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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我那遙遠的父母官

  我是匡山蠡水的兒子,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結束記者生涯,調入星子縣人民政府辦公室主持政務工作。為了解縣情,我分別找來了《南康府誌》、《廬山誌》、《星子縣誌》,去感悟星子的燦爛文化和悠久曆史。

  一

  在人物篇和藝文篇,在這塊地方管理過摧科撫字的軍、路、府州官和縣官人數眾多,但有一個熟悉而又遙遠的名字,不斷在我的眼前跳動,他在這裏任職的時間不長,而留下的政績,青史留名。留下的思想,不斷展現出燦爛的光芒。他是匡山蠡水間,像陶淵明一樣,又一顆耀眼的明星,是一座不朽的豐碑。這就是偉大的教育家、哲學家、詩人朱熹。

  對朱熹,我並不陌生,我知道,他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等閑識得東風麵,萬紫千紅總是春”,這是我最早讀到朱熹的鮮活詩話。我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他是繼周敦頤之後的理學大師,他的理學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理論大綱。被封建統治者尊崇為孔子之後的又一個聖人。我更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恢複弘揚的白鹿洞書院,一度成為中國的最高學府,他製定的白鹿洞學規,成為中國教育近千年的教育方針。但是,我不了解,他還是一位勤政親民的地方政府官員,他在南康知軍的任上,在畫山秀水之間,同樣寫下了他勤政愛民的輝煌篇章。現在,我們從朱熹勤政的足跡,去展示他的勤政愛民的豐采,去了解另一個鮮為人知的朱熹吧!

  朱熹,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晦翁,別稱紫陽、考亭,小名沈郎、季延,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詩人,安徽婺源萬安鄉鬆岩裏(今江西婺源縣紫陽鎮)人。朱熹十八歲中進士,長期為官,是封建社會裏難得的勤政廉潔的官員,曆史給他的評價是:“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神熙五年(公元1178年)秋,南宋朝廷任命朱熹為南康軍守。

  朱熹接到任南康守軍的任命後,沒有那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激情,主要原因是,他已在地方為官多年,本人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已經缺乏官場的激情。這時候的朱熹已經在理學的王國裏,找到了心靈的綠洲,他熱衷於學術研究,著書立說,用他的思想去教化萬民。同時,相儒以沫的妻子劉清四因病辭世,剛剛葬於卸任之地建陽,他還處在失去親情的悲痛之中,所以,他決定脫去錦衣玉帶,向朝廷請辭南康軍職務。但朝廷沒有答應朱熹的要求,而是“累辭不受”。朝廷不但不接受他的辭呈,而且還摧促他盡快到位,在這種情況下,朱熹的一些好友也紛紛勸說,不要違抗君命,呂祖謙就來信勸他:“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議,考元聖賢,亦無不合……”總之,朱熹是帶著一顆孤獨的心,帶著對愛妻的思念,帶著萬般的無奈,來到南康軍的。朱熹到任的時間,在他的《南康軍到任謝表》記載得非常詳細,“臣已於神熙六年三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在宋代,新官到任,都要向皇上寫一個到任謝表,以感皇恩浩蕩,這是一個例行文書,當然,朱熹就是一百個不願意,這樣的謝表,他是不敢不寫的。

  南康軍,屬州,路、府一級的行政機構,轄星子、都昌、建昌(今永修、安義)三縣,軍治在星子縣。星子縣,北依廬山,南臨鄱陽湖,湖光山色,絢麗多姿,是匡山蠡水間一顆璀璨的明珠。這裏有陶淵明的不朽詩篇,有他的先師周敦頤愛蓮池遺跡,還有他敬仰的高潔之士劉凝之在落石灣隱居時留下的高歌。這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展現在朱熹麵前的是萬種風情和勃勃的生機。朱熹的心情豁然開朗,忘卻了憂愁和失去愛妻的悲痛,他以嶄新的姿態,展現在我那遙遠的父老鄉親麵前。

  二

  三月的廬山腳下,鄱湖岸邊,乍暖還寒,但春天的腳步聲已是勢不可擋了,湖邊的楊柳泛著青綠,鄱湖草原翠綠芳香,朱熹此時的心情,也和這春天一樣,充滿著希望。朱熹推脫了一切應酬迎奉,走出了軍治的深宅大院,他要去察看民俗民情。從淳熙元年的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用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對轄區內的星子、都昌、建昌進行了實地考察,從時間的安排來看,朱熹應該是輕車簡從,如果是要坐八抬大撟,一個月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完這三縣的山山水水。朱熹為這三縣民眾留下了一個勤政愛民的形象。一個月的考察很快就結束了,他在軍治所在地星子召開了領導幹部大會,對他的執政班子和幹部隊伍提出了要求:“官無大小,凡事隻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也精彩。便若小官,他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隻得個沒有下梢。”同時,朱熹還對政府機關的一般工作人員,也提出了要求,“凡事須仔細體察,不可飄浮,一切要從實際出發,都要有勤政善政之舉。”與此同時,他開始安民告示,把自己的執政理念,對父老鄉親的承諾,以榜文的形式廣為張貼,他的第一號文件《知南康榜文》就是這樣告訴老百姓的:“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況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恤,並請子細刑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

  在過去的封建官僚體製內,地方長官,都要親自管理司法,升堂斷案,而且是主要工作職責,從榜文中可以看出,為了轄區內的政治清明,朱熹真是鞠躬盡瘁,晚上還是經常加班的。

  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裏,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常常向朝廷謊報太平盛世。特別是在自然災害麵前,要麽是謊報災情,騙取國家的撫恤,要麽是瞞報災情,不管老百姓死活,虛報虛假繁榮。朱熹走出了這種欺上瞞下的怪圈,一切從實際出發。就在朱熹任南康軍的當年,老天就要來考驗他的執政能力。盛夏一到,旱象抬頭,本是禾苗揚花吐穗的季節,翠綠的禾苗開始枯黃,濕潤的土地開始幹裂,各地旱情的快報不斷向朱熹的案頭飛來。朱熹來不及去欣賞湖光山色,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抗旱工作中去了。三縣縣長和幕僚連夜趕往南康軍朱熹的辦公室,在朱熹召開的緊急抗旱會議上,他要求南康軍所屬全體官員,都要深入抗旱第一線,全力搞好抗旱救災。這次緊急會議,以通告形式發往各地,《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在城鄉張貼,他要求:“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敢誠之心相與。”他進一步強調:“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做修事舉,民受其賜”。朱熹深知旱情帶來的嚴重後果,如何去奪取抗旱的勝利,度明年的春荒,將是極為嚴重的事情。他要求各級官員,都要深入第一線,而且行動不得遲緩。淳熙六年的秋天到來了,旱情沒有減輕,特別是建昌縣(永修、安義)災情更為嚴重。在這個節骨眼上,建昌縣令又暫缺,這急壞了朱熹,縣丞和幕僚又不能獨擋一麵,朱熹果斷決定,臨時派遣司戶參軍毛大年去建昌主持抗旱工作。事情沒有按照朱熹的願望所為。長期的衙門作風,毛大年養成了漂浮的工作作風,並沒有把抗旱工作抓起來。由於政府組織抗旱工作不力,農民覺得收成無望,為了不坐以待斃,紛紛舉家外出逃荒。朱熹很快就掌握了這一不應該發生的情況,又派出南康軍僉判楊王休組成工作組,代替自己行使軍守職權,前往建昌慰問災民,並對工作不力者進行處理。楊王休一行出發前,朱熹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騷擾。又須不憚苦勞,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法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可縱令隨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這段話,朱熹將他行成榜文,詳見於《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從以上文字我們也可以看出,朱熹對抗旱工作,十分重視,對工作的細致程度,是令許多官僚主義汗顏的。朱熹在這件事情上,不僅對部下毛大年這樣的僚屬提出嚴厲的批評,他自己並不諉過,他覺得屬地出現遷移逃難現象,他應負主要責任,他先後兩次上表朝廷,要求處分,他在《自劾不合格致人戶逃移狀》,明確要求朝廷免去自己的軍守職務。

  經過朱熹的整肅,軍、縣兩級政府全力抗旱,但終因旱情持續,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很大損失,人民群眾的生活開始變得困難以來。怎樣讓災民度過難關,朱熹是想盡了一切辦法,他在《勸渝救荒文》中要求,勸導富裕之家,要同情救濟他的佃戶長工,“務令民食”,應將糧以公平的價格和足夠的斤兩賣給農民,不要出現“流移饑餓之患,”同時要求本治所的農民,“各依本份,凡事循理”,不要離鄉流亡。若有不軌者,“定當追捉”。除自身采取一切措施,確保災民度荒外,朱熹還以過人的勇氣,要求朝廷減免災區的賦稅。報喜不報憂,是曆代官場的潛規則,朱熹陳情實報,這是需要人格精神的。他在《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狀》中,向皇上陳述,“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朱熹提出減免賦稅的原因是“民間雖複努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賦稅,須別作營求,乃可賠貼輸官”。他還進一步陳述“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以恤者然也”。朱熹的赤誠和愛民之心,看來是感動了南宋朝廷,災區不僅減免了賦稅,而且還得到了朝廷的救助,使我遙遠的父老鄉親,免受了饑荒之苦。

  上蒼對朱熹的考驗還沒有結束,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仍是赤地百裏。春節到端午,僅有小雨,而且幹旱一直持續到當年的十月份。連續兩年大旱,這在南康軍的曆史上是罕見的。《朱熹年譜》記載了當時旱情由於連旱,造成南康軍三縣田地荒蕪,草木凋枯,據三縣統計:“計苗失收七分以上”。在這樣的大旱麵前,南康軍的百姓,沒有發生大量的流民遷移,而且大部安居樂業,這不能不說是朱熹創造的人間奇跡,以至數百年後的《廬山誌》和星子、都昌、永修、安義四縣的誌書,多有對朱熹的讚美之辭。我在讀過這些誌書後,不禁對朱熹這樣的先賢哲人肅然起敬,他的親民和愛民的執政理念,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寶貴的。

  朱熹在任南康軍兩年多的時間裏,除了連續兩年的大旱外,其中還有鄱陽湖的洪澇災害,這樣頻發的自然災害,的確考驗了朱熹的執政能力。他以自己的智慧,勤勞和親民之心,戰勝了困難,贏得了鄉親們的尊重和愛戴。

  我在史誌中,看到了一個鮮活的朱熹,他勤勤懇懇,夜以繼日的忙碌身影。麵對嚴重的自然災害,他有一個清醒的頭腦,沉著應對,方法得當,措施得力,幫助父老鄉親,戰勝了災害帶來的嚴重危機。他的可圈可點的執政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全力抗災救災,把災害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軍、縣兩兩級官吏,都深入到抗旱第一線,采取互助的形式,提水灌苗,保住了30%的農田穩產;二是平抑糧食市場價格,打擊囤積居奇行為。特別強調富人對窮人的寬容和接濟,不要在老百姓的饑荒之中,向窮人追討舊欠。為了保障災年的市場公平,朱熹親自撰寫文告,要求買賣公平,他在《約束米牙不得兜攬搬米入市》中明確要求:“契勘諸縣鄉村人戶,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價值;用小升鬥出糶,贏落厚利。遂致細民艱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三是發布《勸農文》,號召災民開展生產自救,采取水田損失旱地補,主糧損失雜糧補,對能耕種而拋荒的,采取必要的懲罰措施。他要求各級官員,對他的《勸農文》“先此勸諭,各宜知悉”,也就是說,要把他的開展生產自救的要求,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對於如何搞好生產自救,朱熹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他要求克服“懶惰”,崇尚勤力;要抓住季節,搶收搶種;要精耕細作,確保豐收;要重視灌溉和培育施肥等;四是如實向朝廷呈報災情,爭取朝廷賑濟,開放官倉,為災民應急。朱熹的賑災場麵,史無空前,據史料記載,淳熙九年的正月,本來朱熹知南康府的任期已滿,完全可以卸下身上的千斤重擔,將拯救災民的重任交與下任知軍。但朱熹心係南康軍的父老鄉親。那年辭舊迎新的時候,剛剛經受大旱之苦的災民,又迎來了冰雪災害。天寒地凍,但南康城辭舊歲的爆竹聲不斷傳來。雖然朱熹是快要卸任的官員,他想兩年多來,全軍官員和百姓,跟著他抗旱,修水利,搞建設,沒有過上安逸的好日子,心裏非常不安。他透過窗戶,看著漫天飛舞的大雪,那些飽受旱災和澇災之苦的百姓,還有許多日無隔夜糧,這個春節該怎麽過呢?想到這裏,他越發感到不安。看來,這個春節朱熹注定是不能在輕鬆的氣氛中度過了。他下定決心,再次開倉賑濟我那遙遠的父老鄉親。

  古南康軍,從臘月二十四開始,就拉開了過春節的序幕,也叫過小年,臘月二十八謂之過大年,臘月三十叫做過歲。雖然春節的氣氛越來越濃,朱熹的家人,也在盼望著他早日退堂,與家人歡度春節。但朱熹始終在那顯得陳舊的知軍大堂,聽取各地報來的雪災和饑寒交迫民眾的情況報告。臘月二十五,他緊急召集三縣官員來到他的大堂,研究賑災事宜。並從軍治抽調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官員三十五人,分別到都昌、建昌、星子三縣設立賑災場所。並嚴令各縣官員,不得休息,巡回監察賑災情況,嚴格禁止營私舞弊,確保饑民不因天寒地凍而倒斃街頭和鄉村。這次賑災場麵和規模,在南康軍曆史上是空前的,從年前到第二年三月十五日,時間之長也是少有的,全南康軍共設三十五個賑災場,其中星子縣七處,都昌縣十一處,建昌縣十七處,救濟的標準為大人一鬥五升,小孩七升五合。據史料記載,這次共賑濟災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零七人,小孩九萬零二百七十六人。在賑災期間,朱熹由於身體不好,加之腳疾,雖然沒有去都昌、建昌巡視,但他還是親自參加了南康軍附近賑災工作。

  朱熹在特大自然災害麵前,采取了一係列的荒政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書記載是,“民無流移逃荒者,鄉閭安靖”。朱熹在南康軍聲望遠播,在民眾中廣為稱頌,連朝廷也知道朱熹鞠躬盡瘁的精神。淳熙八年二月初五日,宋孝宗召集飽受旱災的各地官員至京,議論荒政,就向各地推廣了朱熹的抗旱救災的方法。為此,江東提舉尤袤有一首《送朱晦庵南歸》,“二年摩手扶瘡痍,願與廬山五老齊”的詩句,讚頌朱熹的功績,與巍巍的廬山五老峰一樣,永昭日月,萬古長青。

  三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曆代官吏為留名青史而追求的目標。同樣,朱熹在官場中,也有著同樣的理想和目標。朱熹作為一個文化大師,他在履行職責的過程,有著文化人鮮明的特色。在南康軍的兩年多的時間裏,大部分精力,還是用來了抗擊旱災,就是在這樣的困難的情況下,還是重點進行了一些文化方麵的建設,而且這些建設項目,在中國的文化曆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陶淵明作為偉大的田園詩人,特別是他辭官歸隱的人格品德,朱熹是非常崇拜的。這次他來到陶淵明的家鄉為官,這就進一步拉近了他與陶淵明的感情和距離。朱熹在《知南康軍牒》中,坦陳了對陶淵明的敬慕之情,他說:“隱循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他還評價說:“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甚遠”。他認為,雖然崇拜陶淵明的不乏其人,但要寫到淵明的真諦,那還差得遠呢。淳熙六年的四月,朱熹到南康軍不久,就想到了要去拜謁陶淵明。他多次來到陶淵明的故裏上京和栗裏,考察陶淵明的故裏遺跡和文化遺存。《朱子語類》這樣記載了朱熹當時考察陶淵明故裏後,說下了這樣的話:“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荊。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雲淵明醉石。”這就是上京大醉石。在上京醉石上,有古人題刻“日映斜川”等字樣。朱熹除看到了上京醉石外,他還發現了一處醉石,那就是栗裏陶村的淵明醉石。朱熹在寫給呂佰恭的信中這樣說:“陶公栗裏,隻在歸宗寺西三、四裏……”栗裏村旁,“穀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看來朱熹對這處醉石是深信不疑的,淳熙六年的九月,他一邊組織勞力抗旱,又請來工匠在醉石旁建紀念亭和紀念館,並收取陶淵明的詩書和史料,在紀念館中展出,對這個付諸了他心血的陶淵明紀念館,他親筆題寫了館名,叫歸去來館。歲月滄桑,朱熹當年所建的紀念亭和紀念館,早就被曆史的塵埃所淹沒,但有陶淵明的愛好者,把“歸去來館”四個大字雕刻在那塊大醉石上,使歸去來館永恒在匡山蠡水間。

  新館落成,朱熹由衷地高興,他寫下了《歸去來館》詩一首:“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土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複岩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遊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嘯,詠以歸來篇。”

  歸去來館落成後,朱熹把他當作南康軍的一張文化名片,有朋自遠方來,都要請客人來歸去來館。特別是那塊淵明醉石,時時夢縈在他的腦海中,還為醉石寫下了詩篇。“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舉觴酹飛泉。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驚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闕陰,思屬東海堧。丹衷竟莫展,素節空複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為君結茅屋,歲暮當來還。”從南康軍所在地到栗裏陶村的歸去來館,有二十華裏的路程,從“歲暮當來還”中我們可以看出,下班後的節假日,看來朱熹是經常來歸去來館的,並要在這裏住上幾天。雖然身負朝廷使命,但他忙裏偷閑,來陶淵明的家鄉過幾天隱居的日子,尋找陶淵明的生活樂趣。朱熹在栗裏陶村,一建館,二作詩,對後人了解陶淵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劉凝之這個我們並不陌生的名字,他的高風亮節,在北宋年間是引起過轟動的,他甘願清貧,在陶淵明的故鄉隱居達三十年之久。當時的名士大家都非常佩服劉凝之的風骨,陳舜俞為劉凝之作《騎牛圖》,稱劉凝之為“雲白老”,李佰時畫《騎牛圖》,都情真意切地表達了對劉凝之的讚頌。黃庭堅的老家與廬山不遠,曾多次到劉凝之住過的落星灣憑吊先賢,還寫下了一首謳歌劉凝之的詩篇:“棄官清穎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三十年,保此清靜退。往來澗穀中,神光射牛背。”同榜進士歐陽修,在送母歸葬故鄉永豐時,也專程趕到落星灣,看望他的好友劉凝之,並寫下了氣勢磅礴的《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詩,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紛紛傳唱。劉凝之高風亮節的精神,世人皆知。朱熹來到南康軍時,劉凝之去世一個世紀了,他在匡山蠡水間,有很高的聲望。朱熹也是非常敬重劉凝之的,但一百年來,劉凝之的遺跡已很難尋覓,想去憑吊先賢,又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因此,在到南康軍後不久,他就發出通告,要尋找劉凝之父子的遺跡。屬下來報,劉凝之的墓已找到,就在城西落星灣畔的少府嶺。朱熹便親自前去憑吊,但眼前的景象,使朱熹本來就沉重的心情格外悲涼,去劉凝之墓地的路早已荊棘叢生,墓地也一片荒涼,封土早已塌陷,隻有墓碑眺望著落星灣。對這樣一位先賢哲人,僅一百年時間,就淡出人們的視線,朱熹心情十分的沉重,弘揚先賢哲人的思想和人格品德,是他這個地方官員應盡的職責和義務。為此,他決定重修劉凝之墓,並在墓旁建“壯節亭”,方便人們前來憑吊。同時還在劉凝之先前住過的西澗原址上建“清靜退庵”和“靜隱亭”,以紀念劉凝之的高風亮節,把劉凝之住宅旁的一條小溪改稱“冰玉澗”。本來他還打算建一處劉凝之讀書台,因為一直沒有找到確切的地址,未能如願。劉凝之墓、壯節亭、清靜退庵和靜隱亭落成後,朱熹還舉行了一個簡樸的儀式,邀請了一些好友前來參加。朱熹還為壯節亭的落成,寫下了《壯節亭記》,他在記中說明了建壯節亭的過程和目的,讚頌了劉凝之高風亮節的名士精神。

  南康軍,有真儒過化之稱。朱熹的先師周敦頤在一百年前,就擔任過南康軍守的職務。理學的創立者周敦頤和傳承理學的大師朱熹,跨越了時空隧道,在畫山秀水間會合,這真是天作之美。朱熹對於自己的先師,更是帶有一顆敬慕之心。淳熙六年的四月(1179年),朱熹就在軍治的儒學宮,新建了五賢祠和濂溪祠,五賢祠裏是五位星之驕子,他們分別是陶淵明、劉凝之、劉恕(劉凝之之子)、李常、陳瑾五位先賢哲人。由於對周敦頤的感情不同,特地為周敦頤建起了濂溪祠,除祀奉他的先師外,還將周敦頤的第子程顥、程頤也列入祀奉。朱熹在修複曆史文化遺存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但更感人的是,朱熹不是因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來做某一件事情的,更不是利用自己的職權來達到某一種目的,他沒有忘記正在與旱魔抗爭的貧民百姓,這些文化遺址恢複和建設,都是從自己的歲銀中捐出來的,沒有花國家一分錢,更沒有濫施民力,就是我們今天來看待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朱熹在南康軍留下的能名垂青史的偉大工程,是他親手恢複了白鹿洞書院,成為中華教育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

  南康軍嚴重的幹旱,使朱熹不能在他的大堂裏過清閑的日子,雖然身體不那麽好,走路還有點困難,但他還是頂著炎炎的烈日,到田野鄉村去巡視旱情,指導抗旱工作。一天,朱熹在巡視旱情的過程中,來到了廬山南麓五老峰下,在一處山水環抱,古鬆蒼翠,峽穀幽深的盆地,發現了北宋頗負盛名的白鹿洞書院遺址。朱熹無疑知道白鹿洞書院豐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地位。

  據史料記載,白鹿洞書院原為唐代李勃兄弟的隱居讀書處,就是後來做過江州刺史的李勃。李勃在這裏讀書時,馴養了一隻白鹿,這隻白鹿通人性,李勃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隻要寫上一個單子,在白鹿的脖子上掛一個布袋,這隻白鹿就到十幾裏外的南康鎮去幫李勃購買,李勃與白鹿終日相隨,因此,當地人就稱李勃為白鹿先生。後來,李勃當了江州刺史後,時常懷念他隱居時與白鹿在一起的讀書生活,常舊地重遊,建亭台樓閣,並引來廬山的山泉,種植名貴花木,成為江州城外的一個休閑場所。由於這裏山峰回轉,形狀如洞,加上白鹿的傳奇,就有了白鹿洞的稱號。五代南唐升元年間,這裏開洞講學,被稱為“廬山國學”,有很高的教育地位,這也就是白鹿洞書院的前身。宋代初年,書院教育興起,南康軍對白鹿洞進行了改造擴建,並正式定為白鹿洞書院。一度書聲琅琅,成為北宋的四大書院之首。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書院毀於兵災戰火。到朱熹這次來到白鹿洞書院時,書院已人去樓空,一片荒涼,朱熹十分痛心。破敗的書院雖然缺乏生氣,但書院四周的環境,自然秀色可餐,朱熹對前來巡察旱情的同僚說:“觀其四麵山脈,清邃環合,無井市之喧,有泉石之聲,真群居講學,循跡著書之所”。

  朱熹下定決心,要恢複白鹿洞書院,重振廬山國學雄風。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軍府財政,由於抗擊特大旱災,已囊中羞澀,朱熹也因為修壯節亭、五賢祠和濂溪祠,家中已無積蓄,怎麽辦呢?他想到了皇上和朝廷。朱熹在《申修白鹿洞書院狀》的奏折中,說明了要恢複創辦白鹿洞書院的意義,似乎沒有得到朝廷多大的支持,朱熹隻得一手抓抗旱救災,一手找商賈富豪,廣募資金,終於在任南康軍的第二年的三月,完成了書院的修複。雖然書院達不到當初“廬山國學”的規模和恢宏,僅有七架小屋五間,但他還是非常欣慰的。而且他親任洞主,當年就招生20多人,開堂授課。

  白鹿洞成就了朱熹一生最燦爛的輝煌,這主要與白鹿洞教規成為一千年來中國教育的教學大綱分不開的。我現在將書院學規展示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略)

  正是由於上述的白鹿洞書院學規,符合中國封建統治者的根本利益,被視之為聖經。朱熹也就成了繼孔子之後,聲望最高的教育家,列入聖人序列。

  除文化建設以外,朱熹還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民生工程,這就是在軍治所在地的鄱陽湖邊上被後人稱之為的紫陽堤。

  朱熹在任南康軍後,除了麵對旱災以外,他還遇到了鄱陽湖的大浪滔天。鄱陽湖屬季節性湖泊,漲水受長江水位的影響,如長江水位高,或是鄱陽湖的五條水係出現局部性的洪澇,鄱陽湖就會出現洪澇災害,一般7--8月份,是鄱陽湖的洪澇季節。正在田野裏抗旱的朱熹,又接到了洪澇災害的報告,他親自到湖區察看,看到翠綠的禾苗,被無情的洪水吞滅,心情十分沉重,而且軍治所在地星子縣城南,也被洪水淹沒,城裏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城南的落星灣,鄱陽湖水位在二十米以下時,是一個天然的避風港,當水位超二十米時,水闊南天,風大浪湧,船隻無法安全停泊。他再次想到了朝廷對他的信任,任知軍第二年的九月,他向朝廷申請修建鄱陽湖星子城南石堤,請朝廷下撥修石堤的民工工錢。這是南康軍曆史上史無前例的民生工程,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除此之外,由於旱災,許多老百姓家裏生計困難,他們通過出工修石堤,又可增加收入,度過災荒,這一創舉,可謂是一舉兩得。

  剛剛在抗旱中得到朝廷表彰的朱熹,趁熱打鐵,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很快就得到了錢200萬文,米1000斛的治湖工程經費。為了把這件利國利民的民生工程辦好,他除親自督辦外,還抽調了星子縣令王文林,南康軍司戶毛敏擔任建設指揮部的指揮,要求他們“功職其事”。這兩位屬下,沒有辜負朱熹,盡職盡責,征調星子、都昌、建昌三縣饑民組成了建設隊伍數千人,在星子城南拉開了修建防洪工程的序幕。他們開通淤塞,從廬山東牯嶺開采花崗石,在落星灣上建起了一條宏偉的大壩,長數千米,壩高超出正常水位三尺,既可以保障船隻的停泊,又擋住了風浪,城區免受洪澇災害。史料記載,朱熹的這一舉動,“間亦躬行其上,勞苦勤恤者甚眾”,“三邑民眾歡趨之”。這可能也是南康軍曆史上的第一個以工代賑項目,這是朱熹的一個偉大創造。

  朱熹,1178年朝廷任命他知南康軍,由於他的請辭,朝廷不允,延遲了上任的時間,他來到南康軍上任時,已是1179年的三月了,忙碌而又充實的日子過得真快,朱熹的任期就要結束了。1181年的三月,朱熹改任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朱熹離任之際,正是南康軍城南大堤竣工之時。這時候的廬山南麓、鄱陽湖岸邊,在戰勝了特大的自然災害之後,天空更藍,大地碧綠,春暖花開,和風吹拂,朱熹的心情格外輕鬆,他已經對他灑下過汗水的這塊土地產生了濃濃的感情,有了不舍的眷念。當初,他千方百計要辭去南康軍職務與今天要離開南康軍的心情比較以來,那簡直就是天壤之別,他要再去看一看落星灣,寫下了“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蓑”,他真的好想脫去身上的官服,像陶淵明和劉凝之一樣,到落星灣去做一個無憂無慮的打魚翁了。

  在南康軍的兩年多來,朱熹在工作中也到過境內廬山的一些地方,但對於廬山這座文化聖山來說,他還“不知廬山真麵目”。朱熹離開南康軍的時候,是個閏月,三月二十七日,他與新任知軍錢聞詩辦理了接交事宜,為了不驚動南康城裏的父老鄉親,他黃昏悄悄出城,夜宿廬山羅漢寺。

  朱熹離開的消息,還是被老百姓知道了,數以百計的南康城居民趕到羅漢寺揮淚相送,五十二歲的朱熹與南康民眾灑淚相別的那一刻,將永遠留在廬山南麓的時空裏。

  三月二十八日,朱熹最後一次走進了他親自恢複的白鹿洞書院,並作了最後一次演講。隨後,他繞山辭行,山上山下,山南山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讚頌廬山的詩篇,至四月七日,到達江州江磯寺,與從南康軍星子縣趕來送行的王仲傑等鄉親話別,離開了他鍾愛的匡山蠡水,把南康永遠留在了心裏。

  兩年多的時間,在曆史的長河裏,彈指一揮間。

  看著那一行行鮮活的文字,我為我遙遠的父老鄉親有這樣的父母官感動和自豪。朱熹已遠離我們而去,但他在匡山蠡水間留下的業績,永昭日月,他留下讚美南康軍的詩篇,永遠是匡山蠡水間最響亮的交響曲。

  朱熹,這位先賢哲人,你永遠活在匡山蠡水間,展示著你的迷人豐采。

  §§第三章 故鄉走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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