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蓮與李瓶兒

金瓶二豔 殊途同歸（代跋）

　　一部《金瓶梅》，三個人是主要角色：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這三個人在當時以商品經濟為特征的運河經濟文化與傳統的倫理文化交叉的矛盾之中，表現出一種既奇特又平凡的三角關係，這種關係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是夭折他們生命的主要原因。就潘金蓮和李瓶兒兩位女性而論，她們以不同方式追求自己所向往的新生活的同時，又自覺地背負著妻妾製、子嗣製等等一個又一個沉重的十字架走向本不該屬於自己的終點。

　　一

　　如果說，以摧殘自己的身體而感覺到快感是“受虐戀”，那麽，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段時間，少說有一千年，整個社會以摧殘人最重要的肢體之一-腳而使之變形異化為美，就是社會群體患上了自覺的“施虐戀”和不自覺的“受虐戀”。纏腳，始自晚唐五代，據說是那位風流皇帝李後主的“發明”。為的是宮嬪纏腳後舞姿更好看。誰知後來的士大夫們欣喜地發現纏腳女子走路遲緩，給人以視覺美。再一步的發現，卻是尋花問柳的才子們的“專利”：纏腳女子能帶來性欲上的更大刺激。於是，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纏腳走向民間，不僅越小越美，還有等級差別，以至於社會對女子的審美重心不在上麵的麵孔，也不在中間的腰肢，而在下麵這雙腳。社會如此，女人奈之何？她們從小就開始裹束自己柔嫩的小腳，就像社會裹束她們的自由一樣，讓本來是支撐自己身軀，幫助自己實現生活幸福的肢體拗折變形。這是件十分痛苦的事。但是，如果她們不在幼年時期忍受這極大的皮肉之苦，那麽，她們的青、中年乃至一生，就要忍受更大的精神之苦。宋代以後，尤其是明代，待嫁女子自身的第一條件就是一雙小腳，西門慶對潘金蓮、李瓶兒、孟玉樓、宋惠蓮最歡欣之處，便是她們那一雙雙小腳兒，在他的眼裏，有了這小腳兒才會有更進一步的勝境佳景。大腳女人是嫁不出去的，即使有人要了，在婆家也會受到人們的冷眼和熱諷，就像自己有罪孽一樣。

　　中國婦女在封建社會中的命運正像她們那雙裹了百十層布的腳，一方麵被擠壓束縛成畸形，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隻不過是一個生兒育女的工具，是一個讓男人泄欲的玩物，是男人的附庸；另一方麵，她們的本性和權利被摧殘的程度越深，越能受到社會的褒揚和肯定，越能成為一種美的規範和榮耀的本錢。

　　“金蓮”，是小腳等級中最上乘者，它成了潘金蓮的一雙小腳的絕妙形容，也成了她自己的名字。

　　金蓮九歲時因父親亡故，被自己的母親賣給了王招宣府習學彈唱。王招宣死後，又被她媽媽要了出來，以三十兩銀子的價格轉賣給張大戶。在張家，潘金蓮名為彈唱，實為暗妾，同時當然地成了主家婆的出氣筒。於是，又作為一種極不公平的懲罰和需要，配嫁給她根本不願意的男人武大郎。從九歲一直到與西門慶相遇的二十五歲止，整整十六年，傳統的倫理文化束縛使她在受人擺弄和支配的陷阱裏度過了一個女子最美好的年華。

　　如果潘金蓮是一個深閣中浸染出來的淑女，如果潘金蓮同武大生活在窮鄉僻壤，如果潘金蓮沒有王府和張家的經曆，不識字，更不會作詞填曲，如果潘金蓮生性內向，那麽她的美貌和才情會像她的那雙腳布裏的小腳一樣，在受到人們稱讚的同時，在忍受一切而陪伴著別人強加給自己的醜陋矮小的丈夫度過的一生中消逝和磨滅掉。

　　然而，潘金蓮畢竟是“這一個”。

　　潘金蓮並沒有受到過傳統的正規的閨範教訓，她幼年和少女時的任人擺弄隻不過是一個年小的女子無力抗拒巨大的社會壓力的結果，而十多年被擺弄的生活經曆卻又偏偏教會了她能詩會曲，教給了她一套應付風流社會的本領。她和武大住的地方是熱鬧繁華的河埠街市，在運河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商業小社會中的反傳統新文化給了她極大的影響和誘惑力，她作出了自己的選擇，用自己的小腳彎彎曲曲、歪歪扭扭地走完了自己最後一小段生活之路。

　　潘金蓮對武大極不滿意，不滿意他的身材長相，不滿意他的性格為人，不滿意他在夫妻性生活中的過早枯萎。她作出的反抗，既然不可離婚出走，又不可休棄男人，那就隻有在門前簾兒下站著，常把眉目嘲人，雙目傳意，來滋潤一下饑渴的內心。

　　潘金蓮對武鬆的挑逗和對西門慶的私通，千人罵，萬人責，但人們卻不去考慮，潘金蓮的行為是在傳統倫理擠壓之下，克製不住的情感欲望的流露乃至發泄。二十五歲，正是一個正常女性感情欲望旺盛之時，縱欲如果被認為是過分，那麽抑製欲望乃至禁欲不也是過分？依理而裁，潘金蓮是背理之人；依情而論，潘金蓮又何嚐不是有情順情之人呢？“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湯顯祖語）

　　明代中晚期激烈的“理”與“情”的鬥爭，也在潘金蓮身上和人們對潘金蓮的評論中體現出來了。

　　潘金蓮相識了西門慶，對情欲的追求便一發不可收拾了。整個社會要求潘金蓮自覺處於一個女性應該處於的受支配的地位。而潘金蓮則極力掙紮著、反抗著。她要爭得一個女人應該享受的某些（還不是全部）幸福（還不是權利）。

　　潘金蓮與西門慶在王婆家中私通的那一段不長的日子，可以說是她感到最幸福而又自在的時刻。盡管她心中有“做賊心虛”的心理，回到家中，感到對不起武大，但一旦與西門慶摟抱到一起，她就處於極大的快慰之中，沒人管束，也無人指責。這種幸福與自在，竟使她對將來的道路作出了重大抉擇，成了她下毒手謀害武大的巨大動力；這種幸福與自在，竟使她對將來成為西門慶的妾的生活產生了幻想；這種幸福與自在，也使她不時地產生出同時代的女性，尤其是為人作妾者都具有的恐懼心理-恐棄，乃至進一步產生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的嫉妒心理。

　　幸福總是短暫的。為掙脫命運的擺弄最終卻又陷進被擺弄的命運之中。

　　成為西門慶的第五個小妾，雖然安定感代替了恐懼感，但約束感也代替了自在感。西門慶並非不寵愛她，但正房大娘在地位上的壓力，眾妾之間相互的嫉妒，都使潘金蓮感受被支配、被壓抑的鬱悶和痛苦，甚至連妓女與家中的女仆都造成了對她的威脅。事物總是這樣產生悖論：西門慶可以選擇她，也可選擇別人；西門慶在色欲上的貪圖，給她帶來幸福，也會給她帶來痛苦；你要接收西門慶，就必須接受西門慶的一切。潘金蓮再也沒有在王婆家與西門慶私會的那種感覺，也得不到像過去和武大在一起時那樣的一夫一妻的生活，現在辦事說話都要看人家的臉色才行，否則便會掀起家庭風波。她在西門慶家得到了在武大家得不到的東西，然而也失去了隻有在武大家才能得到的東西。

　　如果從這個時候起，潘金蓮能像孟玉樓那樣，安分守己，知足而樂地生活下去，在西門慶家分得自己作為一個妾所能得到的那一份物質和情感，她也許會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然而她不是這樣的女子！這位個性極強、感情與性欲都極旺且又不甘居被支配地位的女子偏偏不願安分守己，不願忍耐承受鬱悶與苦惱。她的個人選擇已使她進入了慣性軌道。過去，她為了得到西門慶，得到幸福，可以把武大毒死；現在，她為了得到西門慶的專寵，不失去幸福，也可以造成他人之痛苦，謀害無辜之性命。潘金蓮不該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潘金蓮願意別人把幸福建立在她自己的痛苦之上？“你隻不犯著我，我管你怎的。”這是潘金蓮的一句話，這是她的人生價值觀。

　　西門慶與瓶兒幽會，金蓮是最早發現者。瓶兒的長相、身材並不亞於自己，皮膚還比自己白幾分，又是個有一筆大財產家私的女人。金蓮心中很清楚，這位未來的“六娘”的一切都將成為奪取自己目前受寵地位的潛在條件，但是直接阻止西門慶的幽會和後來的納妾都是不可能的，弄得不好會失去西門慶對自己的歡心，她隻得見機行事走著瞧。她對西門慶提出的三個條件是“退一步，進兩步”的手段：“頭一件，不許你往院（妓院）裏去；第二件，要依我說話；第三件，你過去和她（瓶兒）睡了，來家就要告我說，一字不許瞞我。”

　　可是事情並沒有按金蓮的意誌發展，瓶兒一進西門慶家便把金蓮好不容易維係下來的局麵打亂了。瓶兒無意奪寵，但是瓶兒的長相、錢財，尤其是在待人處事上與金蓮的刁滑和刻薄相反，顯現出來的溫和與大方、伶俐與真誠對金蓮的地位都是極大的衝擊。在夫妻（妾）關係上，瓶兒不隻是以性行為的快感來拴住西門慶的心，更多的卻是勸夫為業行正，使西門慶感到瓶兒有特別的“可人心”之處。於是，瓶兒至少分去了西門慶的一半的寵愛。更令金蓮頭痛的是瓶兒偏偏和自己都住在花園裏，在金蓮看來，簡直就是刀槍對陣了。金蓮伺機找岔尋釁，冷言熱諷，挑撥離間，指桑罵槐，無事生非。偏偏瓶兒寬宏大量，忍氣做笑應付一切。隨著瓶兒懷孕，生官哥兒，瓶兒的地位已經達到了與月娘並肩的程度，西門慶差不多已是丟下金蓮去關顧瓶兒與官哥兒。金蓮不僅不能專寵，還有可能被棄。內心的擔憂與恐懼終於使她一方麵與陳經濟T情的同時，采取了一係列手段對付瓶兒，直至用心馴練雪獅子貓嚇死官哥兒，促使瓶兒早夭。

　　與瓶兒的關係是這樣，與宋惠蓮、如意兒的關係也是這樣。瓶兒死後，與月娘之間的衝突仍然是這樣。潘金蓮的所作所為，就其本身的現象來看，可謂之倫理道德中的“惡”，可以詰之以“豈有此等反抗之理”，然而就其實質來看，卻正是一個重壓之下的生命的拚力掙紮。這並非“反映了原始性的人性毀滅”，恰恰相反，這是一個不以時代的道德規範為桎梏，而以謀求正常的夫妻生活，謀求正常的情欲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再現。

　　我們還記得俄國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的悲慘一生會使所有的讀者震動，會引起所有的讀者的同情，人們會痛斥她那個專製的丈夫卡列寧，會咒罵她那個薄情的情夫渥倫斯基，會批判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其實，潘金蓮的命運遭遇同這位俄羅斯上流貴婦人是大同小異。大同所在，都是自己作了個人選擇，要拚力掙脫傳統和時代強壓在自己身上的重負而去追求自己的世界，小異則主要表現在各自的表現方式和謀求目標的手段上。安娜卡列尼娜是以她特有的上流貴婦人的典雅和有修養的姿態，以上流社會特許的情人方式去獲得自己暫時的幸福與滿足。潘金蓮帶著中下層市民的俗欲和粗陋，在不允許的家庭環境中工於心計，不擇手段。這種相異之處，導致了兩個本質相同的人物卻遭遇到現代人截然不同的褒貶。

　　潘金蓮死得很慘。打虎英雄武鬆為兄報仇，把他那一身武藝與力氣使在這個“惡”女人身上。我們在談“武鬆殺嫂”一節時，人們一方麵會認為潘金蓮該死，一方麵也會認為不該如此慘死。但是潘金蓮更甚的悲慘是在她死後，傳統的道德審判已使她零割碎剮了數百年。肉體的死是片刻的痛苦，精神上的淩遲則是潘金蓮這個女人更慘的下場，也是中國婦女悲劇的本質所在。

　　二

　　瓶兒長得很美，美得令潘金蓮妒火灼灼；瓶兒很有錢，連西門慶也得借助於她的財力。她前後嫁了四個丈夫，除了蔣竹山，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然而，她又是個沒有地位的女子，她的生存要求低得可憐，隻要有人愛她，給她精神上的歡樂，她可以做妾，獻出珍寶，甚至可以忍受嫉妒和迫害；她一直在追求著自己的生活目標。生活也許太可憐她了，曾給過她光明，讓她在眾人麵前揚眉吐氣。但是這種光明隻不過是黑暗風暴中的一道閃電，電閃過後，光明連同閃電和雷聲一道消失在黑暗之中。

　　如果說，潘金蓮的個人選擇是以鮮明的個性去反抗傳統而謀求自己的生活目標，那麽，李瓶兒的個人選擇更多的則是盡量把自己的個性淹沒在傳統的、整體需要的共性之中去順從環境，而謀求自己的生活目標。

　　李瓶兒在小說中第一次出現是以花子虛的妻子身份，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瓶兒出身如何，不得而知。書中告訴我們的，隻是她成年出嫁後的情況。她“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為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瓶兒在這種人家做妾，本可以出人頭地，但是，“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就不論地位，連性命也無有保障可言。瓶兒隻在外邊書房內住。這種尷尬的婚姻生活的結束是因為李逵大鬧大名府。瓶兒擺脫了這種名為內妾，實為外房的生活，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和二兩重一對的鴉青寶石，與養娘媽媽上東京投親。第二次婚姻很快來臨，花太監由禦前班值升為廣南鎮守，因為侄兒花子虛沒有妻室，為他娶了瓶兒。瓶兒嫁到這種人家，又是娶為正室，命運應該有個較大的改變。但是，花子虛偏偏是個好嫖愛喝的紈絝子弟，竟把瓶兒丟在一旁，常在外眠花宿柳。這時的瓶兒已不是當年在梁中書家中做妾那樣幼稚和任人擺布，她已經有了做妻子的意識，也有了對丈夫的要求。對於自己這種是妻又非妻的不正常生活越來越難以忍受。特別是在花太監死後，花子虛把家財揮霍無度，不理家事、正事。瓶兒多次勸說，他就是不聽。瓶兒的要求並不高，她希望丈夫既能在外理事，又能管顧家中；她不反對男人在外宿妓在內納妾，所以她讓花子虛把兩個丫環都收用了。其實她也反對不了，她隻希望自己的丈夫能給自己一點溫暖、一點愛撫，她隻希望自己也能享受做妻子的樂趣，哪怕是一點點，隻要不間斷。但不能實現。

　　維係和發展夫妻關係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夫妻間性生活是否和諧，“一夜夫妻百日恩”絕不是一句玩笑。夫妻之間的性生活不和諧，不相對經常性，必然妨礙夫妻情感。今日，我們可以從許多離婚案卷中發現占有相當比例的直接原因就是“夫妻性生活不和諧”。瓶兒對花子虛的態度發展到難以忍受的程度，正是由於花子虛過度的嫖妓外宿已經完全剝奪了瓶兒做妻子的這一點權利。瓶兒在不滿中忍受，這個家庭早該解體。它之所以能維持下去，靠的隻是封建的倫理綱常，靠的是道德規範對女人的極不公平的壓服。瓶兒最初的忍受是為了使丈夫改變現狀，後來的忍受則是為了尋找新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她把求生的目光轉向了西門慶。

　　西門慶以一個正直、知禮、能幹、知情的男子漢形象出現在倚門盼夫歸的瓶兒麵前。瓶兒對西門慶的敬仰、愛慕便是在她認為西門慶具有截然不同於花子虛的言行中產生並發展起來的。於是，她開始背著花子虛與西門慶幽會偷情，西門慶給予她肉體上、精神上的歡樂使她如久旱禾苗逢甘霖。就像泄洪一樣，瓶兒似乎發現了自己多年尋求的目標，她把自己的情感連同私房財產全盤托交給了西門慶。她寧願做一個知情趣的、能幹的男人的小妾，也不願做一個守活寡的正室夫人。雖然，她還不十分了解西門慶這個人，但她離開花家牢籠的想法卻十分堅決。機會終於來到，花子虛在家財案了結後回到家，瓶兒故意氣他。在他生病後，又中止醫藥，表麵上看，是瓶兒的狠毒，實質上是沒有放棄選擇權的李瓶兒求生的手段。

　　瓶兒是不是把西門慶看得太完美了？可以這樣說，“情人眼裏出西施”，一切又是比較而言，畢竟隻有西門慶給了她歡樂和安慰。但是瓶兒又把前麵的路想象得太平坦了，熱情太高，心情太急，一旦西門慶因為出事不能如約娶她，她便茫然不知所措，進而悲傷難堪而病倒，絕望之時相信了蔣竹山，使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出現了不滿意的短暫的第三次婚姻，使自己拐了一個大彎再進入西門慶的家中。

　　通觀李瓶兒的四次婚姻，我們可以看到：少女在婚姻上的無權造成了她和梁中書的無知之婚姻，婦女在家庭關係中的附庸地位造成了她和花子虛的無情之婚姻，絕望的困境造成了她和蔣竹山的被迫之婚姻，對自己生活目標的追求造成了她和西門慶的希望之婚姻。前三次婚姻是這個沒有絲毫地位的女人在以男人特權為前提的傳統婚姻製度的泥坑中被踐踏或痛苦掙紮的結果，它不僅構成了瓶兒性格發展變化的縱向圖形，也形成了她進入西門慶家之後“知足而樂”，轉以傳統的道德規範要求自己來服從家庭（社會）的需要的基本思想。

　　在家庭關係中，女人之間的關係遠比男人之間的關係難以處理，婆媳之間、妯娌之間、姑嫂之間、姊妹之間產生矛盾、發生口角是常有的事，何況妻妾之間。因為妻妾之間不僅有經濟、思想、性格等方麵導致矛盾產生的因素，而且還有特別的因素，那就是與丈夫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內容既複雜又微妙，大概讓那些作為妻妾的女人自己來說說，也是難得清楚的。在西門慶一大家妻妾中，由這種關係構成的矛盾更複雜了。一妻五妾六個女人的出身、經曆、文化修養、性格脾性、經濟背景、愛好信仰的差距很大，其中又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潘金蓮，這個家庭的後房前院就難得有太平日子了。

　　瓶兒最初對潘金蓮頗有好感。這是因為她認為自己與西門慶的事金蓮幫了大忙，於是她要求西門慶把自己的住房蓋在金蓮的一處。但她沒有了解到實情，尤其沒有摸透金蓮的憂慮和嫉妒之心，她想不到自己的美貌長相和雪白皮膚會成為金蓮樹己為敵的原因；她想不到自己常常拿出錢來讓大家吃喝玩樂、幫助別人、幫助金蓮也成了金蓮嫉妒自己的又一原因；她想不到自己以委屈求平靜，以忍耐和溫順求生存反而更加激怒金蓮；她更想不到，自己那剛來到世上的嬰兒會被金蓮作為絆腳石加以清除。

　　終於，官哥兒死在金蓮蓄意馴練出來的貓爪之下。忍耐到極限的瓶兒依照她自己的性格慣性沒有去同金蓮拚鬥，而是隨著兒子的死也倒下了。不僅如此，她此時此刻的道德觀念竟使她自己陷入到一種“罪我”的意識狀態之中，她一再地夢見花子虛來索她的命，內心深處感到自己對花子虛犯下了大罪。她在肯定自己與西門慶的關係的同時，又在否定自己的過去，反省自己的罪孽。於是，她的靈魂便完全被千百年來對婦女迫害的傳統倫理所懾服，也被當時社會所推行的道德規範所震恐，瓶兒臨終前的全部心態實際上是這一類人物的典型心態。瓶兒在死之前，把對金蓮的怨恨集中在一句話上，那就是勸戒已經懷孕的吳月娘：“娘到明日好好生看養著，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這句分量不輕、痛徹心肺的話還是“悄悄同月娘哭泣”說出來的。多麽深沉的怨恨內容！又是多麽微弱的怨恨方式！

　　如果說，李瓶兒的溫柔在處理與眾妻妾的關係中是通過忍讓和順從表現出來，那麽她在與西門慶的關係中則更多的是賢惠和通達。傳統的道德規範告訴了每一個女人：一個已附屬於男人的女人應該一切為男人著想，應該舍棄自己的一切。“賢妻”、“賢德夫人”，還有“烈女”、“貞婦”，這些在道德本位的社會中令人仰慕的稱號，本質上是勒在婦女脖子上的絞索。瓶兒在進入西門慶家的那一刻，便結束了自己的主動追求，而轉為被動的接受。在經濟上，她對西門慶傾囊而出，完全放棄了經濟上的主動，西門慶在官場上和市場上的發達，不少的得益來自於瓶兒。在夫妻（妾）性生活上，瓶兒完全從平衡妻妾關係的角度去克製自己，顯得十分理智和謙讓，常常勸西門慶去別的妻妾房中歇宿。瓶兒的賢惠和通達最令人感動的是她彌留之際吐露出來的心思。她對西門慶一而再、再而三的勸說，真如一對恩愛夫妻的生離死別，足以使今天的不少人為之垂淚。讀了瓶兒的這些臨終話語，可以說，她在離開這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時，滿足了這個社會對她提出的要求。她算不得是一個有貞有節的女子，卻可謂是一個賢德惠淑的小妾。人們紛紛誇讚她在西門慶家的言語行為，西門慶在她死前死後發出了真心實意的慟哭，乃至為她舉行了一場當地前所未有的轟轟烈烈的葬禮。若瓶兒在地下有靈，一定會因此倍感欣慰。

　　多麽可憐而又可悲的女人！

　　在瓶兒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可以假設許多與現實相反的空想：如果瓶兒不以成為西門慶的小妾而滿足，性格不以社會和家庭的需要作為框框，順其自然而發展，朝著具有競爭特征的方向發展，甚至還可以表現為外向性，在處理與金蓮的關係時不以忍讓為先，而以相抗為主，也許她就不會失去兒子，也不會鬱悶而生發舊病，當然也就不會死去；如果她和西門慶僅僅是一夫一妻，她會生活得更好；如果生兒子並不在一個女人的一生中起到決定榮辱尊卑甚至存亡的重大作用，也許潘金蓮不至於把競爭的矛頭對準一個無辜的嬰兒，瓶兒也就不會受到極大的打擊……但現實就是現實，瓶兒所生活的時代與家庭構成了這個女人的生活環境，而這個生活環境的組成既有傳統的倫理文化積澱，又有經濟發展而產生的新的反傳統文化的衝擊，李瓶兒前期對生活理想的積極追求和後期對生活理想的消極固守使自己陷入到矛盾的生活環境的夾擊之中。

　　瓶兒的後期生活，選擇了一條順從道德、屈服命運的道路，但並沒有感動上天，也沒有打動周圍的人，更沒有彌補前期的“罪孽”。“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是潘道士在瓶兒死亡前對瓶兒的道德宣判，這個宣判來自於陰曹地府，也來自於黑壓壓的倫理社會。金瓶二豔，殊途同歸。如果說有不同，那就是潘金蓮生前還有一段我行我素的自在；雖說死得慘，但痛苦隻是瞬間的事，更慘的悲劇是在她死了之後。而瓶兒則在生時就已經遭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溫順忍讓的屈從葬送了自己的一切，這也是中國婦女悲劇的本質所在！

　　陳東有

　　1992年5月

　　注：本文僅就《金瓶梅》中潘金蓮、李瓶兒的人物形象作簡要的分析與品評。有關詳盡論述及理論闡釋，請參閱本人學術拙著《金瓶梅-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斷麵》（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金瓶梅文化研究》（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版）、《金瓶梅詩詞文化鑒析》（巴蜀書社1994年版）、《人欲的解放》（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和《現實與虛構-文學與社會、民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