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家窯坊滿窯的時候,隔三差五總能遇見李家老哥倆。老李50多歲,小李其實也快50歲了。哥倆長得都黑,不用說就知道是風吹日曬的結果。
雖是哥倆,但他們長得太不一樣,從長相上很難看出是親兄弟。老李個不高,是個胖子,肚子很大,像個首長,偏他常愛穿件襯衣,還把襯衣塞在係了皮帶的長褲裏,皮帶誇張地係到了胃的部位,就像懷孕七個月的女人。當地人管女人懷孕叫“兜了肚”,所以人們背地裏也叫他“兜肚哩”。老李看人時愛盯著人看,那眼神總叫人感到有點不太友好;弟弟稍高一點,卻整天弓著個腰像根沒長好的絲瓜,所以站在一起並不比哥哥高。哥哥看人有點翻白眼,弟弟也不比他好到哪去,看人幹脆就是斜眼兒,低著頭斜著看,頭低得狠了能叫你感覺到白眼相對。因此,大家都叫他“蘿卜花”,因為蘿卜是開白花的,很形象。什麽時候見到蘿卜花,他都是穿一套黑色衣服,中不中西不西的,也叫不上個啥名。哥哥雖穿得較齊整,但作瓷的人都是一身土,無法整潔,雖是西裝也顯得不倫不類了。
景德鎮的國營瓷廠大多改製和關門,老哥倆在十多年前就雙雙下崗了。在我認識他倆以前,老哥倆就在張明發的窯裏燒東西,那時老張的窯還在市中心的樊家井,那裏是聞名於世的仿古瓷出產地,老哥倆住得離那兒不遠,燒東西還算方便,待大部分窯都搬出市區後,他倆離張家窯就有五六公裏的距離了,但他們還是追隨張明發到官莊燒瓷。
哥倆做一些瓷器的小玩意,如小南瓜、小龍蝦、小蛤蟆之類,做得還真像,但他們卻喜歡塗上一些極難看的釉,就像過去的醬油壇子似的,要麽就是醬紅色。總之,一般人是不會喜歡的。我問過老李,為啥不弄好看點的釉呢?他說,在市場上本地人一般確實不會買這樣的東西,可外國人喜歡,他的東西大多賣給韓國人。他說韓國人也挺會殺價,他從窯車上隨手拿起一件空心的小南瓜,說這才賣五塊錢一個,整批賣四塊。說真的,那麽好的東西才賣四塊錢,從倒漿到幹燥再到修坯胎,然後上釉,再拉幾公裏路到官莊來燒窯,還加上廢品率,那利潤就沒有多少了。
作瓷工的確賺不到幾個錢。在官莊的房牆上常能看見一些作坊的招工啟事,無論是蘸釉工還是拉坯補水的雜工,工資都極低。大多數窯戶也隻是掙個手工錢而已,景德鎮除了一些名家的藝術瓷外,其餘的產品都便宜得讓人難以置信。一個做仿古鼻煙壺的工匠告訴我,為了降低成本,他從不敢請工人做,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動手,因為付了工人的工錢,價位一高,就不好出手了。我仔細看了那鼻煙壺,做得精致、小巧,單是壺蓋到壺身的貼花,加上底款,就很費事,一個才售1.5元,真不知他們怎麽能賺到錢。
老哥倆得忙上好多天才能做上一板車的坯拉過來燒,一車也裝不了多少,因為泥坯是不能摞著裝的,再小的坯也隻能平碼。幾公裏外拉來,還得自己找空當的窯位滿進窯,滿窯時還不能影響飛飛的正常工作,隻能在飛飛下了窯車選坯時,趁機在大坯與大坯的空當裏擺上一兩件,一車還不敢說都能滿進去。當然也可以包幾塊棚板的窯位專燒,但那就貴了,賣那一點錢還不夠包上兩塊棚板花的代價,隻能自己辛苦,看他倆忙忙碌碌,一車坯有時得滿上多半天。
老哥倆還好喝點酒,到了中飯時候了,他們會找一間小飯店炒上兩個菜,喝上一瓶酒,然後搖搖晃晃再去滿窯。窯車旁邊的地上放滿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坯,走路得非常小心,稍不留意就會碰壞。有次老李喝得走路都走不了直線,還到窯裏等著滿窯,一不小心退了一步碰破了兩個瓶子,回頭一看就更是失去了重心,一P股坐了下去,坐倒了一片坯。於是那坯的主人不幹了,要他賠,吵鬧了半天還差點打起來。這坯的價是不好說的,有的不過十幾塊錢一個,有的是名家畫的,那就不是幾百幾千能說清楚的了,反正外麵都噴了釉看不見畫麵,誰能說得清楚價錢呢?打鬧了半天也沒解決問題,還是張明發出來打了圓場。
來官莊燒瓷,哥倆是一個人拉車一個人騎車,換著幹,那天由於兩人都喝多了,回去時他們把自行車放在板車上,老哥倆你扶著我我攙著你,晃晃悠悠走走停停,那輛板車也跟著他們左歪右倒的,也不知那天他們走了多久才到家。
一窯瓷燒好了,開窯時間卻是沒準的,如果窯裏燒了大件的東西,就不能很快開窯門,否則窯爐溫度冷卻太快瓷器就會出現裂紋了。老哥倆燒製的東西小,怕人摸走,每逢開窯的日子就來得特別早,好等到窯門一開就收東西。我經常看見老哥倆不定坐在哪家門前等著張家開窯,反正來了是不能空手回去的,哪怕再晚也得等,有時得等一天,難免又要喝酒,然後,兄弟倆拉上瓷器帶著酒氣紅著臉相互攙扶著拉車回家。
想想也真難為他倆,就那麽點東西,也賣不了幾個錢,那是他們全部生活的來源,還好喝個酒抽個煙啥的,也不知道他們家還有沒有什麽親人,如果沒有的話還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如果還有家人要負擔,再有個小毛小病的話,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後來熟悉了才知道,老哥倆由於下了崗,生活陷入困境,本來就都不太好的脾氣變得更加暴躁,也是因為生活困難,妯娌倆先後跟人跑了,剩下老哥倆各自帶一孩子艱難度日。好在待在景德鎮隻要有點作瓷的手藝就能活命,應了那句俗話,老天餓不死瞎家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