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隨筆精品

第四十一章 向阿爾貝蒂致意

　　我發現用我們的語言寫的現代詩一這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現在我仍在探察被淹沒的島嶼和陌生的星座一始於我十六七歲在聖伊爾德豐索上中學的時候。我最早的讀物之一就是拉法埃爾阿爾貝蒂的作品。讀他的詩時，我進入這樣的世界：那裏的舊事物和老現實還是它們，但同時又不是它們。它們蛻了皮，仿佛受到某種帶有傳染性的熱情鼓舞而剛剛誕生一般。我興致勃勃地讀著那些詩篇--包括最憂傷最神秘的詩篇--猶如騎著閃耀著綠色和粉紅色光芒的海浪奔馳在波濤翻滾的大海原野上。那裏有的是鬥牛、海豚、美人魚、蠑螈和從天上降臨的姑娘：愛情的一切。海峽中的勇敢遊泳者。更不用說像架著西風的某小姐那樣在平流層滑行的水神了。那是一支生氣勃勃的大軍：學習飲每天的光線，用皮膚思考，用手指肚兒觀看。

　　那些年間，我們一夥青年學生在激進思想的支配下出版了兩個刊物：《樓梯扶手》和《墨西哥穀地》。第一個刊物刊登了阿爾貝蒂的幾首詩。他是我們崇拜的詩人之一。那時他剛剛讚成共產主義，這使我們深受鼓舞。兩年後，即1935年，拉法埃爾阿爾貝蒂和瑪麗亞特萊莎來到墨西哥。我們立刻去拜訪他們，並且馬上被他們征服了。在他的熱誠感染下--那種熱誠在墨西哥是罕見的--我們常到塔庫尼亞區新建的埃爾米塔大廈他的小套間去見他。我還記得同阿法埃爾一起進行的幾次散步和一些交談的片斷：我們談論人和神（前者多於後者）、克維多、聶魯達、加西亞洛爾卡和桑切斯梅希亞，後者不久前逝世了，我小時候看過他在布埃夫拉廣場上的鬥牛。就是在那兒，阿爾貝蒂完成了他那篇悼念這位偉大的鬥牛士的挽歌《看見你，再也看不見你》；就是在那兒，他在大畫家曼努埃爾羅德裏格斯洛薩諾插圖的漂亮版本中發表了它；也是在那兒，在伊格納西奧桑切斯梅希亞和魯道夫加奧納戰鬥過的舞台--古老的鬥牛場上，他為那本書簽上了名。阿爾貝蒂夫婦的逗留令人難忘。他們在高原的群山和純淨的空氣中留下了一股卡迪斯海的氣息。卡迪斯海披著藍盔甲，是一位騎著一匹威馬的騎手。

　　提到卡迪斯，我必須簡單地說幾句。我覺得我多少算得上是阿爾貝蒂的同胞，這不僅因為詩-它的血液雖無形-卻把一切詩人變成了兄弟，而且因為故土：我的外祖父母是卡迪斯省人，外祖父是梅迪納西多尼亞城人，外祖母是聖瑪利亞港人。也許就是這個緣故，我在初讀他的詩時覺得不僅發現了一種新詩，而且憶起了一段古老的過去：它既是別人的，也是我的。

　　我再次和阿爾貝蒂相遇，是1937年在馬德裏。我還記得那些炸彈和瓦礫、黑暗的街道和饑餓的人群，以及繞過街角的一營困乏得要命的戰士和在麵包店排隊的婦女；我也記得遭難的城市那種古怪的快樂熱情，那種共同的熱望和激情，那種固執的希望--在每天的不幸中唯一幸存的東西--以及在雷蒂羅公園一次散步時的悲傷交談，在尼埃布拉的樹木和蒿草中的奔跑，阿爾貝蒂的那條漂亮的狗（從它那之字形的跳躍著，它應該叫閃電）。

　　我們還曾第三次相見，但時間很短。那是1967年在斯波萊托舉行的詩歌節上。1937年馬德裏的另一位幸存者斯蒂芬斯彭德也參加了詩歌節。就在那個時候，一向殘酷的曆史把我們分開了。出於坦誠，我應該這麽說。我不願回想那些爭論，也不否認過去和現在想的事情。簡單地說吧，我總是從彼岸（我的岸）看到，拉法埃爾阿爾貝蒂仿佛是我們詩歌的一個避雷針。當然是在魯文達裏奧賦予這句話的意義上：“上帝的高塔，詩人/天藍色的避雷針……”

　　現在，同樣的曆史--或者用它的另一個名字，也許是真正的名字“命運”來稱呼它一又使我們相聚在一起：拉法埃爾阿爾貝蒂回到墨西哥高原上來了。我向他致意，象征性地給他一根飲太陽血的鳥一蜂鳥的綠色羽毛，讓他像種子一樣把它拋在卡迪斯的土地上。它將長成一棵大樹，美洲和西班牙的詩人將在它的蔭涼下交談。

　　（朱景冬 譯）

　　1991年獲獎作家

　　[南非]納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1923一）

　　打開！

　　打開！

　　什麽在睡眠之門上捶擊？

　　那是誰？

　　住在距動物園一英裏之內的任何人，都常常聽到夏夜裏雄獅的吼聲。而旅遊者往往會上當。他，終於，已經到了非洲，雖然是在另一個大都會中就寢。

　　黎明前，正該是最黑暗的時候，身體正處於最低潮，山上的醫院裏，一些老人過世-夜敞開了，繁星間的一個黑洞，從那兒發出一聲深沉的喘息。十分遙遠，但馬上又十分貼近，就在耳中，因為，呼吸聲永遠令人親近。那聲音增長著，增長著，越來越深沉，越來越急促，越來越令人煩躁，直至，變成一聲巨大的呻吟，一聲上升的呻吟，衝出了牢籠那彎曲的鐵柵，回蕩在整個城市上空--

　　然後，低落下去，減弱下去，又變成了喘息。

　　等著它，它將變得很靜，靜得甚於耳穀中那微小的凹凸與空氣碰撞產生的低響。當它已低弱得似乎將有將無之時，歇一歇，它喘息一下；停頓，維持著夜，好像一個歌手持續唱著一個音符。然後又開始了。那喘息升起，升起，升起，下落，下落，下落，直至變成那可怕的呻吟--

　　打開！

　　打開！

　　打開你們的腿！

　　在燈火通明的老年病房裏，他們從一個個鼻孔中抽出膠管，從一隻隻手臂上拔下點滴針頭，拉過床單蓋住一張張臉。我把被單拉得蓋住自己的頭。我能嗅到那上麵沾上的自己的呼吸。夜已很深，時間又太早，不到該醒來的時候。有時，送奶卡車的橡膠輪胎軋過我們的睡眠。你輾轉反側……

　　“咆哮”不是那個要用的詞兒。孩子們沒學會怎麽自己去分辨諦聽，卻在小學校裏做著動詞選擇練習：“完成這些句子：貓……，狗……，獅子……”做選擇的人都沒有聽過實物的聲音。那個動詞從擬聲方麵說並不準確，就像那些十三四世紀的雕刻師們，他們根據早期探險家們的觀察，做出的第二手的紋章上的野獸，在解剖學上都是錯誤的。“咆哮”對於描繪深夜裏那些巨大的鄂吸進噴出的聲音，並不是準確的字眼兒。

　　動物園的獅子在白天並不吭聲。它們打著哈欠；等待著扔給它們的供宰殺的獵獲物。它們把未用的利爪縮進毫無惡意的巨掌，把那沉重而亂蓬蓬的頭枕在巨掌上（那想象中的獅子總是一頭雄赳赳的雄獅），它透過眼簾盯著遊園者們認定它出於欲火而向往的東西。

　　或許我們曾靠近過波羅的海和那從海上夜霧中發出貓頭鷹怪叫的海上巨獸。但是我現在怎敢開口？在這些凝滯的夜，我怎能相信自己的呼吸輕鬆？

　　隻有在溫暖的夏夜，獅子們才躁動不安。白日裏，當它們目不轉睛地凝視著的時候，它們看見的卻是虛空。它們的眼睛睜著，但它們並未看見我們一當那瞳仁的晶體，對於穿過獅籠的鐵柵、猛然飛撲到近前求食爆玉米花的鴿子空然閉起時，你便可以斷定這一點。在其他情況下，那眼睛始終一片茫然，毫無表情。這些獅子生在動物園裏（幼獅剛出生幾周就向公眾展覽，孩子們可以把它們抱在懷中），它們除了動物園一無所知。它們並沒有在表達我們的那種渴望。隻有在某些夜晚，它們才顯示著自己可怕的力量。它們開始喘息。脅腹鼓起，好像它們一直在穿過暗夜而飛奔，別的動物紛紛從它們的路上退縮逃遁。它們的大口保持著緊張，流著口水，濕漉漉的，好像是對某種犧牲品的氣味做出的反應。終於，它們蓬起它們碩大無比的頭，沉甸甸的，沉甸甸的頭，發出了那吼聲。吼聲飛揚到郊區上空。一種可怕而強烈的要解放自己的欲望：一聲呻吟，回蕩在那一幢幢沉浸在低低的煙雲與苦悶中的房屋之上。

　　噢，傑克，噢，傑克，噢，傑克，嗬一穿過飯店的牆壁，我曾聽見那聲音。我孤獨，我在諦聽。我把被子拉得蓋住頭，把膝蓋收攏雙手抱膝。眼睛睜得大大的。再睡呀！--我命令自己。又睡著了。

　　肯定是因為新的高速公路，近來不大聽到它們了。高速公路的五條車道的套索在附近劃過，把動物園與山脊上的房子之間的山穀也圈了進去。那兒總是每天到很晚、第二天又很早就有過往的車輛。卡車，油罐車，在天亮之前就開始行駛了。橡膠車輪在柏油路麵上旋轉、摩擦形成的飛揚的水花成了城市寧靜特質的一部分，一段時間之後，你便聽不到它以外的很多聲音了。但有時候則不然--也許那是因為一陣微風。即使在寧靜的夏夜，肯定也會有某種微風吹起，直到天明。雖不足以掀動窗簾，但一股氣流，已經帶來那微小、清晰而幽遠的--喘息聲，把它直送入耳穀。

　　或許，是晚飯後那絕妙的威士忌。照例晚飯後是不飲酒的。一個變形的開關在頭腦中鬆開了：打開。

　　那是誰？

　　一輛運土豆的卡車穿過紅綠燈，震撼得我們16個人飛了起來。

　　睡眠終止，我絕早就被驚醒。你變得像一棵大樹，舉起一條條人行道；一切都在膨脹，發出破裂聲，自由地爆裂開。

　　那是誰？

　　大概是報上讀到的什麽東西……是的。昨夜-今夜-在雷特市，（頭版上）在一條條街道上有黑人罷工者，拿著棒子和圓頭棍的碼頭工人。一條粗大的黑蜈蚣，長著成千上萬條舞動的長足，高視闊步，向前進。那喘息聲變得更響了，它也許就在花園裏或窗戶下；出現了停頓，那呼吸的消沉。等著它。等著它。高視闊步，向前進，跨過精心管理的花木，請避開草坪。他們穿過離這兒不遠的另一座城市，他們的腳步節奏鮮明，揮舞著棒子（絕沒有長矛，更沒有槍支）；他們總有一天能跨越任何裏程。當他們經過，商店和房舍都對他們關起了門。當他們走近，他們發出了呼喊--那呻吟正在扯緊，自由大發淫威，扭彎牢籠的鐵柵，他解放了自己。那聲音近得好像此刻他已跨出牢籠，來到高速公路之上，他不知所措，正尋找著路徑，他轉動著他那壯麗的頭，終於在索取那自己從未見過的東西，-那個他要在其中為王的國家。

　　（鄒海 譯）

　　1994年獲獎作家

　　遊行，抗議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定位為軍事條約。當時我認為，日本在亞洲的孤立將意味著我們這些年輕日本人的未來空間會越來越狹窄，所以，我參加了遊行抗議活動。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為年輕團員吸收到反對修改安保條約的文學家代表團裏。

　　由於這個代表團的性質，日程裏安排了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見。當然，對於我來說，其實隻是在稍後的席位上看著團裏的主要成員與領導人對話。對於熱衷閱讀中國現代史的我（現在上了年紀，回過頭看自己，這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除了讀書，就是用於寫書了）來說，在那個位置上細細眺望中國的曆史偉人，覺得他們猶如茂密森林中的參天大樹。在這裏特別想告訴人家，我這個人最愛的，就是書和樹。

　　下麵我引用自己的日記，裏麵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為他們已經作為偉大的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們的心裏，所以請允許省去敬稱。我當時寫到，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還有文學家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那是多麽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間的一天，這些偉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經非常和藹可親地主動與我交談。我們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國會即將審議安保條約修改方案，審議的前夜，東京的遊行隊伍包圍了國會大廈，與機動隊（相當於武裝警察--譯者）發生衝突，女學生樺美智子死亡。這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周恩來總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宴請我們代表團。在門口迎接我們一行的周總理特別對走在一行人最後邊的我說：我對於你們學校的不幸表示哀悼。總理是用法語講這句話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學法國文學專業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動得麵對著名烤鴨一口都沒咽下。

　　當時我想起了魯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事件。由於中國政府沒有采取強硬態度對抗日本幹涉中國內政，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組織了遊行示威，在國務院門前與軍隊發生衝突，遭到開槍鎮壓，47名死者中包括劉和珍等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的兩名學生。後麵我還要講到是什麽契機使我從魯迅文集中摘錄了“希望”這個詞匯。我回憶著抄自《華蓋集續編》（翻澤這本書的是曾經和我一起參加過東京遊行的竹內好）的一段話，看著周總理，我感慨，眼前的這位人物是和魯迅經曆了同一個時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動向我打招呼……

　　魯迅是這樣講的：“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詭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丁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苟活者在淡紅色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劉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腦子裏不斷出現魯迅的文章，沒有一點食欲。我當時特別希望把見見周總理的感想盡快地告訴日本的年輕人。我想，即便像我這種魯迅所說的“碌碌無為”的人，也應當做點什麽，無論怎樣，我要繼續學習魯迅的著作。我當時還希望，我不應當再讓周總理這樣的偉大曆史人物為了我花費他寶貴的任何一分鍾。後來我一直堅守著這個原則。

　　二、魯迅作品伴我讀到老年

　　這個開場白可能長了些，說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謝，因為人家為我安排的整個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則，體現了我的願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學生對話的機會。我是個作家，對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們講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區長大的我是如何從母親那裏得到了翻譯成日文的魯迅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愛不釋手地讀到老年，而我又從中受到了哪些影響。

　　此外，根據日程安排，將用一整天的時間召開我的作品研討會，中國的學者們將從多個角度和我交換意見，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這個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輕時代曾經影響過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們結婚已經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話講，結婚前和結婚後我從來沒有嫉妒過什麽），但是，對於村上春樹的小說在中國各地的暢銷和熱烈研討，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別高興參加為我準備的研討會。

　　日程中還包括今天社科院在這裏為我組織的這場演講會，我想你們都能夠理解，我最後提到它並不是我以為這個日程安排的分量輕。我要說的是，這是繼2000年後，我在這裏的第二次演講。那一次，雖然不是我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卻是我在中國知識分子麵前的第一次演講。

　　六年前，我在演講中提到了我的憂慮，即日本在亞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國內民粹主義趨勢逐漸顯現。我不僅對北京的聽眾講過我的這個擔憂，也對東京的聽眾做出過提醒：千萬不能讓日本曆史上多次重複的“鎖國”再次發生了！事實是，我所憂慮的事情正在發生。

　　這次來社科院演講，一方麵感到高興，另一方麵感到緊迫。因為，我已經7l歲了，也許沒有第三次機會，作為一名對中國知識界抱著敬意的作家，也為了和我抱有同樣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盡我的力量。坦率地說，站在這裏講話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這六年裏，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保持著親密的友好交流關係，在我東京的書房裏，一直自豪地、珍貴地擺放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的證書！

　　六年來，可以說我的擔憂一直揮之不去。我長期以來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齡去世了。勇敢、誠實、卓越的文學精神貫穿於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嚴永遠閃爍著光芒。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寫在了給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據說被發表在報紙上，也許有些人讀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談到了我的憂慮。

　　我在巴金的悼文裏對日本政府走向與中國和解相反方向的強硬態度表示了憂慮。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強行參拜靖國神社。當天晚上，早有預感的我和我所信賴的知識界人士組織了大型抗議集會。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應當向人家介紹8月15日晚上我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麵對一千兩百多與我同樣憂慮的老人、壯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聽眾）所演講的內容。

　　三、我們共有深刻的危機感

　　在8月15日的集會上，我們所有發表演講的人都事先統一了基調，大家都從對政治哲學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開，聯係當今日本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探討對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教授，戰後不久曾經擔任東京大學的校長。在擔任校長期間，他頻繁地對學生和一般市民發表演講，其中許多在出版後被廣 泛閱讀。演講的內容集中在戰後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國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複興已成為戰爭廢墟的國家等問題上。

　　南原繁特別提到的是核武器問題。他說：“經受了長崎、廣島爆炸傷害的人類第一個原子彈受害國日本，擔負著和應付的代價，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對世界曆史的使命。”

　　關於中國問題，他說：“決定日本民族命運和未來的，隻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礎上的日中兩國關係正常化。它的實現需要一個根本的條件，那就是目本國民要對七七事變以來的戰爭責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認識。”

　　我隻親耳聆聽過一次南原繁的演講，那是1963年12月1日紀念學生出征二十周年時所作的題為“放棄戰爭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對那次演講的深刻印象講給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聽。

　　南原繁在演講中談到，戰敗前的兩年，日軍越來越被動，征兵令下達到大學，凡達到兵役年齡的學生都要上戰場，即所謂“學生出征”。作為送行的教授，心情複雜。學生當中有的已經“對戰爭疑惑和憂慮”。當自己的教授同事對學生繼續嘣著“大義名分”、“道德意義”的高調時，不能否認有的學生確實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義可言的侵略戰爭。要把這些學生趕上戰場，怎麽對他們說呢？南原在演辨中對當時的情況做了如下敘述，我在這裏引用南原繁著作集中的原話。

　　“我不能對他們說‘即便違抗國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說。（省略）我對學生講的是，‘國家正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論個人的意誌如何，我們必須依照國民整體的意誌行動。我們熱愛這個祖國，必須和祖國共命運。要知道，一個民族和一個個人一樣，終將經曆很多失敗和錯誤。因此，我們的民族將付出巨人的犧牲和代價。不過，這些付出將帶給我們日本民族和國家真正的覺醒和發展。’”

　　我在8月15日演講的時候引用了南原繁的話。當晚回到家裏時，已經收到批評的郵件。發件人認為，南原沒有阻止學生出征，而學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戰場，而且有許多亞洲人、婦女和兒童被那些出征的學生殺死。怎麽能允許教授的沉默呢？

　　這話說得對。麵對不得不出征的學生，南原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對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為他戰後行動的動力，他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聽南原演講正值戰爭結束第18年，南原繁不得不擔心的是，處在戰後重建中的日本，本應對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以及對近鄰民族帶去的更大犧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覺的發展之路”，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卻正在淡忘這個自覺……下麵再引用他演講的一段話：……向內外宣布放棄戰爭、廢除一切軍備的我國，今天在戰後同一個憲法下卻擁有不亞於戰前的二十幾萬兵力，由此可見建設新日本精神的變化，這一切正是對自己的抹殺、對自我的否定，這麽說可能更合適。別的暫且不論，與此關聯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戰後的新教育理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和混亂。現在的政府、各政黨口口聲聲自由與和平，但其精神內涵和誌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不僅僅是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問題，在我們的一般國民中間也同樣存在，所謂戰前派（包括戰中派），在戰後18年來，已經淡化了對戰爭的反省和戰後初期的決心，甚至已經忘卻，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南原繁這種沉重的恐懼在他的另一段長話中表達得十分透徹。請允許我再次引用。

　　“就我國自身而言，儼然稱為‘聖戰’、打著肇國精神、‘八峢一宇’的大旗，稱美英為鬼畜，以把他們趕出亞洲取得東亞新秩序的霸權為我民族神聖使命，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爭，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麽昵！我們所擔心的是，現在，對所謂‘大東亞戰爭’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其意義的強調，不論意圖和動機是什麽，都將導致所謂東亞新秩序亡靈的再次複活，導致毀滅共產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我們的國民中有的人還沒有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夢中醍來，‘夢，再來一次吧’的希望仍舊殘存。”

　　關於最後這一段引用，特別是對於倒數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擔憂，有幾個發來的郵件、特別是五六十歲的聽眾反饋說，南原繁作為一名謹慎的哲學家，在思考米來時，恐懼的心理常常困擾著他。當時的擔憂就是指“毀滅中國的戰爭”。

　　其實，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盡管日本緊緊追隨著美國，一旦挑起戰爭，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覆滅”的是日本和日本人。這一點連我們當中最健忘的人們（包括那些對廣島、長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對那些受到光輻射而終生痛苦並已經年邁的受害人的情況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應當想象得到。剛才我講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講中透露了兩個最人的擔心。第一是日中關係的惡化；第二是籠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經曆了六十一年，與南原繁演講的時代相比，為“大東亞戰爭”和“東亞新秩序”正名的叫囂更加露骨，在一些報紙上占據相當的版麵，尤其是出現在麵向大眾的電視等媒體上。小泉首相認為自己的行動與這種複古性的論調無關、是個人“內心的問題”，今年8月15日參拜了供奉著“大東亞戰爭”“東亞新秩序”思想的具體實施者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之後的輿論調查結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對小泉的參拜表示支持。這是戰後最大的曆史轉折點。

　　我在這裏能向大家說的是，8月15日晚我們以南原繁的思想為主題、麵對一千二百多名認真的聽眾演講，我們大家共有著深刻的危機感--這樣一個事實，以及將來我們不應當無能為力--這樣一個期盼。

　　四、我越發堅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從少年時代開始，六十多年來一直崇敬著一位中國的文學家，那就是思維最敏銳、民族危機感最強烈的魯迅。我最先接觸到的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在不斷接觸和閱讀魯迅作品的全部過程中，我從來沒有間斷做讀書筆記，其中包括對魯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這個話語的理解等。實際上，我在很多場合都引用了我的這些讀書筆記。無論是最初對魯迅的話語的解讀，還是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的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認識在不斷地加深。下麵，我特別想就魯迅所說的“希望”談談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閱讀魯迅已經伴隨我的一生。日本剛戰敗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我家在四國的山村，沒有優厚的文化背景，這種條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閱讀到魯迅短篇小說的呢？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連我自己也像個謎。因為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講，會提到這件事，所以非常認真地要把記憶中母親給我的那本很小的《魯迅選集》找出來。在我的讀書筆記上記錄了那本書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譯，岩波書店出版，後來又通過書店得知那個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關於這本書的來曆，我也是在母親去世之前才聽她說的。我母親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東京的女子大學學習，接觸過中國的現代文學，後來作了教師。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這位朋友在探望產後的母親時，送給了母親那本魯迅的書。兩年後，盧溝橋事變，戰爭爆發。我母親害怕周圍的監視，把那本書珍藏在了一個小箱子裏，把敵對國文學家的《魯迅選集》藏起來了。戰爭臨近結束時，父親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學的希望。記得當時生活非常艱苦，為生活奔波的母親那時已經沒有看書的餘地了。

　　但是，戰後第二年，新憲法頒布，半年後憲法開始實施的同時又頒布了教育基本法。我們大多數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剛才講過的南原繁講座中提到的對新生日本的決心和希望。我講過，南原繁是一位依照和平憲法致力於教育改革的學者，其實我也是那個改革的受益者。村裏辦起了新製中學，我高興極了。我母親就是在那時把珍藏在箱子裏的《魯迅選集》給了我。那年我12歲，已經可以讀《孔乙己》、《故鄉》，我還專門把《故鄉》的最後一段抄寫在了學校發給學生的粗糙的寫字紙上。我現在引用竹內好對那一段的翻譯。

　　“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這句話，對於當時12歲的我來說能理解得了嗎？我重複著他的話，好像懂了，又好像沒懂。但12歲的我非常珍愛這句話，我覺得魯迅這個人太了不起了。

　　我19歲的時候開始了人學生活，開始閱讀更多魯迅的書。魯迅所說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為此我不知寫過多少讀書筆記（僅在新製中學讀書時的筆記就有很多冊），也多次把他的話抄錄下來。

　　我在《華蓋集續編》裏讀到一段，我想在這裏讀給大家。這是那篇悼念被殺害女學生的文章之後，在更加嚴峻的情況下，魯迅前往廈門之前向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會發表的最後公開演講，是記錄下來的。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曆史學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隻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情，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隻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仍然記得自己在讀了這個談話後的感想。我特別意識到自己進入大學生活就是開始了人生新的階段。12歲時對《故鄉》的閱讀其實並沒有理解透徹，曾經在筆記中寫過“希望”將怎樣才能出現呢？現在，魯迅麵對現實危機，站在猶如一堵高牆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釋得那麽透徹。再聯想到《故鄉》的結尾，魯迅向我們保證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屬於希望的！19歲的我終於破解了12歲以來未解的這道題。隨著人生歲月的流逝，我越發堅信這個道理。

　　五、我們必須改變毫無反省的狀態

　　我從一開始就告訴大家，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台上的我，內心是非常憂慮的。這是我真實的並不情願的感受。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本身，我並不做什麽考慮，心裏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那個世界。我因此而深深憂慮。

　　我想到，自己在戰後那些年曾經被給予希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與因日本人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真正和解，而現實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是那樣嗎？我懷疑。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那天晚上，與我有著同樣憂慮的知識界人士向大家講述的南原繁對未來的那個期望，今天正當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現在的日本人沒有那樣的祈盼，將來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昵？

　　伴隨著自己的這些憂慮、或者說盡管有這些憂慮，現在我想告訴大家的有兩點。當然，這隻足我的強烈的祈盼，並不是說我已經看到了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的可能。也許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這個可能。也正因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講給你們。

　　我用漢語的祈盼（日文為“希求”--譯者）這個詞，它出現在帶給戰敗後日本人再生希望的憲法中，也出現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與憲法在思想上、在豐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貫通的。我12歲的時候，曾經請教新製中學的老師，被允許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寫在筆記本上（我總是把認為好的文章抄下米，這是小時候母親教的，這個習慣保持到老，這也是自學者的學習方法），就是因為我深深地被“祈盼”這個詞所牽動。

　　那麽，剛才說過，我想告訴大家兩點，第一點，三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死於白血病，他就是愛德華薩義德，直到他過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張巴勒斯坦的正義，批判當前充斥世界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

　　他死後，日本的年輕電影人拍攝了記錄薩義德生平的紀錄片，其中有對他的同事們的采訪。他們說，薩義德在他的晚年並沒有找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辦法，但是，隨著死亡的臨近，薩義德逐漸變為“意思性樂觀主義”，他認為，世界的人們不會永遠這樣，也許要經曆很長時間，但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定會得到解決的。薩義德的朋友們認為，雖然“不清楚他講的很長時間到底是多久”，但對薩義德的“意思性樂觀主義”有同感，並表示要繼承他的遺誌。

　　那麽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我憂慮現在的日本人與亞洲的人民、特別是位於其中心的中國人民之間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應當抱著最終能夠達成和解的“意思性樂觀主義”度過自己的晚年。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亞洲的人們、特別是日本人又怎能對未來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現在講我要告訴大家的第二點，回到剛才南原繁一生主張的思想上，對於把想象思考作為職業核心的我來說，南原繁思想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我稱之為“倫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識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現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經不再具有對那場戰爭的記憶。

　　可能更多的人會說，如果老人失去了戰爭的記憶，那年輕人就更記不得，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那個記憶。但是，正因為年輕人是可以通過教育了解過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樂觀主義”更正自己的憂慮。我想呼籲把教育作為核心渠道，運用“倫理的想象力”喚起日本人對未來的構想。如果說為了推動自我教育需要具體的教材，那我們周圍不是有很多嗎，問題在於需要勇氣麵對現實。更坦率地說，就是我們要改變現在這種毫無反省的狀態。我們要為我們的未來擁抱“倫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還是要朝著這個目標，把它作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衛憲法第九條、保衛教育基本法的運動中。已經有老年、壯年、青年和婦女等有覺悟的日本人走在了這條道路上。誠然，我們所麵對的是猛烈的逆風……

　　（李薇 譯）

　　1999年獲獎作家

　　[德國]君特格拉斯

　　Gunter Grass（1927一丂丂）

　　小說的作者是可疑的見證人。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說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是我失去的故鄉，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閱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現在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後出版的幾本書，例如《狗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可以歸因於職業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現在，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產生過程時，我也隻是漫無目的地翻閱某些章節的開頭幾頁。起初我並不太情願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說，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掃垃圾，並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耳曼語言文學的溫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並且知道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現在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誌要幹一番驚天偉業。時斷時續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擋的雄心。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輕鬆而冷靜地控製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並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遊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後麵世，並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後，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與那些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處於劣勢。這類作家在社會義務的旗幟下敲著打字機，他們毫不關注自我，而是以社會全局為出發點來履行他們的職責。根本沒有什麽高尚的企圖促使我為戰後德國文學奉獻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滿足那時文學界提出的“澄清德國曆史”的合理要求，因為我的努力無法給人帶來慰藉，無法使人釋懷。我試圖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鄉土，並且首先一層一層地鏟平所謂的中產階級（即無產者與小市民的泥礫）的垃圾堆。《鐵皮鼓》的作者也許成功地發掘了某些新的認識，揭穿了某些人的偽裝，用冷笑實實在在地打破了國家社會主義的魔力，瓦解了人們對它的虛假的敬畏感，並且重新賦予了迄今為止被縛的語言以行動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夠澄清曆史。

　　鄙人滿足於藝術創造的快樂，欣賞變幻的形式，喜歡在紙上描繪反現實。簡言之，藝術嚐試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待著克服阻力，吞食龐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著基礎代謝。出於對大規模的素材的恐懼，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誘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創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親去世後不久，我與安娜瑪佳蕾塔施瓦茨結為伉儷。婚後的我專心致誌，恪守市民的勞動道德與奉獻精神，並且下決心要向突然闖進我的陋室的姻親們證明我的才能。我的姻親都是循規蹈矩的瑞士公民，他們像清教徒一樣質樸，寬容大度，用藝術鑒賞家的眼光注視著活蹦亂跳的我在過於龐大的器械上做體操表演。

　　這是一種可笑的冒險行為，因為安娜剛掙脫大資產階級的保護，轉而尋求不安定的生活，並且小心翼翼地在戰後柏林的藝術家圈子中初試身手。那時她肯定沒有作一個所謂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盡管小市民出身的飛黃騰達者的興趣經常與大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豪門閨秀追求婦女解放的願望發生有趣的碰撞，與安娜的結合還是使我堅定不移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進。雖然創作《鐵皮鼓》的文學契機發生在我們相識之前，但是我們的婚姻為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

　　一九五二年春季與夏季，我搭車旅行，周遊法蘭西。我沒有謀生的職業，隻是在包裝紙上畫素描，並且不停地寫作。我文思泉湧，下筆千言，除創作了模仿宗師巨匠的頌歌《昏睡的舵手佩林努魯斯》之外，還寫有一首臃腫的長詩，長詩的主人公柱頭修士就是奧斯卡馬策拉特的前身。

　　囿於時尚，我將長詩的主人公確定為一個年輕的存在主義者。他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職業是泥瓦工。他狂野而博學，經常引用名言。就在富裕生活到來之前他已厭倦了富裕，惡心成了他的嗜好。他在無名的小城中砌起了一個高柱，蹲在柱頭上坐禪。他的母親對他罵不絕口，用一根長木棍挑著飯盒將飯菜遞上去供他食用。她力圖引誘他回家，她甚至獲得了一個帶有神話色彩的少女合唱團的支持。小城的社交圈子環繞著高柱，敵友皆麇集於此，最終形成了一個仰望高柱的團體。了無牽掛的柱頭修士俯視下方，沉著地變換重力腿與虛立腿，找到了他觀察世人的視角，並且滿口隱喻。

　　這首失敗的長詩被我束之高閣。從它僅存的斷片中可以窺見：當時特拉克爾、阿波利奈爾、林格爾納茨、裏爾克和蹩腳的加西亞洛爾卡德文譯本，對我的影響多麽巨大。唯一有趣的是詩中對一種超然的視角的尋求。高高在上的柱頭修士的視角太靜止了，而奧斯卡馬策拉特三歲男孩般的身高則恰到好處，這種侏儒視角既靈活多變，又可造成距離感。我們可以說矮子奧斯卡馬策拉特是柱頭修士的對極。

　　同年夏末，當我離開法國經由瑞士前往杜塞爾多夫時，我與安娜初次相遇，並且通過直觀廢除了柱頭修士的形象。一天下午，在一個普通的場合，我看見在喝咖啡的成人之中站著一個脖子上掛著鐵皮鼓的三歲小男孩。男孩的神態引人矚目，深深地嵌入我的腦海之中。這個三歲頑童對他的樂器相當癡迷，甚至達到了忘我的程度。與此同時他對午後邊喝咖啡邊聊天的成人世界作出一副不屑一顧的表情。

　　這次“發現”被遺忘了整整三年。我從杜塞爾多夫遷往柏林，認了一位新的雕塑老師，與安娜重逢，次年結婚，將誤入歧途的妹妹從一座天主教修道院中接出來，畫素描，製作飛鳥雕塑、稻草人和用金絲編成的母雞。我的第一部長篇散文習作《柵欄》采用卡夫卡的小說模式，並且借用了早期表現主義者豐富的隱喻，然而這部習作卻失敗了。隨後我一揮而就，創作了第一部結構鬆散的即興詩集。這些簡潔明快的詩歌逐漸脫離了作者的控製，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這就是《風信雞的優點》，是我出的第一本書，它采用平裝本形式，包括詩歌與插圖。

　　此後，我在主要從事雕塑家職業的同時，還完成了一些短劇，例如獨幕劇《叔叔，叔叔》和《洪水》。當我應邀出席四七社（注：四七社，聯邦德國的文學團體，主要創作傾向為批判現實主義。）的聚會時，我朗誦了這些短劇，取得了一點點成功。因為安娜是個舞蹈家，所以我也為她創作芭蕾舞劇腳本。我嚐試著起草了幾部芭蕾舞劇，舞劇的情節後來成了小說《鐵皮鼓》的章節，例如小說的開篇“肥大的裙子”、關於船艏石像“尼俄柏”的故事和“末班有軌電車”，在小說中，奧斯卡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維特拉乘坐著這班電車穿越夜幕下的杜塞爾多夫，此外還有波蘭騎兵進攻德國裝甲車的場景。這些芭蕾舞劇草稿被我棄置一旁，均未發表，最後都化作了史詩般的小說《鐵皮鼓》的章節。

　　我全副武裝，攜帶著長期積累的素材、不明確的計劃和確鑿無疑的功名心，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作。安娜想接受更為嚴格的芭蕾舞訓練，因此我們於一九五六年初離開了柏林，前往巴黎。雖然我們此時一無所有，但是我們的旅行卻無憂無慮。在皮加勒廣場附近，安娜拜諾拉夫人為師，諾拉夫人在安娜心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俄羅斯芭蕾舞教練。就在我為劇本《惡廚師》作文字潤色的同時，我寫下了一部長篇小說的初稿，這部長篇小說的標題屢經變更，從《鼓手奧斯卡》到《鼓手》直至《鐵皮鼓》。我的回憶至此戛然而止。我隻是依稀記得我概括了小說的素材，製訂了幾個帶圖示和提綱的寫作計劃，但是這些計劃隨著創作的繼續最終均被取消。小說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進了我在下文中即將提到的工作室裏的火爐之中。那時我的行為相當古怪，我不願意用稿本的異文來滿足日耳曼語言文學學者獲取參考資料的欲望。

　　我信筆寫來：“供詞：本人係療養與護理院的居住者……”隨著小說首句的出現，障礙清除了，千言萬語噴湧而出，記憶與幻想展翅高飛，形式遊戲與細節描寫獲得了自由的空間，一章又一章的內容渾然天成。當礁石阻礙著敘述之河的流動時，我就一躍而過。關於本地市場的故事湧入我的腦海，罐頭蹦蹦跳跳，釋放出特有的氣味。我構想出一個枝繁葉茂的家族，我與奧斯卡及其親友們爭論不休，我思考著如何描寫有軌電車及其行車線路，如何安排同時發生的事件，如何擺脫時間順序的荒謬束縛，讓奧斯卡以第一人稱還是以第三人稱的形式來敘述，是否滿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賦予他現實的過錯與幻想的罪孽。

　　我試圖為奧斯夫這個孤僻的怪人配備一個邪惡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圖在他的抗議下破產了。這個受到阻礙的小妹妹堅持她的文學生存權，她後來作為圖拉波克裏夫卡出現在我的其他作品中。

　　現在我要回答一個大家經常提起的、頗受歡迎的問題：我不為讀者寫作，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麽讀者。首先我為自己寫作，其次我為安娜寫作，再次之我為偶然光臨寒舍並且傾聽拙作章節的朋友和熟人寫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喚來了一群讀者，我為這群想象中的讀者寫作。生者與死者環繞著我的打字機，其中有忽視細節的友人格爾德馬赫，戴著厚鏡片眼鏡的文學導師阿爾弗雷德德布林，諳熟文學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嶽母，風塵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師（我認為他的怪脾氣比當今教育體製的幹果供應更有效），還有我已逝去的母親，我用各種文件來對付她的異議與修正，然而她隻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當我回首往事時，我還記得我與這群品頭論足的讀者進行過長時間的交談。如果有人將我們的交談記錄下來並且編成小說《鐵皮鼓》的附錄，那麽成品的篇幅將足足增加兩百頁。也許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號的火爐吞噬了這篇附錄，也許我們的交談純屬虛構，因為我對寫作過程的回憶是十分模糊的，而對我的工作室的回憶則曆曆在目。那是一間潮濕的、底層的陋室。從我開始寫作《鐵皮鼓》時起，這間陋室也就成為我從事時斷時續的雕塑創作的藝術家工作室。與此同時這間工作室又是樓上我們狹小的兩居室住宅的供暖鍋爐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爐。每當我才思枯竭時，我就走出工作室，從臨街的棚屋裏提兩桶焦炭回來，我的工作室散發出地窖菌的味道，並且彌漫著煤氣，使人倍感親切。淌著水珠的牆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瀉千裏。房間的濕氣也許有助於奧斯卡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諾州待上幾個星期，並且在戶外寫作。我坐在爬滿葡萄葉的涼亭中的一張石桌旁，眺望著熠熠發光的南國風景，熱汗涔涔地描寫結了冰的波羅的海。

　　有時為了換換空氣，我就走進巴黎的小酒館，坐在那裏字跡潦草地寫出某些章節。這些小酒館和電影中再現的巴黎小酒館毫無二致。我坐在悲傷地纏繞在一起的情侶們中間，周遭還有裹在大衣裏的老嫗。我麵對著嵌有鏡子的牆壁和青春藝術風格的裝飾花紋，探討歌德與拉斯普京之間的親和力。

　　安娜親身經曆了《鐵皮鼓》長達四年之久的創作過程。她經常想聽，有時也必須聽我講述小說的臨時結局，這些尚未最終確定的結局常常隻是在細節上有所不同。我在寫作時經常出神，並且不停地吸煙，以致室內煙霧繚繞，安娜也許很難確認這個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為她的伴侶，我肯定讓人受不了，因為我整日沉迷於我所虛構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縱著許多電路的配電設備，我與若幹相互穿插的意識層麵緊密聯接在一起。人們稱之為“瘋魔”。

　　我在埋頭創作的同時，活得也很實在。我精心地烹調五味，一有機會就去跳舞，因為我十分欣賞安娜的長腿與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專心致誌地寫作《鐵皮鼓》第二稿時，我們的孿生子弗朗茨和拉歐爾出生了。這不是一個創作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每月有三百馬克的生活費，這筆錢是我隨手掙來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會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與石版畫；瓦爾特赫勒雷通過向我約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給我稿酬，他生性樂善好施，間或來巴黎時就將錢帶給我，在遙遠的斯圖加特，海森比特爾將我從未上演的劇作製作成廣播劇播放；翌年，我已開始雕琢《鐵皮鼓》的終稿，此時我獲得四七社文學獎，第一次賺到了一大把鈔票，總額為五千馬克。靠著這筆錢，我們買了一台電唱機，這台電唱機今天還能出聲，它屬於我們的女兒勞拉。

　　我從未參加中學畢業考試，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憂傷，但是有時我認為：恰恰是這一點保護了我。因為如果我獲得了高中畢業證書，那麽我肯定會擁有一個職位，我會成為夜間節目編輯而將自己剛動筆的文稿鎖在抽屜裏。作為一位被埋沒的作家，我肯定會對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滿腔怨憤，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上天常常賦予他們靈感。

　　其間我與保爾策蘭多次交談，說得更確切些，我隻是他的獨白的聽眾。我投身政治，與孟戴斯-弗朗斯一起喝牛奶，目睹了警察在阿爾及利亞人居住區進行大搜捕。我還埋頭於報紙中，關注國際時事：波蘭十月起義、布達佩斯起義、阿登納在總理競選中獲得絕對勝利。除此之外是空白。

　　一九五八年春，為了寫好但澤波蘭郵局保衛戰那一章，我必須去波蘭旅行。由赫勒雷居間介紹，安德烈維爾特先生給我寫了邀請信，我經由華沙前往格但斯克。我猜想，昔日波蘭郵局保衛戰的某些幸存者還健在，因此我前往波蘭內政部打聽消息。波蘭內政部的一個辦公室裏存放著關於德國人在波蘭所犯戰爭罪行的成堆文件。一位內政部官員給了我三個昔日波蘭郵局職員的地址（最近的地址出自一九四九年）。他特別強調：這三個所謂的幸存者並沒有獲得波蘭郵政工會（和官方）的承認，因為根據一九三九年秋德國和波蘭的新聞報道，所有波蘭郵局的保衛者都被德國人依據軍事管製法槍決了。因此波蘭人將全體保衛者的名字都刻在紀念碑上。誰的名字刻在紀念碑上，誰就是死者。

　　在格但斯克，我尋覓但澤的蹤跡，找到了其中的兩名前波蘭郵局職員，這兩人在造船廠找到了工作。他們在造船廠比在郵局掙得多。他們實際上對其未被官方承認的狀況表示滿意。但是他們的兒子想讓他們成為英雄，想讓社會承認他們是抵抗運動戰士，並且為此而奔走（結果卻勞而無功）。這兩名前郵局職員（其中之一為匯款單郵遞員）向我詳細描述了波蘭郵局保衛戰的全過程。我根本無法虛構他們的逃亡之路。

　　在格但斯克，我巡視昔日但澤的上學之路，與公墓中熟悉的墓碑耳語。就像我在學生時代端坐在教室裏那樣，我在格但斯克市立圖書館的閱覽室裏正襟危坐，翻閱各年度的《但澤前哨報》，嗅到了莫特勞河和拉道納號拖輪的氣息。在格但斯克，我是一個陌生人，可我還是發現了所有兒時的、現已殘缺的舊物：海濱浴場、林中路、磚結構哥特式建築和拉貝斯路簡陋的出租房屋，這些舊房子位於馬克斯哈爾伯廣場和新市場之間。在奧斯卡的建議下，我再次拜訪了聖心教堂，它仍然散發著天主教的臭氣。

　　後來我站在了我的叔祖母，卡舒布人安娜的廚房裏。當我向她出示了我的護照之後，她才相信我是君特格拉斯。她囁嚅道：“孩子，你長大了。”我在她家裏待了一段時間，聽她拉家常。她的兒子弗朗茨曾經是波蘭郵局職員，在郵局保衛者投降之後，他確實被槍殺了。我發現他的名字鏤刻在紀念碑上，他的英雄身份獲得了官方承認。

　　歸途中路經華沙，我結識了今日聯邦德國著名的評論家馬塞爾賴希-拉尼基。拉尼基友好地問這位自詡為德國作家的年輕人，他的文章屬於哪種類型、有何社會作用。當我向他簡述《鐵皮鼓》的內容時（“那個小男孩三歲時就停止長個了……”），他撇下我，驚惶失措地朝促成我們相識的安德烈維爾特嚷道：“當心！這個人並不是德國作家，他是保加利亞間諜。”在波蘭我很難證明我的身份。

　　一九五九年春，《鐵皮鼓》完稿。在我修正了校樣、送走了拚版之後，我獲得了四個月的獎學金，中介人仍然是赫勒雷。我可以前往美利堅合眾國，訪問美國大學並回答大學生們提出的問題。但是訪美最終夭折。那時，為了獲得簽證，所有人都必須接受細致入微的體檢。我參加了體檢，並從醫生處獲悉：我肺髒的某些部位已經出現了結核瘤（節狀物）。明顯的結核瘤會造成肺穿孔。

　　在此期間。戴高樂將軍掌握了法國的政權，有天夜裏，我被法國警察拘留，對聯邦德國警察局的思念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加之我已患肺病，所以就在《鐵皮鼓》正式出版之後（即在這部小說離我而去之後），我們告別了巴黎，重返柏林。在柏林居住時我必須午休、戒酒、經常去醫院體檢、吃鮮奶油、服小藥片。我還記得那種白色的藥片叫做內歐特苯。我每天必須吞咽三次內歐特苯，最後我痊愈了，並且變成了胖子。

　　在巴黎時我就開始了《狗年月》這部長篇小說的準備工作。這部小說最初名為《土豆皮》。我開始動筆時進行了錯誤的構思。後來，中篇小說《貓與鼠》的創作徹底粉碎了《狗年月》倉促而就的草稿。那時我已成名，我不必再去親手取焦炭倒入取暖爐裏了。從此寫作日益艱難。

　　我是否做到了言無不盡？是的，我說的甚至比我想說的還要多。我是否隱瞞了某些要事？對了。以後是否會有拾遺補缺？決不。

　　（賀驥 譯）

　　2003年獲獎作家

　　[南非]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

　　John Maxwell Coetzee（1940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