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榜樣論

　　《論語子路》記載，一次子路向孔子請教為政的道理，孔子說：“先之，勞之。”自己要先做出榜樣，然後百姓才會勤勞地工作。雖然僅是四個字，但是由此開啟的君子為政的榜樣論這一特殊意義卻是不可小議的。當然，這裏的榜樣，孔子有三重意義設定：

　　1.對在上有位者的規範。《孔子家語王言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國君是百姓的榜樣，榜樣端正了，還有什麽不能端正呢？《論語子路》裏有兩段話：“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端正了自身，那麽當官從政有什麽困難呢？如果自身做不到端正，又怎能端正別人呢？這就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書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或許子路個性上的缺陷，引起了孔子的這一番教誨，希望子路之仕能先端正自己。在此孔子意識到先端正自身是從政的先決條件。

　　2.對風化意義的規範。《論語顏淵》：“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當官的自身行善，天下百姓也就會向善。君子有良好的道德風尚，百姓就會受到鼓舞，向良好的道德風尚看齊。這裏透露出孔子對官員榜樣的重視傾注在廣泛的教育感化的社會性意義上。擴展地說，這裏的“君子”可謂官；這裏的“小人”可謂民。官民性情相致，可以相互感應。但是孔子講的“君子之德風”會引起“小人之德草”，有一層重要的意思，即當官的用好手中的權力，處理好德與位的關係，才能夠有此德風引導德草的動向，因為孔子注意到了這種動向根本地起因於官員的權位與德性的共同作用。這一點理由，王船山的《四書訓義》訓出這段話的要義：“蓋子，君子也；而民，小人也。其性情相為感應，而功效之自然而然者，德也。君子者，位尊足以行遠，而權力可以動眾，殆猶風也。”在“德”的效應裏，“位尊”可以使官員遠行，“權力”可以使官員動員人民。也就是意味著，社會的移風易俗，需要當官的榜樣和隨之而來的德風與草尚之風，這是來自於權、德、位的共同作用。“以行其移風易俗之化，在子所欲之誌向而已。”一個在先（“在子所欲之誌向”），一個在後（“行其移風易俗之化”），秩序不能顛倒。

　　3.對榜樣論的道義論確定。官員自身的端正，德風引導德草的動向，這本身就是一種官員的義務職責，屬於道義論立場裏的規範；更為重要的是，何以獲得榜樣？因為這榜樣的內容就是儒家的道義，這是其存在的根據。《論語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孔子經常從先在的、無可否定的、絕對服從的道德律，來確立君子從政的充要條件。從價值理性看，孔子強調君子有誌於道的義務心敬重。孔子一再申辯：“士誌於道”，“苟誌於仁”，“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仁以為己任”，可以看作是古漢語對責任、義務的現代意義表達），“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從工具理性看，孔子強調君子從政的技術策略受製於道義的調整和控製。孔子經常這樣地來敘述。《論語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君子為人，難道可以不講仁義道德？不講仁義道德的人，又如何能以禮治國呢？《論語為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不能不講誠信，不知道這個道理，是決不可從政的。《論語裏仁》：“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處理得失，必須以道義規範，使得到或失去有個道義取舍。“見利思義”，“義然後取”，先有個道義在身，後以道義行動。由此來指引和規範自身的言行。《論語為政》：“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公冶長》：“聽其言而觀其行”，“三思而後行”。行動之前先要思考道義的規範，先要實踐你的承諾才有後人的跟從，做人也好，做官也好，必須言行一致。按道義行動的人，就是仁的榜樣，這樣的榜樣也會有收獲的，《論語雍也》：“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可以說，孔子的榜樣論基本上構成了儒家官德理論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