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千裏贛江流經萬安十八灘後,緩緩流入吉泰盆地,此時雖然江麵變寬,但一夜春雨,卻使平緩的水流陡然急湍起來,檣櫓風帆,激起水濤陣陣。頭年赴靜江(今廣西桂林)任知州的南宋著名詩人範成大,此次回程中越大庾嶺梅關過贛州,乘船沿贛江北回中原。自唐代名相張九齡於唐開元四年(公元716年)鑿通大庾嶺新路後,人們走中原至嶺南兩廣,大多不再走西路郴州,而選擇更為方便的沿贛江經吉州、虔州(贛州)的水路。此時詩人依艙而立,隻見兩岸青山碧樹,沃野田疇,心情一時開闊起來。回到艙裏,他和幾位客人舉觴痛飲,興猶未盡,便在艙中提筆寫下了《滿江紅》一詞:“千古東流,聲卷地、雲濤如屋。橫浩渺、檣竿十丈,不勝帆腹。夜雨翻江春浦漲,船頭鼓急風初熟。似當年、呼禹亂黃川,飛梭速……”
本是抒寫眼前景色,卻勾起一番惆悵心緒。詞中“當年”一句,正是回顧三年前,範成大奉命出使金國,以大無畏的氣概贏得了朝野上下的讚譽。當年北上功名可望,此次卻是請纓無門。作為深受儒學影響的一代俊傑,他是多麽希望為國建功,施展抱負啊。可因為與朝廷上主和的統治集團意見相左,終被孝宗冷落,外放出守廣西靜江,如今也隻能借酒杯澆胸中塊壘而已。“任炎天冰海,一杯相屬。荻筍萎芽新入饌,鶤弦鳳吹能翻曲。笑人間、何處似尊前,添銀燭。”可倘若真的添酒回燈,就能忘懷一切,詩人何必寫下詞中憂憤之句?
船快到吉州時,範成大驀地想到這裏正是好友楊萬裏的家鄉,家中那黑釉茶盞正是好友所贈吉州窯所產之器,如今就在眼前,何不泊舟一遊,也不枉到了吉州。
這是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春天的事,此詩收入範成大所著《石湖集》。隻是泊舟一遊出於後人推測,卻也不全是臆想。尋幽訪勝本是詩人心性,何況在這之後,範成大另一首吟詠贛江此段的詩變得清新可人:“芳林不斷清江曲,倒景入江江水綠。”是什麽改變了詩人的心情?
此時的吉州窯正處於鼎盛時期,沿江一線隨處可見裝載瓷器外運的船舶。豐饒的江南,一定會讓詩人感到心情舒朗振奮。
《景德鎮陶錄》有雲:“江西窯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在以水運為主的古代,黃金水道是發展瓷業的關鍵。在吉州境內的贛江河段,水深流緩,沿江一線隨處都是船舶停靠的碼頭,南來北往的船隊均在此停泊,或換乘轉運。吉州永和鎮更是成為“船舶大小總相宜”的天然良港。加上吉泰盆地發達的農業經濟為陶瓷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糧食來源,而隔江相望的青原山盛產瓷土,雞崗嶺的瓷土尤其豐富。綿延幾十公裏的青原山,鬆杉茂盛蔥蘢,草木終冬不凋,為吉州窯燒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正是天時地利,加上源遠流長的廬陵文化,成就了吉州窯在江西陶瓷史中的燦爛絢麗。
吉安古稱廬陵、吉州。千百年來,一直是江西中部重鎮,素有“文章節義之邦”、“金廬陵”、“江南望郡”、“理學之邦”的美譽,至今還流傳著“隔河兩宰相,五裏一狀元,十裏一布政,一門五進士”的民謠。兩宋年間,這裏走出了歐陽修、周必大、楊萬裏、楊士奇、文天祥等一大批名人俊傑。在這些以天下為己任、滿腹經綸的大學士們寫下雲錦一樣的詩文時,汗光閃閃、膚如紫銅的漢子們也在吉州窯裏燃起了白光紅焰,盡情展示民俗生活之美……
北宋建國,崇尚文化的幾代皇帝和太後們一直采取“文治”國策,這也促成了江西陶瓷業的空前繁榮。吉州永和窯、臨江窯、景德鎮窯、贛州七裏鎮窯、南豐白舍窯相繼成為江西著名五大窯場,尤以吉州為盛。沿贛江東西兩側,吉州一帶“煙火數千家”,“窯焰竟日夜”,位於贛江西岸,距今吉安市區南麵約五公裏處的永和鎮,成為當時吉州窯中最具代表性的窯場。文獻記載,入宋以來,瓷城永和鎮裏六街三市,“錦繡鋪有幾千戶,百尺層樓萬餘家,連廒峻宇,金鳳橋地傑人稠,鴛鴦街弦歌宴舞,讀書台士大夫談古今”,與漢口、佛山同為當時“民物繁庶,舟車輻輳”的“天下三鎮”之一,可謂盛極一時。考古工作者對永和鎮現存的古街道逐段核實戡查,其結果與誌書所載基本吻合。
街麵的繁華是因為窯業的繁榮,在當年裝運瓷器的碼頭上,即使經過千百年贛江水的衝刷,在枯水季節,仍可以看到水底層層疊壓的廢棄瓷片。每一天的江水都從它們身邊流走了,隻有晶瑩的瓷片留了下來。它們龐大的家族當年都順著江水去了極遠的地域,北方繁華的城邑,南方喧鬧的商埠,都有它們的身影,甚至在朝鮮、日本、東南亞各國及許多遠方的海域沉船,都發現了吉州窯的瓷器,那應該是吉州窯昔日無上的榮耀吧?但幸還是不幸呢,這些滯留在家鄉碼頭江水之下的瓷片?它們當然不會訴說,隻是沉靜地守候著水下的時光,當陽光透過水麵時,它們會映照出斑駁的光亮。
其實,史載的“六街三市”是專指六條繁華主要街道而言,除了六條繁華街道,永和鎮當年更有無數小街小巷,布滿拉坯繪瓷的作坊。六條主街中,兩條直接與瓷業相關,一條名柴草街,是專門從事燃料交易並進行燃料運輸的主要街道,一條為瓷器街,此街南從當地名勝本覺寺塔起,經曾家嶺、曹門嶺西側,往東北直至贛江邊碼頭。本覺寺今天仍然香火不斷。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蓮池街,從本覺寺塔,往北經窯嶺、講經台與迎仙街、錫器街交匯,“池長競街”,“養蓮以為遊觀之所”。自從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寫下《愛蓮說》,蓮荷便成了中國文化中高潔精神的象征物。當年在永和鎮熙熙攘攘的繁華街道上行走的人群,除了百姓工匠商販巨賈,也少不了墨客文豪和富家子弟。他們來此,或許是想尋找一種情懷,或許是來探幽訪勝;大小窯場裏火焰騰騰,街市商埠裏美輪美奐的瓷器爭奇鬥豔,臨走時,他們會買上幾件吉州窯的精品瓷帶回故園,也許,還留下了一點他們的文化印記。
有跡可尋的是公元1101年春天,66歲的蘇東坡奉詔自海南北返時,曾下船遊覽了永和鎮,並為建於南唐的名勝滿都觀手書了“滿都觀”三個蒼勁有力的大字。滿都觀現位於永和鄉桐木橋村,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作為時人仰慕的大名人,永和鎮一遊,民間自然也留下了有關他的傳說,如永和鎮上的東坡井。
相傳蘇東坡夜宿滿都觀,晚出送同行劉器赴臨安,行至米市街,遇到挑窯柴的窯工。當時蘇東坡腳上穿了一雙新履,急忙避開,不慎失腳墜入路邊溝中,狼狽不堪。踉蹌被同行扶起後,蘇東坡卻笑著說:“此地可開井,池淺且清洌,不特街人便,坊巷增秀色。”於是命工開井,發現頑石很多,眾人唯恐難得泉水。東坡說:“鑿過石,石破可得泉。”遵如其言,果得泉,甘洌可愛。此井因此得名“東坡井”。
大庾嶺新路開辟後,吉州、虔州(贛州)便成為眾多南來北往的客商、宦官的駐足之地。八方來客,匯聚起四方文化,這些文化的浸染應當對吉州的窯工們帶來不小的影響。後世人們在欣賞吉州窯瓷器的古雅、開放、獨樹一幟時,會看見各種文化的因子附著於上。
如今的永和鎮,仍然可見用古瓷片、匣缽和廢窯磚鋪砌而成的街巷古道。就連窯區內的田陌中,也可以見到時斷時續、用廢匣缽窯磚鋪砌的古街道。鎮西側除了稀疏的村落外,便是寬闊平坦的田園,在東西長約2公裏、南北寬約4公裏的衝積平原上,密集地分布著尹家嶺、蔣家嶺、曹門嶺、肖家山嶺、曾家嶺等24個窯包,分布麵積達8平方公裏以上,最大的窯包高20多米,如岡似阜,當地人稱為窯嶺。在窯嶺周圍,各色古瓷片、古窯具,俯拾皆是,讓人想象著吉州永和窯當年燒造的盛況。
在那些遍布街巷的民間作坊裏,數百年間集中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他們是吉州窯真正的靈魂所在。曾經以陶人之心創造出天地間大美的工匠中,隻有極少數偶然被留下了姓名。史料中有關吉州窯的記載,多提到宋代“舒公窯”,不過都極簡略,如《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載:“宋時吉州永和市窯……舒姓造者佳。”沒有更多的記載了。民間相傳宋時永和鎮有五窯,其中以舒公窯產品最佳。舒翁和女兒舒嬌最擅長捏塑人物百獸,他的女兒舒嬌更是瓷藝超群。舒公窯除擅長瓷塑外,還燒造爐、甕、瓶、枕等。所幸的是,千年以後出土的一件綠釉蓮荷紋枕上,“舒家記”三字明朗響亮,仿佛在印證著坊間的傳說。
漫步碎瓷片鋪砌的古道上,聽江南的風聲在窯嶺四周從容地穿行,隻見田陌間的野蔥和薺菜,正在抽出細白的花粒。或許,這些花粒的眼睛比我們看得更深更遠,因為它們更靠近大地。
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吉州窯剛剛有了重大考古發掘。讓很多專業或非專業人士眼睛一亮,再也舍不得離開的,是吉州窯出土的黑釉木葉天目盞。
那是多麽神奇的構思啊!田野裏的桑葉、柚葉或烏桕子樹葉,被工匠們隨手采來一片兩片,有時甚至是半片帶卷的葉子,還有蟲眼呢,都被隨意地放在已施黑釉的鬥笠碗坯中。高溫燒製後,樹葉的形狀、莖脈在黑釉的襯托下清晰可見,金黃或紫褐的樹葉,恰似被一陣輕風吹過,飄落盞中,渾然天成,看上去與離開枝頭時一樣新鮮。漆黑的鬥笠宛如扇麵形深邃的夜空,金黃色的樹葉宛如明月,寧靜、素雅,簡單平常卻又明亮華貴。吉州窯的工匠們用木葉裝飾碗盞時,所用樹葉都是當地常見的樹種,如桑、樟等。工匠們需要時便信手取來,毫無刻意選擇之意。圖案設計,也沒有固定樣式,有一葉或兩三葉相疊成圖案的,也有半葉的,多隨工匠的意圖設計安排,或一葉展開於盞內壁,占器壁的二分之一,如大樹聳於蒼穹之中,或一小片樹葉掛在盞內壁,莖脈清晰,或雙葉疊落,或三葉散點,構思奇巧,木葉紋與瓷器地色黑黃釉相襯,顯得格外清晰明朗。木葉紋是吉州窯的一大絕技,是吉州窯工匠別出心裁獨創的裝飾工藝,標誌著我國陶瓷釉麵裝飾工藝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目前有確切年代可考的吉州窯木葉紋標本,是江西省上饒市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趙氏墓出土的木葉紋盞,表明在南宋中期,這一裝飾工藝已很成熟。
這一來自民間的工藝最早是如何產生的,史無記載。或許是因為葉片無意落在坯胎上啟迪了窯匠,或許是製作中有工匠隨意將水中的落葉撿起貼於器麵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是出自匠心,出自窯工們對生活之美的無比熱愛。有許多民間美麗的發明並不一定會被史籍記載。文人們隻注意那些經天緯地的大事,商販們隻注意貨物出手量的多少,官吏大多也隻能將精力放在仕途上。工匠們的發明,他們不會太在意。
不過,隻要百姓喜愛它們,它們就會在吉州窯裏被熱烈地燒製。黑釉隻是一種很便宜的黑色塗料,不像乳白釉那般名貴,樹葉就更不值錢,滿山遍野都是,木葉盞就如民謠一樣是從土地裏生長出來的。
在窯匠們的眼裏,金黃色的樹葉就像是明月,那是窯神在夜空中的眼。
由於吉州窯工匠們藝術創作的源泉來自於生活,從而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裝飾風格。在使人眼花繚亂的吉州窯產品中,還有一種讓人歎服的工藝,那便是來自民間、來於民俗的剪紙藝術,被成功地運用到瓷器裝飾中來,這也是吉州永和窯的獨創。
和江西許多地方一樣,永和鎮的剪紙藝術承載著百姓和工匠的感情及民間情趣。由於吉州窯是民間窯場,沒有那麽多的清規戒律,這才為充滿生命力的民間藝術創造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永和的窯場往往以戶為單位,男人們拉坯或燒窯,婦女們則大多從事彩繪、施釉等輕活。早期的剪紙貼花多為當地的鞋花、帽花紋樣,所以可以肯定,正是秀質慧心的勞動婦女們,將剪紙從日常生活中移植到陶瓷裝飾上,從而創造了具有濃鬱鄉土氣息、風格獨特的剪紙貼花工藝。
吉州窯剪紙貼花工藝創燒於南宋,大致有兩種方法:一種為單色剪紙,直接把剪紙紋樣貼於器物坯胎上,再施上一層釉,待釉幹後剔掉剪紙紋樣,就得到釉色與胎色相對的圖案;另一種是雙色剪紙,是將剪紙紋樣直接貼在已上過含鐵量高的底釉器上,再薄施一層含鐵量低的石灰鈣型竹灰釉,然後剔掉剪紙紋樣,就顯出底色紋樣來,入窯高溫燒製,兩層釉變化出各種窯變色釉,底釉與麵釉色彩既有細微的區別又和諧統一,釉色和胎色對比深淺相映、動靜相輔,在淺淡的底釉上呈現出深色的剪紙紋樣。
由於窯變的效果,底釉往往閃爍著形如雲霞、細雨、火焰、青藍紫綠交織的繽紛色相,其中浮現出鹿、鳳和梅等各種不同花卉珍禽的剪影,含蓄朦朧的美,仿佛自然天成。
吉州窯是民間窯場,平民百姓是產品的最大消費者,所以生活日用品居多,工匠們在沒有固定樣式限製和思想束縛的狀態下進行創作,想象力與創造力都得到無拘無束的發揮。這正是木葉天目盞和剪紙貼花工藝在這裏出現的原因。窯工們以自己的生活積累,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來裁剪生活素材,滿懷激情地進行創作,使本來平淡無奇的生活衍化出妙趣橫生的作品,這是一切民間工藝共同的特征。那些剪紙紋樣多取材於自然界中與人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動植物,並充滿喜慶吉祥的色彩,構築出勞動者對美滿幸福生活的向往。如雙魚、雙鴨、雙鳳、雙蝶、躍鹿、喜鵲、並蒂蓮等,或與繪畫相關的牡丹、折枝梅、蘆草、卷草、梅竹、月梅以及水波、錦地紋、海濤紋等抽象紋樣,題材廣泛,豐富多彩,充滿了生命力。
當人們凝視這些瓷器的時候,會發現它們所張揚的生命力度和無遮無掩的天真情趣。進而引發人們無窮的想象:千年的樹葉沉在碗底,是哪隻粘著灰泥坯的手將它摘下?期間是否蘊涵著對草木一秋的傷感?千年的剪紙融於釉中,是否還掩藏著一位少女對生活與愛情的憧憬?
在吉州窯出土的陶瓷中,有一塊火焰火珠紋大海碗的殘片。雖然隻是殘片,也能看見海碗上的火焰花紋升騰而上,四周火珠如梅花朵朵綻放在黑釉底色中,這種大膽的想象和巧妙的構思,完全源於生活,傳統紋樣中也是沒有的。當臉膛紅黑的窯匠師傅們蹲在窯爐前端著火焰大海碗吃飯時,也許窯上火眼中忽隱忽現的光焰正在熾熱地升騰,那會是怎樣一種親切?我想,這會是哪位窯工的妻子,在等候燒窯的丈夫歸家時,懷著思念和深情隨意剪出來的紋樣吧?這種真正源於生活的剪紙紋樣一出現便在窯場中傳播開來,彩繪的匠師和窯工的妻女們爭相模仿,吉州窯裏,便又多出一款新的裝飾紋樣。
其實,吉州窯的製瓷條件本來不算太優越。它的瓷土來源於贛江岸邊的山丘上,胎質含砂量大,就是吉州窯所用青原山雞崗嶺最好的瓷土,也比不上當時景德鎮窯所采用的瓷土性質。
講究務實的吉州窯匠由於無法改變瓷土中含砂量大的事實,幹脆揚長避短,采取了重釉輕胎的生產方式,刻意追求釉色變化,終於集各地名窯之大成,生產出豐富多變的彩瓷和釉瓷。當時的吉州窯,可以燒造全國各地窯場主要瓷品的釉色,既有南方窯係流行的黑釉、黃釉、青白釉,又有北方窯係常見的乳白釉、褐釉、綠釉和琉璃器,以黑釉為大宗,在同時期各窯場中釉色最為豐富。考古資料表明各種釉色瓷器燒造的大致情況是:唐、五代主要燒造醬褐、青灰釉和乳白釉瓷;北宋時,醬褐、青灰釉瓷停燒,乳白釉瓷質量有了明顯提高,新創黑釉瓷,並成為宋、元時期瓷器的主要品種;南宋時,新創釉下彩繪瓷。
南宋年間,原籍開封府的陳士章在吉州永和鎮任酒稅官,她的女兒嫁與儒林郎朱某為妻。不知是出嫁之時,還是省親之際,疼愛女兒的陳士章曾送給她兩件永和窯的上品瓷,以慰女兒思鄉之情,一是彩繪躍鹿紋蓋罐,一是彩繪蓮荷紋爐。陳氏去世後,家人為她殉葬的明器中,就有這兩件吉州窯的名貴精品。它們出土於1970年發掘的南昌縣嘉定二年陳氏墓。在重見天日的躍鹿紋蓋罐的蓋麵、蓋沿上,分別飾有折枝牡丹紋和卷草紋;罐的頸部飾著卷曲的蔓草紋;罐腹部在俗稱開光的內麵上,繪有躍鹿一隻,口銜瑞萆,騰空躍起,鹿的身旁點綴小草兩株。這是吉州窯南宋時期的代表作品,反映了當時釉下彩繪瓷的最高水平。
南宋鹹淳十年(公元1274年)前後,民族英雄文天祥為起義兵抗元,在家鄉募集人馬,據傳吉州窯的窯匠們一呼百應,盡數參軍,追隨轉戰,直至文天祥兵敗被捕。僥幸沒有戰死的窯工,因為擔憂受到迫害,大多沒有回到家鄉吉州,而是輾轉去了景德鎮。有史家認為這是吉州窯入元以後漸漸盛況不再的原因之一,姑且存檔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