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大官人

話說西門大官人（代序）

　　《金瓶梅詞話》中的第一號角色西門慶--書中常稱“西門大官人”，是個名聲很不好的人物。以前常被批為“流氓、惡霸、市儈”，等等，後來由研究者立起另一評價為“中國十六、七世紀的新興資產者”。前批是從道德角度，後評是從社會經濟角度，因而曾經爭議過一陣子。近來聽說有某地為當地招商引資、發展經濟，苦於名聲不響，又實在找不到“名聞遐邇”者，於是力爭西門慶的“籍貫”、“地望”，好讓這位當年小說中的“大官人”為“家鄉”招財進寶，至於道德的好壞就管不了那麽多了。對西門慶的這些批判和評價，反映出不同層次的看法，不同的時代的觀點。

　　“西門大官人”其實是中國文化現象中一個既有特殊意義（個性）、又有一般意義（共性）的人物，無論人們怎樣去評價《金瓶梅詞話》的創作特色，是現實主義的，還是自然主義的，都旨在說明作品和西門慶這個人物具有很深刻的真實性和很廣泛的現實性。西門慶從繼承父業做生藥買賣開始，由於極善經營又勾通官員，巴結權貴，在地方上頗有名氣與霸氣，加上意外升官得職，而且做的是地方上極具權勢的“從五品”、“五品”、“提刑”長官，所以官場亨通，商場受益，官商互動，權利雙收。他風流倜儻，極善博得婦女的好感，家中一妻五妾，又占仆婦丫環，常去妓院窠子，約與二十幾位婦女有性關係。他還有一夥“兄弟”，常在一起吃喝嫖賭。西門慶的一生三十多年，雖有一些坎坷，但總的來說一路順利，春風得意。若不是自己縱欲過度，西門慶一生會做更大的生意、更高的官員。縱欲使他過早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在自己的人生如日中天之時倒在為自己挖好的墳墓裏。

　　在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承當了封建社會的掘墓人角色。中國社會沒有這樣的過程。如果說西門慶是一種新興的資產者，那我們可以發現，他與中國傳統王權相處得十分和諧。他在自己的財富消費和積累過程中，為了解決王權對自己的威懾，常用大量的財富去巴結官員和利用官員，至於仕途本不是他的主動作為，而是意外收獲。當官之後，也從未去想過要更高的官位和更多的權力，甚至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竟然走漏官場信息，讓主子們好不尷尬，更不要說會組織什麽力量來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哪天將皇帝老兒取而代之。他真正想要做並努力去做好的就是現有的身份和蔡京的“幹兒子”。這“幹兒子”太形象地表現出明中晚期新興資產者與傳統王權的關係了。“幹兒子”用厚禮孝敬“幹老子”，“幹老子”對“幹兒子”非常關照，相處就是一家子。如果西門慶不是自己縱欲而死，他會在王權專製的統治下過得很好，會有更大的發展。西門慶並沒有犧牲在新興資產者與王權鬥爭的過程中，這是缺憾；而是死在自己縱欲的床上，這是必然。無獨有偶，與《金瓶梅詞話》成書時間差不多，明末小說家江盈科有一篇寓言小說，後來被馬南邨（鄧拓）先生用進他的《燕山夜話》中，取題為“一個雞蛋的家當”：有一市民，十分貧窮，朝不謀夕。有一天，他拾得一個雞蛋，高興地告訴他的妻子：“我有家當了。”妻子問家當何在。他拿起雞蛋給她看，說道：“我拿這個雞蛋，趁鄰居的母雞孵小雞時放進去，等到小雞出來，從中挑一隻小母雞。小母雞可以生蛋，一個月就有十五隻小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拿到市場上換得到十兩銀子。我用這十兩銀子買五頭小母牛，母牛生小牛，三年可得二十五頭牛。牛又生牛，再過三年，是一百五十頭牛，可賣三百兩銀子。我又用這筆錢去放債，三年之內可收回五百兩銀子。”此人越說越得意，竟順口說出富起來後打算娶一房妾。這下激起妻子的“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這位極善盤算的市民可稱得上精明的從商者。他堅持了以錢生錢的原則，而且盡可能地以投機取巧和自己的勤奮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不過，他的理想是為了自己享受不該有的欲望，結果實現不了。這就不僅把當時從商者致富的終極目標暴露無遺，更是把當時資產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得淋漓盡致，此市民與西門慶的所思、所欲、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從商者、資產者以追求個人無窮欲望作為自己行為的最高目標，結果卻以悲劇告結。

　　《金瓶梅詞話》的作者麵對著的世界不僅是一個由於傳統理性壓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現實，更是一個由於經濟發展而膨脹了的欲望發泄的現實，傳統的倫理秩序受到了衝擊，傳統的道德規範正在失去曾有過的約束人心、人行的巨大力量。小說中有大量的道德說教，特別是以西門慶為批判對象的道德說教，這些說教當然具有當時的時代特征，是通俗的、大眾的，也有一些是落後的、消極的。所謂的時代特征，就是作者的道德說教既不可能以宋代理學作為標準，也不可能照搬明代官方理學的文本，采用的是民眾層次的理學、民間宗教和人們所能接受的關於生命和欲望之間關係的辯證說法，反貪酒、貪色、貪財，使氣以節欲，節欲以保身，以達到生命與欲望的和諧。這些道德說教，特別是以西門慶作為現身說法的道德說教，大都又是以中國哲學的傳統命題作為自己的基礎。所以，我們看到，《金瓶梅詞話》中的道德說教思想基礎中的哲學命題作為一種經曆了長時期積累的文化思考，對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啟迪價值。《金瓶梅詞話》成為傳世傑作，不僅在於它對中國16、17世紀社會世情作了真實的反映，不僅在於它對當時新興的資產者作了十分真實的描寫，也在於它以小說的方式討論了一種對人自身來說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難題，在於它對這個難題的解釋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它的說教目的不僅在於維係或彌補或重建被經濟社會衝擊了的傳統倫理道德體係，也在於關注人，關注人自身的命運。所以，這部作品才會具有超越時空的美學魅力和哲學內涵。

　　人與自然之間關係和諧地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哲學命題。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是人與動物世界、植物世界，與山地河流、海洋極地之間符合自然規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精神的人與欲望的人之間合乎規律的生存與發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屬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員，無論是誰，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欲望摧殘的金剛之身，人的肉體的形成、成長、死亡，是自然的規律。人不僅生命有涯，而且肉體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欲望則是意識活動，不僅無涯，而且會不斷膨脹。以有限的自然生命之體去追逐無限的欲望追求，必然超越肉體承受的極限導致肉體的崩潰。若要阻止這種崩潰，就必須把無限的欲望追求限製為有限的欲望實現。人應該通過自己的理智控製自己超越自然之體承受限度的欲求行為，實現良好的健康生存。

　　生命與欲望之間關係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規律性。尤其是在一種束縛人的自由發展、完全扼殺人的自然欲求的時代行將結束，而新的倫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時，人的欲望在財富與權力的支持下，很有可能而且在某些人身上會無忌無憚地噴湧出來，人與自然和諧的命題就更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與自然生命的和諧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四百年前的明代社會，不可能有我們今天這樣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深刻的認識，但是人自身對欲望節製的思想卻已經有了上千年的曆史。《金瓶梅詞話》道德說教提出來的問題和對人們的告誡，正是在闡釋自然的人與社會的人之間應有的和諧關係，盡管書中的節欲觀帶有濃厚的傳統道德色彩，但節欲並不是禁欲，道德說教不等於扼殺人的天性。我們不否認明清時期以官方理學為武器的道德說教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束縛，具有壓抑人性解放和個性發展的弊病，但是針對一個在金錢、權力和肉欲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時代，不能把人應有的自我約束和社會應有的理性都看作是“封建的枷鎖”。

　　批西門慶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蝕官吏，得財枉法，還是屬於表層次的道德批判，深層次的批判在於他的自毀，他那難以抑製的縱欲在破壞社會倫理的同時，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給他那百十粒春藥丸頗具象征意義，如同他以肉體生命為賭注的籌碼，也如同他的肉體所能承受的限量，以縱欲來消耗自己生命限量的賭博，每一次肉體與精神的快感實質上都是損耗與失敗，用去一粒春藥，就是失去一個籌碼，減去一個定量；春藥用得越快，失去也就越快，最後必然藥盡命喪。從王六兒家回來，縱欲已極、酒醉已深的西門慶被人送進潘金蓮的房間，實際上就是被送進了道德裁判所。潘金蓮為了滿足自己饑渴的性欲，不顧一切，竟然把剩下的幾粒藥丸像倒豆子一樣灌進西門慶嘴裏，就是給他作了死刑終審。作者為了強調人體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也是為了起到道德說教的作用，對西門慶臨死時的慘狀作了突出的渲染，十分令人恐懼，這是全書十分重要的情節。有意思的是，潘金蓮是西門慶“偷”來的，是西門慶的“寵婦”之一，也是小說道德說教批判的重點對象。然而，潘金蓮又是西門慶縱欲而亡的“死刑”執行者，西門慶由頻繁縱欲到最後“被縱欲”的潘金蓮房間也就成了“道德裁判所”了。看起來挺滑稽幽默，實質上很嚴肅深刻，西門大官人是自己葬送了自己。

　　我們在這裏討論的並不是西門慶之死是不是惡報和這種惡報是革命還是保守，是進步還是退步，也不是西門慶得的是什麽病，而是認識並肯定西門慶的死對生命與欲望關係作出的合理的解釋。這種解釋在“封建社會”和“封建社會”前前後後，在西門慶、東門慶、南門慶、北門慶身上都是合乎事物普遍規律性的，也就具有了普遍和積極意義。

　　把《金瓶梅詞話》對西門慶形象塑造的意義再向前引申一步：強調享受生活的權利，是現代觀念，以此觀念去批判中世紀西方的禁欲主義和東方的以維係天命綱常為目的的明代禁欲理學是對的、進步的。但即使在現代社會，享受生活的權利也並不等於無節製的縱欲。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對生命的珍重。因此，我們在批判明代理學對人的正當生活欲求無情遏製時，不能把人的縱欲行為說成是積極的、進步的、合理的，否則，就等於是從理論到實踐上否定了我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強調個性的解放，褒揚愛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於頌揚嫖娼宿妓和一夫多妻等等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倫理的行為，否則，悖論的價值觀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會使新的文學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個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難以作出合理的解釋，不利於人自身合乎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發展。

　　再進一步說，權力、金錢、地位、勢力都不能成為所有者無限製地去追逐或放縱自己欲望的權利和條件，否則，這些本來應該有益於社會的東西就會異化成毀滅縱欲者自身同時也禍害社會的毒藥和利劍。擁有權力、金錢、地位和勢力者，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些東西是怎麽來的，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些東西既可能成為有利於自己的條件也可能對自己造成傷害，應該有更自覺的自製力，為此也就應該有更為崇高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從因果報應來說，西門慶，還有所有同樣下場的同類人物，他們的悲劇是必然的，是報應。但從社會發展來說，他們的結局讓人遺憾，是一種曆史力量的毀滅。也許西門慶在這塊土地上生下來就是一個欲種，他所有的信仰除了金錢和女色，沒有別的，他自己的經曆讓他信服金錢是最有力量的東西，權力、地位、勢力也是從金錢中來。在他所遇到的王侯高官中，沒有不被他的金錢所征服的；在他所要做的事情中，沒有金錢不能擺平的；在他所占有的女人中，大多數都是與金錢有關，少數則是為了別的目的，而這些目的的實現，又非金錢不可。對金錢和女色的這種追逐、放縱，結果把自己也異化了，連用金錢做善事也變成了這種善事可以讓自己更大膽地縱欲，竟然敢說出“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隻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所以西門慶這類的新興資產者們信仰不了宗教，也沒有崇高的精神追求。沒有了宗教信仰，也沒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剩下的隻是赤裸裸的金錢欲望和毫無節製的女色追求，中年而夭，也就是一種必然了。如此的新興資產者當然擔當不了推動曆史前進的使命。

　　指責《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批判他的意義在於他對今天的我們有很大的意義。

　　2011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