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大官人

西門慶的生財與消費之道（代跋）

　　在《金瓶梅》這部小說中，西門慶這個人物最具有現實意義和時代特色。

　　這是個心理和行為都很複雜而且時時刻刻都遊蕩在他那個時代的上、下層現實社會海洋中的人物。西門慶既不為傳統的文化觀念所局限，又難以擺脫它的束縛；他既身染社會流行和崇尚的庸俗習氣，又具有讓自己周圍正經與不正經的人們都佩服、敬重的言行作為；他既想使自己的商賈事業通四海、達三江，使自己成為新的經濟力量的核心，又不得不依附著權勢而小心前進。在傳統王權的重壓之下，一個破落財主出身的生藥鋪老板竟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發展自己的買賣，擴大自己的經營，成為當地的富商豪賈，在生活上享受奢侈，成為眾人矚目的全縣數一數二的大戶，可見生財之道與享樂之術都是很有一套的。可以說，在西門慶身上，突出地體現出16世紀前後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麵的特征，反映出較為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的商業小社會中，處於嬰孩階段的資產者們發展成長的某些特征，而這一切，既反映出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麵的積澱，也反映出時代文化的某些方麵的氣象。

　　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賈依憑較優越的經濟條件參與政治，不過隻是從王權統治者那裏分到“一杯羹”

　　縱觀中國數千年王權政治文化，不能說是沒有“法律”治國之時、之人、之事，但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是“權”治。建立在血緣世襲製和科舉考試製基礎上的權力繼承與權力配置，使得君主們能在這塊既廣闊又封閉的國土上具有僅比天矮一級的權力，使得數萬名官僚在千百塊既統一又分割的區域裏握有生殺獎罰的特權。“權”治的實質便是“人”治。這種專製製度對於土地遼闊、人口眾多卻又生產落後、精神蒙昧的國家來說，是具有相當大的效果的。但是到了明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市民階層力量的擴大，隨著“邪端”思想對正統思想的挑戰，王權專製政權已經開始難於一手遮天，“權”治已經受到了在社會各個角落逐漸顯示出其巨大力量和誘惑力的金錢的衝擊。雖然還不能說“金錢萬能”，但有了錢就有可能得到一切，就有可能滿足一個人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麵的需求，也有可能讓一個人從官府的判罪案卷中解脫出來。這在城鎮和商品經濟較為發展的地區已不是奇談怪聞。尤其到了明中葉，一麵是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另一麵卻是國庫日益耗空；一麵是商人有條件追求奢侈的物質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麵卻是許多官僚索賄受賄，或彌補微俸薄祿之不足，或奢淫侈樂，醉酒迷色。權力常常在金錢麵前屈膝，賣官鬻爵聽起來可恥，也不合祖宗家法，但它卻可以極快地填補國庫的一部分空虛，也可以為當權者的驕奢淫樂提供一部分物質保證。於是公開納官與暗地賣爵已不是偶然的醜聞。貪贓枉法、見利忘法，比比皆是。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曾嚴懲了許多貪官汙吏，並苦口婆心地反複勸戒子孫和下臣，但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乃至到了明中葉，上自學士、太師，下至縣丞、典吏，貪財受賄成了習氣。嘉靖、萬曆兩個長壽皇帝也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顧自己的事去了。像海瑞那樣一生克己奉公，儉樸事君，到死時，連殮葬自己的費用都沒有的清官廉臣如鳳毛麟角。而像李贄那樣於世獨立而被後世譽之為偉大思想家的人，在任姚安知府之前，度日艱難，朝不保夕，隻是在上任知府之後，由於有各項“常例”和其他“外快”，才補上官俸不足。看來，在《金瓶梅》和明代其他小說、戲曲中常出現的“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這句俗語不隻是一種觀念，而且更是一種現實。金錢突破了王權專製的一統天下，持有金錢的市民已經開始從“重農抑商”的傳統經濟觀念和生活觀念中解脫出來，以自己的優越的經濟條件與王權貴族們平起平坐，進而也能取得政治上的某些平等或某種程度的平等，進而用金錢買到權力，參與政治。

　　西門慶是一個“清河縣破落戶地主，縣門前開生藥鋪，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好些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這種人，無論從出身來看，還是從表現來看，按中國的傳統觀念，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很有可能成為貴族豪門教育子弟的反麵教材。但時代已經不同了，這種人由於“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甚至“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經濟地位對一個人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有如此重大的決定意義，是先前少有的。

　　西門慶無高貴的出身，也不讀書，也就談不上參加過什麽科考，這種人在社會上，尤其在官吏中間本是被不齒的一類，但他有錢，便可使得諸多官僚吏員直至中央大臣為他服務。

　　武鬆為兄被害一事告了西門慶一狀，西門慶忙“打點官吏，都買囑了”，於是縣官吏典便將此案不了了之。

　　武鬆找西門慶複仇，誤打了李外傳，被押進縣衙，西門慶在衙門裏再次遍行賄賂，原來佩服並重用武鬆的“縣主一夜把臉翻了”。

　　為了將宋惠蓮的丈夫來旺兒徹底清除，西門慶下了“100石白米”（這是明代中晚期官場賄賂的“術語”，即100兩銀子，以白米暗示白銀，而黃金則用黃米暗示）給夏提刑和賀千戶，於是來旺兒受盡酷刑，差點喪命，被押回原籍，家破人散。後來，惠蓮的父親也在貪利枉法的官吏重刑之下，傷病交加，蒙冤而亡。

　　主辦案件的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邦彥，在500兩白銀的“禮物揭帖”麵前認為“500兩全銀隻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使西門慶從黨案罪罰中解脫出來。

　　蔡京，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崇政殿大學士，在西門慶不斷送來的孝敬重禮麵前，一方麵無愧而受之，一方麵按西門慶的意思釋放鹽客，又為西門慶封官加爵，還把西門慶收為義子。有些厚遇，是西門慶自己都常常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

　　上麵所述，都是西門慶送金銀上門。《金瓶梅》中還有不少情節卻是各級官吏直接或間接地向商人索取金錢財貨。很有意思又很可笑的是，當這些得了“眼紅”病的官吏向西門慶索財求利時，有的讒涎欲滴卻又委婉曲折，有的一旦受遇受贈，立即肺腑托出，慷慨激昂，似乎是肝膽相照，恨見太晚，顯示出金錢在權勢麵前的極大能量，頗具諷刺意味。

　　新狀元蔡一泉奉敕回籍省視，路經西門慶家，私下討路費，想不到西門慶不僅盛情招待酒飯玩樂，又送金緞一端、合香三百、白銀100兩，於是便來了個“固辭再三”，還說，“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腆”，其實是嘴推心就。到後來，這位蔡狀元已是巡鹽禦史，這可是個肥缺，他又同宋禦史來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這次光酒席就開銷了1000兩金銀，最後連同再送的酒席，還有酒、羊、絲、緞和金銀酒具盤筷之類，各人又送一套。宋禦史高興地先走了一步，蔡禦史則下榻西門慶家。他對西門慶家中的擺設和富貴氣象，慨歎不已，自歎不如；對西門慶又安排優伶歌唱和妓女侍寢，更是感激萬分。第二天分手之時，這位朝廷命官竟“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

　　那位宋禦史大人也不相上下，他後來再次來到西門慶家，見到一座做工奇巧的八仙捧壽鎏金鼎，便誇讚不已，並且這樣對身邊的官員和西門慶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替我捎帶這一副來送蔡先生，還不見到，四泉（西門慶）不知是那裏得來的？”這一索要真可謂得體有方。西門慶當然深知“醉翁之意”，隻得忍痛割愛，派兩名排軍將鼎送了過去。

　　不少官員也看中了西門慶的萬貫家財和超級的生活享受，紛紛以各種各樣借口來“沾光”。要西門慶代辦酒宴款待各自的上司來賓便是其中一種。像宋禦史接欽差黃太尉，安郎中為九江大尹蔡少塘（蔡京的九公子）接風，宋禦史又請侯巡撫，汪參政、雷兵備、安郎中等人為浙江本府趙大尹升大理寺丞設宴慶賀，等等。這些“作東”的官員所出資金往往不足請客費用的尾數，實際上是官僚們向富商人家“打秋風”。

　　明朝各級官員的俸祿雖然各代情況不一，大致上是這樣的：當朝正一品月俸為90石左右，從九品官僅5石上下。而西門慶的一天正常收入，幾個鋪麵加在一起，就可有數十兩左右，相當於一個中級官員的月俸。額外收入更為可觀，常常是數百、數千兩銀子進進出出。明朝官員不僅俸祿低，而且皇帝的獎賞也相當低微。皇帝禦批的工部工完獎，蔡京的賞銀為50兩，僅僅是西門慶一次送給李邦彥禮金的1/10，更是西門慶給蔡京拜壽賀禮的小零頭。小官員賞銀僅5兩，或絹2匹（嘉靖、萬曆年間一匹絹約合銀7錢），這與西門慶隨手賞給妓女或優伶的小費等量。如此這般，怎不會刺激各級官員去羨慕像西門慶這樣的商賈，並且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大大小小權力為西門慶這樣的商賈服務呢？所以西門慶可以用錢作前導，使自己由“一介鄉民”變成一個“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從五品武官），又升為“正千戶掌刑”（正五品武官），還成了蔡京的幹兒子。進而可以和各級官僚們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光宗耀祖。

　　這一切，實際上反映了當時這樣的一個社會現實：掌權者以公權謀私利、肥私囊；有錢者以私錢取公權，得政治地位，權力與金錢已形成了一種交易。這種交易是封建統治者不能承認，但又不得不做，甚而發展到熱衷於此道的；這種交易也是一般的商賈市民所料不及，但又願意並追求的東西。戴上烏紗帽，坐上虎皮椅，光宗耀祖，出人頭地，本應是從祖輩手上繼承或在“十年寒窗苦”中拚得。現在，這些既無繼承血緣，又不曾“鄉試”、“會試”的商賈，竟憑著手中的金銀財貨便可以輕易得到，從而改變幾千年來“末流”的社會地位。難道不是所料不及而又夢寐以求的嗎？這是中國16世紀前後在社會上、尤其是在城市社會中的一個很有特征意義的現實，是中國商品經濟、商賈階層發展道路上一個很有特征的文化現象。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西門慶首先是個商人，而且是個“出類拔萃”的商人。他在行商坐賈的活動中，在處理自己的買賣與中央、地方各級官員的關係中，尤其是在出乎意料地得到官職之後，認識和體驗到了官吏們內心對錢財的渴望，認識和體驗到了權力對商業的好處，開始自覺地意識到經商者最好也能從政，以商養政，又以政養商，買賣才有長足的發展。不錯，商政結合必然敗壞政治，但是此時的政治是專製的王權政治，是已經開始腐敗而且必須敗亡的政治。西門慶從自己個體利益出發，走上商政結合之路，客觀上無疑是對已開始腐敗的王權政治注進了催腐劑，是對專製政治的一個衝擊。

　　當然，我們又必須看到，商人依憑自己的金錢，通過各種“買”的方式參政，弄個一官半職，畢竟不過是從王權統治者那裏分到“一杯羹”，中國商品經濟與依然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係，中國商業小社會與整個傳統大社會的重重疊疊的關係，中國商人在觀念和政治上與傳統文化觀念和專製政治既有繼承又有碰撞的交錯和統一，使得已有一定力量的商賈們在與王權政治發生關係時，表現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缺陷。

　　二、中國王權專製政治統治了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得不依附在這棵已經開始腐朽的大樹上，中國資產者從他們誕生之初，便顯現出難以獨立發展的弱點

　　中國古代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或政治樞紐，尤其在先秦，都、城具有極鮮明的等級色彩和宗法內容，然後才成為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或樞紐。有些市鎮，特別是隋唐以後的市鎮的建立，雖然是由於經濟、文化原因，但立即會建立起相應的由國家專製政權全麵把握的機構而顯示其政治性質與職能。中國古代城市文化的這一很不同於歐洲古代城市文化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僅不可能脫離專製“權治”範圍，更不可能“獨立”。

　　這樣，市民階層便相當複雜了。到了元明時期，市民中有因故流亡他鄉的農民，有本地破產的中小地主和農民，有小手工業者，有作坊工人，還有為數不少的商賈、貴族、官宦、吏員、差役等等。其中，較大比例的商賈隊伍是新的經濟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成員又多為破落戶、官僚、貴族、豪門中求利經商者。他們身上的細胞多數還屬於傳統的，屬於自然經濟範疇的。他們在人事上、政治上、思想上與專製王權有著十分複雜和密切的聯係。同西方早期城市中以商人和逃亡農奴為主體的市民相比較，中國商人的自我意識還相當薄弱。而當時的王權專製的腐敗主要是表現在政治上，其傳統觀念與時代正統思想則由於根深蒂固而仍有著震懾人心的力量，王權政治也因為它是建立在以宗法製為主要特征，以家族、家庭為基本組織的基礎之上而具有超穩定性能。因此，中國的商賈階層雖然作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存在，卻難以形成自己的經常性的集體力量，更不要說去爭得自由和權力。他們首先是生活在王權“權治”最嚴重的城市中的百姓。因此，中國的商品經濟到了十五六世紀雖然在生產力的推動下迅速發展，但由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卻又使得它自己不得不依附在已經顯出腐朽之氣的王權政治之樹上，曲折而行。如果說，這個時期開始，中國的近代資產者萌發了嫩芽的話，那麽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資產者們，從這個時候起，就一方麵想極力掙脫這令人窒息的繈褓，一方麵又不得不依靠這個繈褓站立起來，缺乏必要的獨立精神的中國資產者對王權專製的反動有其難以克服的軟弱之處。《金瓶梅》的作者當然是不可能以自覺的理性去認識到自己所處時代具有這種實質問題，他隻能以自己的感覺去批判社會。好在他那寫實之筆，從文學再現的角度為我們描寫了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中商賈階層這一具有特征性的表現。

　　一部《金瓶梅》，以西門慶的活動為中心。在西門慶的諸多言行之中，他的官場和商賈活動占了重要位置。他不僅對買賣行情了如指掌，也對官場十分熟悉。上自蔡京太師，下至縣中四宅，無一不識。他所交接的大官小吏，又都是一些握重權、掌實權的家夥。西門慶在官場上丟下的金錢不少，最主要的目的不在於升官發財，而是要保證自己生意順利發展。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雖有金銀萬千，卻無任何政治地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政治地位對自己的生意興隆有重大的因果關係，自己必須尋找靠山，結交官吏，築高自己的政治台基，以便獲得商賈生意上更高的利潤。這便是當時的“燒香拜佛保平安，交官結吏好賺錢”。

　　西門慶多次送厚禮給蔡京，甚至不惜金銀珠寶和少女同蔡京的大管家翟謙結親，目的便是尋找大靠山。他尋這座大靠山，最初的意圖是為了探聽消息，把自己從黨案罪罰中解脫出來。誰知出乎西門慶的意料，自己的錢財玉帛不僅解脫了罪罰，而且一夜之間竟從“一介鄉民”變成了五品千戶官，還成了舉國矚目的蔡太師的幹兒子，於是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金銀在官場上的作用；當上了千戶官，從官經商的極大好處更使他明白做生意對權勢的依賴性，所以他才會不斷地、大方地向各級官員贈禮送物、酒迎宴送。他將許多金銀花在這些人身上，將自己的生意綁在了王權權勢的大車上，讓它更快地發達起來。

　　西門慶書房裏有一個書櫥，這個書櫥不是用來裝四書五經的，裏麵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和尺頭，書篋裏則全是往來書柬拜帖兒以及送節禮物賬簿。與其說這是送禮賬表，不如說這是“護商符”。西門慶不僅是一年三節處處周到，就是官哥兒滿月時，都必須準確周全地按這份“護商符”將能請到的官員都請來，蔡京的生日和其他官員來往經過，更是自然而又必須安排周到的。西門慶的發達，正是這份“護商符”保佑的結果。

　　諸官僚紛紛借西門慶家設宴迎客送賓，西門慶次次賠錢，賠得願意，因為這既是交結各級官僚的極好機會，也是向社會上炫耀自己的家門威風的極好機會。這兩者都是一般人難以辦到的。在西門慶的眼中，這些都是送上門的好生意，於自己的商賈事業有百利而無一害。比如，為宋禦史置酒宴迎接黃太尉一事，在西門慶家陪宴的就有巡撫、巡按、兩司八府官員二十多人，又有官吏侍從，“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得管待出去”。其結果，正如應伯爵所說：“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自這山東一省官並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

　　西門慶在來往官僚身上下功夫，目的也是一樣的。如西門慶迎接蔡、宋二禦史，開銷相當大，然而“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蔡禦史對西門慶的熱情款待萬分感激，在酒宴上就答應了“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3萬引一個月”。販鹽買賣在那時是可獲數倍利錢的生意，鹽引是當時官府發給商人運銷食鹽的專利憑證，300斤鹽為一引，3萬引即900萬斤鹽的買賣，其利潤是相當可觀的。這位蔡巡鹽禦史給西門慶不僅開綠燈，而且是早開一個月，西門慶怎會不發其財呢？蔡禦史還要宋禦史放了殺人犯苗青，開脫了西門慶貪贓枉法之罪，使西門慶又可以放膽為官經商，其“利”也就難以用金銀來計算了。

　　臨清鈔關有位錢主事老爺，常常收到西門慶的好處，於是對西門慶的過關貨物“青目一二”，為他偷稅漏稅大開方便之門。

　　在月息5分的同等條件下，商客們當然會來找有權有勢的西門慶借錢，因為他們認為，“不如這裏借著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應伯爵更是一語中的地說道：“不圖打魚，隻圖混水，借著他這名聲兒才好行事。”看來，西門慶以金錢換來的“山東提刑所理刑副千戶”、“正千戶掌刑”以及蔡京的幹兒子，不僅成了他依附權勢而發展商業的重要條件，也成了別人依附他、他又借此發財的優越條件。

　　李三帶來信息，朝廷改新蓋的艮嶽為壽嶽，下文要每省萬兩銀子的古器，他請西門慶拿出一半銀兩與張二官合做這筆買賣。可是，西門慶在問清了情況之後，決意自己一人包了。

　　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哪裏？”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鬆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來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沒使就行到府裏，我也還教宋鬆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

　　一切果然按西門慶的意願進行了。這位宋鬆原大人就是那位連吃帶沾要走八仙捧壽鎏金鼎的宋禦史大人。如果西門慶不是隨後身亡，這筆買賣又將會給他帶來巨額收入。

　　西門慶利用官場，依附權勢，疏通商途，促進買賣，使自己的商賈事業取得了比一般商賈高得多的效益。但也正是這種現象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力量與舊的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不可分，要求他們分離而各行其道是辦不到的，也許有的會因為沒有依附而倒下去，也許有的隻會慢慢爬行。而要求新的資產者與舊的統治者對立相抗，那他們隻會在王權專製的政治禁錮之中夭折。帶有上述特征的中國商賈階層，是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折時期的土特產。

　　三、富商的奢侈享樂與他們的巨富恐懼心理：王權政治拖住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

　　我們先來看看這麽一件史書略載而民間盛傳的事情：

　　明太祖戎馬倥傯，奪得天下，定都金陵（今南京）。為顯示京都氣魄，他要擴建這座六朝故都，將城牆加高加厚，城牆上可讓四輛馬車並馳，周圍96裏。當時吳興有一位富可敵國的大戶名叫沈萬三的聞聽此事，奏報太祖，願助築城一半，而且還請求犒賞三軍，每一位將士犒銀一兩。這裏，我們暫且不論沈萬三的動機如何，就當時國家“府庫虛乏”的實情來看，沈萬三的“讚助”於國、於民、於軍都是件好事。如果朱元璋此刻有清醒的經濟頭腦和寬大的胸懷，完全可以旨準並加褒獎此事。然而，朱皇帝老大不高興，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竟將沈萬三抓來京城問罪，要殺他。幸虧馬皇後勸了一句話，沈萬三才免去殺頭之罪，被沒收家產，充軍雲南。

　　這件事不僅表現出朱元璋不很清醒的經濟頭腦和帝王至上高傲“人窮誌不窮”愛麵子的心理，而且也直接表現出他對待富商大戶的鮮明態度。這一點也可以從當時馬皇後勸朱元璋的話中看出來。馬氏也許是出自好心，編出話來救沈萬三，但是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馬氏是這樣說的：“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民富敵國不是不法，說得在理；以巨富為不祥，卻加上莫須有的罪名了。接下去推出不祥必遭天災的結論，欺己，欺人，也是欺天下。馬氏也許是出自好心，編出話來救沈萬三，但是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馬氏這段話如果不是她自己的思想，就一定是她把握了朱元璋的思想，否則，不可能產生免沈萬三一死的效果。

　　朱元璋出身貧苦，小時是個孤兒，不僅上無片瓦，下無寸土，而且走投無路。為了混飽肚子，他曾流浪，曾給有錢財主當雇工，曾進寺廟當和尚，直至投奔郭子興從軍。童年、少年時的艱難困苦使他恨透了財主富豪。這種階級感情曾激勵他勇猛殺敵，連連立功；這種非理性的感情也在他治國安民的政策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產生了不良的後果。朱皇帝采取的是“讓步政策”，與民更始，休養生息。他在農本思想的基礎上，鼓勵開荒，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他“鋤強扶弱”，“右貧抑富”，打擊了大貴族、大富豪，緩和了土地的集中，有利於千千萬萬從戰亂和貧困中熬過來的農民，等等。這一切，為明初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但是在起義時期奉行的“摧富益貧”和“殺盡不平”的行動綱領以及千百年來以小農經濟為物質基礎的“平均主義”思想往往導致“鋤強扶弱”和“右貧抑富”政策中的偏激。盡管朱元璋要力行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政策，使中等富家不受侵害，而且明初百來年這個政策基本未變，但是在實踐中也同樣存在偏激，致富的思想受到了壓抑。那些有辦法賺得錢財的商賈坊主，一旦手中的金銀積蓄到一定程度（相對而言，不令時人友鄰太眼紅的程度）便大肆揮霍，而不願在個人生活中繼續勤儉節欲，以更多的利潤去發展生產。有誰願意在這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專製社會裏，拿十萬、百萬的錢財去買充軍雲南邊地的罪受並遺害子孫呢？

　　經濟生活中的這種現象的曆史是源遠流長的，明代隻不過具有朱氏王朝的特征罷了。中國是個農業國，以農立國，有著十分悠久而又豐富的農本思想傳統。中國又是一個小農經濟的農業國，在整個的發展過程中，雖然也有過較大的發展時期。但總的趨勢依然是保守和緩慢的。直至原子能加電子計算機的時代，中國不少的農村山區依然靠刀耕火種的方式進行生產。生產力的落後給我們這個頗有繁殖能力的民族帶來的便隻是貧窮。

　　孫中山先生曾精辟地分析過中國國民的經濟狀況，他認為：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隻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所謂的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孫中山先生的這一分析是站在整個世界的經濟生活麵前說出來的。的確如此！

　　然而，就在貧與不均的問題上，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革命領袖和統治者都曾經進行過分析，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令人驚訝的是，無論是聖哲賢人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保守的君主還是起義的農民，都認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不均”。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話被人們輾轉複誦了千萬遍。他那崇高的“仁者愛人”理想卻給千千萬萬子孫們以持久的耐力盯住“不均”不放，堅信“均無貧”。人們似乎認為中國不存在著物質的缺乏，而隻存在著物質分配的不平均。於是出觀了“殺盡不平方太平”、“殺富濟貧均天下”、“有福同享”的口號和觀念。直到今天，我們的“鐵飯碗”、“大鍋飯”還沒有徹底打破。這些現實雖然表現方式不一，均等的思想程度不同，但實質上都是小農經濟土壤中產生出來的“平均主義”思想的分支。這種思想使人們的眼睛隻盯住現有的物質是如何分配的，而不是激勵人們如何去發展生產力，去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當然，也就使人們往往醉心於“均等”的精神狀態之中，昏昏然，愕愕然，碌碌無為，“安貧樂道”。這種思想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當曆史向前發展，生產力向前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出現了商品交換，商品經濟開始大步發展之時，“平均主義”作為一種極有力量的文化積澱而構成的社會心理，開始直接幹預新的經濟生活，其中尤其是越來越繁榮的商品經濟生活。與“農本”相對的是“商末”，與“安貧樂道”相聯的是“知足者常樂”，與仁義禮智信相關就出現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甚至“無商不奸”。“平均主義”借著這些東西在社會意識中對“富”展開了全麵的進攻；倫理觀念中的“修身莫過於寡欲”，“貨賄為賢所賤，德行為賢所貴”，“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存天理，滅人欲”；經濟觀念中的“財是怨府，貪為禍胎”，“貧窮自在，富貴多憂”，指金錢有“銅臭”，說金錢乃“萬惡之源”，論金錢為“身外之物”，等等。這一切，對中國曆來從事商品交換的商人來說，是一個極其沉重的心理負擔，甚至延續至今，屢見不鮮。這樣，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看朱元璋對沈萬三的態度和馬皇後的那段話便不難理解了。

　　物質基礎當然有它突出而又鮮明的相對獨立性和主動性，傳統的觀念文化也好，當時的政治文化也好，對物質基礎可以產生極大的影響作用，而不可能完全左右它。否則中國社會經濟將會永遠陷在貧困的“桃花源”的泥潭中，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熬日月。商品經濟發展到明代中葉，不僅顯示出它對全國物質交流和生產發展的重大意義，也顯示出對經商者的利益關係。

　　明代中晚期，蘇州地區有這樣一首民謠：

　　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一而勞多，雕朽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滑之民為之。

　　四者相比較，誰人願意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農事手工？所以，在農村有不少農民，在城鎮有不少市民，甚至有許多官僚、地主以至皇親國戚紛紛經商營賈。物質基礎上的變化衝擊了思想意識領域，構成了思想文化的新特征。重農輕商的思想出現了受異議的局麵。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張居正大力主張隻有“厚商”才能“利農”。在思想觀念領域，也出現了士農工商皆可稱賢的意識：“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不少讀書人，不少書香名門之後投筆從商。在一直被認為有“銅臭”是“萬惡之源”的金錢麵前，不少人的欲望和激情被調動起來了。

　　如果中國的商品經濟依此向前，如果商品經濟能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和整個意識領域來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尤其是給那些緊抱傳統觀念不放的人們來個大衝擊，或許中國的經濟狀況會比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大不相同。對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估計我們還不能拔得太高，對囿於中國王權政治和傳統觀念之中的物質基礎的獨立性和主動性也不能太樂觀。

　　傳統的觀念、當時的政治畢竟對物質基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作用，而且，我們的傳統文化觀念所積澱的力量很大，承受並發展這個積澱的土壤很厚。小農經濟、貧窮和王權專製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朽而不腐的“張力場”，無時無刻不向社會各個角落、各個層次顯示出自己的力量。即使是明代的商賈，在一麵不惜一切手段攫取金錢的同時，一麵也在內心深處設起了一道道警戒網：既不去做沈萬三有錢買罪受的傻事，也不必去積累沈萬三那麽多的錢財。他們相信“錢能通神”，“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也深知“錢能通鬼”，“財是怨府，貪為禍胎”。嚴肅的曆史經驗、殘酷的現實世界以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中和”思想使中國的商人們在“唯利是圖”和“巨富恐懼心理”之中找到了合適的道路，那就是揮霍。他們中也有人像吝嗇老財一樣，將賺取的黃金白銀深埋地下，也有人敢於拿出大量的金銀去擴大經營生產，但更多的人，這些人完全可以作為主流趨向的代表，在自己所賺得的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去從事簡單再生產或小規模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而以大量的金銀用於消費上。他們峻宇雕牆，揮金如土；他們尋花問柳，縱欲享樂；他們花天酒地，紙醉金迷；他們蓄伎養閑，走馬追兔。又有聰明的，不惜重金采購珍寶世奇，賄賂官僚吏員，買官進爵，為自己爭得一名正言順之席，也為商賈開辟一條通達之路。於是大量的資金白白地從他們的九竅之中糜費掉了，而沒有發揮在擴大再生產上的作用。西門慶，正是這樣的商賈。

　　當然，文學作品中的西門慶不能作為曆史的證明。但是，正是這部寫實主義傑作中的西門慶，不僅反映出上述社會共性，而且以他自己生活的特有方式表現出自己的生存個性。

　　西門慶是一個相當精明的生意人，他看出了官與商、權與錢的關係，所以就把自己的買賣掛在官僚權力的大車上，走上了一條通達的康莊大道。孟玉樓和李瓶兒帶來的兩筆錢財無疑是為虎添翼。不久千戶官的烏紗帽更是給他自身備置了一台大馬力驅動器。西門慶以同行們難以並肩的速度發展了自己的商賈買賣。他行商，也坐賈，南來北往的標船和陸續開張營業的絨線鋪、緞子鋪、綢絹鋪是他的基本買賣；他放高利貸、撈取鹽引牟取暴利則是他的高層次經營。到他夭亡時，其產業總額達近十萬兩白銀，可謂清河縣乃至山東的一大富戶。其實，我們從書中所述西門慶的收入來看，從西門慶經商的精明本領來看，他的收入應是數倍於這個數目。銀子呢？被這個風流倜儻、聰明精幹的“大官人”花銷了。

　　《金瓶梅》一書寫了西門慶最後7年（27歲-33歲）的生活，這7年中他究竟消費了多少銀子，真難以統計。但我們卻可以歸納出他消費的走向，從中窺其全貌。

　　西門慶消費走向有二：一是自己個人的享樂，二是官場上的賄賂。

　　用於自己個人的享樂的方麵有：

　　（一）購地買房，建園廣舍。

　　西門慶是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他承繼傳統的財富價值觀念，對房產與土地，同米糧金銀珠寶一樣，有強烈的占有欲，這也是生活在這個以自然經濟為主導的國度裏的人立身求生創業的根本條件。“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仆成行。”他又用250兩銀子買了墳場隔壁趙寡婦的莊子，要“展開合為一處，裏麵蓋了三間卷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鬆牆，槐樹棚，井亭，射箭廳，打場”，作為自己與妻妾們上墳時遊玩的地方。西門慶在李瓶兒的要求下，用了540兩銀子（本是瓶兒的銀子，現作為西門慶的家產算計）買下了隔壁花子虛的住居小宅。接著西門慶又將兩家隔牆打通，“與那邊花園取齊，前邊起蓋山子卷棚、花園耍子去處，還蓋三間玩花樓”。經過西門慶的一番努力，他的住房已形成了門麵五間，到底七進，樓院相接，亭苑相間的豪華住宅，這也可以從地方上的大小官僚吏員紛紛前來借西門慶的“寶宅”置辦酒席，款待高官貴賓的現象中印證。

　　（二）山珍海味，花天酒地。

　　西門慶的吃喝極講究，從主食到副食，從菜肴到點心，從器皿到茶水，都是一套一套擺上來的，平日從這房吃喝到那房也挑剔得很。作為掌管灶房的孫雪娥常為吃的事受氣挨打，這裏暫且不論。下麵略列一二西門慶的吃喝：

　　武鬆被西門慶打通關節整治一番發配孟州，西門慶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於是將家中女眷集於一桌，宴賞芙蓉亭。此時雖然不是西門慶大紅大富之時，卻已有氣派：

　　但見：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杯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箸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貴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嚐君，隻此敢欺石崇富。

　　這一段描述，排除作者采用賦文鋪排誇張的效果，也是十分排場。

　　西門慶常利用紅白喜事大開排宴，邀來親朋好友、官僚貴客吃喝，其中規模最大的兩次是生子加官之時的紅喜宴和瓶兒亡故之日的白喜宴。這裏取紅喜宴中一斑來窺全豹：西門慶宴請劉公公、薛公公二內相及清河縣地方眾官吏：

　　廳正麵設12張桌席，都是拴錦帶，花插金瓶；桌上擺著簇盤定勝，地下鋪著錦裀繡毯……怎見的當日好筵席？但見食烹異品，果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廚役上來割了頭一道小割燒鵝……

　　這裏，具體的菜肴沒有全部實寫，給了讀者一個想象的餘地，讀者完全可以從這種氣派與頭一道菜上便可看出宴席的豐盛了。

　　元宵佳節，西門慶與幾個幫閑約好在獅子街房吃喝玩耍：

　　不想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抬送了四個攢盒，多是美口糖食、細巧果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溜溜橄欖、青翠翠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蓋柿、透糖大棗、酥油鬆餅、芝麻象眼、骨牌減炸、蜜潤滌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端的世上稀奇，寰中少有。

　　元宵佳節正是早寒正月，西門慶竟能品嚐到時鮮果品。

　　（三）娶妻納妾，奢侈糜費。

　　在傳統社會，妻妾製度相對男子來說，提供了更多得子嗣的機會，也提供了駕馭女性獲得性欲滿足的機會。但是，男子要獲得這些機會必須以自己相應的物質條件為前提，西門慶連連娶進一妻五妾（不含陳氏與卓丟兒），並在物質生活上做到了盡她們花費享受，是付出了大量錢財的。下麵略取二事為例：

　　李瓶兒房中有一張螺甸廠廳床，潘金蓮便要西門慶也為她買一張。這種床“兩邊槅扇都是螺甸攢造，安在床內，樓台殿閣，花草翎毛。裏麵三塊梳背，都是鬆竹梅歲寒三友。掛著紫紗帳幔，錦帶銀鉤，兩邊香球吊掛”。西門慶用了60兩銀子為她買了一張。這筆錢在當時可買米80石，也可買10個十四五歲的丫環。

　　西門慶妻妾節日穿著顯示出她們生活上與一般人的距離，表現出她們的糜費。

　　月娘……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出門，都穿著妝花錦繡衣服。來興、來安、玳安、畫童四個小廝跟隨著，到獅子街燈市李瓶兒新買的房子裏來……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緞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著許多各色燈籠兒。俱搭伏定樓窗往下現看……那潘金蓮一徑把白綾襖袖子摟著，顯她遍地金掏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蔥來，帶著六個金馬鐙戒指兒……引惹的那樓下看燈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擠匝不開，都壓兒。須臾，哄圍了一圈人，內中有幾個浮浪子弟，直指著談論。一個說道：“一定是那公侯府第裏出來的宅眷。”一個又猜是：“貴戚皇孫家豔妾來此看燈，不然，如何內家妝束？”那一個說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兒，是那大人家叫來這裏看燈彈唱。”

　　（四）占仆收婢，宿妓包娼。

　　西門慶不僅有一妻五妾，而且對家中的仆婦丫環也是為所欲為的。同時，他又經常在妓院中進出，梳籠雛妓，包占娼女。這一切都得花錢，但他在所不惜。他收用了金蓮的侍婢春梅、瓶兒的丫環迎春和繡春、玉樓的丫環蘭香，又與惠蓮、惠元、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等仆婦私通。這些女人，有的是不必花錢的，如迎春、繡春幾個丫環；有的花費不多，些許布料碎銀便可打發，如惠蓮、惠元、如意兒等仆婦；有的得多給一些，但次數不多，像王六兒這樣以巴結主人賣身賺錢的女人。西門慶花費在娼妓頭上的錢才是難以計算的。他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妓女的財源，其中花錢最多的是在李桂姐身上。西門慶梳籠李桂姐先是5兩銀子的見麵禮，“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拿50兩銀子，緞鋪內討四套衣裳”。西門慶平時尋花問柳、宿妓嫖娼，每次少則也是三兩五兩的出手。長年累月，三天兩頭，就是一筆驚人的數字了。更不消說還要擔負幫閑們在妓院的吃喝玩樂的開支。

　　（五）蓄伎養閑，吃喝玩樂。

　　養蓄藝伎，是當時的一種風尚，蓄伎者可因此顯示自己的高雅與富有。主要有兩種，一是長年蓄養若幹藝伎在家隨時聽候使喚；二是根據需要，臨時召喚外麵的藝伎來家獻藝或是雇定某些藝伎，約定時間常來家彈唱歌舞。西門慶主要是采用後一種。他一方麵“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玉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環，衣服首飾妝束出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另一方麵又雇用李銘經常來家伴宴助興。除了李銘是雇定的藝人之外，還不時召喚盲伎、歌伎，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妓女也常在西門慶家賣藝。

　　西門慶有個“十兄弟會”，這些人富的少，窮的多。其中尤以應伯爵與謝希大與西門慶最相契，這二人撈西門慶的油水也就最多。他們經常哄著西門慶吃喝玩樂，嫖妓逍遙。對這幫“幫閑抹嘴”之人、“幫嫖貼食”之徒，西門慶這位大哥是夠大方的。常時節就靠著西門慶的周濟緩和夫妻矛盾，度過艱難日子，還買了房子。應伯爵、吳典恩也從西門慶手上“借”數十兩、上百兩銀子解決燃眉之急。不過，西門慶開銷大的還是同“兄弟”們吃喝玩樂的費用。有時他們三五成群擁著西門慶進妓院、逛勾欄。雖然人人都掏口袋，那都是象征性的，一錢兩錢。有的是幾分銀子，有的幹脆直說無錢，要西門慶先“借”幾個。西門慶心中明白，總是幾兩、幾十兩地拋出去。西門慶家中有紅白喜事，這些人會拿著象征性的“禮”來，喝飽吃足還要撈些回家。

　　西門慶消費的第二個走向是用在官場上的賄賂。在這上麵的花費，如同西門慶自己吃喝嫖樂一樣，從未有過小手小腳皺眉頭的時候，不論是數千銀子的禮品、贈物，還是賞給對方差役的數兩銀子的“小費”。

　　西門慶官場上的用銀又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為打通關節而對官僚吏員們的賄賂。如西門慶賄賂縣吏治罪武鬆，來保奉命上京賄賂李邦彥解脫西門慶黨案。

　　第二，攀靠權勢而付出的禮品用費。這在西門慶對蔡京的投靠一事上最為突出。西門慶幾次以賀壽拜見為名送去的禮品極豐盛、極貴重，全是高檔次的。以至於在成百上千送禮賀壽的官員麵前，蔡京獨厚西門慶一人。

　　第三，為結交官僚而置辦筵席贈送禮品珍寶和盡心熱情接待服侍的費用。蔡狀元、安進士、宋巡按就曾受到過出乎意料的“厚遇”。

　　上述三個方麵的詳細情況在本章前麵兩節中已有敘說，這裏不再贅述。

　　西門慶如此將大量的商業資金揮霍，原因很多，也頗複雜。他用在官場上的賄賂金銀不妨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投資。他在個人生活享受上的花費與他這個人好風流、喜浮浪的性格有關，也同他為炫耀門庭，爭得名聲地位的目的相連。但是“巨富恐懼心理”也是其中主要原因。在全書中，我們雖然沒有看到直接與這種心理有關的描寫，而且西門慶還“理直氣壯”地宣稱過“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隻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但在西門慶的一些言行中，不時地可以看到他恐懼和空虛的內心。

　　宇給事劾倒楊提督，西門慶望著前來避禍的女兒、女婿，看了親家陳洪的來信和抄尋來的邸報，“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即忙打點金銀寶玩”，安排家人進京探聽消息。當時，“吳月娘見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麵帶憂容，便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為事，各人冤有頭，債有主，你平白焦愁些什麽？’西門慶道：‘你婦人知道些什麽！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搬來咱家住著。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機兒不快梭兒快，打著羊駒驢戰。倘有小人指戳，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好一個機敏的西門慶，他不僅看到了王權殺人，他意識到了“人言可畏”。街坊鄰舍“惱”的是什麽？“小人指戳”的又是什麽？西門慶沒有明說，這說明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相當廣泛而又複雜的概念。除了人們對西門慶德行不合傳統和時世的不滿之外，正如這一回的後半部中所寫蔣竹山在李瓶兒麵前對西門慶的那番貶責那樣，那就是群體的“妒富”心理。我們完全可以從農民意識如汪洋大海的社會裏，從傳統的“患不均”的集體情緒中得出這個結論，這種“妒富”心理至今不還仍舊在千千萬萬的“街坊鄰舍”中存在、發展並極大地影響社會的發展麽？在西門慶的時代，相對一個全縣數一數二的大財主來說，周圍貧窮的市民無疑是一個潛伏著危險的環境。

　　西門慶常以自己的富有自豪，也為自己意外得了千戶官職而洋洋得意。然而在他的心靈深處，傳統的輕商觀念和對武官的輕蔑意識，依然極大地影響著他。俗話說“酒後吐真言”，實際上應是人在悲痛與興奮時最易吐露心中的真情實話。第57回，西門慶與月娘來到瓶兒房間看孩子。當時瓶兒母子的身體是最好的時候，那西門慶見孩子“眉目稀疏，就如粉塊裝成一般，笑欣欣直攢到月娘懷裏來”，便高興異常地接過月娘和瓶兒的話題，說道：“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西門慶在這裏是說自己一個西班武官不受人尊重，也自怨自己沒有去讀書爭個功名受個文職，便大有從商不如仕進之歎了。字裏行間的深層不也流露出一個商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懼心理麽？

　　陳東有

　　1992年11月

　　注：本文僅就《金瓶梅》中西門慶的人物形象作簡要的分析與品評。有關詳盡論述及理論闡釋，請參閱本人學術研究拙著《金瓶梅--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斷麵》（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金瓶梅文化研究》（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版）、《金瓶梅詩詞文化鑒析》（巴蜀書社1994年版）、《人欲的解放》（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和《現實與虛構--文學與社會、民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