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隨筆精品

第三十七章 再次小議文學與現實

　　當今紛繁的現實向文學提出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是詞匯的貧乏。當我們談到一條河的時候，一個歐洲讀者至多也隻能想象到二千七百九十公裏長的多瑙河。如果不向他加以描繪，他很難想象到長達五千五百公裏的亞馬遜河的實景；如果你站在巴拉州的貝倫，一眼都看不到彼岸，它比波羅的海還要寬。

　　當我們寫出“暴風雨”一詞時，歐洲人就會想到閃電與雷鳴，但不易意識到我們想要描寫的同一現象。比如“雨”這個字也是一樣。在安第斯山，根據一位叫雅維爾馬裏米埃的法國人向其他法國人的描述，有的暴風雨可以持續五個月。“沒有見過這種暴風雨的人，”他說：“不可能想象它是如何的猛烈。整整幾個鍾點急促的閃電接連不斷，猶如血色的飛瀑；大氣在連續雷鳴的震蕩中顫抖，雷的炸裂聲在無垠的山間激蕩。”這種描寫遠遠算不上什麽傑作，但足以將不易輕信的歐洲人嚇得發抖。

　　因此，有必要創造一係列的新詞匯，以適應當今現實之需。這一需要的例證是不勝枚舉的。在本世紀初走遍亞馬遜河上遊的荷蘭探險家厄普德格拉夫說，他遇到一條溪水在沸騰，在溪水中五分鍾可以煮熟雞蛋。還說，他經過一個地區，在那裏不能大聲說話，因為陣雨傾盆而下。在哥倫比亞加勒比海岸一個地方，我看到一個人在一頭耳朵裏生了蟲子的母牛前默默祈禱，並看到在禱告過程中死蟲子掉了出來。那個人肯定地說，他可以遠距離進行同樣的治療，隻要把牲口向他描述一番並告訴他在什麽地方。1902年5月8日，馬提尼克島的珀利山火山在幾分鍾內把聖皮埃爾港毀滅了，三萬居民全部死亡並被埋葬在熔岩裏。隻有一人除外：全城中唯一的犯人勒德格西爾瓦裏斯，為防止他逃跑而建的單人牢房堅不可摧的結構保護了他。

　　僅在墨西哥，為了表達其難以置信的現實，就得寫許多本書。在這裏居住近20年以後，我們能整整幾個鍾點觀賞一盤跳舞的赤豆，就像我那麽多次所做的一樣。好心的唯理主義者向我解釋說，赤豆會動是因為裏麵有一隻活蛹，但這解釋似乎貧乏無力：妙處不是因為赤豆裏麵有蛹而動，而是因為赤豆裏麵有蛹使之能動。

　　我生活中的另一奇異經曆是第一次遇到美西螈。胡利奧秋塔薩爾在他的一些小說中說：一天他想看獅子，在巴黎動物園裏看了美西螈。科塔薩爾說，當從水族館前走過時，“我斜睨普通的魚，直到突然看到美西螈。”最後說：“我留下來觀看了它一個鍾頭。出來後，別的事不能幹了。”我也一樣，是在帕茲誇羅，隻是我不是觀賞了一個鍾頭，而是整整一個下午，而且又去看過幾次。但是，那裏有件比動物本身更打動我的東西，在即釘在房門上的牌子：“出售美西螈漿。”

　　這種難以置信的現實在加勒比最多，其範圍北麵擴展到美國南部，南麵到巴西。請不要以為這是擴張主義的邪念。不是的；這是因為加勒比不僅僅是像地理學家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的那樣一個地理區域，而且是個非常有相同文化的地區。

　　在加勒比，發現新大陸之前的原始信仰和奇特概念與後來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糅合成奇異的混合體，其藝術的興味及其藝術多產是無窮無盡的。非洲文化的貢獻雖是被迫的，是令人憤慨的，但卻是幸運的。在這個世界的交叉路口形成了一種無邊無際的自由感，一種無法無天的現實，在這裏每個人都感到能夠做到他不受任何限製地想要做的事：一夜之間，強盜們變成了國王，逃兵們變成了海軍上將，婊子變成了女省長。反之亦然。

　　我生長在加勒比。我逐國逐島了解它，也許我的失敗就來源於此，我從來沒有想到也未能做到任何比現實更為驚人的事，我能做最多也隻是借助於詩把現實改變一下位置，但我的任何一本書中沒有任何一個字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這種改變之一是在《百年孤獨》中使布恩迪亞的家世如此不安的豬尾巴殘餘。我本可以運用任何其他的想象，但我想，害怕生一個帶豬尾巴的兒子的想象與事實巧合的可能性最小。當然，小說剛一開始為人所知，在美洲各地就出現了些男女供認自己有類似豬尾巴的東西。是巴拉蘭基利亞，一位青年在報紙上自白：他帶著那樣的尾巴出生，長大，但直到讀了《百年孤獨》之前從未披露過。他的解釋比他的尾巴更令人驚異。“從前從來不願說我有尾巴，因為害羞，”他說，“但是現在讀了這部小說，並聽讀過這部小說的人講，我才發現這是自然的事。”之後不久，一位讀者給我寄來從報紙上剪下來的一張照片，韓國首都漢城的一個女孩生來有一個豬尾巴。與我寫小說時所想象的相反，漢城女孩的尾巴割掉了，而且女孩活下來了。

　　但是，我的作家生涯最艱難的經曆是《家長的沒落》的準備工作。在幾乎1O年當中，我閱讀了我可能弄到的一切關於拉丁美洲，特別是加勒比地區獨裁者的材料，旨在使我要寫的書盡可能少的與事實相像。每一步都是一次失望。胡安維森特，戈麥斯的本能比一種真正的預卜本領要犀利得多。海地的杜瓦列爾博士命令把國內的黑狗消滅光，因為他的一個敵人，設法逃避這位暴君的迫害，擺脫了人的形態而變成了一條黑狗。弗朗西亞博士，其哲學家的聲望如此斐然而值得卡萊爾對他進行研究，他把巴拉圭共和國像一所房子一樣關閉起來，僅留了一個窗口，便於通郵。安東尼奧洛佩斯桑塔納在壯麗的葬禮中埋了自己的一條腿。洛佩德阿吉雷被砍斷的手順水漂流了幾天，看到它漂過的人們害怕得發抖，以為處於那種狀態的那隻殺人的手仍可揮動匕首。尼加拉瓜的阿納斯塔西奧索莫薩加西亞在他家的院子裏有一個動物園，籠子分為兩間：一間關閉野獸，另一間，僅一鐵欄相隔，關著他的政敵。

　　薩爾瓦多信奉通神教的獨裁者馬丁內斯，下令把國內所有的公共照明燈用紅紙襯裏，以防治流行麻疹，並發明了一種擺錘，飯前放在食品上方，測定食品是否有毒。現在仍在特古西卡爾帕的莫拉桑的雕像，實際上是內伊元帥的：到倫敦去尋找雕像的官方代表團決定，買下這尊被遺忘在一個倉庫裏的雕像比定做一件莫拉桑的真實雕像還要便宜。總而言之，我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作家們必須虔誠地承認，現實是比我們更好的作家。我們的天職，也許是我們的光榮，在於設法謙卑地模仿它，盡我們的可能模仿好。

　　（仇新年 譯 屠孟超 校）

　　與海明威相見

　　1957年春天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他偕同妻子瑪麗威爾希漫步走過巴黎聖米歇爾大街時，我一下子便認出了他。他在街對麵，正朝著盧森堡公園那個方向走去。當時他雖然已經59歲，但當他出沒於一個個舊書攤、隱沒在巴黎大學青年學生的人流中時，竟顯得那樣生氣勃勃，富有活力，人們哪裏會想象到，他的一生隻剩下最後4年時間了。

　　瞬間，我仿佛像以往那樣，覺得自己被分割在自我的兩個對立的角色之間。我不知道是否應該上前請求謁見，還是穿過林蔭大道，向他表達我那謙卑的欽慕之心。但不管出於哪種原因，我都感到極為不便。我隻是把兩手握成杯形放在嘴邊，如同叢林裏的壯漢那樣，站在人行道上，朝對麵大聲喊道：“藝--術--大--師！”歐內斯特海明威明白，在這一大群學生中不可能會有另一位大師的，於是他轉過身來，舉起手，亮著孩子般的嗓音，用卡斯蒂利亞語對我高聲叫道：“再見了，朋友！”這就是我見到他的唯一時刻。

　　那時，我是個28歲的哥倫比亞記者，曾發表過一篇小說，並獲過一次獎，但我當時卻遊蕩在巴黎街頭，毫無目的和方向。我的文學大師是兩位各具特色的北美小說家。那時，我讀了他們發表的每一部作品，但我並沒有將這些作品當作一般讀物來讀，而是作為文學想象中的兩種迥然不同的，卻又各自獨樹一幟的風格來仔細研讀的。一位大師是威廉福克納。我從未有過眼福見到他，隻能在夢裏想象，他就是卡蒂埃布萊森拍攝的著名相片上的那個衣著樸素的農夫，隻見站在他身旁的是兩條小狗，他那長長的衣袖連同手就搭在狗的身上。另一位大師就是從街對麵向我道別的那個生命短暫的人，他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是：我生活中仿佛發生過某件事，而且這件事總是縈繞我的一生。

　　我不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小說家讀別人的小說隻是想領會這些小說是怎樣寫出來的。我相信這話千真萬確。我對浮現在紙頁表麵的那些秘訣並不滿足：我們翻過書來就會發現隱於其間的縫口。我們以某種不可言喻的方法把書分解到它的實質部分，在弄清楚了作者的發條裝置之奧秘後，我們再把它回複原樣。但把氣力花在分解福克納的書上，則是令人沮喪的。因為他似乎沒有一個寫作的有機體，而是盲目穿過那聖經的宇宙，宛如一群放在滿是水晶玻璃的店鋪裏的山羊。人們力圖剝去他紙頁表麵的東西，但隨即映入眼簾的便是彈簧和螺絲釘，不可能再回複原樣了。相比之下，海明威的靈感要少些，激情和狂熱也少些，他極其嚴肅，把那些螺絲釘完全暴露在外，就像裝在貨車上那樣。也許鑒於那個原因，福克納便成為一位與我的心靈有著許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則是一位與我的寫作技巧最為密切相關的作家。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書本身，而且還有他在寫作這門學問的技巧上的造詣確實令人驚歎折服。他在巴黎與喬治普林普頓的曆史性會見中，始終闡明了這樣一點--恰好與浪漫主義的創作觀相反--言簡意賅對寫作是頗為有益的：一個主要的困難就是如何把詞句組織好；難以寫下去時，重新讀一讀自己的作品還是頗為值得的。這樣可以使自己時刻記住：寫作始終是艱苦的勞動；一個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寫作，隻要那裏沒有來客和電話就行了；正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新聞工作埋沒作家的才華之說是不真實的，與其相反的是，隻要他迅速擺脫這個職業就行了。“一旦寫作變成你的主要癖好和極大的快樂”，他說，“那麽隻有死亡才能止住它。”最後，他對我們的教誨是，他發現，當一個人知道第二天該從什麽地方接下去寫時，那麽他當天的工作就必須停下。我認為，我此外再沒有得過任何寫作方麵的忠告了。正好是醫治作家那最可怕的憂鬱症的靈丹妙藥：因為作家早晨起來常常麵對著空空如也的一頁稿紙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

　　海明威的所有作品都洋溢著他那閃閃發光、但卻瞬間即逝的精神。這是人們可以理解的。像他那樣的內在緊張狀態是嚴格掌握技巧而造成的，但技巧卻不可能在一部長篇小說的宏大而又冒險的篇幅中經受這種緊張狀態的折磨。這是他的性格特征，而他的錯誤則在於試圖超越自己的極大限度。這就說明，為什麽一切多餘的東西在他身上比在別的作家身上更引人注目。如同那質量高低不一的短篇小說，他的長篇也包羅萬象。與此相比，他的短篇小說的精華在於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即作品中省去了一些東西，確切地說來，這正是使作品富於神秘優雅之感的東西。當代一位偉大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也有著與之相同的局限，不過他並不想超越這些限度。

　　弗朗西斯麥康伯對獅子開的那一槍表明，作為打獵這門課也有不少學問，但這一槍也是作為對寫作這門學問的一個積累總結。一篇短篇小說中，海明威描寫一頭利瑞爾公牛擦過鬥牛士的胸部，猶如“貓轉彎子”而返回頭來。我十分謙恭地認為，那種觀察在某種蠢舉中是一個富有靈感的部分，而這種蠢舉隻有最莊重的作家才具備。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可以發現這種簡單而又令人眼花繚亂的東西比比皆是，它揭示出這一觀點：寫作如同冰山，如果要想得到下麵的八分之七部分的支撐，就必須打好堅實的基礎。

　　注重技巧無疑是海明威始終未能在長篇小說領域裏博得聲望的原因所在，他往往以其訓練有素、基礎紮實的短篇小說來贏得聲譽。他在談到《喪鍾為誰而鳴》時說，他對於這本書的構思沒有一個預先想好的計劃，而是在每天寫作時都有所發明創造。他沒有被迫承認：這是顯而易見的。相比之下，他那瞬間即激起靈感的短篇小說則是無懈可擊的。正如五月的一個下午，他在馬德裏一家膳宿公寓裏寫下的那三篇小說那樣，當時一場暴風雪迫使聖伊希德羅城的節日鬥牛賽取消了。正如他告訴普林普頓的那樣，那三篇小說分別是《殺人者》、《十個印第安人》和《今天是禮拜五》，這三個短篇都得到權威人士的鑒定。根據我的鑒賞力，沿著這條線索看去，他的力量最為壓抑的一篇就是其中最短的一篇：《雨中的貓》。

　　但是，即使《過河入林》看上去好像是在嘲弄自己的命運，在我看來，這部最不受青睞的小說卻是最有魅力和最富於人性的。正如他自己披露的那樣，這本書開始寫時，是當作短篇來處理的，後來寫偏了，誤入了長篇小說的紅鬆林中。要理解這樣一位傑出的藝術大師這麽多結構上的縫隙，確實是很難辦到的。同樣，看出這麽多文學結構上的誤差也並非輕而易舉之事；而且對話又是那麽矯揉造作，甚至是憑空杜撰出來的，然而這些卻又出自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巨匠的手筆。這本書1950年問世時，招來的批評是猛烈的，但也是不正確的。海明威感到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傷害，他在哈瓦那為自己作了辯護。他拍了一份充滿激情的電報，這對這樣身份的作家來說，未免顯得有失尊嚴了。這本書不僅是他的最佳之作，而且還是他最富於個人感情的作品，因為他是在一個動蕩不定的秋季的早晨寫完這本書的。當時他對已經逝去的那些不可彌補的歲月懷有思念之情，對生命之餘的最後那幾年有著令人心碎的預感。他從沒有在任何一本書中把自己放在這種與世無爭的地位。他懷有一種完美和溫柔之感，並沒有感覺到一種使他的作品與生活結為必不可少的感情的方式：勝利是徒勞無用的。他的主人公死得那麽平靜、那麽自然，但卻孕育著他本人後來自殺的不祥之兆。

　　當一個從事創作的人活了這麽長時間，一直懷有這樣強烈的感情和慈愛之情，他就不會采取任何方式使自己的作品脫離現實生活。在聖米歇爾廣場的那家咖啡館裏，我花費了許許多多的時光來讀書；因為在他看來，這家咖啡館對於寫作是頗為適宜的，那裏似乎有一種歡樂、溫暖、明淨和友好的氣氛。

　　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半個世界都留下了海明威的足跡，而這些地方他隻是淡淡提及。在科希馬爾這個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裏，在《老人與海》中孤獨的漁夫居住的地方，安放著一個紀念他英雄業績的匾，上麵掛有鍍了金的海明威半身像。在古巴撩望台莊園的住所裏，他一直居住到逝世的前夕。那座房屋在樹蔭中仍保持著完整無缺，裏麵仍舊陳列著他的各類藏書，安放著他的獵物和寫字台，放著故人的那雙大鞋子，以及他生前從世界各地弄來的許許多多的生物小玩意，這些東西直到他逝世之前還屬於他所有。現在他雖然離開了人間，但這些東西卻仍然存在著，他曾經以占有它們的魔法賦予它們靈魂，而現在它們則同這顆靈魂共存。

　　（王寧 譯）

　　這種以寓言形式表達真理的方法盡管有種種不足之處和困難之處，但我在自己得以出版的第一部小說中采用的正是這種方法。我的總的用意說來很簡單。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我相信社會的人能夠達到完善的境地；一種恰當的社會結構會產生親善的感情，因此人們可以通過重新組織社會的方法消除一切社會弊端，很可能我今天又一次相信了與此相似的見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卻不抱這種信念了，因為我無法懷有這種信念。我發現了人對別人能幹出什麽樣的事。我並不是說一個人持槍殺害另一個人，或者向這個人扔一顆炸彈，或者把他用炸藥炸死，或者用魚雷來炸死他。我是在考慮難以用言語描繪的、年複一年地在極權主義國家裏發生的卑鄙無恥的醜行。隻須說下麵的這些事就夠糟的了：那麽多猶太人就這樣給消滅了，有那麽多人給整肅了--多麽美妙文雅的字眼一但在那一段時間裏所發生的事，我現在仍然想都不敢去想，唯恐心裏感到難受。幹這些事的人不是新幾內亞境內以獵取敵人頭顱作為戰利品的野人，也不是亞馬遜河流域某個原始部落。這些罪行是由受過教育的人，醫生、律師，繼承了文明傳統的人嫻熟而又冷酷地對自己的同類犯下的。我不想對此事詳加解說，我願意接下去講些別的；但我必須說，任何人隻要經曆過那些年月卻不懂人製造罪惡就像蜜蜂產蜜一樣，那他準是個有眼無珠的人，要麽就是個神誌不清的人……據說人身上沒有殘忍和肉欲這種可悲的東西。當這些屬性成為行為之時，人們就認為這是反常的行為。社會製度，政治體製的建立，脫離了人的真正本性。它們是人們可稱之為政治交響樂的東西，它們會使大多數人達到完善的境地。至少可以減少反常行為。

　　我以為，人們的貪婪本性，內心的殘忍和自私隱藏在一條政治的褲子裏，因此我認為，人類出了毛病，不是某個例外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我相信人類的情況是一種道德病態的產物。我當時所能從事的最好工作就是追溯出人類病態的本性和人類本身墮入國際紛爭的聯係。

　　在你們許多人看來，這種看法以神學的觀念來看不過是陳詞濫調，淺顯之說和老生常談而已。人是一種墮落的生物，人受到原罪的製約，人的本性是有罪的，人的處境是危險的。我接受這種神學理論，並承認其陳舊性；然而陳舊的東西卻是真的，而且當一種自明之理成為人們狂熱地篤信的信念時，它就遠不隻是陳詞濫調了。我在周圍尋覓某種闡明上述論點的方便形式，結果在兒童的遊戲中找到了，我當時的環境十分適宜做這件事，因為我那時在給孩子們教書。而且我既是兒子，又是兄弟，又是父親，能十分準確地理解他們，了解他們。我決定采用小男孩流落到荒島上這個常見的文學形式，但又把他們寫成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缺乏生氣的剪紙人兒；並力圖表現他們發展起來的社會形式如何受到病態的天性、墮落的天性所製約的情況。

　　（顧明棟 譯）

　　小說與讀者

　　因此，最終這將怎樣影響小說這種對讀者有所要求的文學形式呢？首先，它使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隻剩下最強烈、最具特色的鄉土情趣。對於十分豐富多彩的表現力的欣賞減弱了。創作的活力--那種能夠使顯然是平凡事物具有強烈意義的觀念力量和表現力--這種活力必須克服另一層次的感覺遲鈍。我可以描繪發生這種情況的一種情形，這種情形既可笑又很微妙。在許多學校中--就我所知，可以說是大部分學校中--孩子們花去相當一部分時間撰寫實驗報告。他們受到教導要客觀地報道實驗中的現象。“把一克氯化鈉置於試管中，加八十毫升水……”他們就這樣一直寫下去，使用自己的語言，精確程度仿佛是電子計算機，他們就用這樣的語言解釋各種各樣的事物，就像是把洗碟布蓋在碟子上一樣。在他們看來，作家使用的似乎是一種他們必須從頭學起的語言，這難道有什麽值得驚奇的地方嗎？他們辯論各類書籍，猶如剛開始學習希臘語，仿佛是在根據字行的長短判斷寫成的這本書是不是詩歌。

　　壓力太大了，重點太明顯了。孩子們並不是在評價一本書，隻是將書分成各種類別：色情書，戰爭書，西部小說，遊記，科幻小說。一個孩子會接受他所熟悉的類別中的任何一本書，而不願冒險讀另一種書。他必須看見瓶子上貼有標簽，知道這是與以前見過的一樣的貨色。你得把偵探小說印成綠色紙麵本，不然的話，他就會遇到這樣的困窘，即閱讀了一本其中沒有人遭到暗殺情節的書。

　　我現在考慮的不是真正的科學家，即自然科學家。這種人至多不到百分之一。這樣的孩子或成人是十分聰明的，會離開自己的專題，從藝術中找到他欣賞的東西。他很可能發現小說或詩歌，而留在藝術這一側的那些低劣的精神素材是不會與小說或詩歌相爭的。我考慮更多的是埋頭苦幹的人，是我們當中令人感到親切的大多數，是那些並不特別聰明或富有天才的人。這些人用心良好，但卻被擱置在一大堆他們消化不了的事物之中，一籌莫展，隻能出售一點零碎的技術。文學怎麽會有機會與每日每時都為他們安排好的各種明確的娛樂活動競爭呢？對於他們來說，文學隻不過是簡單的、重複性的和在電視上沒有西部片時用來補缺的節目，除此而外我就看不出文學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和19世紀的先輩們相比，他們的生活遠不及那樣野蠻。他們相信的東西少了，害怕的東西也少了，但正像破損的鈔票會趕跑完整的鈔票那樣，劣等文化也會擠走優等文化。既然任何能力都可使價值判斷產生錯誤或發展不起來，那麽，詩歌、純文學，真正無畏的戲劇，試圖重新看待人生的小說，一句話，不妥協的精神，會有什麽可為廣大群眾接受的前程呢？一心想兜售掉自己作品的作家--這無疑是可望得到的最低限度的尊嚴--將不得不愈來愈落入俗套，墨守成規，迎合公眾的趣味。

　　（顧明棟 譯）

　　1984年獲獎作家

　　[捷克]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

　　Jaroslav Seifert（1901一1986）

　　經常去的民族劇院就隻消繞過佩卡雷克的倒黴雕像《伏爾塔瓦》--她傲然高昂的腦袋上從春天到冬天落滿了海鷗的白色鳥糞一步行那麽幾分鍾便到了。此外，美麗、神秘的坎帕島和島上的切爾托夫卡小溪也距離不遠。盡管如此，茲博羅夫斯卡街是淒清的。街上的店鋪屈指可數，商店都開設在與它平行的S。M。基羅瓦街。一幢幢陰鬱的分租房屋，跟維諾赫拉迪區的不相上下。窗戶同對麵樓房的那些神色沮喪的窗戶黯然相望。

　　對我來說，如今這條街顯得更為淒涼了。在這些晦暗樓房中的一幢裏，安馬彼沙幾乎居住了一輩子。過去，我多麽喜歡上他那兒去，根本不在乎樓層有多高。我想念那張親切的、笑眯眯、帶著幾分嘲弄神色的臉。打心底裏說，我喜歡那張臉。我倆相識五十年，但親密的友情是到了戰爭年代才建立起來的。即使彼此有較長時間不見麵，那是說有一個星期或者十天，隻要知道同在布拉格就感到欣慰，因為這意味著離得很近，可以隨時聚首，或者起碼可以通個電話。

　　一聽到是他的聲音我便高興地將自己交付在他那笑眯眯的嘲諷和百折不回的深厚情誼中去。那往往是他需要聊聊天、開懷一笑的時候，然後便又立即撲到工作上去了。

　　自彼肖娃太太將他的骨灰送進沙爾卡墓園至今已過去了好幾年。那是一個挺漂亮的墓園--如果墓園也可以這麽說的話，有我們熟悉的一位教堂老司事守護著亡靈。墓園居高臨下，可以俯瞰兩旁秀麗的沙爾卡山穀。山穀從利博采附近開始，至波德巴巴旁邊結束，兩邊都有一條湍急的溪水彎彎曲曲地流過。

　　他蜷縮在墓園東麵矮牆下的黑暗中，安靜、謙遜、毫不招搖，跟他活著的時候一樣。我和他在人民之家共過幾年事，那是又艱難又苦澀的年月。我們的窗戶在後院幾乎正對著，每天我都見他伏在桌上。由於我有可能看到他的辦公室和辦公室地上那塊被他沉思著踱來踱去磨出了經線的地毯，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工作日是什麽樣的。他工作直至深夜。當他生命行將結束，在逝世前不多久，他曾向醫生訴苦，說他一生何等辛勞。在此之前他卻從未講過抱怨的話。

　　他是個嚴格、認真的人。作為編輯，他的仔細已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每個字眼，每個逗點，若無十分把握他就決計不會放過。你們也許會說，工作嘛，就該如此。說得對，可是彼沙的細致入微則是更進了一步。

　　他不會敷衍塞責，從來都是兢兢業業、埋頭苦幹，堪稱典範。交到他手裏的任何稿件，他都不會嫌其平庸而不從頭至尾讀過一遍。

　　出版社的頭頭審閱某部稿件之後，認為有缺點不能出版，要他寫幾句例行公事的處理意見，最多不超過半頁就可以了。他卻寫了幾大頁的作品分析。

　　有一年夏天，溽暑已經開始，我們家正準備外出度假，卻不料郵局給我送來了一個碩大的郵包。一份稿件，長達數百頁。作者不僅自己繪了插圖，而且拙劣地裝訂成冊。然而，這確實同幼稚的創作無關。我略略翻了幾頁，便深信不疑它是編輯部所熟知的那種名利熏心的寫作狂的產品，委實不值得為之浪費精力。今天我已不知請誰來為我作證，當時我是開玩笑！我將稿件重新包紮好，打發一名員工把它送去給彼沙，說是有人送來編輯部給他的。我心裏暗自想著怎樣過一會兒就去把他從這可怕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上帝知道我原來是這樣打算的。可是忙亂中不知怎的我竟把這樁事情給忘記了。過了約莫一個星期我走進彼沙的辦公室，卻見他在酷熱的下午挽起袖子坐在那兒，稿件剛剛看完。他用責備的目光瞥了我一眼，說：“是你給我送來的！在這樣的大熱天我看了整整一星期。”在此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當時我都沒有勇氣將實情告他了。

　　僅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檔案室，他留下的稿件分析和處理意見便超過了五百篇。而他在那裏才工作了幾年啊！總共沒有多久。這是驚人的辛勤勞動的證明，是無名英雄的功績，而知道的人卻寥寥無幾。

　　作為報刊的戲劇評論員，他寫過一千多篇文章。也就是說有一千多個夜晚他是在劇場裏度過的。遇有特殊重要的首場演出，前一天就得有評價文章見報。我這裏還沒有提彼沙寫了多少篇書評，以及為此他必須閱讀多少作品。除此之外尚有他寫的文學論文、研究文章、序言和跋等等。

　　這一切說明了他辦公室的那塊地毯上經緯線的由來。那是一間狹長的、稍嫌昏暗的辦公室，放了一張稍嫌古老的沙發。主人當然是不在沙發上休息的，而是堆放了幾百本不斷更新的書籍。

　　在悠悠歲月中，我們曾一起度過許多美好的時光。的確，湧上心頭的往事何等多！他50壽辰時，我寫了一首長長的樂觀主義的小曲向他祝賀，最後幾句是：

　　那就祝願你，但是我確實不想

　　給命運劃地為疆，

　　唯願三十年後人老體衰日

　　與君共把布拉格凝望。

　　不過，我們也在一起經曆過相當辛酸的、我寧願不再回想的時刻。三月占領和第二天，我們倆一同走在瓦茨拉夫廣場上，趾高氣揚的希特勒黨衛軍臉上掛著厚顏無恥的嘲笑在廣場兩邊的人行道上溜達，熱淚盈眶的布拉格人不得不退到一旁給他們讓路。我確信他們之中起碼絕大多數都倒在斯大林格勒前麵的什麽地方了。

　　5月9日那天我們兩個也來到了那裏。那是在德國人把我們從卡爾林軍營前麵釋放了之後。廣場上，風塵仆仆、滿載著蘇聯士兵和我國人民的坦克正在駛過。整個廣場和聖瓦茨拉夫雕像上還落滿了不久前空襲留下的白牆灰，辦公室扔出的德文紙張狼藉一地。但是，這一切仿佛已經遙遠得如同隔世了。這些最美好的時刻我也將它們從記憶裏推開，因為它們永遠是同最令人傷心的時刻連結在一起的。

　　我再也不會去躺在茲布拉斯拉夫附近的伏爾塔瓦河岸上了。我同萬楚拉以及萬楚拉長篇小說《天氣多變的夏天》中的一個人物曾多次坐在那裏。遊泳場的救護員舒拉-長篇小說的另一個人物--從附近的遊泳場給我們送來清涼啤酒。同樣，要我再去坐在金斯基花園邊上那棵盛開的丁香樹下，也會是困難的。曾有極其珍貴的幾次，我和彼沙一同坐在那裏，他是那樣的高興。

　　然而，最難忘懷的莫過於我們兩個在一起經曆的那一天了，我特別喜歡回憶它。如果可能，我願意每年都回到那裏，舊地重遊……

　　那是六月，幹草收割季節。前一天我們在納霍德參加了一次晚會。會上彼沙做了報告，納霍德的演員們朗誦了詩歌。次日，我們乘坐公共汽車到了拉基博日茨凱山穀。大家知道，那兒離納霍德有一段路程。

　　我是一個城市人，出生在城市，也在城市生活了一輩子。當我患病住到克魯什內山麓的杜比小療養地時，我幾乎每天都乘坐電車到代普利采的咖啡館去喝一杯黑咖啡。“你不是為了咖啡去的，”彼沙笑著說，“在杜比你也能喝上，隻是那兒缺少陰溝的臭氣罷了。”

　　彼沙是農村人。他出生於波希米亞南部的小城鎮，一到田野和蒼翠的林木下麵他便高興萬分。他酷愛金斯基花園，花開時節總要偷閑前去看看，哪怕一忽兒工作也好。但凡可能，他就上坎帕島去散步，樂滋滋地把那條橫貫坎帕島的幽徑叫彼沙巷。咖啡館他很少光顧，隻在劇院晚場散戲之後才偶爾去去，我卻是將無數美麗的春天和夏日消磨在咖啡館裏的。

　　那天在姥姥穀，我卻也經曆了令人心醉神馳的時刻。那顯然是我們一生中唯有在這片國土和這個地區才能領略到的。我們崇敬的事跡和我們熱愛的傳奇已將這個地區神聖化了。

　　從早晨起，天氣就明媚宜人。遠方，拉基博日采的小城堡閃閃發亮，繽紛的色彩是那樣的富有暗示性，發人幽思，猶如溫岑斯莫爾斯塔特先生的版畫精品。這位藝術家也是善於抓住每一個美妙細節不放的。遠處山穀的什麽地方，人們在收割幹草，一陣暖乎乎的微風吹來，你便突然間什麽都聞到了：幹草的香味，剛割下的青草和已成熟的草原的芬芳。草原上，陽光酣飲著清晨的露水和各種隱秘的玉液瓊漿。我們沿著一條草原小路漫步，斑斕的田野令我們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白色和黃色的野菊花，一叢叢藍瑩瑩的鼠尾草和血紅的雞冠花。還有那邊的飼草，泛著一片嬌豔的紅暈，更別提所有那些不停地搖曳顫動的綠顏色了。

　　草原小路上長滿了矮矮的、被人們踩倒了的小草，兩側的千裏香和淚汪汪的深紅色的石竹花給小路鑲了邊。沒有它們就不像在夏天了。

　　我們到潘克爾家居住過的潮濕的地下室看了看，然後又匆匆返回小路，以便再度聆聽遠處傳來的鋒利的大鐮刀的呼嘯聲。就在這當兒一幕魅人的幻景出現了。

　　我們看見一個小女孩，一雙曬黑的小腳、在高高的草叢中奔跑著。她在奔跑，急急忙忙，辮子甩在肩頭，眸子晶亮晶亮一唯獨孩子才有的明眸。她在身旁跑著，可能嘴裏正念念有詞地說著什麽。她跑到前麵去了，旁若無人，仿佛我們壓根兒不存在。我們情不自禁想伸出手來撫摸被她這突如其來的出現而攪出了波紋的芬芳的空氣，撫摸她跑過的草原和她一雙小腳踩過的路麵。她從我身旁匆匆跑過的時候，我們清楚地看到她的腳無意間揪下了一朵野花。它留在小女孩的腳趾縫裏了，恰似古代美貌的公主在大腳趾上戴了一塊寶石。

　　（楊樂雲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