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記

第七節 九域瓷商上鎮來

　　在中國長期的儒家文化浸染中，商人一直處於比較尷尬的地位。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似乎都沒有可以擺放他們的地方。朝廷隻是將他們視作搖錢樹，需要用錢時便一聲令下，無人敢稍有違抗。明初江蘇吳興的大商人沈萬三，通過做海外生意成為全國第一富戶，朱元璋建南京城牆時缺少資金，讓沈萬三捐獻家財助修城牆的三分之一。城牆修好了，沈萬三為免災禍，又忍痛出錢犒勞軍隊。不料他的過於富足，還是讓當了皇帝的朱元璋勃然大怒，找了個罪名將他家產籍沒，充軍雲南。據說本來要殺頭的，是馬皇後一再規勸，才改判充軍。

　　如果他是由於文字獄充軍，百姓恐怕會對他表示同情，但他不是。中國士大夫階層和民間百姓，對商人似乎一貫印象不佳。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為指導方針的士大夫階層，向來以入仕為人生最高構建，退一步也是走向文場，瀟灑如柳永填詞。市井百姓一般也瞧不起經商者。落難英雄風流才子甚至青樓名妓和能工巧匠，都可以在民間話本中被賦予相當的亮度，唯有商人永遭鄙視。他們的形象，如《杜麗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李甲，不是可憎，便是惡俗。

　　這種文化的根基，卻在景德鎮遭到了動搖和質疑。

　　景德鎮瓷業風俗中，商賈是受到人們歡迎的客人。即使在一向自視清高的文人詩句中，他們也是常常被吟詠的風景。

　　如鄭廷桂《陶陽竹枝詞》：“九域瓷商上鎮來，牙行花色照單開；要知至寶通洋外，國使安南答貢回。”

　　景德鎮瓷器名揚天下，販瓷的巨大利潤使得四方商賈不辭長途販運的辛苦，雲集此地。應當說，沒有他們的經商活動，就沒有景德鎮成百上千座民窯，在幾百年間日以繼夜地升騰起熊熊窯火。僅僅為皇家生產貢瓷，不可能讓工匠們長久地保持旺盛的創造動力。

　　中國封建王朝一貫奉行重農輕商的政策，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日益增長，商人和商業資本空前活躍起來，商業活動也越來越重要地影響著地域經濟。明代國內開始形成的十大商幫，就有安徽商幫、山西商幫、廣東商幫、江蘇商幫、福建商幫等相繼在景德鎮建立了同鄉兼商業會館，尤以徽商規模最大。

　　徽州，地處崇山峻嶺之間，交通阻塞，田疇稀少，土地貧瘠。惡劣的生存條件，迫使世世代代的徽州人離開溫暖的家園，去開辟新的謀生之道。據史載，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明代中葉我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時，徽州人也開創了“徽商的時代”，與晉商匹敵抗衡。景德鎮地處徽州邊緣，明代景德鎮民窯業的發展則促進了景德鎮徽商幫的形成。當年在景德鎮的瓷器街上，十有八九的店鋪是徽州人開設的。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人在景德鎮不僅參與了陶瓷原料的供應和陶瓷的流通，也為景德鎮明代五彩中的人物畫繁榮作出了貢獻。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小說中的插圖版畫成為景德鎮瓷繪中聞名中外的“刀馬人”（反映古代戰爭場麵的圖景）的源頭。徽州版畫在當時就享有盛名，由於徽州商人的來往攜帶，景德鎮工匠從中吸取了大量精華，並反映在大明五彩和青花的人物畫中。

　　商路的暢通，不僅開拓了國外市場，也開拓了國內市場。根據萬曆《江西省大誌》的記載：“從燕、雲至交趾，東到海邊，西至蜀地，所到之處，皆有商賈取景德鎮瓷而贏利。”

　　以比較偏僻的廣西為例，廣西自宋代景德鎮創燒青白瓷以後，也開辟了民窯生產青白瓷器，自產自銷，足以滿足當地人民需要。入明以後，景德鎮瓷器開始大量進入廣西市場，明中期廣西從景德鎮輸入的瓷器為當地瓷器的50%，到明晚期，景德鎮瓷器已占當地生活用瓷的80%以上。除桂林、柳州、梧州等府治外，一些邊遠地區如興安、永福等地，都出土了景德鎮明代瓷器，足見當時景德鎮瓷商的行跡，已遍布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不同階層。

　　景德鎮從元、明以來，流動人口常達數萬之巨，其中除雇傭工匠和勞力外，便是各地商賈，故有“十八省碼頭”之稱。從明初開始，除官窯生產的貢瓷，景德鎮大宗批發外銷瓷，大都是通過民間約定的瓷行進行。瓷行的職能主要是代客訂貨、挑選貨物、包裝、暫存和轉運貨物，甚至對客商還有提供住宿的義務。

　　在景德鎮明清建築遺存中，瓷行是一道讓人們眼睛一亮的風景。瓷行把瓷商稱為“瓷器客”，一個“客”字，並非虛設，那是真正的對客人敬若上賓，無論是瓷器的采買、包裝、運輸等，都無需客人勞心費神，瓷行均一一保質保量負責到底。有時瓷商帶的銀兩不夠，瓷行可以墊，或者以瓷行的信譽向坯戶或紅店賒欠。

　　作為專門接待陶瓷客商的場所，明代瓷行的建築布局，一般與同時期景德鎮大戶人家的住宅布局類似。江南暖風中，幾進天井廂院，收拾得寬敞舒適，無論交易、洽談、住宿還是料理貨物購運，都設有專門的廳堂和廂房。位於古鎮南區的明代遺存花園裏瓷行，簷柱圍徑達1.8米，竟然超出了明代北京故宮欽安殿立柱的圍徑，在我國民間古建築遺存中實屬罕見。保存較為完整的明代汪家坦瓷行，石質貼麵門罩上，飾著團菊花等花卉圖案，兩側門儀石柱，則按木質格扇形製分段雕琢，十分講究。當客商們千裏跋涉，終於抖落塵土，跨進這雖不豪華，卻相當體麵的瓷行瞬間，他們一定會有所感歎。待到接過一杯青白瓷碗中散發清香的氤氳綠茶，輕輕呷上一口，一路上的疲乏漸漸消去，他們自會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在那個時代，出門行商需要相當的膽量和體力。鐵路公路自然沒有，除了青石鋪砌的驛道，就是揚帆操棹的水路，暮色中的驛道上除了冷寂的風，隻能有幾聲歸鳥的啼鳴。更何況，沿途的驛站按規定隻接待官員和文士，商人哪怕有再多的銀子，對不起，天黑路遠了也隻能自己去尋找客棧。而迤邐江水的船舶，風浪顛簸，也不會是很悠閑的航行，尤其是海外航運。當西方朝野上下被中國瓷器迷住之際，明王朝為了打擊海盜，保衛海疆安全，還在實行海禁政策，除了派遣鄭和的船隊進行官方“朝貢貿易”外，民間商船禁止出海。但國外市場的巨大需求，使明王朝的海禁常常是形同虛設。中國商人不顧風險，一艘艘滿載著瓷器的船舶從東南沿海一帶悄悄啟程，駛往域外。盡管明代的遠航技術已相當發達，無情的海浪和暗礁還是吞沒了無數的民間商船。考古學家們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發現的許多商船遺骸中，至今散布著在幾百年的海水中默默發出幽青光澤的景德鎮瓷器。

　　隻是千年古鎮，仍見商人們的步履來去匆匆，從未間斷。

　　對商人的評價，本是經濟學家的事情。也許，商人的本質是賺取利潤，講究實用。但在中國封建時代，他們卻絕對是最富於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的人群。有了瓷商們廣開商路，精美的景德鎮瓷器才能“行於九域，施於外洋”，才有了景德鎮製瓷業一千多年的繁榮興旺。

　　據《景德鎮民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等書記載，目前所發現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景德鎮訂購瓷器的最早訂單，是1608年交給在馬來半島東岸的中國商人的訂單，共訂購各類景德鎮瓷器108200件。另一張1635年交給中國商人到景德鎮訂購瓷器的訂單上，非常詳細地指明了所要的品種等級、器皿尺寸，共計136164件。就在這一年，荷蘭商人第一次把歐洲市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寬邊餐碟、水罐、芥末罐、洗臉盆等做成木製模型帶到廣州，請中國的瓷器工匠模仿生產。另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記錄，崇禎九年在中國采購瓷器達16萬餘件，十七年四月30餘萬件，十二月14.6萬件，均為景德鎮青花和五彩瓷器。

　　被日本國視為無價之寶的明代青花瓷，被歐洲人歎為人間奇跡的中國瓷器，就是這樣在景德鎮沿街而建的某個瓷行某間廳堂中，被包紮裝運，一點沒有驚天動地的鋪張。

　　景德鎮明清瓷行建築的興盛與軒昂，體現了這座古老的手工業城鎮對商業曾經的理解與敬重。也許在今天，我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論證，是商人進一步促成了景德鎮瓷器的名揚四海，在景德鎮製瓷業的發展曆史上，他們功不可沒。但在那個年代，經商致富可以被人羨慕，可以受到妒忌，但以經商行為受到尊敬的景象，還是不容易也不多見的。不知今後會不會出現一本專門的論著，來梳理在景德鎮瓷業發展中，中國商人們的行蹤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