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湖神韻

第五節 鄱湖岸邊是故鄉

　　在匡山蠡水間，有許多的文化大師、先賢哲人，或追崇陶淵明的人格詩品，或為山水之勝而迷戀，立誌要成為匡山蠡水的兒子，在這裏找到自己人生的歸宿。如李白、白居易、朱熹，都有過這樣的願望，但社會紛繁複雜，世事難料，他們大都帶著無限的眷戀和無奈的遺憾，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但有一位文化大師就天遂人願，把願望變為了現實，長眠在匡山蠡水間，化為山脈，化作彩虹，這就是聲名遠播的理學先師-周敦頤。

　　贛鄱大地的情緣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實。誕生在湖南的道州（今道縣），今屬湖南零陵地區，是湖南通往廣東、廣西、海南及西南地區的交通要塞，而且曆代都為郡、州治所在地，文化的滲透與交融，形成了道縣的文化底蘊，也是一個人傑地靈的地方。我們追尋著周敦頤的足跡，可以清晰地看到，道縣孕育了周敦頤；贛鄱大地，成就了周敦頤的輝煌。

　　書香門第培育了周敦頤的聰明才智。他的父親周輔成在公元1015年，由於學識淵博，不負眾望，由湖南六名舉人聯合推薦，被朝廷賜進士身份。周敦頤父為人仗義，又勤於政事，有較好的口碑，曾擔任過今廣西賀縣知縣，官至諫議大夫。周敦頤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了他幸福的少年生活。如果不是家庭變故，周敦頤在父愛的關懷下，生活中應該是有很高的幸福指數的。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公元1031年，周敦頤14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少年，其父周輔成突然病逝，這對周敦頤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由於失去父親這棵大樹，家庭生活變得困難以來，周敦頤度過了一段如同百姓一樣的困難生活，但這對他提前了解社會是非常有益的，生活的艱辛，從此開始磨練這個少年的意誌。在困境當中，他的母親一度變賣家產度日，但終不是長久之計。生活變得越來越艱難，他的母親想起了自己的娘家，他和母親一起揮淚告別養育了他的道縣故土，去今江蘇鎮江市投靠舅父鄭向。此時的鄭向已是龍圖閣學士，舅父慧眼識英才，見周敦頤聰慧好學，是可造之才，便把他視為己出，精心教誨和培養。周敦頤是幸運的，沒有因家庭的變故而影響自己的學業，而是在舅父鄭向這裏，得到了更好的學習環境，並迅速成長和成熟起來，為他後來成為理學宗師，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我們今天已很難考證周敦頤是以什麽身份出仕的，但他沒有進士身份是無疑的了。公元1036年，20歲的周敦頤，已是公認飽讀詩書的才子，得到舅父鄭向的喜愛和器重，鄭向用自己的身份和影響，上奏朝廷，說周敦頤是一個很有培養前途的青年，朝廷接受了這個建議，任命他擔任主管祭物的衙門小吏，這個職務可能他並沒有做多長的時間，由於他的母親因病不幸去世，便在母親的安息地守孝三年。守孝的日子是漫長的，在失去母愛的日子裏，他又一頭紮在書堆裏，繼續如饑如渴地學習。在周敦頤守孝的地方不遠，有一山叫黃鶴山，黃鶴山有一個鶴林寺，鶴林寺也是一個讀書的地方，當時的文人雅士範仲淹、胡璦、胡宿、李覯、僧人壽涯等經常在一起，過著“佳作共欣賞”的讀書生活。周敦頤主動加入到其中，與他們的關係，可稱得上是亦師亦友。他在這裏開闊了眼界，在學習方麵，得到了很多啟迪，這對今後周敦頤在學術上的成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公元1040年，周敦頤守孝期滿，朝廷調他去洪州（今南昌）分寧縣（今九江修水）擔任主薄職務。當時朝廷任命的縣級官員隻有三名，即縣令、縣丞、主薄，也就是說，他做了一個縣的三把手了。周敦頤為人正直、為官清廉、辦事認真，是一個非常能幹名留青史的官吏，特別是他堅持原則，不畏權貴，洞察秋毫，明斷獄案而為後人稱道。他剛到分寧上任，就碰上了一個疑難案子，縣令、縣丞都束手無策，隻好把這塊難嚼的骨頭交給周敦頤了，周敦頤接手案子後，並不聲張，而是深入實際調查，精密分析推理，當他得到正確的結論後，才升堂，僅一次審理，就把這個案子搞了個水落石出，令老縣令也不得不佩服，分寧的老百姓，稱讚他說：“周公斷案，連老獄吏也比不上啊！”

　　周敦頤剛步入仕途，就顯得不同凡響，以至在他以後的仕途歲月中，多次破解疑難案件，成為他人生軌跡中輝煌的一頁。

　　1045年，周敦頤在分寧擔任主薄四年後，由於政績突出，得到了提拔重用，調任南安軍（軍治在今江西大餘縣）參軍，這是一個輔佐軍守管理軍事的官職，同時又兼管一方司法，軍是古代一個軍政合一的政權機構，一般交通要地和軍事要塞，都設有軍。周敦頤一到南安軍，就顯示了他的斷案才能和剛直不阿的品德。南安有個囚犯，根據當時的律條，罪不當死，不知怎麽得罪了轉運使王逵，王逵是個殘忍凶悍的官僚，官職又比南安軍級別高，當時南安軍懾於他的淫威，不敢伸張正義。可是，周敦頤不畏權勢，挺身而出，與王逵據理力爭，全然不顧個人安危，但王逵不為所動，周敦頤隻得以辭官抗爭，而且義正言辭地質問王逵：“難道可以這樣做官嗎？用不該處死的人取悅上級的事情，不是我該做的！”在周敦頤的正義麵前，王逵膽怯了，由於一個參軍的辭職必將驚動朝廷，王逵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終於使王逵放棄了重刑的主意，囚犯得以免於死刑。

　　周敦頤雖然勤於政務，但求知探索，追求天理始終伴隨著他的一生。1046年，興國縣令程大中調任南安軍通判。程大中是個儒家信徒，對孔子，特別是對董仲舒的儒家學說有一定的研究。同在一軍內任職，程大中與周敦頤的交往便多了起來，當程大中發現周敦頤對儒學有很深的見解，學識的淵博遠在自己之上，由衷地佩服周敦頤，碰到疑難問題，都要向周敦頤請教。同時，對周敦頤的人格人品非常敬重，便決心讓自己的兩個兒子拜周敦頤為師。周敦頤見他的兩個兒子程顥、程頤儀表堂堂，眉清目秀，非常喜歡，當談起孔孟之道，諸子百家時，對答如流，當場就答應收為弟子。周敦頤潛心傳授，兩個弟子虛心好學。師徒在學習中不斷探索，一門新的學問正在形成，我們現在可以基本肯定地說，是南安這個富有靈氣的土地，啟迪了周敦頤的思想火花。概括起來說，周敦頤這個思想，是以古代的哲學思想作為平台，來研究事物的發展規律。在他這個思想裏麵，有《易傳》的精髓和老子的道教，簡單地說就是有係統的宇宙構成論。最精彩的說法是：“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意，心誠摯，“誠”是至高無上的“純粹至善”，是“五常之術，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周敦頤的這一哲學思想，被後來的學者尊崇，並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周敦頤提出的哲學範疇，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與靜、善與惡，成為後世的弟子研究的重要課題，這就是從周敦頤開始，一門新的哲學學科-理學。

　　周敦頤在南安度過了6個春夏秋冬，其主要工作，還是輔佐軍守管理司法，由於政績突出，再次得到重用，34歲那年，調任桂陽縣令，這是他離開湖南後，又回原籍為官，38歲時，又回贛鄱大地，任隆興府南昌縣令，40歲時做到了虔州通判。這是一個比較高級的職務，是州府一級的官員。他的仕途的巔峰，做到了三品大員，但他並沒有留戀這個職務，最後，還是知南康軍（治所在廬山腳下、鄱湖岸邊的星子縣），在一個正五品級的官員的職位歸隱，為他的仕途劃上了圓滿的句號。由此看來，雖然周敦頤頗有政績口碑，在浩如煙海的封建社會官吏中，“官本位”思想的意識是非常濃烈的，周敦頤並不是以達官顯赫而名垂青史，真正成就他的輝煌，還是他的理學思想和“出汙泥而不染”的崇高品德。

　　灑向人間都是愛

　　宋代，是中國書院的發展和成熟階段，一些有識之士，將書院作為傳播思想、教書育人的“陣地”，孜孜不倦，至誠至真，是令人感動的。周敦頤出任分寧主薄，隻不過是一個輔佐縣令的偏官，隻要做好分內的行政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把教育風化作為己任，特別是他的理學思想日漸成熟以後，把建立書院，傳播教化，當作終身追求的理想和目標。1042年，周敦頤便在縣城東門城外，風景優美的修河岸邊旌陽山麓創建了景濂書院，設堂講學，教書育人。修河岸邊，景色非常秀麗，清澈的修河水，流水潺潺，蜿蜒而過，這使他想起了老家道縣，故鄉的那條濂溪，他想起了少年時在故鄉度過的溫馨時光，遂將書院改名於濂溪書院。從此，“濂溪”成了周敦頤永恒的代名詞，被人稱為“濂溪先生”，並伴隨了他的一生。分寧（修水）的濂溪書院匾額，一直掛到了明嘉慶年間。由於修水誕生了一個黃山穀，即著名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修水人為了紀念這位鄉賢，便在濂溪書院旁邊建了一個黃山穀寺。兩位大師就這樣在修河岸邊的旌陽山相會了。還是在明崇禎年間，縣裏的一些紳士，將書院改為濂山書院，把兩位先賢哲人放到一塊進行紀念。到1668年的清康熙七年，周敦頤在其他地方的濂溪書院，名聲遠播，而這個曆史最為悠久的濂山書院，反而不為外界知曉，便又將濂山書院複稱濂溪書院，這一名稱一直延用至今。幾百年來，修水的有識之士，始終把保護濂溪書院為己任。清乾隆八年（1743年），知府許淵，就對書院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造和規劃調整。當許淵巡視到濂溪書院時，書院已顯陳舊和破爛，書院的生計都出現了困難。當時，境內的雲岩寺、洞山寺由於爭奪有糾紛的寺院田產，鬧得不可開交，各說一詞，很難達成諒解，許淵在做好雙方寺廟工作的同時，將年收益756擔稻穀的寺廟田產，劃歸書院管理，作為濂溪書院的日常經費。從此，書院的經費便有了源頭活水，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書院麵貌煥然一新。在清代的中晚期，書院的財產田地已遍布全縣八個鄉。修水濂溪書院從周敦頤創立以來，為修水培養了無以數計的人才，900多年來，一直書聲琅琅，是修河岸邊最富有生機活力的地方，直至民國初年，改書院為學堂，才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當年，書院規模最大的時候，出現了三重三進的格局，即講堂、尊經閣、文昌閣，有師生宿舍二十多間，生徒達數百人。書院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修水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走出了六位國學大師級的人物，一是與周敦頤同一朝代的黃庭堅，另外是晚清的陳寶箴一門五傑。一個縣級區域內的鄉學，能走出多位青史垂名的大人物，實屬罕見，也是書院的造化。幾百年來，理學由於統治階級的推崇，周敦頤在封建社會的名聲越來越大，到書院求學講學的名人雅士不乏其人。黃庭堅是書院的學生，成名後，還常來書院講學，大詩人蘇東坡，周敦頤的兩位謫傳弟子程顥、程頤都在這裏留下過足跡。400多年後的明代哲學家、教育家王守仁，也是周敦頤理學傳承中的大人物，還有清代文獻學家、著作家王謨等著名學者，都慕名來這裏拜謁和講學，進一步提升了修水濂溪書院的知名度。

　　修水的濂溪書院，與周敦頤成為理學的開山鼻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縱觀周敦頤的一生，實際是從24歲出仕，即為修水主薄開始，到南康軍守時辭官歸隱，在官場已經走過了32個年頭，32年來，他一直享用的是朝廷的奉祿，幹的是州官、縣令之類的政務，包括轉運史三品大員的職務，而最終不是以政事標榜史冊，而是以一代宗師、教育家流傳後世，這與他在修水創辦書院和實踐是分不開的。創辦書院，其實是周敦頤的一個業餘工作，這不是他的主業，正是由於這個業餘工作，成就了周敦頤一生的輝煌。書院創辦之時，能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和理想，其實周敦頤心裏並不踏實，因為他創立的書院，並不是傳統文化的基礎教育，我們現在來讀《周子全集》，可以清晰地看出，他要教化的是他的代表作《太極圖經》和《通書》，弘揚的是儒家文化的價值觀。書院肯定是朝著周敦頤的想象發展的，這些新招來的學生，對他提出的學說，有耳目一新之感，興趣濃烈，而且求知欲望極盛，這就使得周敦頤有一種心理上的滿足感，事業上的成就感，也就更堅定了他辦好書院的決心和信心。在周敦頤傳播理學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更大的收獲，使周敦頤非常欣慰。人間煙火養育了人間的不同性格和類型的人物，作為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員，麵對的就是各種社會矛盾糾紛，而各種利益的矛盾糾紛，往往又演變為激烈的社會矛盾，有的還會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化解社會矛盾，是每一個統治集團都必須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如果都能按照周敦頤提出的理念，在陰陽各自的規律內運轉，劇烈的社會矛盾，就難以激發，這就非常符合統治階層的需要。周敦頤作為一個基層統治者，在實踐工作中，需要有一種思想，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準則，而他推行的理學思想，正是這一行為準則的導向。因此，就更加堅定了他辦好書院的信心和決心，並把他推行的理學思想，來為統治階級服務，當做他終生的奮鬥目標。

　　從此，周敦頤每到一地，都要廣施恩澤，開堂授課，傳播他的理學思想。他在任南安參軍時，最大的收獲是招收程顥和程頤兩位誌同道合的弟子，南安也是他《太極圖說》問世的地方，他的理學思想日趨成熟。他在南安也創辦了一個書院，程顥、程頤就是這個書院的學生，後來的學者認為周敦頤的理學成熟於南安，便將他的南安濂溪書院改名為道源書院，寓意理學的發源地在南安。

　　湖南的郴州，是周敦頤人生旅途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他任郴縣縣令，這是周敦頤第一次踏上郴州的土地，第二次是公元1050年，他調任桂陽縣令，也就是今天的汝城縣，第三次是公元1068年，調任郴州軍，都是今郴州地域。

　　周敦頤在郴州，肯定少不了一處濂溪書院。從現在來看，全國各地除周敦頤親手創辦的濂溪書院外，還有近100處為紀念這位理學先師創辦的濂溪書院。但至今保存完整的，可能就是郴州汝城的濂溪書院了。周敦頤每到一處，都要興辦教育，教化民眾，傳播他的理學思想，他在郴州創辦的濂溪書院，到1220年時，已不見蹤影。但郴州的父老鄉親，沒有忘記周敦頤，1220年，在縣令周思成的倡議下，修建了濂溪祠，以祠而冠書院名之。近800年來，汝城濂溪書院，雖經風雨侵蝕，兵災戰火，也曾多次毀壞，但曆代始終多有維修，薪火相傳，保存至今，這不能不說是一處文化遺存的奇跡。今天的汝城濂溪書院，坐落在縣城西鄰，金鳳嶺山麓，院前溪水潺潺，背靠金鳳山麓，占地4480平方米，寬31.3米，長62米，存有大小房間49間。而且書院符合《太極圖經》中的陰陽規律，采光充分，環境優美，登高望遠，視野開闊，進入書院，可以從一麵牆壁上看到一行大字：“出汙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走進院子，是一尊周敦頤的塑像，仿佛這位理學先師，正在等待著他的弟子開堂授課。這裏有周敦頤的生平介紹，與書院的發展曆史變遷，置身書院，有如回到了900年前，感悟到書院的鮮活氣息。

　　在郴州，還有一處規模較大的濂溪書院，那就是愛蓮湖濂溪書院。據說，這處書院也是周敦頤親手創辦的，但今天置身書院，猶如一處風景名勝區，有明顯的現代痕跡，但還是值得一看的。今天的愛蓮湖濂溪書院，位於郴江河畔，愛蓮湖旁，建築麵積達38畝，房屋建築麵積3000平方米，是現存規模最大的濂溪書院。

　　在這處濂溪書院，除了與其他濂溪書院的共性之外，還有一個別具特色的愛蓮堂。愛蓮堂也是這個書院的核心建築，高14.7米，采用湖南古民居建築與廟宇建築相結合的風格，古樸莊重，大殿前有一個池塘，而且栽種了許多蓮花，被稱之為愛蓮池。當夏日的陽光揮灑大地，愛蓮池內的荷花便競相開放，給人帶來沁脾心扉的芬芳，讓人流連忘返。

　　周敦頤的濂溪書院，已成為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今人研究周敦頤的重要平台。人們紀念周敦頤，更多的還是懷念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精神，濯清漣而不妖的高尚品德。

　　鄱湖岸邊是故鄉

　　碧波蕩漾的鄱陽湖，孕育了千峰疊翠，瀑布飛流的廬山。1070年，周敦頤上任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已是三品大員了，周敦頤廢寢忘食的工作，嚴重地摧殘了他的身體，他明顯地感到精力不濟。正是這一年，由於母親鄭太君墓地遭遇水災，大水退後，他便想到要為母親找一處不再受浸害的地方，否則，對一個終身追求理學的人來說，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由此，他想到了鄱陽湖岸邊的廬山，在這匡山蠡水間，有生命的綠色，有中華母親河長江，有碧波蕩漾的鄱陽湖，如果把母親安葬在這樣一處風水寶地，母親在天國應該是欣慰的，而且有名山、名江、名湖的陪伴，她老人家也一定不會感到孤獨。

　　周敦頤雖然在今九江地區的修水縣做過主薄，其實與廬山並無多大聯係，在當主薄期間，並沒有到過鄱陽湖和廬山。可以說，他是與廬山、長江、鄱湖擦肩而過的。周敦頤想在此埋葬母親的這一年，已經55歲了，其實在這之前，他是到過廬山的，而且還不止一次。匡山蠡水之間，是偉大的詩人陶淵明的故鄉，又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陸修靜、慧遠這些名人的謳歌，廬山早就與他的心靈結了緣。1060年的夏天，周敦頤任江東西路的虔州通判（治所在今贛州市），上任前，他來到了首都開封，除了向皇帝謝恩外，還拜會了三品大員王安石，王安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江西臨川人，這次出任江東西路的通判，也等於是在王安石的家鄉為官。總之，這樣一些綜合因素，周敦頤確實是去拜訪王安石了。兩人見麵之後，還真的找到了共同語言，“語連日夜”都不覺短。

　　周敦頤告訴王安石，這次去虔州（贛州）赴任，將會沿著水路下江州，再經鄱陽湖，逆贛江而上。當王安石聽說要路過廬山，非常高興，他向周敦頤介紹了廬山厚重文化和峰巒秀色，並把他寫的有關廬山與鄱陽湖的詩送給了周敦頤。一首是《題南康晏史君望雲亭》：

　　未嚐遣汲穀簾水，三歲隻望香爐雲。

　　雲徐無心澹無滓，史君恬靜亦如此。

　　這首詩是寫廬山的，可王安石這時還沒有登臨廬山，對廬山的向往，令人如癡如醉，恐怕隻要讀過此詩的人，他的心早已飛向廬山。

　　王安石的另一首詩是寫鄱陽湖的，對鄱陽湖也是讚美有加：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

　　東西捩柂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

　　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

　　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

　　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往。

　　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雄偉的廬山，浩瀚的鄱湖，給了王安石昂揚向上的鬥誌和坦蕩的胸懷，王安石借景抒情，透露出他立誌變法改革的主張。

　　周敦頤是個思想已趨成熟的人，他沒有卷入王安石的改革大潮，還是潛心鑽研著他的理學。但對王安石詩中對廬山和鄱陽湖的讚美，還是心有所動，他決定腳踏鄱湖浪，去登臨廬山。

　　第二年，也就是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頤來到了江州，這一年，他已46歲了。無疑，江州知府熱情地接待了遠道而來的客人，並陪同周敦頤遊覽了廬山。

　　廬山這處人間仙境，將會徹底改變周敦頤的仕途軌跡。那山、那水、那樹、那霧，真是美不勝收。他想起了陶淵明的歸隱，想起了李白、白居易在廬山的草堂，他也想在這人間仙境買下一畝三分地，將來在這裏頤養天年。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九江知府的讚同和響應。於是，在九江知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廬山北麓蓮花峰下，修建了濂溪書堂。周敦頤這次到廬山，待了多少天，沒有確切的記載，估計是有些日子，因為他等到了濂溪書堂的落成。

　　濂溪書堂落成後，就有了勃勃的生機，周敦頤真有點舍不得離開了。

　　為祝賀書堂落成，他的好友德化縣令（今九江縣）潘興嗣來拜訪他，周敦頤把當時自己的心思告訴他：

　　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發為學，將有設施可加澤於斯氏者，必不得它，止未晚也。

　　看來書堂的規模和教學條件還是相當不錯，而且已經有了一定的生源。這時候的周敦頤，認為做官並不是終生追求的目標，如果從現在開始，繼續去傳播他的哲學思想，讓更多的人了解理學，也為時不晚。

　　身負朝廷使命，周敦頤還是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他的書堂，去江東西路的虔州做他的通判去了。

　　1065年，周敦頤已經49歲了，是快知天命之年，他由虔州通判調任永州通判。從虔州（江西贛州）去湖南永州，直接從湖南桂東向西就可以了。可他卻走了一條蜿蜒廬山的路，即沿著贛江，經鄱陽湖到長江，再至洞庭湖，經湘江才到達永州，這一路，他飽覽山河秀色，更主要是他決意要再上廬山，再到蓮花峰下看他的濂溪書堂。

　　他在虔州過了一個春節，才動身離開，小船悠悠，晃蕩了三個月，他再次登上了廬山，並瀏覽了白居易筆下的大林寺。

　　大林寺有悠久的曆史，據說是東晉慧遠的弟子曇詵所建，當時已有六百多年了。他沒有看到白居易筆下的大林寺桃花，因為三月的廬山，還帶著冬天的寒意，但大林寺的古樸、幽靜和秀色，還是萌發了他的詩興：

　　三月僧房暖，林花互照明。

　　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禽聲穀應清。

　　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廬山的瀑布雲，給廬山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宛如人間仙境，周敦頤是越來越喜歡這個地方了。這次遊覽廬山，他又在蓮花峰下的濂溪書堂住了很長的一些日子。因為從虔州到永州，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熙寧四年（1071年），55歲的周敦頤是第三次來到鄱湖岸邊的廬山了。這次來廬山，不是作閑暇之遊，而是將母親移葬廬山。他請來風水先生，選擇吉地，廬山清泉社的三起山，風景優美，蒼鬆翠竹，生機盎然，特別是山腳下有一條清澈的小溪，猶如家鄉道縣濂溪再現，周敦頤下了決心，就把這裏當作母親的長眠之地。將母親安葬完畢，也許是由於勞累，也許是由於母親的歸葬，認為人生日短，有了感情上的悲傷，周敦頤竟然病了起來。從第一次遊覽廬山後，他就產生了要在廬山安度晚年的想法，這次，他想落葉廬山，在鄱湖岸邊陪伴著母親的想法就更加強烈了。但是，這個時候的周敦頤，正受朝廷重用之際，以病辭職，恐怕難以得朝廷的允許。這時，他便想了一個緩衝之策，請求朝廷將他改任南康知軍。

　　南康軍（治所在今星子縣），背靠廬山，麵臨鄱湖，風光秀麗，民風淳樸，又有了陶淵明，是一個聲名遠播的地方。宋代的軍，與府同一級別。由於鄱陽湖是江西五大江河水係經鄱陽湖進入長江的咽喉要地，管轄的範圍為江河岸邊的狹長地帶，即今星子縣、都昌縣、永修縣、安義縣，隸屬於江南東路，當時任南康軍的他與山北的江州屬同一級別，一般隻設五品官員。可周敦頤這時已升任三品大員了，職務與職級嚴重不對應，朝廷覺得安排一個知軍職務，那就委屈了周敦頤。但周敦頤態度堅決，並不計較職位的大小，他的誠意，終於得到了朝廷的認可，保留了他的三品待遇，低職高配，如願以償來到了鄱湖岸邊的南康軍，成為南康軍守。

　　周敦頤把要把鄱湖岸邊當作故鄉，作為終老之地，其中也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首先影響他的毫無疑問應是陶淵明，因為他的“出汙泥而不染”的為官品德，與陶淵明的“不為五鬥米折腰”有異曲同工之處，特別是陶淵明設計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欺詐的美好“桃源”社會，與周敦頤的萬事依理的和諧社會秩序也有相同之處。但是，周敦頤要歸隱廬山，與陶淵明的歸隱又不相同，陶淵明的歸隱帶有逃避現實的因素，而周敦頤不是歸隱山林，而是在交通發達的江州城外，他還保留著朝廷的奉祿，他還要在他的濂溪書院弘揚他的理學思想；另一個影響周敦頤的應該就是北宋名士劉凝之了。1049年，五十歲的劉凝之慕陶淵明的高風亮節，辭官歸隱在廬山腳下的鄱陽湖落星灣，在北宋是轟動的事情，周敦頤與劉凝之可稱得上同朝為官，可能他們之前就認識，當周敦頤來任南康知軍時，劉凝之在落星灣畔生活了十多年了。而且周敦頤與劉凝之同在南康軍（星子縣城）生活，看到劉凝之恬靜快樂的日子，不能不引起周敦頤的心動。當然，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周敦頤由於兩次遊覽廬山，對廬山豐厚的文化底蘊，萬種風情的秀色，迷戀了周敦頤，使周敦頤下定決心，連這個知軍也不當了，徹底退隱，在他的理學王國裏尋找幸福和快樂。

　　周敦頤任南康知軍的時間不長，還不到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可能周敦頤已沒有原來那種從政的激情，有關他在南康的政績，從《南康府誌》和《星子縣誌》、《都昌縣誌》、《永修縣誌》、《安義縣誌》中都沒有記載，作為知軍，他是否離開過軍治星子，在都昌、永修、安義巡視，都值得懷疑。但《廬山誌》、《南康府誌》、《星子縣誌》對他在廬山的活動，都有明確的記載。

　　這個時候的周敦頤，早已過天命之年，而且移葬母親後，身體也一直不怎麽好，他更多想到的是他親自創立的理學，或是回憶一些過去的往事。他在南康（星子），還是做了一件流芳後世的事情，挖了一口蓮池，名曰愛蓮池，栽上蓮花，閑暇之餘，在蓮池賞蓮，或邀上好友，泡上茗茶，在愛蓮池中的亭子裏，縱談古今，傳播理學。也就是在愛蓮池旁，他寫下了《愛蓮說》這樣千古流芳的文字。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愛蓮說》，其實是周敦頤對自己心靈和人品的自我寫照，對他即將結束的政治生涯的政治總結。他為官三十多年，一直清正廉潔，當時他就有“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的評價。

　　他在南康軍這些日子裏，更多的還是看鄱陽湖秀色，覓廬山勝境。他在《瀼溪書堂》詩中，表達了他愛廬山的由衷之情：

　　元子溪曰瀼，詩傳到於今。

　　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飲。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

　　田間有流水，清泚出山心。

　　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沉。

　　潺湲來數裏，到此始澄深。

　　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

　　書堂構其上，隱幾看雲岑。

　　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

　　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

　　數十黃卷軸，聖賢談無音。

　　窗前即疇囿，囿外桑麻林。

　　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

　　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

　　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

　　在詩中，周敦頤直呼“廬山我久愛”，真是一種溢於言表的心聲。是該下決心的時候了，他正式向朝廷提出辭呈，允許他留在廬山的濂溪書院，專心去研究他畢生追求的理學。這時候的北宋王朝，還屬中興時期，朝廷尊重了周敦頤的選擇，並給了一個“分司南京”的空銜，保留了他的三品大員的待遇，這對周敦頤就稱得上功成名就，圓滿正果了。

　　脫去了紫袍玉帶，周敦頤真正成了鄱湖岸邊的一個教書先生了。他離開南康（星子），回到了江州城外的濂溪書院了。

　　周敦頤的辭官歸隱，雖沒有劉凝之那樣轟動朝野，但還是得到了許多人的稱讚的。他的朋友任大中就寫了一首《送永倅周茂叔還濂溪》：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

　　隨君不及秋來雁，直到瀟湘水盡頭。

　　這首詩，對周敦頤把鄱湖岸邊當家鄉給予了熱情的讚頌。

　　正是這個時候，好朋友潘興嗣也隨周敦頤隱居廬山，而且還寫了一首詩來謳歌周敦頤，《贈茂叔太博》：

　　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

　　每懷顏子能希聖，猶笑梅真隻隱仙。

　　仕儻遇時寧枉道，貧而能樂豈非賢。

　　區區世道真難得，試往滄浪問釣船。

　　在這首詩中，潘興嗣借春秋時代孔子的大弟子顏回希望能夠成為聖賢，西漢王莽改製時期的梅真棄官成仙的故事，對周敦頤的歸隱，高於顏回和梅真的思想境界，進行了謳歌和禮讚。

　　周敦頤在廬山腳下，鄱陽湖岸邊過著快樂的日子，除在濂溪書院講理學外，他常常到被稱為“廬山國學”的白鹿洞授課，但僅僅隻過了三年，1073年，周敦頤就因病而辭世人間，廬山腳下、鄱陽湖岸邊成了他永遠的歸宿，永恒的家鄉。

　　周敦頤在世時，他創立的理學，還僅僅是在一些文化學術圈子裏流行，並沒有產生轟動效應。但是，他後來的弟子對他的學術不斷創新發展，除程顥、程頤兩兄弟外，還有後來的大教育家朱熹、明代的王守仁，都是理學的傳承人。理學也因統治階級的需要，成為正統思想，800多年來，受到吹捧和尊崇。

　　周敦頤在廬山蓮花峰下，永遠陪伴著母親，他的兩個妻子也先後陪伴在周敦頤的身邊，他也成為今九江地區周姓始祖。九江人民為了紀念這位理學先師，尊稱周敦頤墓為“濂溪墓”，建有牌坊、亭榭，錯落有致，氣勢雄偉，被稱作“江州十景之一”。2006年，九江文化部門與周氏後裔，對濂溪墓進行了大規模維修，成為廬山腳下、鄱湖岸邊一處亮麗的文化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