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近了,官莊北山一座座墳包上的青草,都被一陣陣的雨水澆透了。北山上有主的墳前,每天都有人點上了香火燒化紙錢。
張家窯坊歇了火,明發請常爺開車,帶上一家老小回鄱陽老家去祭奠先祖。
我一人在家,無事可幹,便想到北山山穀中去瞎轉轉。從我租住的屋子沿大路向北走不到一裏,就有一條進山的小路。我在大路上走時,阿峰騎著摩托從後麵過來,見了我便放慢速度,大聲喊雲姨捎帶你到街上去吧。我搖著頭,指指北山。阿峰大概很奇怪,卻不多問什麽,一踩油門,一眨眼人就遠了。我知道阿峰急著去街上老廠買彩釉,我要上山去幹什麽,卻自己也不知道。
北山很深,連綿好幾裏,山上藏著無數墳堆,裏麵睡著的大都是“鎮巴佬”,那是一代又一代為了謀生遠離家鄉,來到這座古鎮燒窯、拉坯、澆釉、用稻草包紮瓷器的平頭百姓。在這安靜的山間,除了他們的後人,再沒有人會想起他們。風年年從山坡上往下吹,吹過窄窄的山穀中撂荒多年的田地。地早沒人種了,此時田間積了一窪水,一頭老牛和一頭小牛就在水窪邊吃著草。人不種地,這牲畜的日子看上去真悠閑啊。不像住在官莊裏的人,除了清明的日子和正月裏的年,永遠忙碌著,窯爐總是點著火,坯車總是盤著泥,天晴的日子,空場地上永遠曬滿了大小不同的泥坯,夜裏也不收進屋去。一下雨,家家戶戶才忙著收坯,一轉眼工夫,那些泥坯就不見了。隻有江家的桌麵大坯還會留在草坡上,被江家男女老少急急忙忙扯來的薄膜給蓋上。坯下麵是同樣大小的圓木架,雨水落下來,就從木架下流走了。
能忙碌的日子,總是好的。
連著下了幾天雨,大麥為我拉的圓器坯總也幹不了。過完年都兩個月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消停過。入冬時黃昏在曬台上看四周圍合的山峰,總想春天裏就到這些無名的山上去走走,立了春又總是舍不得時間,一直待在窯場和作坊裏跟著窯工坯工們瞎忙活。進了這官莊,一步一個坯坊,幾步一個窯場,仍是傳統手工製瓷的格局。窯有大小,小到一塊板,大到十八塊;坯可做大件小件,大到直徑三米的龍缸,小到核桃般的茶壺;施釉則視器形而變,澆、吹、蘸、噴,任何一道工藝對我這個外人來說都是新鮮有趣,拿起來就放不下。如今景德鎮這樣的地方不多了,我真擔心它們還在迅速地消失。離官莊不遠,幾天前,又一座引進的現代化日用瓷廠準備開工投產了。那些用手工一點一點做出來的瓷器,還能在大工業的衝擊下維持多久的生存呢?
我想我早該出來走走的。山裏的空氣真新鮮啊,不像官莊,空氣中永遠飄浮著瓷土的氣味,灰釉的氣味。站在山的豁口遠遠看見我租住的屋子,看見一片黑瓦白牆翹簷的官莊,還看見駝背的馮三拉著一板車剛出窯的瓷器,往新翻修的徽州會館裏去了。
上了一個坡地,就看見南麵的昌江曲曲彎彎順勢流著,江對岸是已變得日益現代的古鎮。下過雨的山路都是泥,布鞋全濕了。我扯了幾把草葉將泥擦去,繼續朝山上走。這是我喜歡的一雙蘭花布鞋,也許它的圖案和青花瓷相似吧,所以才帶著它來景德鎮。雖然心疼鞋,但我卻不想下山。山間長年堆積的腐葉和密密生長的雜木藤條間,一簇簇盛開的紅杜鵑驅散著風中的寒意,讓我想起好多年前,帶著幼小的女兒去山裏采杜鵑的情景:那時的我多麽年輕啊,心裏還有那麽多的夢想。是歲月讓夢想開過花之後就一朵朵地謝了,許多人的花兒謝了就再也沒有活過來,也有幸運的人在夢想開過花後居然悄悄地結出了果實,哪怕隻是孤零零的一顆。那是我嗎?是來到景德鎮官莊畫瓷器的我嗎?還是那個在抗日烽火中毅然參軍卻從此讓藝術成為夢想的父親?我是父親的果實嗎?
清明臨近時,我會愈加想念父親。因為父親的逝去,讓我覺得天堂的親切。我敢一個人在無人的墳山上流連,是因為我知道父親就活在那個世界裏。蹲在山坡上,我好奇地讀著荒草中墓碑上的陌生名字,想象著他們生前的喜樂憂傷:我看見芳草連天時,熟悉或不熟悉的村莊裏有半大的少年一條扁擔、一個蘭花包袱出了家門。村頭樟樹的樟子兒落了幾回,少年就已是回鄉娶親的青年,美麗的年輕女子坐著花轎抬進了村,又坐著獨輪車跟著男人去了古鎮。從此女人就在鎮上生兒育女,心甘情願也成了鎮巴佬。有一天女人會傳話給娘家人說,當鎮巴佬好著哩,瓷器業養人,再旱再澇的年成也不缺活路。
於是隔著一段歲月,漸漸又跟來一幫尋找活路的鄉親。
自從明代開始,景德鎮民窯的空前發展,民窯作坊規模的擴大,吸引了饒州七縣以及南昌、撫州、吉安、豐城、餘江等地人口紛紛來到景德鎮雜居從事窯業。在景德鎮流傳著一句民謠:“十裏長街半窯戶,贏他隨路喚都昌。”可見在景德鎮從事窯業的都昌人之多。都昌距景德鎮隻有百裏之遙,水路陸路都可抵達。最早來景德鎮謀生的都昌人是南溪、薌溪一帶的農民,這裏靠近鄱陽湖濱,人多田少,十年九淹,明代景德鎮陶瓷業的蓬勃發展,為地處鄱陽湖畔,飽受水澇之苦的都昌貧苦農民提供了謀生和發展的機會。老一輩人說,都昌人來到景德鎮,是從搬運白土的勞力活幹起,漸漸站住了腳跟後,才慢慢進入了滿窯行、匣磚行、圓器行、燒窯行等,最終成為景德鎮圓器業和燒窯業的最大行幫。
如果說景德鎮的圓器業和燒窯業自明以後漸漸由都昌人經營形成都昌幫,那麽,除此以外的琢器業、紅店(彩繪業)以及與瓷業有關的大小服務行業,則有了撫州幫、南昌幫、豐城幫、吉安幫、奉新幫、饒州幫等號稱“二十六幫”的外來窯戶。
如今官莊裏很多窯戶,也是兄弟父子叔侄,婆嫂姨娘,或燒窯,或做坯,或施釉,一個家族合起來就是一座窯坊。這種家族式的作坊在中國已經不多了。而在景德鎮民間,從古到今,它們都綿綿不絕。古鎮上那些受封為中國工藝大師的民間陶瓷藝術家,也往往都是父傳子、子傳孫,從而才有了政府頒發的“陶瓷世家”的榮耀。
北山上葬著的都是底層的窯工百姓。他們不是陶瓷世家,但每一塊墓碑後麵同樣也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墓碑上刻著故事主人不同的家鄉:饒州、撫州、南昌、徽州……年年歲歲,一撥又一撥外鄉人操著八方口音來到這裏,古鎮最終成了他們的家鄉,北山最終成了他們的歸宿。漂洋過海的景德鎮瓷器,從瓷土最初的碾磨粉碎到瓷器出窯最後的稻草包紮,都有著他們的身影。
他們來來去去,留不下姓名,隻將那些美麗的瓷器留在世間。
在過去,由於窯業各行幫中都有很多外省人外縣人,他們去世後大多不可能長途跋涉扶柩返鄉,隻能在本地安葬,所以各行幫在景德鎮四郊均買有墳山,墳山上會立一大石碑,上書“某某社義祭公墓”。本行幫死亡的人都葬在各自的墳山上。我在北山的山坡上找了很久,想知道這裏過去是不是某個行幫的墳山,但沒有找到這樣的石碑。
除了各類的窯工,景德鎮陶瓷業的興盛,也曾吸引了周邊工商業發達城市的藝術工匠們紛紛前來。這其中,就曾有過一位叫做周丹泉的高手,他是明代隆慶萬曆時人,原籍蘇州,年輕時就來到景德鎮製瓷。他設在景德鎮的瓷窯,人稱周公窯。他所製之器,仿古最精,每一名品出,千金爭市,供不應求。《韻石齋筆談》曾記載了他技藝高超的故事:周丹泉路過金陵時曾拜謁唐太常,太常出示家中所藏一件極其珍貴的白定古鼎請周鑒賞。周丹泉在欣賞之時悄悄以手度其分寸,並用紙片摹下鼎紋。半年後他從景德鎮重返金陵,對唐太常說,我也得了一件白定古鼎,請觀之。唐太常一看,竟與家中所藏毫無區別。周丹泉告訴唐太常,這是他在景德鎮窯中仿製而成的,太常歎服,並以四十金買下來,藏於家廟。
今天的官莊一帶,也聚集了很多外來的有才華的藝術家。我的鄰居,就是一位畢業於北京服裝學院雕塑係的小夥子,他放棄了穩定的就業機會,來景德鎮尋找藝術之夢。我對麵的一位畫瓷畫得極好的安徽民間藝術家,已經是拖家帶口在此安生過日子了。
想起父親的故鄉也是中國古青瓷的故鄉。聞名於世的越窯早在景德鎮之前成名,青翠欲滴的青瓷握在了大詩人陸龜蒙的手中,便有了唐詩名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一個“千峰翠色”啊!那是南國之美,在一種獨特的植物灰燼和獨有的泥土中獲得再生。然而年輕的父親沒能走進千峰翠色中,連天的戰火粉碎了他的藝術之夢,滿腔愛國熱情催促一個正在上海學習藝術的富家子弟走上了抗日之路。從此他再沒機緣拿起畫筆。
我見過父親年輕時候的畫。我知道父親除了正直的品格,其餘一切更像是單純的藝術家。那麽,我是來尋夢的嗎?為幼年時代的自己?為年邁時候的父親?
出山時,手上握著的是大把的杜鵑和蕨草,頭上身上全是樹葉和雜草。回到租來的作坊裏,我將蕨草連土種在青花盆中。當我離開一段時間時,它們不會因為沒人照顧就死去吧?這種在古鎮山嶺一叢叢密集生長的蕨草,當地叫狼萁草,仿佛就是為瓷而生。狼萁草是製作釉灰時最好的燃料。將石灰石與狼萁草互疊燒煉的釉灰配製成灰釉,最適於細瓷的吹釉和澆釉。狼萁草不僅適宜充分煨燒,草灰中含有的磷酸鈣成分,還可使釉麵趨於細致柔和。就這漫山遍野生長的蕨草,真不能想象古代的釉工們是怎麽發現它們獨特的性能並試驗出最佳配方的。
以狼萁草為主要原料的灰釉至今仍是景德鎮用量最大的釉種之一。這裏的人們告訴我,青花瓷以灰釉作底最能襯出青花之美。那我就用青花瓷盆種上一蓬新鮮的蕨草吧。
采來的紅杜鵑很快就會謝了,青花盆裏碧綠的蕨草卻會為我永遠保留夢想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