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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八章 詩歌決不能沒有家……

　　〔俄羅斯〕葉夫圖申科

　　當母體結束對我們的孕育時，家對我們的孕育便開始了。當我們還在它的木質的或磚石的腹腔中躁動著，把還柔嫩脆弱，但已在掙脫著的小手伸向出口--家門口的時候，我們就還沒有完全誕生下來。隨著家室感覺的產生，也產生了走出家門的渴望。門的外邊是什麽呢？隻要我們還在家裏學著走路的時候，我們就還沒有誕生。我們的兩隻笨拙的小腳在家的外麵絆在石頭上時發出的第一聲呼喊，才是真正的降臨人世後的呼喊。沒有家的四壁保護你的地方，才是考驗性格之場所。走出家門的渴望決非意味著對家的仇恨。這種渴望是想在同茫茫大千世界搏鬥中考驗自己的願望，而這種願望高出一般的好奇心：它是人的不安寧的心靈的基礎，因為心靈對於任何牆壁都會感到壓抑。“我的家就是我的堡壘”（這是一句英國諺語。）這一說法乃是心靈脆弱的象征。心靈本身便是一座堡壘，盡管它四周沒有任何牆壁。人如果不尊重家，便不成其為人。但是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作家不懷有走出家門的渴望。生活常悄悄地塞給你另外一些家，一些有時甚至偽裝成祖宅的家，這些家像泥潭一樣使你陷入其中，這些家就像搖籃哄著你的良心睡大覺。但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作家卻痛苦地衝向唯一的安樂窩--粗鄙、簡陋然而自由的安樂窩。莫非列夫托爾斯泰不喜歡雅斯納亞波良納？但是當他感到自己的家裏有某種東西束縛和禁錮他的時候，他便毅然決然地衝出家門，而門外邊是不可知和哪怕是死亡的自由。傑克倫敦曾試圖在他在月之穀建造起來的“狼之家”內部人為地創造一種自由，但是也許是因為他感到了磚牆的壓抑，並且不是患上了思念家園的懷鄉病，而是患上思念少年時代無家可歸的相思病，才親手將它一把火燒了？思念無家可歸時期的相思病對於家園來說也不是什麽侮辱--其中有著一種要與人類打成一片的憂思，因為人類當中有那麽多人無家可歸，因為人類當中正義、良心、平等、博愛和自由也都是無家可歸的。亞曆山大勃洛克自己呼喚命運把打擊加在他身上：“就讓我像一條狗似的死在圍牆下麵吧！”馬雅可夫斯基憤慨地擯棄“可恥的盤算”，自豪地說道：

　　詩行甚至沒有為我積存

　　一個盧布，

　　硬木工

　　沒有向我家裏送過一件家具，

　　除了我身上這一件幹淨襯衣，

　　說實話，

　　別的對我一概都是多餘。

　　與沒有靈魂的陳設華麗的家園相抗爭的高尚的無家可歸的心靈，不正是藝術的歸宿嗎？無家可歸是人的痛苦，但是隻有腦滿腸肥的人方把痛苦視為恥辱。帕斯捷爾納克懷著悔罪的心情精辟地寫道：

　　自從世風開始敗壞，

　　我便染上了惡習，

　　人們把痛苦看作是恥辱，

　　使小市民和樂天派悲戚。

　　有一位偉大的女性，或許是曾活在人世間的所有女人之中一位最偉大的女性，發出了絕望而又狂怒的悲慟：

　　一切家園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

　　我都感到空洞……這位女性就是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她是一位仇恨家園的女性嗎？是一位仇恨神殿的女性嗎？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她怎麽可能不愛自己的祖宅，她直至離開人世以前一直懷念那裏牆壁上的每一塊凹凸不平的地方，天花板上的每一條裂紋。但是在這所住宅她母親的臥室裏掛著一幅描繪普希金決鬥的油畫。“我所知道的普希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被人殺害了……丹特士（丹特士（1812-1895）：法國保皇黨分子，殺死普希金的凶手。）仇視普希金，因為他自己不會寫詩，於是向他挑起決鬥，也就是把他騙到雪地裏，在那裏用手槍射穿肚子把他殺害了。因此我從3歲起就確定無疑地知道，詩人有肚子……我要做妹妹的心願乃是受了普希金決鬥的啟發。我還要說的是，‘肚子’這個詞對我有一種神聖的東西，甚至一句普普通通的‘肚子疼’都會使我產生一陣戰栗的同情感，這種同情感排除一切幽默。這一槍擊傷了我們大家的肚子。”可見，即使在可愛的祖宅，在一個3歲小女孩兒的內心便產生了喪失家園的情感。普希金走進了死亡--進入了不可挽回的、恐怖的、永恒的喪失家園的狀態，而要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妹妹，就必須親自體驗一下這種無家可歸。後來，茨維塔那娃在異國，由於思念祖國而心焦如焚，甚至企圖嘲弄這種鄉愁，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被什麽人打傷了肚子”，用嘶啞的聲音吼叫著：

　　思念祖國啊！早已

　　被揭穿的糾纏不清的事！

　　對我來說都是一樣--

　　在哪兒--都是孤苦伶仃，

　　提著粗糙的籃子，

　　沿著什麽樣的石頭路走回家去，

　　而且不知道，我的家--

　　成了醫院或者兵營……她曾那樣熱愛自己的母語，那樣善於溫情而又賣勁兒地用她那雙勤勞的手，那雙語言匠師的手揉弄這種語言，然而這時她竟然凶神惡煞似的對這種語言咆哮：

　　我沒有為祖國的語言而陶醉，

　　還有它那乳白色的召喚。

　　究竟因操何種語言而不被路人

　　理解--對我都是無所謂！

　　下麵我們又碰上了已經援引過的“仇恨家園的”詩句：

　　一切家園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

　　我都感到空洞……接下去就更自大、更傲慢了：

　　一切都無所謂，一切我都不在乎……突然嘲弄思念祖國的企圖無可奈何地中斷了，以一聲就其深度來說可謂天才的慨歎而告終，這聲慨歎使全詩的內涵轉化為一幕撕心裂肺的熱愛祖國的悲劇：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現樹叢，特別是花楸果……就是這些。隻有3個圓點（俄語中刪節號為3個圓點。）。但是這些圓點是那麽有力地、超越時間地、含蓄地表白了如此強烈的愛，這種愛是所有那些不是用每一圓點猶如一滴鮮血的這種偉大的圓點寫作，而是以冗長空泛的語言寫作假愛國主義詩歌的人們所不能為的。也許，最崇高的愛國主義永遠正是這樣的：用刪節號，而不是用空話？

　　但是這畢竟是對家園的愛--隻不過這種愛是通過忍受無家可歸而建樹的功績表現出來的罷了。茨維塔耶娃整個一生便是這樣的功績。她即使在有著客廳、沙龍、走廊、文藝廚房的俄羅斯詩歌宅第裏，也過得不舒適。她的第一本詩集《黃昏集》受到了諸如勃留索夫、古米廖夫這樣一些被認為是當時創一代詩風的詩人的誇獎，但是他們的誇獎卻帶一種寬容，而這種寬容掩飾著本能的恐懼。這位當時還非常年輕的茨維塔耶娃身上散發出一種令人惶恐的火焰氣味，而這種火焰威脅著這所宅第表麵上的井然秩序，威脅著它的很容易起火的木板隔牆。茨維塔耶娃不無道理地把自己的詩作比作“像小鬼鑽進了聖殿--那裏幻夢縈繞，香火長焚”。當然，她還沒有像未來主義者們呼籲把普希金從現代的輪船上丟下去那樣達到自覺越軌的程度。然而從一個20歲的少女口中聽到這樣過於自信的詩句如：

　　我的詩覆滿灰塵擺在書肆裏，

　　從前和現在都不曾有人問津！

　　我那像瓊漿玉液醉人的詩啊，

　　總有一天會交上好運。

　　對於那些深信隻有自家的葡萄釀出的詩歌才是瓊漿玉液的詩人們來說並不是多麽愉快的事。在她身上，在這個小女孩兒身上有一種挑戰的東西。比如，勃留索夫的全部詩作，就像詩歌之家整齊陳設的半博物館式的客廳一樣。

　　而茨維塔耶娃的詩歌既不可能是這個宅第裏的一件擺設，甚至也不是它的一個房間，她的詩是闖進這幢房子的一陣旋風，吹亂了用工整的書法謄寫的唯美主義詩稿。後來茨維塔耶娃說道：“世界萬物都占有一席位置--叛徒，強盜，殺人犯，莫不如此，隻是唯美主義者沒有一席之地。他們不能算數，他們被排除在萬物之外，他們是虛無。”茨維塔耶娃盡管不久前還是一個穿著鑲花邊小領的女中學生，卻如同吉卜賽女人，如同她喜歡自況的普希金的瑪利烏拉（瑪利烏拉：普希金的長詩《茨岡人》中的一個人物，為了愛的自由棄家出走。）一樣，闖進了詩歌之家。要知道，吉卜賽人的流浪生活正是四海為家的心態戰勝了對家園的眷戀，茨維塔耶娃的早期詩作中就已經有一種俄羅斯女性詩歌中至今不曾有過的剛烈、粗獷，而且即使在男性詩人當中也是罕見的。這些詩作令人可疑地缺少雅致。卡羅利娜巴夫洛娃和米拉洛赫維茨卡婭（卡巴夫洛娃（1807-1893）、米洛赫維茨卡婭（1869-1905）：均為俄國女詩人，她們的詩作局限於個人狹小的圈子裏，多寫愛情。）的詩同這些詩擺在一起，看上去如同手工藝品與千錘百煉的鋼鐵擺在一起。況且這是經一雙少女的手錘煉的！唯美主義者們皺起眉頭：女性鐵匠--多麽不合常理。阿赫馬托娃的詩歌不管怎麽說是更富於陰柔氣質，線條更柔和。而這些詩卻盡是尖銳的棱角！茨維塔耶娃的性格是一顆堅硬的核桃--它的裏麵是咄咄逼人的好戰性，是挑逗的、膽大妄為的進攻性。當時有許多嬌慵的女詩人以其甜膩的作品充斥著期刊版麵，而茨維塔耶娃以這種好戰性仿佛抵消了她們的感傷悲鬱，為女人性格這一概念本身恢複了名譽，以自身的實例證明在這一性格中不僅有勾人魂魄的脆弱，富於魅力的依順，而且還有剛毅的精神，匠師的魄力。

　　我知道維納斯是一件手工藝品，

　　我，一個匠人，熟諳手藝。

　　茨維塔耶娃身上沒有一點點學究式的女權論的東西--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女性，墮入情網時如醉如癡，但在決裂時又無比堅強。她雖然放浪形骸，有時卻也承認“自己的一切惡作劇都是那麽冷酷無情而又毫無希望”。但是，女詩人之中還不曾有任何人像她那樣以整個創作活動和生活作風的獨立性為婦女能擁有堅強性格的權利而戰鬥過，她試圖打破許多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溫柔的把自己融合於丈夫或所愛的男人的性格中的女性形象。兩個人彼此相互融合--她把這看作是自由，並且善於為哪怕是短暫的幸福而高興。

　　我的親親！--能給帶來怎樣的獎賞。

　　在他的懷抱裏--就是天堂，

　　嘴唇邊上充滿了生命：早晨道一聲好

　　真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歡暢！

　　這哪裏是她呀--那個反叛的女性，那個高傲的女性？多麽質樸的、多麽幹脆又多麽深情的話語，這些話世界上任何一個幸福的女人都會讚同的。但是茨維塔耶娃心中有著她自己的神聖戒律：“我就是在臨終咽氣時也依然是一個詩人！”在這一點上她決不為了所謂的幸福而向任何人讓步。她不但善於獲取幸福，而且也善於忍受痛苦，如同一個最普通的女人一樣。

　　帆船把心上的人兒運走，

　　白茫茫的道路把他們引向異地……

　　沿著陸地哀號聲連成一片：

　　“我親愛的，我什麽地方對不起你？”

　　然而在愛情中她寧肯要自由的不幸，也不要馴順的幸福。反叛的女性在她心中覺醒了，於是“吉卜賽人那種分離的狂熱”把她拋到了無家可歸的“什麽地方”：

　　宛若左右兩隻臂膀--

　　你我兩條心連在一起。

　　我們倆在一起幸福而又溫暖，

　　宛若左右兩隻翅膀緊密相連。

　　然而一旦旋風驟起--萬丈深淵

　　便會突兀橫在左右兩翼中間！

　　這旋風是什麽呢？是她自己。衛道士們稱為“背信棄義”的東西，她則稱之為對自己的忠貞不渝，因為這忠貞不渝不表現為順從，而表現為自由。

　　任誰翻遍了我們的書信，

　　也揣摩不透我們的心意，

　　我們是那樣背信棄義，而這恰是--

　　對自己都那樣地忠貞不渝。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位詩人會像茨維塔那娃那樣寫過那麽多描寫分離的詩。她要求戀愛時保持尊嚴，分手時也保持尊嚴，高傲地把她那女人的呼號埋藏在心底，隻是偶爾抑製不住而失聲痛哭。她筆下那首《終結之詩》中，一男一女在分手時猶如兩個同樣偉大的國家的代表一樣，隻不過女人更高尚，且聽他們的談話“我原本沒有這個欲望。沒有這個欲望。”

　　（默默地：你聽著！欲望是肉體的事情，而我們是兩顆靈魂。）

　　然而男人們怎能抱怨這位女性詩人呢，她甚至在想象中會見自己在世界上最親愛的人--普希金時也不肯挽著他的手臂登山。“自己登上去！”這位反叛的女性高傲地說道，然而她的內心幾乎是一個偶像崇拜者。順便說一句，我搞顛倒了，把這一情景簡單化了，茨維塔耶娃是如此高傲，她竟然確信：普希金聽到她的第一句話便已經猜出了“跟他同路而行的是個什麽人”，他甚至不敢貿然地去攙扶她登山。然而，在詩的結尾，茨維塔耶娃畢竟變高傲為柔情，允許自己同普希金一起攜手奔跑，隻不過那是下山。茨維塔耶娃對普希金的態度是令人驚奇的：她熱愛他，又嫉妒他，又與他爭辯，猶如與一個活生生的人爭辯一樣。普希金說：使人高尚的欺騙對我們來說總比無數卑微的真理更珍貴--而她對這句話的答複是：“沒有卑微的真理和高尚的欺騙，隻有卑微的欺騙和高尚的真理。”茨維塔耶娃是那樣怒不可遏地、幾近女人蠻橫無理地談到了普希金的妻子，因為她在普希金死後竟然嫁給了蘭斯科伊將軍。順便說一句，這種情調，已經是自衛的情調，早已在非凡的短詩《嫉妒的嚐試》中流露出來。“在卡拉拉（卡拉拉：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納省的一個城市，開采白色大理石並加工和輸出。）大理石之後，您怎能與石膏的廢物生活在一起？”馬雅可夫斯基擔心人們會給普希金“塗上一層文選的燙金光澤”。在這一點上，茨維塔耶娃與馬雅可夫斯基抱有同感。“普希金扮演紀念碑的角色？普希金扮演陵墓的角色？”然而專業詩人的驕傲又流露出來了。“我可以握普希金的手，但決不吻他的手（這句話含貶義，意即拍馬屁。）。”茨塔耶娃用莫大的驕傲為那些在男人麵前喪失了麵子的女人挽回了全部“不自尊”。為此，全世界的婦女們都應當感激她。茨維塔耶娃以她作品的威力表明，女人那顆愛戀著的心不僅僅是一支脆弱的蠟燭，不僅僅是為了照映男人而創造的一泓清澈小溪，它還是一把席卷一幢幢房屋的熊熊的烈火。如果試圖找到茨維塔那娃詩歌的心態公式的話，那麽，這個公式與普希金的和諧恰恰相反，是用自然力打破和諧。有些人喜歡從詩歌中抽出格言式的句子並且根據它們建構起對這個或那個詩人的概念。當然，對茨維塔耶娃的詩歌也可以做這樣的實驗。她筆下有許多含義明晰的哲理警句，例如：“天才是一列大家都趕不上的火車”。但是她的哲理寓於生活的自然力，這種生活自然力則形成詩歌的自然力，節奏的自然力，而且她的概念本身便是自然力。有一次人們想奚落一個詩人不能始終如一，稱他為“失控詩人”。我倒要問問，在這種情況下“受控製的詩人”的含義是什麽。受什麽控製？受什麽人控製？如何控製？在詩歌中甚至連“自我控製”都是不可能的。一個真正的詩人，他的心靈就是一座無家室的家室。詩人不怕讓自然力進入自己內心，不怕被它撕得粉碎。例如，當勃洛克讓革命進入自己內心的時候，便是如此，革命本身替他寫成了天才的長詩《十二個》。茨維塔耶娃也曾有過這種情形，她讓自己的個人感情和公民感情的自然力進入了自己內心，而這種自然力唯一依從的就是這種自然力本身。但是要想使生活的自然力變成藝術的自然力，需要有嚴格的職業紀律。茨維塔耶娃沒有讓自然力在她的匠藝中作威作福--在這裏她自己是主人。

　　瑪麗娜伊萬諾夫娜茨維塔耶娃是一位卓越的職業詩人，她同帕斯捷爾納克和馬雅可夫斯基一起超前許多年改革了俄羅斯詩律學。受到茨維塔耶娃如此讚賞的像阿赫馬托娃這樣傑出的詩人隻是傳統的維護者，而不是傳統的革新者，就這個意義來說茨維塔耶娃高於阿赫馬托娃。“我足能活過一億五千萬條生命。”茨維塔耶娃說道。

　　遺憾的是連她自己這一條生命都沒有活到頭。

　　弗奧爾洛夫（弗奧爾洛夫（1903-1935）：蘇聯文藝學家。），蘇聯1965年出版的茨維塔耶娃一卷集序言的作者，依我看來，不恰當地指責詩人，說她“狠毒地背離了人民的雷鳴電閃般的自然力”。狠毒，這已經接近於殘暴，而用普希金的話說：“天才和殘暴是兩件不相容的東西。”茨維塔耶娃從未熱衷於政治上的狠毒--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詩人，決不至於此。她對革命的感受是複雜而又矛盾的，但是這些矛盾卻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俄國知識分子的彷徨和求索，他們起初歡呼沙皇製度的崩潰，可是後來看到祖國內戰血流成河時又從革命那裏退縮了。

　　本來是白色的，卻變成了紅色的：

　　那是鮮血把他染紅了。

　　本來是紅色的，卻變成了白色的：

　　那是死神把他塗白了。

　　這不是狠毒，這是悲慟。

　　茨維塔耶娃在流亡國外時感到如此艱難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她從不參加政治暴行，而且超然地置身於一切派別和集團之外，為此她也曾受到當時的時尚倡導者的中傷。他們憤憤不平的是，她不僅在政治上獨立不羈，而且在藝術上也獨立不羈。他們死抓住過去不放，而她的詩卻向往未來。因此她的詩在過去的世界裏便無家可歸了。

　　茨維塔耶娃不得不返回俄羅斯，她也確實這樣做了。她這樣做不隻是因為她在國外生活極度貧困。（讀到茨維塔耶娃給捷克女友安娜捷斯科娃的信令人心寒，茨維塔耶娃在信中請求給她往巴黎寄一件像樣的衣服來，以便出席一次千載難逢的音樂會，因為她沒有可穿的衣服登台朗誦。）茨維塔耶娃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這位語言大師離開語言環境就無法生活。茨維塔鄧娃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她蔑視被她在《報紙的讀者們》、《捕鼠者》中痛斥的她周圍的小資產階級世界，不僅僅是因為她仇恨她在自己的捷克詩作中所憤怒聲討的法西斯主義。茨維塔那娃未必是想為自己尋求“家的安逸”--她尋求家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她的兒子，而且主要是為了她那眾多的詩歌孩子們，她是它們的母親，而且盡管自己命中注定無家可歸，可她知道她的詩歌的家園是俄羅斯。茨維塔耶娃的歸來是作為詩歌的母親的一個行動。詩人可以沒有家，詩歌卻決不能沒有家。

　　（蘇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