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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章 讀書的回憶

　　〔日本〕加藤周一

　　事情的起因

　　有人用親切的聲調說：時令已進入深秋，這是讀書的好季節啊！但是，我讀書從來就不曾考慮過季節問題。常年的學習自然養成這種習慣，不讀書就難以度日。

　　有一回，不是同一人說：怎樣才能好好讀書呢？然而我必須找的竅門是，如何才能不讀書而又能對付過去呢。一讀起書來，就無法寫書。

　　從什麽時候起，我養成這種難以拂去的習慣了呢？我想確實是從我多病的童年時代開始的吧。容易得病的孩子，無法在戶外又蹦又跳的，於是，就代之以讀書；但這不是我主動的樂意的選擇，而是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我就這樣開始讀書，不久，我發現像我一樣有讀書習慣的人，不是小學裏的小夥伴，而是一個成年人，而且是我那個時候最熟悉的唯一的一個成年人，那就是我的父親。我逐漸喜歡同父親談話，並且接受了他談話的影響。

　　父親對所有形而上學都持懷疑的態度，他不相信未經實證的任何知識。父親這種思考方法的影響，至今依然保留在我體內。我現在愛讀貝特朗羅素的書，就是喜歡他那表現的準確性，這與小學生的我喜歡父親的談話別無二致吧。

　　那個時候父親在讀《萬葉集》。小學生的我是啃不動《萬葉集》的。但是上中學以後，我第一次接觸的文學就是《萬葉集》。我從頭開始讀。我並不是有意識主動地選擇這樣做的，而是偶然的，書就在我身邊的緣故。但是它的影響，至今似乎還沒有消失。可以說，我背誦的數首《萬葉集》短歌，連同東京秋天黃昏的西邊天空和早春的風一起，溫乎乎地撫觸著我的肌膚，從遙遠的少年時代直到現在幾乎全部留存下來，成為我的紀念品。

　　然而，對我來說，《萬葉集》決不是昔日的褪了色的照片。不是的，它是我現在熱愛日本詩歌的最大的原因，甚至或許還是我相信文學的原因之一。

　　我沒有變。我對此事並不後悔。盡管我希望像一棵樹那樣紮下根來，但並不希望將它移植到別的土地上。

　　戰爭

　　中學生時代，告訴我有關芥川龍之介的，是幼年的朋友們（他們如今已不是幼年了）。於是我把零花錢攢起來，在澀穀的舊書店買了芥川全集十卷，一頁也一無遺漏地讀遍了。但並不都是一無遺漏地理解了。我沒有考慮過自殺，也不能理解自殺的人的內心世界。

　　在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中，我領略到的是反軍國主義、破壞日本曆史的偶像、對道德說教的反抗、不隨大流的批判精神。可以說，我不是通過吉野作造，而是通過芥川龍之介接受了“大正民主”的遺產。後來，我住進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宿舍之後，讀了馬克思的書，知道有這種理智地組織非順應大勢主義的方法。戰爭早已在中國大陸開始，珍珠灣即將到了轉折點。在我的周圍，我看不見與之有關的左翼運動。但是馬克思的方法對我理解戰爭的現象大有裨益。

　　然而，在芥川龍之介的作品裏，中學生的我所發現的，不僅是非順應大勢主義，日本語表現上的豐富的可能性，也使我大開眼界。後來上大學預科，我在瓦萊裏的作品中發現了采取分析方法來處理語言表現的可能性，以及這種方法的無與倫比的樂趣。

　　戰爭期間，我再度是個病人，自己不是病人的時候，就照顧其他的病人。我在東京帝國大學學醫，不久就住在附屬醫院的一室裏。在這家醫院的一個房間裏，我讀醫學書，觀察顯微鏡，治療患者，除此之外，能夠做的就隻有讀書了。

　　但是，那時候，大日本帝國出版的報刊、書籍裏，充斥著諸如八弘一宇、滅私奉公、魔鬼美英、打他個稀巴爛、大東亞共榮圈以及世界史的哲學、超克近代、勝利以前不奢欲之類的詞句。我隻能在舊書中、在外來文學中尋找讀書消遣的工具。大概是那時候，我接近日本的古典文學，並養成了閱讀西方的報刊，以及詩歌、小說之類的習慣。

　　至今我還沒有丟掉這種習慣。如今，不論住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我也從未曾有過不讀日本古典文學和西方報刊的。不，甚至可以更確切地說，不論任何一個地方，不能閱讀的話，我都不想住下去。

　　西方

　　戰後，我持著占領軍當局簽發的護照到西方去了。我在西方發現的，雖然確實是很普通的東西，但在語言的最廣泛意義上說，那就是西方的古典文學。西方古典文學的中心是戲劇，因此，我也是在那裏發現了戲劇這玩藝的。

　　我通過翻譯知道索福克勒斯、阿裏斯托芬、泰倫提烏斯其名，並讀過他們的作品。還有我以各自的語言閱讀而且品賞過莎士比亞、拉辛、莫裏哀、歌德的作品。於是，我覺得近代劇的大部分，不，甚至連近代小說的大部分，似乎隻不過是這些原型（以歌德式來說是原本文獻）的變形而已。阿裏斯托芬是王爾德和蕭伯納的，泰倫提烏斯是意大利假麵劇和十八世紀的喜劇的，莎士比亞和莫裏哀是所有近代劇的，拉辛和歌德是囊括了所有近代小說的最重要的要點。而索福克勒斯的戲劇性對立，就是它的世界的結構本身。比如人的意誌與超過它的東西。索福克勒斯的希臘把它稱作命運，後來的西方把它稱作神、決定論、曆史。名稱即使變了（從而內容即使變了），但結構並沒有變。

　　在西方，我發現的第二種東西，就是中世紀的美術。我在那裏看到了形的世界，或者說看到了變成形的精神世界。如果沒有座堂，就不可能有蒙德裏安吧。對我的人生來說，這的確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經驗之一。但是，這種事偏離了讀書的話題。比如不是因為讀了亨利佛鬆才獲得這種經驗，而是獲得了這種經驗才讀亨利佛鬆的。

　　但是，我邂逅西方的“形”的世界，是在法國。我思念德國的時候，我腦海裏總是浮現出瓦格納的半音階成為永恒的《特裏斯丹和綺瑟》的情念。當我緬懷法國的時候，我腦海裏總會浮現出沙特爾和蘭斯的天使的臉。而且我想成為羅丹的秘書的裏爾克，大概已經看過無論如何不能不看的東西了。那時候，裏爾克，結結巴巴地把看到的東西，隻是稱為“東西”。

　　旅行的結束

　　近年來，每年我幾乎至少一次，越過大海。有時越過太平洋，有時越過大西洋，還有時越過北冰洋。然而，那種旅行不是為了去欣賞途中的風物，或是為了要在新的土地上尋求新的刺激。這是由於客觀情況所造成的，不得已而為之，就像遷徙那樣。每次遷居，我的精神生活的思路，總是難以改變，如願地適應當地的風俗。

　　昔日，我初次訪問西方的時候，改變了精神生活的方向。我得讀另一些與先前在日本所讀的不同的書，反複地思考“西方與日本”這個問題。

　　如今，我由於改變了住處，吃的東西變了，說的語言也不同了。但是所讀的書沒有變。我在加拿大埋頭閱讀荻生徂徠的書，在德國的大學圖書館裏欣賞道元的古注。還思考了原文部大臣橋田邦彥的《正法眼藏釋意》之疏漏，和西尾先生的《正法眼藏》注解之縝密。這種事與德國的經濟奇跡、北大西洋條約機構、大眾車、麥酒桶，以及《薔薇騎士》的作曲家的偉大生涯沒有太深的關係吧。同樣，如果我在東京讀維特根斯坦的著作，那麽它與經濟高速增長、核潛艇、奧林匹克、高速公路，以及“享受酒吧女作為國際旅客招待員的高級娛樂熱的私人現實生活”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芭蕉在旅途中唱著“不易流行”的時候，思考了時代的東西和超越時代的東西。但是，不可能考慮到地域的東西和超越地域的東西吧。超越地域而又不易的東西，對於易址是越多就越需要的。這種“不易”在心中膨脹的時候，旅行已變成不是旅行了。關於“西方與日本”這個問題，我現在變得很少去玩味模糊的思索。因為在活著的時候，無論在哪裏不易的部分逐漸膨大了起來。

　　我感到另一次漫長的旅行即將悄悄地結束。因為我自身感到現在某件事即將開始。遷徙多的生活不是很不方便嗎。不，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因為超過20公斤的私人財物，對生活、工作都不重要了。

　　（唐月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