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記

第六節 明瓷之興

　　一

　　景德鎮成為千年瓷都，我一直認為與兩位皇帝有關。一是景德年間的宋真宗，另一位，便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有意思的是，這兩位皇帝都不會想到，他們從皇家的利益角度各自為景德鎮下的一道詔書，竟被最底層的中國工匠演繹出中國文化史上的絕代珍寶、曠世奇跡。

　　中國的曆史似乎永遠是兩條線索，一是史書上帝王將相永遠打不完的天下，二是草民百姓永不被人關注的生活追求和向住，而這遠比史書上的隻言片語要豐富深刻得多。在不斷的朝代更替中，這兩條線索，都成為了曆史發展的動力。

　　讓我們回顧一下公元1363年的畫麵，看起來，它與景德鎮毫無關聯，但它與初辦禦器廠的皇帝，卻是生死攸關的重大事件。

　　這年三月，江南春景如畫。可原本風光旖旎、碧波蕩漾的鄱陽湖上，竟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水戰，大小戰船穿梭往來，攪得血浪翻滾，這天下第一大湖，成了元末兩支農民起義軍首領爭奪天下的戰場。隻見湖麵上高數丈，一色丹漆的是陳友諒水軍，朱元璋的戰船則全部為白色，小到要仰頭才能看見敵人。論人力和裝備，朱元璋均處於劣勢。但他的戰船雖小卻靈活自如，加上是千裏救危城，生死存亡決於一戰，所以士氣高昂。

　　此前，陳友諒軍已圍困洪都（今南昌）整整85天，朱元璋部將朱文正浴血死守。陳久攻不破，不得已掉過頭來，在鄱陽湖以號稱60萬的水軍船艦，迎戰親統20萬大軍前來救援的朱元璋。

　　鄱陽湖水戰是朱元璋和陳友諒決定生死存亡的大戰役。在決戰開始前，朱元璋已派了伏兵，封鎖了鄱陽湖到長江的出口，堵住了陳友諒的歸路。這一次水戰，據史載雙方打了36天之久，當時湖麵上箭如雨點，火光衝天，湖水都被雙方將士們的鮮血染紅了。在激戰中，陳友諒被流矢射死，全軍隨之潰敗。朱元璋也為此次勝利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士兵死傷無數，不少跟隨他多年的驍將陣亡。為此，朱元璋在獲勝後的第二日即焚香拜天，答應將來天下一統，定和將士們同享富貴。

　　5年後，41歲的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同年，明軍攻克大都（今北京）。

　　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距鄱陽湖水戰僅僅才過去了6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也不過剛剛一年時間，麵對雖大局已定，但百事待舉，北方戰事也未完全平息的形勢，明朝朝廷卻在景德鎮首次建立了由皇家掌管工藝製造的禦器廠，不能說不是一項讓人有點驚訝的舉措。

　　其時政權初建，加上元代遺風，瓷器均不屬年款，所以洪武初期的官窯瓷器均無官窯年款，除了文獻記載，缺少實證。因此，後世有學者認為1369年統一戰爭還處於尾聲，國家尚未安定，加上出身貧寒的朱元璋本性不喜奢侈，不太可能在此時就設置禦器廠。

　　朱元璋出身安徽鳳陽貧苦佃農家，父母長兄在災荒和瘟疫中先後病逝，他小小年紀隻好出家當了廟裏行童，以持缽化緣乞討為生，因此對民間疾苦有相當了解。做了皇帝後，個人生活上仍是樸素節儉。他的夫人馬皇後更是有賢惠之名，不可能於開國之初慫恿皇帝耽於享樂。國基未穩，卻先去操心製造至精至美的瓷器，這事如放在宋徽宗身上，似乎順理成章，但的確不太像明太祖朱元璋的作風。

　　但持此一說的人，忽略了朱元璋作為一代開國君主的政治才能和手腕。

　　就在設建禦器廠的第二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封諸子為王的同時，也大封功臣。

　　可以想見，北方戰爭未斷，大將需要安撫，建國之初棟梁之才急缺，皇上也要四處籠絡人心。朱元璋向來痛恨奢侈之風，用黃金美玉珍奇珠寶來賞賜群臣，非他所願。那麽，用來安撫大臣用來籠絡士大夫階層忠心效力新王朝者，似乎景德鎮瓷器是最好的物選。

　　朱元璋長期在鄱陽湖一帶與陳友諒周旋拚殺，饒州一帶很早就成為他的地盤。所以，對浮梁所產景德鎮瓷器，他應是印象深刻的。這種相對金銀來說又實用又有品位的器皿，他也一定是心生喜愛的。戰火紛亂中，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閑心去關注它們，但一俟戰爭結束，他便立刻將景德鎮瓷器納入了他的皇家建設之中。

　　禦器廠建於洪武二年，有了一年的生產時間，在1370年論功行賞、君臣同歡的宴席上，由禦器廠精心製作的景德鎮瓷器，很可能以賞賜的形式，被明太祖贈給了眾多功臣。

　　如果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行事風格，這種設想應當是成立的。行伍出身的朱元璋，絕不會像在深宮裏長大、具有良好文化素養和浪漫氣質的宋徽宗一般，吟出後周世宗的“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的詩令，讓工匠們絞盡腦汁燒出碧如青天的好瓷，以供自己玩賞，最後玩掉了宋家天下。他建禦器廠的本意，也許還在於以皇家名義，多用這種原料為土，燒造簡易，價廉物美又備受歡迎的器皿替代金銀，可以防止朝廷和貴族的侈靡之風。如《大明會典》卷二百一十載：“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又明文規定：“凡器皿，公侯一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皆用瓷、漆和木器。”

　　玩物喪誌，那是宋徽宗趙佶、後周世宗幹的事。老謀深算的朱元璋可不傻。

　　可惜的是，由朱元璋苦心積慮創下的大明國基，二百多年後，終於還是因腐敗而亡。

　　在元末刀兵四起，英雄紛爭的歲月，景德鎮地區的窯工、農民，也擁戴都昌人於光起兵抗元。於光先是接受了南方農民起義軍徐壽輝部的領導，徐被部將陳友諒殺死後，於光則選擇歸附了更有政治和軍事才能的朱元璋。他的選擇，使景德鎮地區保持了相對的安定環境。在他的駐守維護下，景德鎮窯業不僅在元末動亂中沒有受到太大的破壞，還吸引了各地飽受戰亂之苦的一大批優秀工匠選擇來景德鎮謀生，使明初禦器廠的建立有了相當好的基礎。

　　在此之前，雖然宋朝曾設瓷窯博易務，元代曾設浮梁瓷局，但都主要是為課稅以增加國家收入設置的管理機構。雖然也為生產貢品服務，卻是從民窯中“百中選一，千中選十”的行為。明代禦器廠的建立對於景德鎮瓷業發展的意義在於，它集中了最優秀的工匠、最好的材料和比較先進的生產方式，是為了生產出比民窯更精美的瓷器而設置的官辦工廠和機構，它的建立，包含了在全國提倡以瓷作為日用品的官方意圖。因此，禦器廠的建立，成為了明代景德鎮瓷業飛速發展的契機，景德鎮製瓷工匠和窯戶們沒有放過這個機會，最終形成了“官搭民燒”、“官民競市”、“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榮景象，景德鎮瓷器的生產，開創出一代未有之奇，驚羨天下。此時各地的窯場紛紛萎縮，所燒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都無法與景德鎮相抗衡，使得景德鎮成為“天下窯器所聚”之地，中國瓷業生產變成了景德鎮“一枝獨秀”的局麵。

　　二

　　作為新興瓷都，明代的景德鎮滿眼都是旖旎獨特的瓷業風光。城區裏那時還密布著許多可以運輸原料和產品的溪流港汊，從留下的十八橋、通津橋、落馬橋、五龍橋、小橋上等眾多橋名來看，可以想見當年一座座石橋或木橋橫臥溪流之上，與四周青山交織在一起的秀麗風光。

　　隨著製瓷業的發展，明代景德鎮的風貌也越來越多地具有了瓷城色彩。不過，即便城中已聚滿了因販瓷致富的商家巨賈，它仍是一座沒有城牆的城市，這是古代經濟發達的城鎮中少見的現象。不設城牆主要是為了便於輸進和輸出貨物，並隨著窯戶增多不斷擴展城區地盤。自明初在珠山建禦窯廠之後，城區的布局，便開始以珠山為中心，漸漸向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窯場建築群。

　　當年禦窯廠在東、南、西三麵各開了一座轅門，通向市區。其餘民間窯場則與街道相連。東轅門通向正街，東西向的長街直達裏市渡口。裏市渡是明代祁門瓷石卸貨和景德鎮瓷器出口的碼頭。從西轅門可以一直通往當年景德鎮最繁華的瓷器街，這裏是景瓷對外貿易的集中地，由此再往西，則為市埠渡碼頭，中間經過黃家洲，是昌江碼頭通向市區的必經之路。

　　從黃家洲再往西，就是昌江了。昌江西岸，還有部分窯場，與東岸遙遙相望。萬曆時，景德鎮民窯達到近千座，每日等待雇傭的窯工達數萬人。明萬曆時負責分守督運貢瓷的官員王世懋來到景德鎮，後來在《二酉委譚》中記錄了他所見到的景象：“延袤十三裏許，煙火逾十萬家”，“萬杵之聲殷地，火光衝天，夜不能寢，戲呼之曰：‘四時雷電鎮’”。

　　當時，景德鎮的民間窯廠從盛產優質瓷土的瑤裏開始，沿著東河流域、南河流域，以至昌江兩岸及市區，北起觀音閣，南到小港咀，西至官莊，東到湖田窯連綿不斷，比比皆是。在今天的瑤裏，我們仍能看見連綿不斷的古窯包，一些資料上說是有30多處，但實際上遠遠不止，我與考古的朋友在瑤裏境內考察時，隨時隨地可見古窯包，路邊有的農民在建房，房基邊隨地可撿拾破碎的古瓷片，大多是明清民窯青花瓷。

　　明代中葉以後，大量製瓷工匠和瓷商匯聚景德鎮，民窯激增，除了生產一般的民用產品外，同樣也能生產與官窯一樣精美的高檔精品瓷。嘉靖後，凡屬宮廷需要的“欽限”瓷器都由民窯生產，謂之“官搭民燒”。一些專門燒造高檔細瓷的民窯被稱為“官古器”戶、“假官古器”戶、“上古器”戶或“中古器”戶。

　　明代景德鎮除有一條陸路與浮梁縣城連接外，與外界的交通主要靠水路。原料、燃料、瓷器的輸出，都依賴水路吞吐。沿昌江由北而南，有陽府灘渡、裏市渡、雙溪渡、中秀渡、市埠渡、缽盂渡、張家渡、小港渡、寶山渡等重要渡口和碼頭，來來往往的客商操著不同口音，通過當時已出現的瓷行做下大筆的瓷器生意，再轉運至全國各地，並通過陸上“絲綢（瓷）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傳播至世界各地。朱元璋在曆史上是一個頗受爭議的皇帝。他“以猛治政”，殺人太多。從刀光劍影中廝殺出來的一代梟雄，文化在他眼裏自然輕如鴻毛。但他頒布的明典中，從發展經濟出發，改元代已經僵硬的匠籍製為匠役製，使手工匠戶不僅可以免除雜差，大部分時間還可以為自己生產。這一政策，無形中為景德鎮製瓷工匠們的創造天分打開了藝術的閘門，在天光雲色金木水火土的冶煉中積蓄了千百年的創造之源，一下子噴湧而出。東方天空，突然就盡情盡性地灑滿了讓天下驚訝的五彩朝霞。

　　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是明代青花，它的器型開始脫離元代的厚重，變得輕盈自在；它的花飾漸漸脫離繁複，變得自由灑脫；它的出現，在人們心中引起的共鳴如韶樂繞梁三日，餘音不絕。

　　收藏界至今最看重的是明永宣時期的官窯青花瓷。這一時期的明青花被稱作中國青花瓷的鼎盛時期。不過，如果再深入觀察，則明代民窯青花，從洪武開始至明末，因為少了約束和拘謹，顯得更加充滿生機，至情至性。

　　在青花瓷的帶動下，明代景德鎮白瓷的燒造工藝進一步成為工匠們精耕細作的追求，也為各種彩瓷的燒造底色創造出最優良的條件。因為彩瓷更需要白瓷襯托絢麗多彩的畫麵，以完整展示瓷器的材質美和裝飾美。

　　明代中期以後彩瓷開始大量燒造。具有鮮明中國民俗色彩的彩瓷，受到了上至皇家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喜愛。明代成化是永樂宣德以後中國製瓷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期，這一時期，景德鎮製瓷工匠以江西樂平所產的“陂塘青”礦料，研製出了一種國產青料叫“平等青”，以“平等青”釉下著色的青花，雖不如“蘇麻離青”青翠亮麗，但色澤沉著莊重，幽妍淡雅，與釉上燒製的豔麗明快的色彩正好交相輝映，獲得巨大成功。成化瓷色、胎薄的程度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這為畫工繪製和施彩創造了極好的條件。明成化帝對藝術的喜歡和提倡，也是影響到成化鬥彩藝術成就的因素。據說技藝超群的景德鎮畫匠地位陡升，竟可以出入皇宮，他們的作品經篩選後能在官窯燒製。成化帝曾有親筆繪畫作品一幅，現藏故宮博物院。成化鬥彩基本上都是官窯產品，釉色的配製達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彩繪的主要特色有兩點：一是以釉下青花為主色而釉上彩色處於附麗地位；二是具有鮮麗清雅的審美特點和藝術風格。成化鬥彩作為中國瓷器史上最著名的瓷品種類，被後世奉為鬥彩的極品，其中釉上彩色的創燒和技法運用，對於清代古彩、粉彩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景德鎮瓷器之美震撼世界，可以有種種原因，或者說各種機緣。但有一點似乎難以否認，它向世界展示的美，絕對來自中國民間對美的理解和思維。在這裏，民間的含義廣泛深刻，不是一時一地，也絕不是僅為底層，即使是皇家製瓷，也難以消除民間的成分。朱元璋對景德鎮瓷器的偏愛，首先就源於他與民間的血緣。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它的認可和喜愛，也難以排除景德鎮瓷器，尤其是青花瓷，以一種豁達沉靜寬廣的美，讓他們能夠在各種險惡各種焦躁中感受到天空的親切和土地的分量。

　　中國瓷器最早的源頭是農人的“亦耕亦陶”，從一開始，它就沒有脫離過中國最廣大的土地和農民。不過，江南“水土宜陶”的地方，大多產茶，景德鎮也不例外。極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和相應產生的對外交流，便使這一地區的農耕文化又多了一種厚重積澱。景德鎮距離中國古代經濟發達地區揚州、杭州、南京都不遠，而這一地區是古代精英階層集中的地域。景德鎮瓷業與精英文化的接觸可以說是十分密切頻繁的，從景德鎮瓷器裝飾藝術的演變中可以看見明顯的痕跡。到了明代，幾乎全國著名產瓷區的優秀人才都蜂擁而至，集大成的景德鎮陶瓷，成為中國民間工藝中實用與藝術結合最成功的典範。正是有了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景德鎮才能成為“中國瓷都”；在這種文化背景中產生的青花瓷，才能成為“國色”；中國瓷器，才能成為西方人眼中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