為政治國必須先學習：隻聽說學習以後才能做官，未聽說做官以後才能學習。這一觀點屬於儒家“學而優則仕”的反映。“後治而先學”，王船山從研究治國通鑒的曆史經驗中提煉出這一精辟觀點，表明儒家看到了學習對於做官的先在性。荀子說過：“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做官的人一定要學習在先。為什麽？理由有三：

　　1.使他人清楚明白。孟子認為，執政者首先必須具備應有的領導素質，然後才能教育引導他人。所謂“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賢明的領導者治理天下，先要憑著自己的清楚明白，再去引導他人清楚明白；反之，自己本來就糊裏糊塗，更做不到使他人清楚明白。這表明在政治上當官的領導人首先就要有清楚明白的認識，而這種清楚明白的認識就是要靠學習得來。

　　2.使自己掌握執政能力。儒家非常重視治國成敗的曆史教訓，先學，就是要學到這方麵的教訓，用以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和領導素質。儒者的兩本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王船山的《讀通鑒論》，似乎已經有著這方麵的深沉思考。《資治通鑒漢紀十六》：“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欣欣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槭之間哉！”考察聖明君王的風範，學習治理國家的道理，內心充滿愉悅，願意發憤忘食去學習研究，自己的德性和德行每天都在提高，這就如馳騁一般的快樂！《讀通鑒論》卷二十二：“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治理國家要有長遠的考慮，它存在於深沉的通達見識之中。這種見識，知道事物成敗的來龍去脈和要害關鍵之處。執政者首先就要具備這樣的通達認識，而它是需要通過學習得來的。

　　3.使一種曆史意識化為執政者的先在積澱。儒家有濃厚的執政意識和相應的曆史意識，通過對曆史帝王政權更替的思考來促進執政能力的提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詩經》、《尚書》、《周易》、《論語》已經發出“殷鑒不遠”的曆史警覺了！執政者要先有這樣的警覺和意識呀！一部體現初唐以來總結曆代政權成敗原因的《貞觀政要》，向新的統治者、新的領導人在呼籲、在忠告，建設一個全新的唐代，從國家最高統治階層到各級地方官吏，要自覺培育這樣的意識，就要有學政在先的緊迫性。《貞觀政要崇儒學》感慨：“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做領導人，如果沒有這方麵的學習研究（“學業”），不能通曉前人的言行得失，怎麽能擔負重任？唐太宗聽後頗有同感：“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

　　當然，從儒家的立場來看，為政先學論的最直接目的就是達到最好的從政效果，“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事君、治民和治身，其工具理性的價值取向是沿著價值理性而預先設定好了的。這是孔孟之道的最原本指向。它也給學政引領出一個基本的先後之辨的邏輯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