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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四章 舊書店

　　〔英國〕格格林

　　我不知道弗洛伊德會對這怎麽解釋，反正有30多年時間，我最幸福的夢都是關於舊書店的：一些我從前根本不認識的書店或者我正在光顧的熟悉的老書店。其實那些熟悉的書店肯定已經不存在了，我很不情願地得出這個結論。在巴黎，離火車北站不遠的一個地方，對於那裏一條上山的長街盡頭的一家書店，我有著非常生動鮮明的記憶。那是一家有著許多高高書架、門進很深的書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夠到那些書架的上頭）。至少有兩次我搜尋遍了它的每一個書架（我想我在那兒買到了阿波利奈爾的《法尼西爾》的譯本），但是在二戰結束之後，我去那裏尋找那家書店的努力卻是歸於徒然。當然，那家書店可能已經消失了，甚至那條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兒了。此外在倫敦有一家書店，非常頻繁地出現在我的夢中：我能夠非常清楚地記得它的門麵，但是卻記不得它內部的情況了。它就坐落在你來尤斯頓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後麵的那個地區。我從來沒有走進去過，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兒再也沒有這麽一家書店了。我總是帶著一種幸福和期待感從這樣的夢中醒來。

　　在我生活的各個不同時期，我一直堅持寫關於我的夢的日記，在我今年（1972）的日記裏，在前7個月的日記裏就包括有6個關於舊書店的夢。相當奇怪的，是第一次。它們都不是快樂的夢；也許這是因為我的一個親愛夥伴在1971年底去世了吧，我曾經和此人一起去淘書，在二戰剛剛結束之後，我和此人一起，開始去搜羅維多利亞時期的偵探小說。同樣在今年的一些夢中，出現過一本我打算送給我的朋友約翰蘇特羅作聖誕禮物的有關鐵路的舊書（他曾經在牛津創建了鐵路俱樂部），當我從書架上把它抽出來的時候，書皮卻已經掉了一半：甚至那些舊的紅色納爾遜7便士叢書（那麽沒道理地受到喬治奧威爾的中傷，盡管它的初版太昂貴了，但我仍然很喜歡擁有它）結果都是不同版本的。在所有這些夢中，似乎沒有什麽好到值得一買的書。

　　我的朋友戴維洛是一個書商，他的收藏品曾經使我的思想天馬行空，放蕩無羈，不止是通過一些夢，而是通過長達50年的淘書中的無數小小探險和在其中結下的友誼。（在17歲上我就變成了查林克羅斯路（查林克羅斯路：在倫敦市中心，是倫敦舊書店最集中的地方。）上的一個漫遊者，唉，現在我很少叨擾那裏了。）

　　舊書商們在我以往認識的各種人物中是屬於那種最友好又最古怪的人。如果我沒有成為一個作家，那麽他們的行當一定會成為我最喜歡選擇的行當。在他們那兒有書籍發黴的氣味兒，在那兒有尋寶探寶的感覺。由於這個緣故，我寧願到碼放得最混亂的書店，在那種地方，地形學和天文學的書籍混放在一起，神學和地質學的書籍混放在一起，一堆堆沒有分類的書籍亂堆在樓梯間裏，正對著一個標著“旅遊圖書”的房間，而在這個房間裏可能包括一些我所喜歡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失去的世界》或者《克羅斯科的悲劇》。我害怕走進馬格斯書店或者誇裏店，因為我知道在那種地方不可能作出什麽個人的發現，在那兒書商不會犯任何錯誤。從戴維洛的收藏中我意識到我害怕去威廉四世大街的巴恩斯書店是多麽錯誤。但是現在來補救我的這個錯誤未免為時太晚了。

　　一個人要想真正進入這個充滿機會和冒險的魔幻世界，就必須既是收藏家又是書商。我本來寧願做一個書商的，但是由於二戰我失去了機會。在德國人大規模空襲倫敦期間，我碰巧和戴維洛（我已經和他很熟了）和小科爾是隸屬於同一個哨所的臨時防空員，小科爾在那些日子是一個書“販子”。我和科爾的第一次偵察任務是去搜尋一個傘投炸彈，有人說它掛在布魯姆斯伯裏一個廣場的樹上。我們根本沒有找到它，就給自己放了假。科爾領著我去看了一趟他的房間：我記得破舊的書籍堆得到處都是，甚至床底下都堆著書，我們倆一致同意，如果有一天我們倆都能在戰爭中幸免於難，我們就一起經營舊書。後來我離開倫敦到西非幹別的工作，我們失去了聯係。我已經失去了成為舊書商的唯一一次機會。

　　要成為收藏家相對比較容易。你收藏什麽並不重要，隻要你有入門的鑰匙。收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尋求的樂趣，是你遇見的那些人物，是你結交的朋友。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的時候，就初次嚐到了購買收藏南極探險作品的滋味，我對北極不感興趣。那些書籍都已經不在了。那些書現在會有一些價值，但是誰會在乎呢？在戰前，我收集查理二世複辟時期的文學作品，因為我當時正在寫一部羅切斯特（羅切斯特（1647-1680）：即羅切斯特二世伯爵，本名約翰威爾莫特，17世紀著名英國詩人，查理二世的朋友。）傳記，這本書直到30多年以後才得以出版。那些書並不是最早的版本（我當時買不起）；那些書也已經不在了：其中有些書是在德國人對倫敦大轟炸的時候遺失的，也有一些是在我離開英國的時候很遺憾地放棄的。

　　現在我依然在收藏維多利亞時期的偵探小說：在40年代的弗伊爾斯書店，我曾經一次花半克郎找到多少書呀！雖然約翰卡特在10年後推出了著名的斯科裏布納目錄，它到處造就了無數收藏家。

　　對於收藏家來說，毫無疑問，比起那種尋找的興奮，比起有時這種尋找把你帶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來說，收藏品本身價值的重要性倒變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偵探小說的範圍包括從維多利亞時期到1914年，所以我們經常結伴淘書）曾經在傾盆大雨中穿過坐落在一片廢棄地區中的令人憂鬱的利茨街周圍，那地方簡直就是格裏爾森（格裏爾森（1898-1972）：英國紀錄片運動的創始人。拍有紀錄片名片《漂網漁船》（1929），1948-1950任英國中央資料館影片審計官。）絕望的紀錄片的一部分。我們尋找著一家書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隨著我們在那些廢棄的工廠之間身上變得越來越濕淋淋的，我們對那本指南的信任也變得越來越少了。然而，當我們終於到達那家肯定曾經存在過的書店時，那裏一扇挪了窩兒的門上掛著一個招牌“書店”，其中“書”字的前三個字母都不見了，所有的窗戶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亂扔著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還有一些好鞋。難道這是什麽小孩黑手黨的聚會地點嗎？好像是在那類地方，發現了一些新酒吧和過去從來沒有嚐過的啤酒，倒也是對淘書者的某種獎賞。

　　這和皮卡迪利大街上那家年代久遠的書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那家書店有古籍舊書部，我最近還到那裏去消磨過時間，如果偶然問起他們是否有威爾弗裏德斯科恩布倫特（威爾弗裏德斯科恩布倫特（1840-1922）：英國詩人，詩集《海神情歌》是其代表作，另有《我的日記》（1919，1920）兩卷。）的什麽著作，他們就會問：“他寫什麽，先生？小說嗎？”

　　我想戴維洛對於這些昂貴的書店太寬厚仁慈了，但是我想，一個人如果幹這行，他就不得不對那種頭戴大禮帽身穿燕尾服、衣著講究的壞蛋作出友好的姿態。我避開那些新開的大學書店，那兒都是紅磚和玻璃，塞滿了二手的學術書籍，那些書即使在它們初次問世的時候就很沉悶無聊。唉，至於狄龍小姐的書店，它躲過了扔在商店街周圍的所有炸彈幸存下來，但是它今天也沒有昔日的那種魅力了。有時候，戴維洛在講禮貌上做得過分了：對於那位邦珀斯書店的大名鼎鼎的威爾遜先生來說，“精”是一個褒義的形容詞，我倒是寧願說他“滑”。

　　不，比起查林克羅斯路來，倫敦西區現在再也不是我的魂牽夢縈之地了，但是感謝上帝！塞西爾短街依然保持著塞西爾短街的樣子，即便是戴維洛已經搬到牛津郡去了。

　　在一個開心的日子裏，我從戴維那裏買到一份奇怪的18世紀的手稿，封麵由白色皮紙製成，上麵有一個手寫的標題《赫爾頓尼亞納》。它花了我5個畿尼（畿尼：英國舊金幣單位，等於21先令。），在30年代這是很大的一筆錢，但是在經過一些研究之後，我靠著在《旁觀者》雜誌上寫的一篇文章，把這個書價掙回來了。文章談到這樣一個稀奇古怪的故事，一連串殘酷的騙局使一個名叫赫爾頓的不得人心的商人大受其苦，很顯然這個故事是他的敵人寫的。我擁有這份手稿，一直到一封有趣的來信“插入進來”，信中談到手稿裏提到的一些18世紀的倫敦商店名，信是由安布羅斯希爾爵士寫的。這使我很高興，靠這種方法，在《赫爾頓尼亞納》上麵我除了付出了一點勞動之外什麽錢也沒花。

　　也許我最看重的是淘到了《複活節前一周的任務》，由沃爾特柯卡姆布朗特翻譯，1687年出版，配有7張霍拉版畫，封麵是同時代壓印的紅色摩洛哥羊皮。它被獻給英格蘭女王。“英格蘭的女王、王後們又稱聖了，”布朗特寫道，“結果無限偉大，於是人們發現通往天堂之路就是效忠宮廷之路。”他在一年後就不會寫這些話了，因為荷蘭的威廉（荷蘭的威廉（1650-1702）：即大不列顛的威廉三世，初任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執政（1672年起），後任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國王（1689年起）。）來到了。他將不得不在國外出版這本書，或者根本沒有出版家的印刷，沒有在坐落於海霍爾本羊羔街的馬修特納書局公開出版。這本漂亮的書讓我在克拉彭公地的蓋洛普先生的書店裏花了半個克朗，我在那兒買我的安東尼伍德（安東尼伍德（1632-1695）：英國古物收藏家、學者，著有《牛津大學曆史及其人物》、《牛津學苑》等。）作品。蓋洛普先生的書店是二戰的犧牲品之一，它在同一天裏和兩百碼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樣“上天了”。

　　但願戴維洛在書中包括一個被炸彈和建築師們毀掉的已亡書店名單。例如原坐落於威斯特本園林的那家消失了的我喜歡的舊書店，還有坐落在金克羅斯車站對麵三角地的消失了的小書店，在那裏我曾經買到《探險記》和《夏洛克福爾摩斯回憶錄》的首版本，花的是在那個時候看來過分的價格五英鎊。那是淘書的令人難過的一麵，與新書店的開張相比，更多得多的書店消失了。甚至布萊頓也不是它當年的樣子了。

　　（鄒海侖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