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司馬光“德才之辨”的性質研究

　　宋相司馬光在撰寫《資治通鑒》的過程中，深刻地反思了這個既老又新的爭論：是德勝才還是才勝德？何者為優？抑或德才兼備？司馬光總結治國曆史經驗，提出對德與才的看法：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之謂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之謂君子，才勝德之謂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逸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這是記載在《資治通鑒周紀一威烈王》的一段代表儒家德才之辨的經典表述。在司馬光看來，德才兼備是最理想的，這是“聖人”之所為；德才俱亡是最可悲的，這是“愚人”之所為。但現實的情況往往是德才兼備者為數不多，怎麽辦？德與才，有高低、優劣之別，也要有個先後之辨。所以擇官、為官，應以德（德性、德行）為先，決不能以才為先，即便有才但無德，在實際為政活動中也會處於劣勢、甚至喪失“才”的優勢。如春秋時的晉卿智伯，有才但為人驕而好利，率韓、魏兵攻打趙襄子，結果為趙襄子所敗。於此司馬光道明：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統帥；不能親才疏德，要辨清德先才後。司馬光深刻總結曆史經驗，看到德優於才、先於才的規律性事實：“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對此，司馬光不無感慨：“取士之道，當以德行位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

　　司馬光的德才之辨，差不多代表著儒家官德論的主導觀念。甚或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官德的基本理念。一代重臣曾國藩，據司馬光德才觀並結合自己的從政實踐，從德才兼備方麵發揮司馬光的觀點。曾國藩寫過一篇筆記《才德》，文字不長，但以小見大，寓意深刻。《才德》言：“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為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曾國藩同意司馬光的德先於才的基本態度，但又發揮，德與才“不可偏重”，他以“水”、“木”喻德與才的辯證關係，但在不能做到兩者兼備的情況下，曾國藩還是堅持德勝才的儒家信念，願做有德“愚人”而不做有才“小人”。

　　應該指出，德勝才，確實成為中國古代官德由來已久的價值傳統，深入人心。大多有作為的君王帝相差不多都以這樣的價值觀念，去考量官吏、去成就事業。《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有些人可與其成事業，但在缺乏或喪失德性的條件下，就很難與其權變通達。齊家治國平天下，崇尚的是德行。明帝朱元璋似乎也在此種意義裏道出帝王的某種共同心聲：“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這是從帝王的立場上看待德勝才的。當然對於帝王君相眼中的“德”，我們要辨析。還有更理想的一麵，取以德為先，但也不否定才，它內在地包含著德才兼備的理想性要求。有大臣進言康熙擇官：“臣願陛下慎選賢才，以克闕位。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自守，非碌碌庸庸，無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隱忍，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為，應變無窮，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可勝股肱之任。”這裏的“量”，實質上仍是一種廣義的“德”和“才”的確定，所以“德、量、才”實質上還是歸於德、才兼備。所以，康熙回答這位大臣：“必才德兼優為佳，若止才優於德終無比於治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