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記

第二節 關於洪州青瓷的想象

　　一

　　那年我隻是洪州都督府內的一個丫頭。閻伯嶼在滕王閣為炫耀女婿才華而舉行筆墨盛會的時候，是我為客人們端上紙硯。

　　那位最年輕的客人後來聽人說叫王勃。他寫《滕王閣序》的時候我就站在他的身邊，看上去他很年輕，沉靜還有點兒羞澀。那篇《滕王閣序》為他帶來了千古文名，後世的人都以為他在那次盛宴上因一紙華章而贏得滿堂喝彩而春風得意。隻有我清楚那不是真相。真相是閻都督因為王勃壓倒了他的女婿揚名的風頭，心裏極不高興，當場就拉下了臉。眾賓客因尷尬而無法捧場。年輕的客人倒毫不在意，他放下筆，對盛墨的青瓷硯發生了興趣。“這是洪州窯的青瓷嗎？”他扭過頭來問。我也扭過頭看，但我身後沒有人。我沒有想到這麽一個才氣橫溢的年輕士人會向我這個丫頭說話，一時紅了臉，低下頭隻說了一個字：“是。”

　　他留心看了我一下，讓我心裏更加慌亂。我低下頭，端水注的手有些顫動。我本想再對他說更多的話，關於洪州窯，我知道得太多，在我被送進都督府之前，我就在清江邊的窯場上長大。但我什麽都沒說，我隻是一個丫頭，我不能違背都督府裏的規矩。說話多了，晚上管家的鞭子就會抽下來了。

　　但我開始深深懷念清江邊溫暖的窯場和父親大手中的泥坯。如果不是那一年窯爐突然倒塌砸傷了父親，母親也不會忍心將我送進了都督府吧？那麽，我很可能就會像母親一樣，成為一個普通窯工的妻，在清江邊的窯場生兒育女，度過一生，雖然貧苦卻溫馨。可那不是我的命。

　　客人們都散了。我注意到青年才子臨走前，還戀戀不舍地舉起瓷硯看了許久。他對瓷硯的喜愛讓我心生感激，雖然我不能肯定它們出自我父親之手，卻知道它來自我的家鄉。

　　你在聽我的故事嗎，船上的女人？你為什麽一聲不吭？

　　我沒有吱聲。我在水麵上劃出一些字，它們隨著一陣漣漪蕩向對岸，我看見綰著雙髻的女子向我凝望，眼睛像一潭深水。

　　我不知道你是誰，為什麽來尋訪我，但我願意對你說出我一生的故事。就是那次宴會上，閻都督的一個朋友買下了我，並最終將我送給了一個商人，一個常年在贛江上販運洪州青瓷的商人。從此我跟著丈夫的船在洪州窯場來來往往，也隨著洪州瓷的遠銷去過江南很多地方。父親臨終時將他一生研製的青釉配方交給了我和我的丈夫，因為父親沒有後人了，我的兄弟，死於一場彌漫江南的瘟疫。

　　我沒能守住配方，不是因為窮途末路，而是因為我的丈夫，那位雖然經商卻無比熱愛青瓷的男人，想讓洪州青瓷流傳深遠。

　　望著那眼睛像一潭深水的女人，我明白了，有一些這樣的配方，還有一些這樣的傳奇，在衰老和新生交織的地帶流失了就再找不回了。隻有青瓷之脈是幸運的，它們不僅流傳下來，且以青白瓷更年輕的麵容出現在遠離你的時代，遠離洪州窯的景德鎮。

　　那會是多麽長的一個故事。

　　我現在所寫的洪州窯來自字跡模糊的典籍上破碎的曆史。來自手鏟下挖掘出來的窯具、瓷片和器皿。加上一些我的想象。這樣的文字當然不能讓人滿意。今生如我，隻好先這樣寫下去。就像那位女子當初在滕王閣的宴會上，隻能端著水注，不便多語。

　　二

　　公元653年，九九重陽節，“初唐四傑”之一的青年才子王勃，省親路過豫章城，恰逢洪州都督閻伯嶼在臨江重修的滕王閣上大宴賓客，王勃應邀赴宴，叩陪末座。

　　此時，溯贛江而上不遠處的洪州豐城一帶，自隋唐以來聞名四方的洪州窯場，紫電青煙，熱鬧非常。一座座龍窯綿延分布在寺前山、清豐河周圍方圓數裏，但見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這些龍窯已經相當先進，建砌窯爐之前，窯工對窯爐範圍內的坡麵進行過認真的修整，低窪處，被人們用破碎的瓷片和廢匣缽回填成一定的坡度。有的窯爐已燒成歇火，但熱氣不散，窯工們披著濕麻片出入窯膛搬出匣缽，再將缽中燒造完美的青瓷器皿挑揀出來，它們將運往毗鄰的豫章城裏，或是沿贛江入鄱湖進長江，遠銷潯陽、建康、揚州等地。

　　幾座尚未點火的窯爐前，坯戶們正忙著將已製好的青瓷硯坯裝進一摞摞的匣缽裏，再由有經驗的窯工發坯進窯。江南文風正盛，這種由洪州窯產的青瓷硯豐滿圓渾，雍容厚實，很受人們喜愛。

　　那一日秋高氣爽，江風徐徐吹來，滕王閣上，勝友如雲，閻大都督備好的桌案上，一方產自洪州窯的青瓷多足辟雍硯，在秋陽中閃爍著高貴的光芒；胎質細膩的硯心此時已磨足了濃濃的墨汁，蹄形足托起的環形硯池裏氣象萬千，才情橫溢的王勃獨立於四周的喧嘩之中，揮毫蘸墨，大氣磅礴洋洋灑灑一氣嗬成，寫下了讓所有賓客失語、讓後世擊節驚歎的千古名篇《滕王閣序》。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年少氣盛的才子，挹彼清流的瓷硯，傳誦千古的名篇，已是泱泱大唐風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江西豐城洪州窯址群曾陸續出土了一批隋唐青瓷多足辟雍硯，外逸內剛的瓷硯古拙而深幽，讓人想起隋唐風雲數百年間，正是英才輩出的歲月，不知有多少英雄騷客，蘸著青瓷硯裏的濃墨，書寫下生命的華章。沒有史料記載那日王勃《滕王閣序》的墨香，是來自洪州窯所產的青瓷硯中，但理應如此。石硯的時代還在後世，多足瓷硯始於三國，正流行於隋唐，而當時江西洪州窯所產青瓷已聲名遠播。

　　位於今豐城境內的洪州窯屬洪州府轄境內，與豫章僅隔30公裏，舟船經贛江順水北駛，一個時辰便可抵達。可以想象，在滕王閣上，附庸風雅的閻都督備置的酒器、盤碟，應該大多是洪州名窯所產的青瓷器皿，那麽，他怎會放棄在此風光之際，於案桌上擺出可盛秋水風露、可映鬆濤雲影的洪州青瓷名硯--多足辟雍硯？

　　蘭亭已矣，盛宴不再，然而秋水長天之間，我們仍然能看見那是一件品位極高的青瓷文具，在秋陽下發出清澈明亮的青綠釉光，觀之氣象森然。硯麵中部高起，周邊凹陷。人們將這種硯稱為辟雍硯，那是因為周代為貴族子弟所設學苑四周有水，形如璧環，故將學苑名為辟雍。瓷硯的20隻獸足大氣雄健，仿佛隨時可以在山林間刮起旋風，這正是初現大唐胸襟的年月啊。

　　三

　　與文人相關的，除了筆墨與硯，必定還有酒與壺。

　　在古稱潯陽的九江地區，上世紀曾在東晉墓中出土了不少洪州窯青瓷，器形較多的有四係盤口壺，據考證那是古代用來盛酒的器皿。“係”是什麽呢？就是用來係繩子提壺的設置，一般是個小小的半圓形環，也有做成菱形的。四個係就是四個環，一般都在壺腹的上部，穿上繩子便可作提壺之用。

　　東晉時，田園詩人陶淵明就在潯陽柴桑“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過著南山種豆、東籬賞菊、植杖耘籽事桑麻的躬耕生活。晨出暮歸之際，他和“披草共來往”的農民們結下極深厚的情誼，常常是“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想那一身布衣上還粘著草葉的詩人，在暮色中放下鋤頭，撣撣身上的灰土，轉身回屋裏提著青瓷酒壺出來，左杯右盞，像一家人一樣和農人們共飲自釀的米酒，那是一幅多麽瀟灑溫馨的畫麵啊！而那隻一千五百年前的青瓷酒壺，可會知道自己何等有幸，曾在中國東晉最偉大的詩人手中晃蕩著酒漿，為詩人那顆善良平和的心帶去難得的放縱。

　　如果陶淵明曾以青瓷酒壺盛酒款待左鄰右舍的農人，那麽五鬆山下一位姓荀的貧苦農婦，卻曾熱情地用一隻青瓷盤盛來滿滿菰米，招待偶爾路過的我們的大詩人李白，從而讓一隻素盤有了月光下的詩意。

　　都說“李白鬥酒詩百篇”，詩仙李白一生多次漫遊廬山，並為廬山寫下千古絕唱。以李白的豪邁心性，好山好景豈能無酒？日照香爐、月映長江之際，這位大詩人是斷斷少不了與友人山客對酌豪飲一番的。公元760年，他遊山之後寫下的一篇洋洋灑灑的《廬山謠》，如廬山瀑布一瀉千裏：“我本楚狂人，風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鬥旁，屏風九疊雲錦張……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情懷，這種震撼山嶽的氣概，沒有酒哪能一瀉千裏般地吟出來？

　　而那一回，大詩人李白是與友人盧虛舟同遊廬山。“酒逢知己千杯少”，何況是身在名山秀水間。飛瀑流泉、奇崖幽壑之旁，詩人與盧虛舟對酌時的酒壺酒盞，該不會是洪州窯所產的青瓷酒具吧？潯陽離洪州極近，洪州窯的青瓷自然有商賈販運而去。自晉代以來，當地百姓就多有用洪州瓷器，入唐之後，經濟發展，瓷器已達到“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程度，想來潯陽酒肆中也不會少了它們。李白後來在徽州銅陵縣南五鬆山荀姓農婦家借宿時，農婦用來盛菰米的素盤，也一定就是洪州青瓷吧？如果按照水路的線索，銅陵也是洪州瓷向外緣擴散的必經之地。李白在此詩中一反平日之豪放，用了極其樸素的詩句，滿懷感情地記下了這一夜：“我宿五鬆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因李白是席地而坐，好客的農家老媼“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月光下的盤子本來就是潔淨的素色，在柔和的映照中，它在詩人眼裏更如農婦的心腸一般明淨。

　　那一定是一隻洪州窯出產的青瓷盤，樸素光潔，素麵朝天。

　　四

　　論說起來，江西人愛陸羽也怨陸羽。這位生活在唐朝的茶聖先生出於個人的審美趣味，失之偏頗地在他所著《茶經》中隨口說一句洪州瓷“悉不宜茶”，就將洪州窯排在了唐代六大青瓷名窯之末。真不知陸羽老先生憑什麽要說洪州瓷“悉不宜茶”。僅憑茶色來斷定瓷的美否，是陸老先生的一大失誤。即使從今天出土的洪州瓷茶具中，我們依然能想象出當年文人墨客端起這些美麗青瓷杯品茗時的優雅。這些茶具上的裝飾紋樣別具一格，造型也十分新穎。其中有一種“6”字形把手折腹杯，造型之美和設計之巧妙，與現代設計理念可說是不相上下。

　　但也幸虧有了陸羽在《茶經》中的記載，曆史上一直不見實證的洪州窯，能夠長時期流傳在口頭傳說中不至於完全湮沒。然而，除了唐代陸羽在《茶經》中留下的那不經意的一筆，長期以來一直缺乏關於洪州窯的文獻和實物資料，人們對它的存在還一度產生過懷疑。洪州窯址所在地一直是中國陶瓷史上及學術界懸而未決的疑案。

　　1977年11月，豐城考古工作者唐昌樸、萬良田首次在豐城曲江鎮羅湖村一帶發現了西晉至隋唐時期的窯址群。江西省博物館於1979年秋冬對窯址首次進行考古發掘，清理出隋唐時期龍窯3座，出土各類青瓷器和窯具近三千件。根據出土資料推斷，豐城羅湖村發現的瓷窯遺址就是陸羽《茶經》中所說的洪州窯。此後經省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學考古係等單位的多次發掘，先後在贛江東岸的石灘鄉、河州鄉，西岸的同田鄉、曲江鎮及尚莊鄉發現了東漢晚期至晚唐五代時期的窯址群，並清理出東漢時期的圓窯和大型隋唐時期的龍窯，出土陶瓷器及窯具近2萬件。豐富的實物資料，終於進一步確證了這一帶正是洪州窯遺址所在地。

　　洪州窯是贛江沿岸大片窯場的泛稱，涉及豐城境內及南昌縣與豐城交界處的大片區域，綿延20平方公裏。自東漢始燒，曆經三國、西晉、東晉、南朝、隋、唐、五代，在前後長達800餘年的時間內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窯群，成為我國南方的重要青瓷產地。隋唐統一後，隨著運河的開通，贛江成為聯結南北交通的黃金水道，毗鄰洪州府的豐城瓷窯群自然吸引了南來北往的商賈，他們將贛江沿岸這些窯場通稱為洪州窯，並將它的美名傳播出去。晚唐開始，位於洪州窯南麵的吉州窯、北麵的景德鎮窯開始興盛，洪州窯始湮沒於曆史之中。

　　洪州窯址於1996年經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近年來學術界對洪州窯址的發掘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對洪州窯的曆史地位做出了全麵而科學的評估。如洪州窯曾率先使用火照，並發明了匣缽及匣缽裝燒工藝。

　　對於一般人而言，火照和匣缽是兩個較為生僻的名詞，可它在瓷器燒造史上卻至關重要。古時人們燒瓷，沒有任何技術測試手段，隻能憑一代代人總結的經驗摸索前行。火照便是在窯爐發展到一定時期，窯工們在生產中發明的一種用來觀測爐中火候的窯具。火照又稱“試片”，窯工們用它來測驗瓷坯生熟和窯室裏的溫度，以便能隨時控製窯爐溫度和火候。當窯工們需要測定窯膛內溫度時，就用長長的鐵鉤伸入觀火孔將火照從匣缽裏鉤出。這一發明，抓住了保證瓷器燒造質量的關鍵，而洪州窯至遲在東晉早期就已經使用火照，南朝期間，使用火照觀測火候的技術又有明顯的進展。與以往江蘇宜興古窯發現的唐代火照相比，將中國製瓷使用火照的曆史大大提前。就是今天景德鎮采用的先進梭式窯中，把樁的師傅仍然會利用不同的火照來測驗瓷坯的生熟。

　　匣缽是專門放置坯件的窯具，它的出現，是瓷器從明火直接烘烤轉向匣缽隔火套燒的重大轉變，是陶瓷燒造工藝上的“技術革命”。匣缽裝燒工藝使坯件避免窯頂落渣對釉麵的汙染和煙火直接接觸坯體，同時使坯體在窯室內受熱均勻，還可以充分利用窯室空間，增加裝燒量。從發掘資料證實，豐城象山和烏龜山一帶窯場至少從南朝早期或東晉早期就已采用匣缽裝燒工藝，是我國最早使用這一先進工藝的窯場。

　　這些評估足以讓江西人自豪，因為在景德鎮窯聲名鵲起之前，洪州窯就已經取得了中國陶瓷史上極其重要的地位，同時讓景德鎮窯的傳承有了厚重的基礎。不然，江西瓷器的發展和燒造豈不是成了斷脈之史，我們將愧對充滿智慧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