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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三章 關於記憶與忘卻

　　〔墨西哥〕胡何阿雷奧拉

　　先生們，我是大薩波特蘭人。那是個很大的鎮子，一百年前它變成了我們的古斯曼城。但我們繼續做平民百姓，仍叫它薩波特蘭。那是一個種植玉米的圓形穀地，群山環繞，除了四季如春的氣候，沒有其他裝飾；一抹藍天和一池湖水，它輕輕地蕩漾，像舒緩的夢一樣。從五月到十二月，見得到田地裏生長得齊刷刷的玉米。有時，我們叫它薩波特蘭德奧羅斯科，因為畫風粗獷的畫家何塞克萊門特（西哥畫家，全名為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1883-1949）。）出生在那裏。作為他的同鄉，我為自己出生在一座火山腳下感到遺憾。關於火山，除了那個畫家以外，我們鎮子的山誌學裏，還有另兩座高峰：名叫科利馬（科利馬，墨西哥地名。）的雪山，盡管整個山坐落在哈裏斯科（哈裏斯科，墨西哥地名。）的土地上。這座火山早已熄滅，冬天的冰雪裝點著它。但是另一座是活火山。一九一二年，它的灰燼籠罩了我們，老人們至今還滿懷恐懼地記得那次輕微的、龐貝城式的經曆；大白天變成了黑夜，所有人都以為世界末日到了。不談更早的情況，就在去年，我們簡直被剛剛滲出的熔岩、震耳的噴湧聲和數不清的氣孔嚇壞了。在這一現象的招引下，地質學家們前來問候我們，給我們量體溫，測脈搏，我們請他們喝用番石榴、檸檬汁等調製的混合甜酒，他們用科學計劃使我們鎮靜下來：我們枕頭底下的這顆炸彈要麽今天夜裏爆炸，要麽在未來一萬年間的某一天爆炸。

　　我父母生養了十四個兒女，我排行第四。感謝上帝，他們現在還活著講這事。正像諸位看到的，我不是一個嬌生慣養的男孩。在我的心靈裏，阿雷奧拉家的人和蘇尼加家的人像狗一樣繼續著不信教者與虔誠教徒間古老的家庭糾葛。前者和後者似乎在久遠的過去被巴斯克族的共同淵源連接在一起。但是，作為幸運的混血兒，他們的脈管裏不僅靜靜地流淌著造就了墨西哥民族的血液，也融入了一位不知怎樣來到他們中間的法國修女的血液。有些家史最好不去講述，因為我的姓氏消失在西班牙塞法爾迪人（塞法爾迪人，指散居於世界各地的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中間或在他們中間贏得神聖的尊敬。誰也不知道我的曾祖父堂胡安阿巴德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阿雷奧拉，是不是為了洗刷皈依天主教的最後標誌（阿巴德，源自阿巴，阿巴是阿拉米語（阿拉米語，古代西亞通用的語言。）父親的意思）。諸位不必擔心，我不會在這裏畫一幅世係圖，也不是要從巴德的抄寫員起理出給我帶來平民血統或私生女托雷德克維多的名字的家譜。但是我的言語中有高尚之處，有諾言。我直接來自兩個非常古老的家族：就母係方麵來說，我是鐵匠；而從父係方麵看，我是木匠。由此我對語言產生了如同匠人酷愛手藝活般的熱情。

　　我生於一九一八年的《福音書》作者聖馬太的紀念日和聖女伊菲赫尼婭日，恰逢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蔓延成災，我降生在雞、豬、山羊、火雞、牛、驢和馬群中間。我正是跟著一頭自己從畜欄裏跑出來的黑羊羔邁出了生命中的最初幾步。這便是綿綿不絕的痛苦的前因。它使我個性鮮明。它把牽連著全家人的神經機能症的先兆集中在我身上。幸運也好，不幸也罷，那種先兆沒有能變成癲癇病或精神失常。那頭不祥的黑羊羔依然緊隨著我，我覺得自己的腳步發抖，猶如被一隻神話中的猛獸追趕的野人那樣。

　　像幾乎所有的孩子一樣，我也上過學。由於確實合理但我不能講述的原因，我沒能繼續下去：在地方上一片混亂地反對取締教會（墨西哥在卡耶斯（1877-1945）執政期間（1924-1928），極力反對把教會取締。）的革命中，我度過了童年時代。教堂和教會學校皆遭關閉。我，神父先生們和躲藏起來的修女們的子侄，不應進官方學校，除非違反天主教教義的宗教信條。我父親，一個善於擺脫困境的人，沒有送我進地下神學院或政府的學校，而是直截了當地讓我開始工作。這樣，我十二歲那年便到裝訂師傅堂何塞瑪麗亞西爾瓦的車間當學徒，後來又進了切波古鐵雷斯的印刷所。在那裏，我深深地愛上了作為手工藝品的書籍。另一種愛，對文章的喜愛，產生得更早，那源於我敬重的一位小學老師的作品：幸虧何塞埃內斯托阿塞維斯，我才知道，除了商人、小業主和農民，世界上還有詩人。在此，我應該說明一下：我父親無所不能，經過商，辦過工廠，開墾過農田（總是小規模的），但是一無所成：他有詩人的心靈。

　　我是自學成材的，這千真萬確。十二歲時，我在大薩波特蘭讀過波德萊爾、瓦爾特惠特曼和我采用的風格的主要創始者：帕皮尼（帕皮尼（1881-1956），意大利詩人、作家，著有《一個沒有希望的人》等。）、馬塞爾施沃布（馬施沃布（1867-1905），法國小說家、散文作家，著有《彌莫》等。），以及其他大約五十位比較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我常聽民間歌曲和俏皮話，我非常喜歡聽鄉下人的交談。

　　從一九三〇年至今，我從事了二十多種行當……我當過沿街叫賣的商販和記者，搬運工和銀行收款員，印刷工人、喜劇演員和麵包師。諸位想得到的，我都幹過。

　　如果在此提一提改變我命運的人，是不公平的。路易朱維特來瓜達拉哈拉時，我認識了他，二十五年前他帶我去了巴黎。那次旅行是一場夢，想要再經曆一次是徒勞的；我曾登上法蘭西喜劇院的舞台，扮演過聽命於讓一路易巴洛爾、拜倒在瑪麗貝爾石榴裙下的安東尼和克萊奧帕特拉的苦役船上的赤身奴隸。

　　從法國歸來後，多虧安東尼奧阿拉托雷幫忙，經濟文化基金會接受我進入它的技術部，他是把我作為語言學家和語法學家介紹進去的。做了三年的校對清樣、譯文和原稿的工作後，我的名字出現在作者書目中（《幾種發明》，一九四九年在特鬆特萊出版）。

　　最後說一件令人難過的事。我一直無暇搞文學。不過，我在所有可能的時間裏奉獻愛給它。我愛語言勝於一切，我尊敬那些通過文字展示精神的人，從伊薩伊亞斯（伊薩伊亞斯，《聖經舊約》裏的先知。）到弗朗茨卡夫卡。我幾乎懷疑一切當代文學。古典而仁慈的幽靈環繞著我，我生活在被它保護的自己的作家夢裏。但我也生活在創作墨西哥新文學的青年們中間：我把自己不能完成的任務交托給他們。為了使任務容易完成，我每天給他們講述自己在短時間裏學會的東西，這段時間我口傳著獲自別處的消息。它是在僅僅一瞬間，通過燃燒的黑莓我聽到的東西。

　　（朱景冬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