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記

第九節 督陶官唐英

　　一

　　清代禦窯廠在景德鎮製瓷業中發揮的作用，與禦窯廠背景後麵的大清帝王有關，最重要的莫過於對禦窯廠生產給予了直接關心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了。

　　康熙曾在北京附近另建禦窯進行各種花色試驗，命宮廷畫師為景德鎮禦窯廠提供器型和花色樣式。琺琅彩瓷就是他讓宮廷畫家參照西洋琺琅工藝，並選拔了景德鎮彩繪工匠進宮，共同研製出來的。

　　康熙玄燁算得上是清王朝最有作為的一位皇帝了（公元1662年～1722年在位）。八歲登基，十六歲親政，這中間大智大勇、驚天動地的事件被後世演繹成許多傳奇。他在位61年，文治武功，為清王朝創下偌大家業。平定了天下的康熙是充滿雄心和自信的，他勤奮好學，不僅自己深入研究漢族文化，還熱心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在他的皇宮內廷裏，雲集了一批漢儒飽學之士，也常常有西洋傳教士的身影，如精通音樂的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每日入宮為康熙講授歐幾裏得的法國神父張誠（J。F。Gerbillon），通曉滿文又和張誠在宮中建造化學實驗室的法國人白晉（Joachim Bouvet），還有在景德鎮畫過圖案和風景畫的法國數學家傅聖澤（J。F。foucquet）等等，他們都是康熙的座上賓客。

　　傅聖澤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1698年隨同白晉（Joachim Bouvet）乘“海神號”船啟程，於1699年7月抵達中國廈門，初在福建和江西兩省傳教，1711年，他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協助白晉進行《易經》的研究翻譯工作，並參與了康熙年間《皇輿全覽圖》及各省份圖的測量過程。傅聖澤在中國生活了22年，其中有10年在康熙身邊。他不僅熟讀中國典籍，主動把東方文明介紹到西方，還為康熙講授代數，向中國人傳授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如果一位滿族少年，在此時入宮內廷當差，而康熙皇帝車駕所臨，都有他朝夕供奉的身影，皇帝周圍的賢士、大夫，必定與他常有接觸。如果這位少年聰明好學，供奉雜務之暇，在耳濡目染的環境裏虛心向上，那麽他是有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了。

　　這位少年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就是日後成名於景德鎮的督陶官員唐英。

　　雍正一朝雖然短暫（公元1723年～1735年在位），但景德鎮官窯在得力督窯官的佐理下，加上喜愛瓷器的雍正皇帝親自關心和倡導，在五彩和琺琅彩的基礎上，新工藝粉彩瓷的成就達到了曆史高峰。這是景德鎮窯在釉上彩方麵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後成為景德鎮彩繪瓷的主流。

　　乾隆皇帝也是清朝曆史上一位以風雅自居的皇帝，他尚武崇文，對瓷器的愛好較之康熙、雍正更甚。他親自為瓷題詩，並命當時的督窯官唐英在景德鎮燒製，景德鎮乾隆禦詩花瓶至今珍藏於故宮博物館。他曾責怪唐英，問唐英為什麽在他當朝時的景德鎮禦器不及前朝精致漂亮。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禦窯廠製瓷技術的革新。在唐英的主持督造下，乾隆朝的官窯集古代瓷藝之大成，融西洋技法材料於一體，出現了一批鬼斧神工之作，如轉心瓶、轉頸瓶等造型新品種，突出地反映了當時製瓷的新工藝、新技巧。

　　在考察景德鎮禦窯遺址時，我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景德鎮珠山龍珠閣禦廠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大量未被入選進宮的禦瓷被打碎掩埋的現象，均屬明王朝。清代的禦器，從督陶官唐英的奏折中可以看出，除破損廢棄外，其餘最初是分為上、次品呈送進京。上品供禦用，次品則交貯內務府處理，一方麵好一些的可用作賞賜，另外也避免禦器樣式流入民間讓民窯有機可乘。

　　不知道那一年乾隆皇帝開了什麽竅，竟然知道節約了。他覺得這樣將次品千裏迢迢運送回京，堆在內務府裏也不是個辦法，既然民間那麽喜歡禦器，冒著殺頭的危險還要千方百計地進行仿燒，還不如開源節流，就地在景德鎮變賣了多換些銀兩，也有助於國家創收。於是乾隆皇帝在1742年（乾隆七年）夏天下了一道諭旨：“嗣後腳貨，不必來京，即在本處變價。欽此。”（見《中國陶瓷古籍集成》第七卷唐英督陶奏折）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諭旨。也就是說，景德鎮禦器廠的次等落選瓷器，不必再運送到京，可就地變價處理。

　　皇帝的聖旨好下，臣子的照章辦理可就難了。本來民窯的仿燒已屢禁不止，這樣一來，禦器既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由天下百姓花錢購買，那民窯仿燒的禦器還能怎麽查禁，誰能分得清誰又能說得清楚呢？朝廷明令還在，查禁不力的責任到時還得由臣子擔當。

　　剛剛上任一年的督陶官員唐英考慮再三，終於上了一道奏折，措辭小心翼翼，卻是十分明確地提醒皇上這樣做很可能使民間窯廠大量仿製皇家式樣。尤其是五爪龍紋向來屬皇家專利，若無法控製，關涉到國家製度威嚴問題。今天在黃紙黑字間欣賞乾隆與唐英的來往奏折批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為皇上倒比臣子幹脆得多，也實際得多，下麵是乾隆的朱批：“黃器如所請行。五爪龍者，外邊常有，仍照原議行。”

　　就是嘛，任你說什麽，民窯早就管不了那麽多了，即使皇家專用的五爪龍紋，民間也已常有。法不責眾，那麽，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

　　有了皇上這一道朱批，唐英才算鬆了一口氣。

　　從乾隆這一上諭，也可以看出當時民窯所具有的實力。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盡管封建帝王對於服色器皿的等級觀念向來十分看重，也沒法尊體製、防僭越了。這些官窯的次等瓷器流入民間，實在是不可能禁止民窯仿造的。實際上，由於官窯工匠是直接從民窯中雇用，兩者在技術上的互相滲透，已經很難涇渭分明了。

　　二

　　雍正六年秋八月，內務府員外郎唐英動身前往景德鎮督理陶政。作為一個有著較高藝術修養的內廷官員，他對景德鎮瓷器情有獨鍾，但這瓷器的燒造諸事，卻是完全不懂。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江西巡撫郎廷極奉康熙之諭陪送在江西傳教的法國人傅聖澤來養心殿造辦處時，他曾見過傅聖澤在景德鎮畫的一些當地風景畫，對景德鎮“俯看全境如焚火，三千爐灶一齊熏”的盛況也略有所知。康熙對“國器”的重視，他當初也是看在眼裏的。景德鎮官窯瓷器除禦用外，就是作為賞賜，尤其是對各國政府和外交使節的“賜贈”，事關國威，從康熙到雍正，景德鎮瓷器已成“國器”，他此行重任在肩，豈敢有所懈怠。

　　從昌江一路過來，臨近景德鎮時，風光已是不同。隻見大小碼頭一派忙碌景象，運釉土的、運窯柴的、運米糧的，人流來往不斷；河麵上也是大小船隻往來穿梭，兩岸青山溪水間，隱隱可見一座座依山勢而建的水碓；沿岸一些坯房匣廠，白晝煙霧，窯包聳起。從市埠渡碼頭上岸，唐英一路又經過東門頭、龍缸弄、師主廟和繁華熱鬧的瓷器街，對景德鎮沿窯建鎮的格局有了個大概的了解。在滿街販夫商賈中，運坯工挑著擺滿瓷坯的又長又窄的坯擔，卻能保持平衡穿過熱鬧的街道安然從容地走過，這使唐英印象深刻。到了珠山廠署，對於陶瓷燒造茫然無知的唐英，已決心成為一名知陶懂陶愛陶之官，以不辱使命。

　　唐英，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生於沈陽，正白旗。16歲進入康熙皇宮在內廷當值，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46歲時，以清內務府員外郎、六品之職奉命督陶江西，在內廷整整三十年。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年已75歲的唐英在督陶28年後因病奏請解任，兩個月後逝世。

　　而在內廷供奉的三十年，從16歲的少年到46歲的中年，唐英曾多次跟隨康熙帝“扈駕出關”，山之高，江之深，塞外廣漠之地無不涉足。他沒有成為一個昏聵無能仗勢欺人的內廷官吏，而是通過朝昕夕燈的學習，使自己成為了能詩善畫、多才多藝，並能接受新事物、熱愛科學技術的傑出學者。

　　唐英曾有一段《題友人畫冊》的記述：“猶憶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望後一日，予與司農麓台先生同係舟於海湧峰下。篷窗對月，聽其論畫雲：意托於畫，畫所以寫意。意之雅俗，而畫之好醜，形之非苟焉己也。有誌斯道者，當於筆外求筆，墨外用墨，丘壑探之冰雪襟懷，結構煉之爐冶造化。趣味在有意無意之間，彩澤含若隱若顯之際……”這段畫論中的觀點，後來被唐英運用於瓷器工藝中。

　　麓台即王原祁（公元1642年～1715年），是清代著名大畫家，“命鑒定內府名跡，充《書畫譜》總裁、《萬壽盛曲》總裁”（《清史稿》列傳二九一）。他的弟子劉源、唐岱、丁觀鵬等都奉旨為景德鎮禦窯廠提供過繪瓷畫稿。尤其是劉源，雖然清代書畫家傳記中都有他的記載，但關於他在景德鎮康熙時期繪製禦窯瓷器樣式的史實多不被人知曉。《清史稿劉源本傳》記載：“時江西景德鎮開禦窯，源（劉源）呈瓷樣數百種，參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備諸巧妙，於彩繪人物、山水、花鳥，尤各極其勝，及成，其精美過於明代諸窯。”

　　《清史稿》中，把他的傳和唐英的傳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

　　如果唐英沒有被任命為督陶官，如果唐英僅僅在幾年之後即調回內廷供職，那麽，他的一生，也許和劉源一樣，永遠隻是一名藝術修養很高的內廷供奉了。還好，唐英有幸，曆史上沒有為他設置這個“如果”，景德鎮終於成就了唐英人生事業的輝煌。

　　唐英是知道這點的，他也是真正熱愛了陶瓷事業。作為一名能讓景德鎮陶工懷念至今的督陶官，他將自己後半生的28年，幾乎都獻給了景德鎮，“恩沐陶鑄三朝重，廿載西江五色煙”，這是唐英對自己一生的概括。

　　從雍正六年到雍正九年，他“杜門絕交遊，聚精會神，苦心竭力，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終於成為對瓷泥、釉料、坯胎、窯火、器型裝飾等均有研究的陶瓷專家，對製瓷業中的土脈火性，生克變化，不說了如指掌，卻也基本知曉。

　　有了這樣的基礎，他於乾隆八年編寫的《陶冶圖說》，完全做到了圖文並茂、簡潔透徹、文辭生動，成為中國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珍貴陶瓷文獻，成為中國古代製瓷工藝流程最完整的記錄。20幅陶冶圖，對各工種的不同操作，刻畫得惟妙惟肖，充滿了生活氣息。據清《國朝院畫錄》記載，這些圖是宮廷畫家孫祜、周鯤、丁觀鵬“恭繪”，最後由唐英按陶冶先後編造次序，並撰寫說明呈進的。從圖中人物的位置、動作處理來看，三位畫家應該是在去過景德鎮進行深入的體驗和細致的觀察後創作的，不可能閉門造車。那麽，從主題的設置到畫麵安排，唐英都很可能參與了意見。有意思的是，從當時來往奏折和所批上諭中，可以看到乾隆對於唐英撰寫陶冶圖說明的具體指示，也十分到位。如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聖旨：（著唐英）“按每張圖上所畫係何技業，詳細寫來，話要文些。其每篇字數要均勻，或多十數字，或少十數字亦可。其取土之山與夫取料、取水之處，皆寫明地名。再將此圖二十幅，按陶冶先後次第編明送來。欽此。”乾隆還對《陶冶圖說》親自進行了若幹修改。

　　唐英在管理九江關務兼督陶事務時，曾寫下《陶人心語》一書。在自序中，他對陶工們給予了高度評價，對那些認為“陶人勞力之人”、“胼手胝足不識不知”的觀點予以了反駁，並以“陶人”自居。對於從小受著儒學教育，且在三朝皇帝身邊行走30年，於46歲始派到五千裏地以外去監督陶務的一名官吏，能夠放下架子，不僅跟著工匠學技術，還對於他們給予充分理解，在那個時代是難能可貴的。

　　唐英對明朝萬曆年間內監潘相監造龍缸，因苛酷引起窯工民變的事件，非常清楚並引以為鑒。他專門為在龍缸事件中以身殉窯，後來被窯工們敬為火神的童賓撰寫了《火神童公傳》，並在來到景德鎮督陶後不久，擇了吉日前往火神祠拜謁。在《火神童公傳》中，他以充滿激情的筆墨讚頌了這位普通的窯工：“乃一旦身投烈焰，豈無妻子割舍之痛與骨肉鍛煉之苦？而皆在不顧，卒能上濟國事而下貸百工之命也。何其壯乎！”

　　唐英此舉，為他走近窯工階層鋪平了道路。他在景德鎮成為最受窯戶們愛戴的朝廷官員。

　　對於督陶事務，唐英“盡革前明之弊”，不“驚擾斯民”，不“魚肉工匠”，否則，其“害在陶而實害在浮梁”。對於工匠，他知人善任，重視他們的智慧和創造力。為了激發工匠的積極性並使禦器廠有一定的凝聚力，唐英還特地規定了“眾工之婚喪勤賞，以及醫藥置產之用”均在歲用錢糧內開支。而且禦器廠工匠工價飯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間時價公平采買。

　　這後一條，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唐英所做的一切，是需要朝廷恩準的。唐英為陶事屢屢呈上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畢竟是曾於內廷中曆練了三十年的京官，比一般通過科舉入仕的文官學究們要聰明得多。他的奏折比起他所寫的情辭並茂的《陶冶圖說》要遜色得多，更比不上他的自傳體文本《陶人心語》，倒是奏折後麵皇帝的禦覽朱批更有些意思和個性。不過，那些看上去十分恭敬小心的奏折，通過巧妙曲折的文字為唐英贏來了不少政策，也贏來了長時間兼任這個品位並不高，責任卻無比重大的督陶官之職。這是景德鎮陶瓷工人的幸事。乾隆喜愛新奇，唐英為滿足他的願望，也正好作為進行創新瓷藝的研究，自己設計畫樣製坯，並自費燒造新奇樣品，送呈皇上審覽。

　　有兩件小事可以看出當地陶工和民眾對唐英督陶業績的肯定。一是雍正十三年五月端午，景德鎮闔鎮之商賈窯戶，自發為唐英生日刻鑄了《唐公仁壽碑記》。碑記中有“大人臨鎮以來，年年豐熟；大眾采買物料，在在公平”，“每見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進其終身之益；勤能體諭者，額外獎賞而勵其諸作之專；匠有疾病者，延醫製藥而急救；匠居窘急者，買房賞住而安身；年邁匠人，另賜衣帛食肉……”等語，不論碑記中評價是否有所誇張，可以肯定的是，唐英督陶期間，與景德鎮民眾結下了相當深厚的情誼。再看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唐英由九江調粵海關兩年後複調回潯，重返禦窯廠時，“闔鎮士民工賈群迎於兩岸”，唐英感動之餘，寫下了《重臨鎮廠感賦誌事》，詩中有“依然商賈千方集，仍見陶煙五色長。童叟道旁爭識認，須眉雖老未頹唐”之句，對景德鎮的山水充滿深情，對陶業也依然抱有雄心。事實上，他被調往九江關務兼任督陶事務時，就多次上奏折以陶業之重為由，希望皇上能讓他卸去關務一心督陶。但皇上隻恩準他可以在巡視景德鎮陶務時多待些時日。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唐英到達景德鎮禦窯廠還不到半年時間，就選派“廠署幕友”、畫家吳堯圃去河南鈞州調查宋代名窯鈞窯的“釉料配製”方法，決心揭開“玫瑰翡翠”色釉的秘密。臨行前，唐英寫了一首題為《春暮送吳堯圃之鈞州》的七言長詩為他壯行，詩中闡明了調查的重要意義：“此行陶冶賴成功，鍾鼎尊罍關國寶。”唐英提出了三條調查方法，一是要搜集實物，二要探求文獻書籍，三要訪問父老耆儒。

　　吳堯圃在鈞州的行程我們已很難查證了。但雍正年間，在唐英的主持下，官窯的仿鈞瓷不僅已能亂真，釉麵也比宋鈞瓷更加滋潤。在仿製過程中，還產生了窯變花釉，那是從仿鈞釉中演變出來的一種新創釉色，以紅為主，流淌交融著天藍、月白、綠、褐等色，千變萬化，仿佛正在燃燒飄拂的火焰。於是，高溫釉中又多了兩個品種，偏紅的謂之“火焰紅”，偏青的謂之“火焰青”。唐英曾將這種難得的窯變花釉瓷在奏折中加以說明，呈報皇帝。

　　唐英自己平時很注意對古代陶瓷碎片的搜集和研究，如在《陶成紀事碑》中，他寫道：“仿米色宋釉，係從景德鎮東二十裏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窯址，覓得瓦礫，因仿其色澤款式。粉青色宋釉，其款式、色澤同米色宋釉一處覓得。”有專家認為，唐英是我國陶瓷史上第一個組織實地調查並撿拾瓷片進行分析研究的陶瓷科學家。

　　多才多藝的唐英，還在景德鎮為世人留下了他的自書、自畫和自製的瓷器。香港一民間收藏人士珍藏了一件唐英墨彩雲龍詩文筆筒，國內一些大型博物館也珍藏有他的白地墨彩行書筆筒、白地墨彩篆書筆筒、粉彩人物筆筒等。為器巧釉美的陶瓷增加文化色彩，唐英也是屬於開先河的人。他還寫有傳奇、雜劇等17種，收入《古柏堂傳奇》，其中一出戲中居然寫了個“陶成居士”。且看“陶成居士”一出場的自白：“末扮陶成居士……白：‘願學陶人不學仙，不堪傲世不求憐。半生事業詩囊外，一個珠山五色煙。老夫陶成居士也。陶漁銜命，埏植酬恩。駐節江西古鎮，皇華北闕孤臣。身無俗累，官有餘閑。不敢以酒為名，聊且以詩自遣。’”從“陶成居士”的可愛形象，可以看出他對業陶者的深厚感情。

　　唐英督陶28年間，禦窯廠研製出的高低溫色釉品種，竟達57種之多，在同一種色釉中又可細分為若幹不同的顏色，如紅釉就可分為霽紅、醉紅、胭脂紅、窯變紅、豇豆紅、芸豆紅、珊瑚紅、海棠紅等。高溫單色釉不僅集曆代名窯釉色之大成，還創出了很多新品種。隻要讀一讀它們的名稱，就夠賞心悅目的了：魚子藍、桃花片、鬆花綠、葡萄紫、梨青、蟹甲青、鸚哥綠、西湖水、蜜蠟黃、老僧衣、烏金、紫金……不勝枚舉。當然，取得這些成就離不開民窯的合作和支持。

　　表現手法豐富，格調高雅，瑩亮柔和的粉彩工藝更是在唐英主持禦窯期間得到迅速發展，一躍躋身於景德鎮釉上彩繪藝術之首位，成為景德鎮四大名瓷之一。由於乾隆的提倡，當時社會中上層官吏和文人都崇尚風雅，因此官窯粉彩瓷繪的各種文房用具，品種之多和製作之精，也成為這一時期別開生麵的瓷種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