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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九章 家園

　　〔俄國〕勃洛克

　　世上有個最純真、最愉快的節日。它是對黃金時代的回憶，是如今快消失殆盡的一種感情--對家園的感情的最高點。

　　在俄羅斯家庭，生日如聖誕樅樹燭光晚會那樣幸福愉快，如鬆脂那樣純真明潔。居首位的是翠綠的大樹和歡聲笑語的孩子們；連沒有嚐到生活樂趣的成年人也都擠在牆邊，少了些煩惱。一切都在歡喜跳躍--無論是孩子們，還是點燃的燭光。

　　正是對這一節日的感情，正是對家園懷著不可動搖的信念，正是意識到吉祥如意的風習的合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了（在1876年的《作家日記》中）短篇小說《樅樹晚會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當凍僵的小男孩從街上透過大玻璃窗，見到樅樹和漂亮的小姑娘，聽到音樂聲時，這一切對於他就是某種天堂的幻景：猶如在死亡的夢境中他仿佛見到了幸福的新生活。還有什麽比這個明亮的大廳、比小姑娘纖細的小手和透過玻璃窗傳來的音樂聲更光明幸福的呢？

　　確實如此。但是，就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已經預感到另一種情景：他堵上耳朵，驚恐地急忙用手擋住他可能聽到見到的東西和聲響，可他還是聽到了輕微而急促的腳步聲，見到了一頭黏乎乎、極醜陋的灰色動物（此為《白癡》第3部第5章中主人公伊波利特捷連季耶夫夢中所見。）。由此便是他的匆忙，他的沮喪，他的“衣袋裏的黃金時代”（此為《作家日記》第4部第1章的標題。）。我們已經不想要這種黃金時代，它太像醫生想對疾病的可怕結局提出警告而使用的大劑量藥物。可是黃金時代的藥草並不靈驗：灰色大動物已經爬進門，嗅著，四下打量著，還沒等醫生回過頭來，它已經同全體家庭成員逗著玩，同他們交上了朋友，並且把病菌傳染給他們。很快它就自由自在地躺到爐子旁，如同在家裏一樣；它整個兒占據了知識分子的住宅、房舍、街道、城市。到處布滿了令人厭惡的蜘蛛網；這時才明白，碩大無比、討厭的灰色母蜘蛛是如何從俄羅斯家庭那純潔善良的風習中滋生出來的。

　　不知為何出現了一片莊嚴隆重的寂靜，因為人聲仿佛纏在了蜘蛛網上。隻有作家們在有氣無力地叫喊，但已經毫無效果。人們不再聽他們的；他們沒有停止叫喊；於是人們想出了新的方法：開始稱他們是“頹廢派”，這一稱呼在那時幾乎是有傷風化和精神失常的代名詞。

　　母蜘蛛不斷繁殖，變得規模空前：舒適的住所（此處原文為法文。）、往昔的一切都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永恒”，如同“角落裏爬滿蜘蛛的農村澡堂”（此處源自《罪與罰》中的主人公斯維德利加依洛夫的話（第4部，第1章）。）那樣成為藝術家們鍾愛的東西和家庭關心的目標。小客廳裏，辦公室內，兒童臥室的寂靜中，都微微燃起會傳染的欲火。當風兒在爐子的煙囪裏唱著自己尖細的歌兒時，肥胖的母蜘蛛在善良而普通的人們那寧靜的爐子旁點燃了淫欲的小燈。

　　在所有美學紛爭的背後，在被用“頹廢派”的名稱打上印記的背叛者那亂哄哄的叫喊背後，能聽到健康人的脈搏和過美好和諧生活的願望，比如讓母蜘蛛爬得遠遠的願望。可是就連頹廢派本身也感染上了蜘蛛的毒素，同時在他們的讀者身上也呈現出被完全感染的症狀。

　　人們開始過一種奇怪的、與人類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活。他們原先以為，生活應該是自由的，美好的，有宗教信仰的，有創造性的。自然、藝術、文學--占著首要地位。現在另一些人的類型卻得到了發展，他們把這些概念完全變了樣，然而卻被認為是健康人。他們忙忙碌碌，麵色蒼白。他們身上的激情消失殆盡--大自然對他們來說變得陌生和不可理解。他們把自己的所有時間獻給國家事務，而對藝術卻一竅不通。繆斯對他們來說變得無法忍受。他們精神苦悶，一點點地失去，開始是上帝，後來是世界，最後是自己。他們仿佛是個圓規，機械地描繪著自己生活的某個圓圈，所有的感情、愛好和向往都互相擠壓著，在那個圓圈裏找到了各自的位置。這個事先畫好的圓圈卻被叫做正常人的生活。圓圈在細長的腿上膨脹、運動；這時旁觀者開始明白，這是母蜘蛛在爬，而在母蜘蛛身上坐著的是正在被它活生生吃掉的正常人。

　　他在那裏坐著，給自己購置家產，生兒育女--而自己的所有事務卻同時出現古怪而可笑的醜惡現象，因此客觀地作著觀察和比較的旁觀者，有如一個譬如說藝術家--已經完全可以見到一幅極為滑稽可笑的圖景：一個綠色的、繁花如錦的世界，而在它的懷抱裏卻全是些大肚子的城市蜘蛛，它們啃吸著四周的植物，散發出嘈雜聲、嗆人的油煙和惡臭。在它們透明的軀體裏待著同樣一些大肚子的人，隻是小些：他們待著，咀嚼著，匆匆忙忙地寫著，然後乘上極可笑的輕便馬車去最惡臭之處休息和呼吸新鮮空氣。

　　一個蜘蛛住所的內部情況被再現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1871-1919）：俄國作家。《小天使》發表於1899年。他的早期作品多描寫小人物的痛苦和歡樂，暴露社會的黑暗和弊端，具有較深刻的人道主義內涵。）的短篇小說《小天使》中。我提這部短篇，是因為它明顯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樅樹晚會上基督身旁的小男孩》相一致。那個透過大玻璃窗望見樅樹晚會和家庭歡樂的小男孩，看來好像是新的幸福生活、節日和天堂。安德烈那夫的小男孩薩什卡沒有見到樅樹，也沒有聽到透過玻璃窗傳出的音樂聲。他被拖到了樅樹晚會上，被強行帶入節日的天堂裏。新天堂裏有什麽呢？

　　那裏一點也不好。那裏有教孩子們口是心非的小姐，有滿口謊話的漂亮太太和愚蠢透頂的禿頂先生；一句話，一切都像許多正派家庭所有的那樣--平常、安靜和令人難受。那裏有“永恒”，有“角落裏爬滿蜘蛛的農村澡堂”，有多數家庭所固有的鄙俗行為的平靜。

　　所有這一切仿佛隻是很糟糕，不多也不少，如果一位把這一切描繪下來的作家沒有把能破壞鄙俗行為寧靜的一句尖銳的話拋出去的話。沒有這句話便仿佛沒什麽可揭露的，一切依然如故。

　　問題卻在於，在這篇老的短篇小說（寫於1899年的《小天使》）中已經響起一種音調，它使“現實主義者”安德烈耶夫不幸地與“該死的”頹廢派互相接近。這是喪失理智的音調，它直接源自鄙俗行為和蜘蛛的平靜。除此之外，這是透過整個19世紀俄國文學響起的音調，是隻在19世紀末才變得異常痛苦和尖利的音調，因而也就聽得更為清晰。音調裏透出極度的悲觀失望，因為音調裏表現出作家們和政論家們對立的原因，反映出作家對自己和世界喪失理智所感到的恐懼，而這一音調恰恰長期還不為一些人所理解。他們為了自己死板的神聖不可侵犯，把這音調拖得老長，並且不想知道，當它猝然中止時將會有什麽--將會有不祥的平靜，呆滯的目光，死亡，精神失常和悲觀絕望。

　　這一音調可以在安德烈耶夫短篇小說的一句話中聽到。他敘述道，當主人的孩子們在等待樅樹晚會之間用軟木塞互相射擊對方鼻子的時候，小姑娘們笑著，把雙手貼在胸前，彎下了身子。這是個多麽平常、多麽小的細節，似乎對它不屑一顧。但是我在這句話中卻聽到了一種隻能形象地解釋的恐懼。

　　我的眼前浮現出一幅圖景：畫麵上隻有一個擺出安德烈耶夫所描述的那種姿態的半大姑娘。它彎下身子，這就是說，她的臉呈三角形，頭衝下；她笑著；就是說她那笑眯眯地眯成一條縫的眼睛下麵出現了幾道與臉龐不相稱的皺紋，好似年輕人的眼睛旁有幾道老年人那樣的皺紋；而她把雙手貼在胸前，好似用它們輕輕托住薄紗，薄紗下是不很清晰的、已非少女的胴體。這很像斯維德利加依洛夫關於手持花束的小姑娘的夢（見《罪與罰》第4卷第4章。），像弗魯別利（米亞弗魯別利（1856-1910）：俄國畫家。）筆下那些蒼白的臉呈三角形的瘋女人肖像。但這卻是同樣一隻黏乎乎的母蜘蛛在編織淫欲的蜘蛛網。

　　我不必去杜撰和發展安德烈耶夫所描述的姿態的內涵。也許，作家本人感覺到了這一內涵，盡管是無意識的。值得回憶的，是他的所有短篇小說都燃燒著理智喪失的火焰；其實，這一切隻是一個故事，他以天才的漸進和自持在那裏描繪出鄙俗的日常生活從平靜過渡到精神失常的全階段。在我們的故事中，這一過渡本身很容易而且已經毫無疑問地被勾畫出輪廓。

　　薩什卡隻從天堂的樅樹上取下了一個安琪兒，為的是使所有這些薩什卡命中注定的人生之路變得幸福美滿而不再危險可怕。他從天堂來到寒冷的夜晚、偏僻的小巷、隔板的後麵、喝醉酒的父親跟前。那裏沒有向他獻殷勤的太太，沒有表示願意送他進技工學校的先生，沒有笑彎了腰的小姑娘們。父親和薩什卡怡然自得地入睡，安琪兒在爐子的通氣孔裏消失。

　　窗子裏已經“透入新的一天那魚肚白的光亮”。

　　怎麽辦？怎麽辦？再沒有家園。一望無際、黏乎乎的蜘蛛占據了作為黃金時代象征的神聖而靜謐之處。純潔的風習、平靜的笑容、靜悄悄的夜晚--全被蜘蛛網纏住，時光業已停流。喜悅冷卻，爐火熄滅。再也沒有春夏秋冬。家家戶戶的大門全朝著風雪彌漫的廣場敞開。

　　（寒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