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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〇一章 我為什麽寫作

　　〔英國〕奧威爾

　　快16歲時，我突然發現了純粹屬於字詞的快樂，就是說，字詞的聲音和組合。《失樂園》中的詩句--所以他艱難而吃力地向前：他艱難而吃力現在看來並不是特別地精彩，那時卻讓我脊骨戰栗：而把“he”（他）拚成“hee”也別有樂趣。至於描繪事物的需要，我已經都知道了。所以，我要寫什麽樣的書就清楚了，可以說這就是我那時要寫的書。我要寫大部頭的自然主義的小說，它們有著不幸的結局，充滿細節描寫和引人注目的比喻，到處都是辭藻華美的章節：這裏詞語的選用某種程度上為的是它們的聲音。事實上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寫它時我30歲，構思要早得多）就是這樣的書。

　　我提供這些背景情況，是因為我覺得對一個作者的發展初期缺少了解，就無法評估他的寫作動機。寫作的主題由作者生活的時代所決定--至少在像我們這樣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這一點是不錯的--但在開始寫作之前，他在情感上已經獲得某種態度，對此他永遠也不能徹底擺脫。毫無疑問，他需要修煉性格，以免停滯在某些不成熟的階段或陷於某種不正常的情緒：但是，如果他把早先接受的影響擺脫得幹幹淨淨，那麽他的寫作衝動也就被扼殺了。撇開謀生的需求不談，我認為寫作動機主要有四種，至少寫作散文是這樣。這些動機程度不同地存在於個個作者的心裏，而就某一作者來說，各種動機所占比例將根據他生活環境的改變而時時發生變化。這些動機有：

　　1.純粹利己主義。

　　想顯得聰明，被人談論，死後讓人回憶，在兒時冷落過你、現已長大的那些人麵前出一口氣，等等，等等。硬說這不是寫作的一個動機，以及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動機，那是騙人的鬼話。在這一點上，作家與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律師、軍事家、成功的商人--一句話，與所有出人頭地的人物沒有什麽兩樣。人類的絕大多數並不是自私透頂。大約30歲過後，他們放棄個人的抱負--許多情況的確表明，他們幾乎放棄了作為個體存在的意識--而主要為別人活著，不然的話就得被單調乏味的事情憋死。但是，也有少數有才華而又固執的人，決心終身過自己的生活，作家屬於這一類。應當說，嚴肅作家總體上要比記者更自負、更自我中心，盡管對錢的興趣低一些。

　　2.審美熱情。

　　對於外部世界的美或在另一方麵對於詞語及其正確的組合具有的感覺。由一種發音作用於另一種發音產生的效果、一篇好散文的堅實力量或是一個好故事的敘述節奏帶來的快樂。想把個人覺得有價值的不應錯過的經驗與人共享的希望。盡管在許多寫作者那裏，審美動機非常薄弱，然而，即使小冊子的編寫人或教科書作者也有自己心愛的詞語，他喜歡它們不是出於實用目的；或許他會對排字的式樣、紙麵邊緣空白的寬度等有著強烈的感覺。超出列車時刻表水平以上的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一點沒有審美上的考慮。

　　3.曆史衝動。

　　希望看到事情的本來麵目，發掘出真實的事件，並將它們儲存起來留給子孫後代。

　　4.政治目的--采用“政治”一詞的盡可能寬泛的含義。

　　想把世界推向某一特定的方向，改變人們對於應努力爭取的社會類型的觀念。同樣，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真正地擺脫政治傾向。那種認為藝術與政治毫不相幹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看得出，這些不同的衝動彼此間是多麽地不相容，以及它們麵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將出現怎樣的波動。就本性而言--把你剛剛進入成年時具有的狀態視作你的“本性”--我是一個更看重前三種動機而不是第四種動機的人。在和平年代，我也許會寫那些華麗的或純描寫性的書，也許不會太多地意識到我的政治信仰。但事實上，我已被迫變成了那種寫作小冊子的人。起初我把5年的時間花在一項不合適的職業上（緬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後又經受了貧窮和失敗。這增強了我對權力的本能憎恨，使我第一次完全意識到勞動階級的存在，而且，在緬甸的工作也使得我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一些了解；但這些經曆還不足以讓我獲得一個準確的政治方向。後來出現了希特勒、西班牙內戰，等等。到了1935年底，我仍然不能做出堅定的抉擇。

　　1936至1937年間，西班牙戰爭和其他一些事件扭轉了局麵，此後我知道了我的立場。自1936年後，我的嚴肅作品中每一行寫下的文字，直接或間接地都是反對獨裁主義和擁護我心目中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處在我們這樣的時期，認為一個作者可以避開這些主題不寫，在我看來是荒唐的。每個人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寫到它們。這隻是一個選擇什麽立場以及采取何種方法的問題。一個人對他的政治傾向越自覺，也就越有可能不致因為行為的政治性而犧牲他真誠的審美與理性追求。

　　過去的10年裏，我一直最想做的是使政治性寫作成為藝術。我的出發點常常是一種黨派感情，一種對不公正現象的不平之感。當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我並不對自己說，“我要寫出一部藝術作品”。我之所以要寫，是因為我想揭穿某些謊言，我要引起人們對某些事實的注意，我的初衷是讓人們傾聽。然而，如果寫作不同時也是一種審美經驗的話，我是不會去寫書甚至給雜誌寫長篇文章的。誰要是有心檢查一下我寫的東西，就會看出，即便一篇徹頭徹尾的宣傳，也包含著大量在職業政治家看來不大相幹的內容。我不能，也不想，徹底放棄童年獲得的對世界的看法。隻要能健康地活著，我就會對散文文體懷有強烈感覺，就會喜歡這地球表麵上的東西，各種實在之物和那些零七八落的沒用的消息就會給我帶來快樂。企圖壓製我自己的那一麵是無濟於事的。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惡與時代強加給我們的本質上屬於公眾的而非個人的種種行為諧調起來。

　　這並不容易，在結構和語言方麵都出現一些麻煩，而且真實性方麵也麵臨新的問題。讓我隻舉一例，這是個所遇到的較為原始的問題。我的那本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書《向卡塔洛尼亞致敬》，毫無疑問，是一部坦率的政治性著作，但我寫作時卻在總體上保持著某種超脫和對形式的關注。我的確做出極大努力說真話而又不觸犯我的文學本能。但在其他內容中間保留了長長一章，這是為被指控與弗朗哥陰謀勾結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辯護，裏麵充斥著報紙摘引之類的文字。顯然，這樣的章節，一兩年後就不再吸引一般讀者，會毀掉這本書。一位我尊敬的批評家為此開導了我一番。“你為什麽把那些東西放進來？”他說，“你把本來不錯的一本書弄成了新聞報道。”他說的是真話，但我隻能這樣做。我恰好得知英國人民不大可能被告知的事實：那些無辜的人們遭到錯誤的指控。如果我對此不感到氣憤也就不會去寫這本書了。

　　這個問題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一再出現。語言的問題要微妙一些，探討它需要太長的時間。我隻想說，近年來試圖寫作時少些形象性，多些準確性。我發現在任何情況下，一旦你精通了一種寫作方式，你總要超越它。《獸園》是我第一部試圖將政治目的同藝術目的熔煉成一個整體的小說--我完全清楚我在做什麽。我已經有7年沒寫小說了，但我希望不久再寫一部。這注定是一個失敗，每本書都是一個失敗，但我的確比較清楚地知道我要寫什麽樣的書。

　　回頭看看寫出的這一兩頁，我明白這些話看上去好像我的全部寫作動機隻是一種關心公眾利益的精神。我不想給人留下這樣的最後印象。所有作家都自負、自私和懶惰，而在他們各種動機的最深處存在著一種神秘。寫作一本書就是一場可怕的消耗戰，好像經曆了一次長期不愈的痛苦疾病。要不是由於那不可抵擋、無法理解的魔鬼的驅使，誰也不會再去幹這種事情。我們隻知道這魔鬼就是讓嬰兒啼哭以引起注意的同一類本能。然而這話也不假：一個人除非長期不懈地致力於消除自己的個性，否則就寫不出任何可讀的東西。好的散文就像窗上的玻璃。我不能肯定地說我哪一種動機最強，但我知道應該聽從哪一種。縱觀我的寫作經曆，我看到不論在哪兒，隻要缺少政治目的，我寫的書就沒有生氣，我就會誤入歧途，總是寫出那些華而不實的章節、沒有意義的句子、裝飾性的形容詞和空話。

　　（黃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