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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三章 人生應該像一件藝術作品？

　　〔捷克〕米蘭昆德拉

　　歌德曰：人生應該像一件藝術作品。對此高論我向來特別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藝術，正是因為生活畸形醜陋，與藝術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於中歐的年邁的祖國正穿越的偉大日子裏，我無比欣喜地獲悉瓦茨拉夫哈韋爾大有希望於不久的將來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想到他，我不禁對自己說：在某種情況下（但極少）將人生比作藝術作品也還不無道理。

　　哈韋爾的人生確實完全建立在一個偉大主題上：它既未迷失過方向，也未改變過方向（哈韋爾從未被抒情詩般的幻想所觸動，因而並不需要知其前任那樣從這些幻想中擺脫出來）；這樣的人生連貫有序，使人感到它就像一個完美無缺的統一體。再說哈韋爾本人，在我看來，一直以藝術家的興致在雕琢人生，就像雕塑家在雕琢石頭，逐步地賦予它越來越明確的內涵和造型。他最近一個月來搏鬥的方式，不僅從政治角度而且從美學角度來看，都頗具魅力。猶如一位大師所作的奏鳴曲中最後那最快的速度。

　　一件藝術作品的使命便是為別人所感知。變人生為藝術作品者同時也將人生呈現給了所有視線，使它充滿光芒。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倘若如此光彩奪目的人同時又是位藝術家，那麽他將承擔一個風險：他那成了藝術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過忘卻而使其藝術作品黯然失色。就哈韋爾的情況而言那將是令人遺憾的。他的最早的劇本《遊園會》和《通告》在布拉格上演時，他還不到30歲。這兩部劇作充滿智慧，富於挑戰精神，奇特無比（我曾在一篇序言中談過它們；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非常近似的程度上可以被劃入荒誕派戲劇），而且還有著難以抗拒的幽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對這兩部劇作倍感親切，這是因為當時我還能在布拉格的劇院裏觀看它們，導演上乘，完全忠實於作者的意圖。我可以在“欄杆”劇院觀看它們，當時哈韋爾便在那裏工作。這座劇院對於捷克知識分子來說已然成為60年代和他們那自由奔放的精神的象征。

　　即使對於全世界的公眾來說，哈韋爾首先（合情合理）是“七七憲章”的締造者，是一位度過多年鐵窗生涯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他的國家的第一道德代表，本質上他卻始終是一位劇作家，一位戲劇詩人。忽視這一事實就等於沒有理解他。就意味著首先沒有理解在民族特色方麵他是多麽地根深蒂固：19世紀捷克的複興運動並非在教堂，也並非在軍隊和在某個政黨內部，而是在整個文化界，尤其是在戲劇界組織開展的。那時捷克最了不起的政治風雲人物都是作家：帕拉茨基（帕拉茨基（1798-1876）：現代捷克史學奠基者，19世紀波希米亞政界頭麵人物。），曆史編纂學家；哈夫利切克（哈夫利切克（1821-1856）：捷克作家和政治家。）（奇怪的是他的名字恰好是哈韋爾的愛稱），諷刺詩人；然後是馬薩裏克（馬薩裏克（1850-1937）：哲學家，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哲學家。

　　作為一名造詣頗深的藝術家，哈韋爾將不同於當今所有的大政治家。別忘了他最早的劇作總是令觀眾笑聲不斷。不錯，在哈韋爾事業的開端是笑聲，幽默。而幽默意味著：懷疑。而幽默意味著：自嘲。兩年前我在巴黎觀看了《淒涼的廣板》一劇。哈韋爾在嘲諷中映照出了自身的處境：一個人一旦投身於政治，便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所有的人都企圖主宰他的生活。在最後一幕中，當警察前來逮捕主人公時，他甚至很高興自己終於又孤身一人，可以完全屬於自己了。這位持不同政見者，這個現代主人公，並不視自己的命運為一種令人欣快的榮耀，而更多地把它當作一個荒唐的負擔。他更愛做其他的事（比如寫戲或寫詩），他試圖掙脫自己的命運，但顯然已力不從心。在此期間某種更強有力的東西主宰了他，他無法越過它，哈韋爾稱之為責任。

　　瞧，在他看來，這就是持不同政見者的道德觀。這一道德觀的基礎是確信（唯有劇作家或小說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在一個人的性格和命運之間並不存在統一體，這一個總是另一個的犧牲品（由人生轉變成的藝術作品並不與人生相同，它甚至會與人生敵對）。這種以譏諷看待自身處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劇色彩（在中歐我們稱之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稱為智慧。在我們時代的所有傑出人物中，具備這種智慧的人，我一個也沒看到。因為這是一種詩人的智慧。

　　（高興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