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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四章 煎餅花兒

　　馬瑞芳

　　一

　　每當讀到蒲鬆齡的《煎餅賦》：“圓如望月，大似銅鉦，薄似剡溪之紙，色似黃鶴之翎。”我總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

　　煎餅，是魯中人民的日常食物。煎餅，引起我對童年--五十年代的遐想。

　　鳥兒啁啾，天光方曙，哥哥姐姐就圍在廚房門口，像簷間嘰嘰喳喳的小雀，嗷嗷待哺。

　　“娘攤新煎餅羅！”

　　“我要個黃斕的！”

　　“我要個軟和的！”

　　我不伸手。煎餅，攤得再好吧，能比得上對門油餅鋪的酥油餅好？假如我堅持“絕食”，沒準兒娘掏兩百塊錢（舊人民幣）給我買一片很窄很窄的油餅。上小學的幾員“大將”中，我最小，常受點特殊照顧。如果我的“絕食”換來的卻是“死科子！”的訓斥，那說明娘連買青菜的錢也沒有了，我隻好去吃高粱煎餅。菜呢？自醃青蘿卜。剛斷奶的小妹一見煎餅，就咧嘴嚎啕，被特許吃細糧，大家常向她翻白眼。統購統銷之初，細糧比例是相當小的。

　　使我十分惱火的是，三哥創作了一幅漫畫打趣我。他畫了個極醜的小妞兒，張著豁牙的嘴啃油餅，還圖文並茂，旁白曰：“這餅真香！”

　　家門口小商販的奚落，更令我尷尬。

　　“鹹漬漬，又酥又香的油餅哩，買塊帶著上學吧，小姑姑？”賣油餅的漢子說。

　　“買倆熱包子上學吧，小姑姑？羊肉煎包，一咬一包油！”那花白胡子又招呼道。

　　這些比我大幾十歲的人一本正經的叫我“姑姑”，頗令我悻悻然。“拄拐棍的孫子，穿開襠褲的爺爺”，轉彎抹角淨親戚，本是回族人的待點，不足為奇。隻是那花白胡子尤使我反感，從我記事，他就蹲在我家門口賣油煎包了，可直至我到省城上中學，我仍無從知曉，他那煎包究竟是不是“一咬一包油”！

　　對煎餅，我倒是也有好的回憶。當母親的煎餅囤露了底時，她就用那些七大八小、零零碎碎的煎餅花兒，用油鹽蔥花炒得鬆軟可口，大家吃起來，風卷殘雲，流星趕月，“脫一瞬兮他顧，旋回首兮淨光”，那副形象，實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哥哥姐姐卻對煎餅深惡而痛絕。煎餅之製“溲含米豆，磨如膠腸”，推磨的角色是他們。頭暈目眩倒也罷了，還常因此上學遲到。那位嚴厲得全縣聞名的中學校長，在大會上怒斥不守紀律者，就把他們三人“金榜題名”：“某某，他的妹妹某某，他的弟弟某某，要特、特、特別地注意！”

　　因為學了語法，哥哥姐姐知道這“特、特、特別”表達的是十分嚴重的語氣。自不能等閑視之。更何況校長又每晨親自把守校門盤查呢！從此，他們雞鳴即起，天亮時已推完磨，背上書包走了。

　　油餅鋪的漢子來勸母親了：“過得這麽艱窘，還上什麽學？叫姑姑們下學吧！”

　　“我砸鍋賣鐵，也要供他們上學！”

　　母親的“聲明”頗有點兒“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味兒，至於上學是為學本領，為建設社會主義，那是老師們教的，少先隊學的，是中學校長“特、特、特別”指出的。

　　經濟拮據，大家精神卻十分飽滿。東方未晞，分頭上學；夜晚，爭搶罩子燈下的“有利地形”，讀書寫字。每逢過節，就揣上兩個煎餅，一齊去扭大秧歌。二哥在隊首開路，手持大鈸，威風凜凜。餘者身穿列寧服，腰係紅彩綢，載歌載舞。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哪，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哪……是啊，明朗的天！解放前，回回都是肩挑貿易，朝謀夕食，讀書人如鳳毛鱗角。我家世傳中醫，算識文斷字了。可父親初中畢業即輟學。我出生那年（一九四二），天災肆虐，因為連煎餅也吃不上，父親隻好將祖房抵了高利貸。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擺在爭食煎餅花兒的諸兄妹麵前的前程，或許是推車賣漿，或許是肩挑青菜，或許是烙油餅、賣煎包，如那花白胡子……

　　滄桑之變，解放了！土改中房子回來了，讀書的權利也獲得了。破屋足蔽風雨，兄弟你追我趕，大的讀，小的也讀；男的讀，女的也讀。“砸鍋賣鐵也供他們上學。”其實母親有多少鐵鍋可砸？我們上學，靠的是人民助學金！

　　春苗逢喜雨，一日長三寸。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瓦藍瓦藍的天。

　　二

　　生活稍稍好起來，來了母親之謂“大亂鋼鐵”。曾點過哥哥姐姐名的中學校長向同學們宣布：“兩年進入共產主義！”

　　我是高中生了，已懂得兩道加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物質極大豐富+覺悟空前提高；列寧的--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電氣化。

　　現實生活與導師的“加法”卻分道揚鑣了。

　　“電氣化”了：家中電燈的光亮令罩子燈退避三舍。隻是我們都失卻了爭光搶亮的興趣，在為“小高爐”夜以繼日搞運輸。什麽xyz，什麽氧化還原反應、卷舌音，全丟在九霄雲外！我曾一宿搬三趟磚，一次兩塊，行程四十裏。食堂也實行“共產主義”了，地瓜蛋隨便吃！於是，我有了一道新加法：共產主義=一宿搬六塊磚+敞開供應大地瓜。隻是我的胃不作美，吃地瓜吃得直冒酸水。於是我不無向往：什麽時候吃上碗有油有鹽的煎餅花兒？這“共產主義”竟不要也罷了。

　　母親的鍋終於砸了。並非為了賣鐵供子女上學，而是裝進老太太們自製的坩鍋中煉“優質鋼”，結果變成了一堆青不青、紅不紅的海綿鐵。

　　等到中學校長預言共產主義到來的歲月，地瓜已變成了“高檔商品”。我們堂堂高等學府竟供起狗都不予問津的“代食品”來。好在有中華民族的脊梁骨替我們承受“分天災，×分人禍”的重壓，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提高了大學生的助學金、夥食費，大學裏竟沒出現餓殍。在浮腫病剛剛退卻時，戎馬終生的陳毅元帥又在廣州會議上號召大學生向科學進軍。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門口上大學，周末回家，又爭搶台燈下的有利地形，有的讀原子物理，有的鑽高等數學，有的看《文心雕龍》……

　　那年考過了頭一門課，母親炒了些煎餅花兒，給三個吃夠了“瓜菜代”的大學生過“開齋節”。大家邊吃邊議論考試。我因為把托爾斯泰的生卒年月答錯了，俄蘇文學史能否得“優”？頗犯嘀咕。三哥又來訕笑我：“這回旗開失敗，馬到垮台。你就是吃飯數第一，瞧，‘這餅真香’！”

　　我的臉“騰”地紅到耳根，仿佛又看到那幅捉弄人的漫畫，那啃油餅的大豁牙。在我們這些讀書人看來，學業上不能爭光，是比懶與饞，更為見不得人的。物換星移，逝者如斯。一九七〇年，我那個見了煎餅就咧嘴哭的妹妹從醫學院畢業了。她是七兄妹中第七個大學生。我們則是回族醫生家第一代大學生。我們七人都曾抱著玫瑰色的理想去日夜攻讀考大學。有的向往親手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有的企望成為當代的扁鵲、華佗，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有的憧憬下筆繡辭，揚手文飛，為民族文化平添春色。進了大學，更是人人矢誌握靈蛇之珠，個個力圖抱荊山之玉，五年寒窗，胼手胝足，朝詠外語於晨熹中，暮誦文獻於華燈下……

　　然而，十年浩劫，國難民憂；造反有理，讀書無用；“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薑侍郎”。我的大妹妹是學自動控製的，畢業時因為是“劉少奇的黨員”，被貶到縣城，分配當售貨員。據說，賣無線電元件對於工業大學五年製畢業生，仍算“專業對口”！我們另外的人呢，或靠邊站，或當“老牛”，或幹“火頭軍”。一言蔽之曰：臭老九。孑然獨坐，百憂俱至；瀹茗對談，哀憤交集；你的計劃成了水中月，她的打算變為鏡中花，我的勞動付諸東流水……我百思不得其解：母親用煎餅花兒，人民用助學金，供我們讀十七年書，難道是為了讓我們跟在地富反壞之後，忝列第九？我是何等懊惱煩悶啊！

　　三

　　前天，小妹對鏡糾正日語發音，忽然說：“我的下巴就是比我女兒的寬，歸根到底，我也是吃煎餅長大的，咀嚼肌格外發達。”

　　“你閨女不至於見了煎餅咧嘴就哭了？”我揭她的短。

　　“她最愛吃煎餅了。”小妹妹笑嘻嘻地說，“可你看，人家吃的什麽煎餅？”

　　說著，她從桌上拿起一包塑料紙包裝的糖酥煎餅。那是用小米加香蕉、菠蘿、橘子、白糖製成的，比一般糕點還要昂貴的山東名產。“文化革命”前，隻能從高級賓館買到，現在，泉城處處可見，並成為小妹母女的日常早點了。

　　母親不以為然，說：“如今，煎餅都成了甜的，咱可沒攤過……”

　　變甜者豈止是煎餅？還有我們的生活！閉門獨坐，讀書攻關；醇酒對酌，笑語綿綿；你提了講師，我升了工程師，她入了黨；你的論文得發表，我的設計已過關，他開始學第三門外國語。一言以蔽之：學以致用，爭作貢獻……

　　我丟一塊糖酥煎餅在口中嚼著，讚歎道：“香甜如飴，酥脆可口，這股甜蜜勁兒，真適合除四害後咱們老九的心境。”

　　三哥又挖苦我一句：“這餅真香！”

　　大家哄堂大笑，又一致斷定：這糖酥煎餅花兒不及母親那有油有鹽的煎餅花兒可口。

　　“為什麽呢？”我很感興趣地問。

　　有的說：這煎餅甜得發膩，失去了做魯中勞動人民主食的資格，因為山東人不嗜甜。

　　更多的卻說，因為母親的煎餅花兒引起大家對“早晨”的聯想。

　　不是嗎？那陣子，我們吃煎餅花兒，我們搶罩子燈亮兒，我們穿補釘衣服，弟弟揀哥哥的，妹妹拾姐姐的，清貧樸素，甚至不免寒磣。可我們這幫黃毛丫頭、毛頭小子，恰如初生的新中國，奮發向上，朝氣蓬勃！我們多想再揣上煎餅，哼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去扭大秧歌！那或許會使我們對失而複得的教書--讀書權利加倍地珍視，那或許能令我們將十年創傷留下的瘢痕盡快消除，那或許使我們在大學講堂，實驗室中，手術台上，更多地想到民族殷切的期望，國家複興的重責……

　　不要忘了吃煎餅花兒的年代；更不要忘了連煎餅花兒也吃不上的年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