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隨筆精品

第三十一章 花未眠

　　我常常不可思議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問題。昨日一來到熱海的旅館，旅館的人拿來了與壁龕裏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勞頓，早早就人睡了。淩晨四點醒來，發現海棠花未眠。

　　發現花未眠，我大吃一驚。有葫蘆花和夜來香，也有牽牛花和合歡花，這些花差不多都是晝夜綻放的。花在夜間是不眠的，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過來。淩晨四點凝視海棠花，更覺得它美極了。它盛放，含有一種哀傷的美。

　　花未眠這眾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發現花的機緣。自然的美是無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卻是有限的。正因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說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無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這是我的實際感受，也是我的感歎。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與時代同步前進，也不是伴隨年齡而增長。淩晨四點的海棠花，應該說也是難能可貴的。如果說，一朵花很美，那麽我有時就會不由地自語道：要活下去！

　　畫家雷諾阿說：隻要有點進步，那就是進一步接近死亡，這是多麽淒慘啊。他又說：我相信我還在進步。這是他臨終的話。米開朗琪羅臨終的話也是：事物好不容易如願表現出來的時候，也就是死亡。米開朗琪羅享年八十九歲。我喜歡他的用石膏套製的臉型。

　　毋寧說，感受美的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較容易的。光憑頭腦想象是困難的。美是邂逅所得，是親近所得。這是需要反複陶冶的。比如惟-一件的古美術作品，成了美的啟迪，成了美的開光，這種情況確是很多。所以說，一朵花也是好的。

　　凝視著壁龕裏擺著的一朵插花，我心裏想道：與這同樣的花自然開放的時候，我會這樣仔細凝視它嗎？隻摘了一朵花插人花瓶，擺在壁龕裏，我才凝神注視它。不僅限於花。就說文學吧，今天的小說家如同今天的歌人一樣，一般都不怎麽認真觀察自然。大概認真觀察的機會很少吧。壁龕裏插上一朵花，要再掛上一幅花的畫。這畫的美，不亞於真花的當然不多。在這種情況下，要是畫作拙劣，那麽真花就更加顯得美。就算畫中花很美，可真花的美仍然是很顯眼的。然而，我們仔細觀賞畫中花，卻不怎麽留心欣賞真的花。

　　李迪、錢舜舉也好，宗達、光琳、禦舟以及古徑也好，許多時候我們是從他們描繪的花畫中領略到真花的美。不僅限於花。最近我在書桌上擺上兩件小青銅像，一件是羅丹創作的《女人的手》，一件是瑪伊約爾創作的《勒達像》。光這兩件作品也能看出羅丹和瑪伊約爾的風格是迥然不同的。從羅丹的作品中可以體味到各種的手勢，從瑪伊約爾的作品中則可以領略到女人的肌膚。他們觀察之仔細，不禁讓人驚訝。

　　我家的狗產崽，小狗東倒西歪地邁步的時候，看見一隻小狗的小小形象，我嚇了一跳。因為它的形象和某種東西一模一樣。我發覺原來它和宗達所畫的小狗很相似。那是宗達水墨畫中的一隻在春草上的小狗的形象。我家喂養的是雜種狗，算不上什麽好狗，但我深深理解宗達高尚的寫實精神。

　　去年歲暮，我在京都觀察晚霞，就覺得它同長次郎使用的紅色一模一樣。我以前曾看見過長次郎製造的稱之為夕暮的名茶碗。這隻茶碗的黃色帶紅釉子，的確是日本黃昏的天色，它滲透到我的心中。我是在京都仰望真正的天空才想起茶碗來的。觀賞這隻茶碗的時候，我不由地浮現出阪本繁二郎的畫來。那是一幅小畫。畫的是在荒原寂寞村莊的黃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亂的十字型雲彩。這的確是日本黃昏的天色，它滲入我的心。阪本繁二郎畫的霞彩，同長次郎製造的茶碗的顏色，都是日本色彩。在日暮時分的京都，我也想起了這幅畫。於是，繁二郎的畫、長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黃昏的天空，三者在我心中相互呼應，顯得更美了。

　　那時候，我去本能寺拜謁浦上玉堂的墓，歸途正是黃昏。翌日，我去嵐山觀賞賴山陽刻的玉堂碑。由於是冬天，沒有人到嵐山來參觀。可我卻第一次發現了嵐山的美。以前我也曾來過幾次，作為一般的名勝，我沒有很好地欣賞它的美。嵐山總是美的。自然總是美的。不過，有時候，這種美隻是某些人看到罷了。

　　我之發現花未眠，大概也是我獨自住在旅館裏，淩晨四時就醒來的緣故吧。

　　（葉渭渠 譯）

　　1970年獲獎作家

　　[俄羅斯]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

　　Ап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пженищын（1918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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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獲獎作家

　　[智利]巴勃羅聶魯達

　　Pablo Neruda（1904一1973）

　　出生於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度的兩位少年的相片，很偶然地一起掛到我家的同一麵牆上了。他們的命運以及他們的語言截然不同。可是，在我家中看到這兩幀相片的人，無不感到他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有人說這是同一個人。這兩個人的目光裏都有一種桀驁不馴的氣質。這兩個人都有一頭又粗又硬的頭發；同樣的眉毛，同樣的鼻子，同樣帶著挑戰神情的年輕麵孔。

　　一幀是蘭波的相片，是這位法國詩人在16歲時由卡哈特照的；另一幀是馬雅可夫斯基的相片，是這位蘇維埃的年輕詩人在1909年照的，當時他正在斯特羅加諾夫工藝美術學校求學。

　　這兩位少年的相片有共同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他們在人生的第一階段就遇到矛盾。他們眉宇間透出輕蔑和嚴厲：是兩個叛逆天使的麵孔。

　　也許是揭示發現者本質的某種神秘天意，要把他們放在一起。

　　他們兩個就是發現者。蘭波改變了寫詩的方法，使詩具有最強烈的美。馬雅可夫斯基這位出類拔萃的詩歌建造者，創造了革命與柔情的堅不可摧的聯合。這兩位年輕的發現者的麵孔，很偶然地一起掛在我家的一麵牆上，都同樣用探索世界和人類心靈的目光注視我。

　　不過，談到了馬雅可夫斯基，我們才知道他的75歲誕辰就在這幾天。我們本來可以找到他，同他聊聊，也許我們早已成為好朋友了。

　　這個念頭使我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仿佛有人肯定我可能認識沃爾特惠特曼一樣。那位蘇維埃詩人是如此榮耀和神奇，我費了很大力氣才想象出怎樣目睹他走進莫斯科的阿拉格維餐廳，或者隻在一旁凝視他的魁偉身軀站在台上朗誦階梯式的詩句，這些詩有如千軍萬馬隨著充滿火藥味和激情的滾滾浪濤所發出的響亮節拍，在衝鋒陷陣。

　　的確，他的形象和他的詩已經成為革命和新的國家手中的一束青銅鑄的花朵。這些堅不可摧的花朵，當然都是精心製成的，和金屬一樣堅硬、牢固，但是，並不因此就不能結出碩果。變革之風帶著馬雅可夫斯基的詩行參加了變革，這正是他的命運的偉大之處。

　　把真正的詩歌同自己祖國最重要的曆史時期結合在一起，這是馬雅可夫斯基獨特的觀念。這一點使他的詩與蘭波的詩永遠分道揚鑣了。因為蘭波是個偉大的戰敗者，是失落的起義者中最了不起的一個。馬雅可夫斯基盡管死得很慘，卻是謳歌和感受一場人類最偉大勝利的人。在這方麵他更像惠特曼。他們都投身於偉大時代的鬥爭並與偉大時代共命運。惠特曼絕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戰爭的裝飾品，他的詩隨著戰鬥的勝敗而發展起來。馬雅可夫斯基謳歌的是他的祖國滿布工廠、實驗室、學校的城市和農村的景色。他的詩具有推動巨大的空際火箭的強大動力。

　　這幾天就該是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的75歲誕辰了。但他已經不在我們中間，這是何等令人痛心啊！

　　（林光 譯）

　　我反對高談闊論

　　我的朋友和出版者艾尼奧希爾維拉對我說，在這本由三位兄弟般的巴西詩人慷慨翻譯的詩集前麵，我應該說幾句話。

　　在這種情況下，正如一個人在隆重的筵宴上不得不站起來向賓客們祝酒一樣。我不知從何說起。我已經53歲了，從不知道詩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給我所不知的事物下定義。對於這既模糊又明朗的事物，我從未對任何人有所教誨。

　　從幼年到成年，我在河流與花鳥之間的行走比在圖書館與作家們中間的逗留多得多。

　　我同樣擔負了自古以來詩人的使命：保衛人民，保衛受壓迫的窮苦人。

　　這重要嗎？我認為這對於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切從事詩歌創作的人，都有著共同的魅力。當然，愛情與此是密切相關的，應該把最動人的牌攤在桌麵上。

　　我經常閱讀關於詩歌的議論，而且向來是隻有開始而沒有終結。一大批顯赫人物打算使明朗變成模糊，使麵包變成煤塊，使語言變成螺絲釘。為了使這可憐的詩人脫離貧窮的親屬，脫離地球上的夥伴，他們向他說了各種各樣的迷人的謊言。“你是個奇才”，他們不厭其煩地說，“你是一位高深莫測的上帝。”我們詩人往往相信這類事情，而且人雲亦雲，似乎這是人們贈予我們的一個王國。其實，這些阿諛奉承的人恰恰企圖從我們這裏偷走一個對他們很危險的王國：人類之間用詩歌進行交流的王國。

　　這種對詩歌的愚弄和神化導致了連篇累牘的高談闊論，對此我非但不讀，而且厭惡。這使我想起了南極地區某些部落的食物，一些人長時間地咀嚼，以便另一些人囫圇地吞咽。我不願咀嚼大道理，而情願邀請人們和我一起深入智利南部紅色的橡樹林。我在那裏開始懂得對家鄉、對製襪廠、對錳礦（我在礦上結識了工人）或者對任何以炸魚為食的地方的熱愛。

　　我不知道人是否應當分成自然的人和虛構的人，分成現實的人和幻想的人：我想隻要把是人的放在一邊，把不是人的放在另一邊，就行了。詩歌與這後部分毫不相幹，至少我的詩是這樣。

　　我看到在巴西的餐桌上，當大家要我致幾句祝酒詞的時候，我說得實在太少了。我所以沒有拒絕--打破了我對序言和獻辭的反感--是因為事關巴西這樣一個詩的國家，這是一個既博大又深邃的國家，一個我所熱愛同時又被它所吸引的國家。

　　我是在美洲南方寒冷的雨水中長大的，正如智利南方人所說，那裏一年有13個月在下雨，雨水淋濕了村鎮、山巒和道路，連撒在太平洋中的群島也不放過，它打破了帕塔哥尼亞的寂靜，與南極本身凝結在一起。

　　因此，絢麗多彩的巴西，正如一隻在美洲地圖上扇動著翅膀的巨大的綠色蝴蝶，使我興奮，使我憧憬，使我在尋求她那神奇的魅力。然而當我發現了她溫柔的人民，當我發現了她那強大的兄弟般的人民的時候，她的不可磨滅的土地使我的心靈感到了完美和充實。

　　我懷著友愛之情，將我的詩歌獻給這裏的土地和人民。

　　（趙振江 譯）

　　1972年獲獎作家

　　[德國]海因裏希伯爾

　　Heinrich Bll（1917-1985）

　　笑聲的人

　　每當有人問我幹什麽工作，我就十分發窘。在其他場合下沉著自信的我這時便臉色漲紅，結口結舌。我羨慕那些人，他們能自我介紹說我是瓦匠。當我不得不回答這類問題，說我是提供笑聲的人時，我很嫉妒理發師，記賬人和作家。因為所有這些職業說起來簡單，一聽就懂，無需長長的解釋。而我的回答就需要再作一次解釋，我不得不回答第二個提問“你靠這個生活？”並老老實實地說“是的”。我確實靠笑謀生，活得還蠻不錯，因為我的笑聲，用商業用語來說，是供不應求。我笑得非常好，經驗豐富，無人能與我媲美，沒有人能如此掌握我這一行藝術的獨到之處。很長一段時間，為了避免作令人心煩的解釋，我自稱是演員。但我實在缺乏表演笑劇和朗誦的才能。自己覺得這個頭銜太名不符實。我喜歡講實話，實話實說，我是一個提供笑聲的人。我既不是醜角，也不是喜劇演員，我扮演歡樂。我能像羅馬皇帝一樣笑，也可以像神經質的小學生一樣笑；我既能輕鬆自如地發出19世紀的笑聲，也同樣精於17世紀的笑；如果情況需要，我可以流暢地笑出所有世紀的笑，各階層的人的笑，所有不同年齡人的笑。簡單地說，這是我學到的一種本事，和修鞋之類的本事差不多。在我胸中貯藏著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色、紅色、黃色的笑--隻要合理付費，我就按導演的要求，使它滾滾而來。

　　我已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我的笑聲灌進唱片，錄上磁帶，就是電視導演也敬我三分。我悲哀地苦笑，溫文爾雅、不高不低地笑，歇斯底裏地狂笑。我笑得既能像公共汽車售票員，也能像雜貨鋪裏的幫手。早晨的笑，傍晚的笑，深夜的笑，黎明的笑，一句話，若需要各種場合，各種方式的笑，我都能笑出來。

　　幾乎用不著說這種職業是多麽費勁。特別是我還掌握了發出富有感染力的笑聲的技巧，這是我的拿手好戲。這樣，我對三四流喜劇演員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了。他們害怕觀眾會漏掉他們的連珠妙語，所以大多數晚上我在夜總會度過，有點像一個雇來的不露馬腳的捧場的，我的任務就是當戲演到笑料不足的地方時，我發出富有感染力的笑聲，不能來得太早，但也不能太遲，必須恰到好處。在事先約好的時刻我放聲大笑，全場觀眾隨我哄堂大笑，演員的笑話總算沒有白說。

　　當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到更衣室，穿上大衣，為終於下班了而高興時。回到家中我通常發現電報在等我：“急需你的笑聲。周二錄音。”幾小時後我坐在供暖過頭的快車內，悲歎我的命運。

　　然而，我下班後或度假時，卻一點也不想笑。牧牛的忘掉牛才高興，瓦匠不想灰漿才開心。通常木匠家裏不是門有毛病就是抽屜拉不開。做糖果的好吃酸泡菜，賣肉的喜愛蛋白杏仁奶糖，麵包師喜歡香腸勝過麵包，鬥牛士養起鴿子作為業餘愛好。拳擊手看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會臉色發白，我覺得這些都合情合理，我下了班就從來不笑。我很嚴肅，大家認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也許還說對了呢！

　　在婚後頭幾年，妻子常對我說：“笑呀！”但後來她漸漸明白我不能滿足她這一願望。當然沉浸在嚴肅之中，隨意放鬆臉部繃緊的肌肉和緊張的精神時，我感到高興。真的，即使別人的笑聲都會刺激我的神經，太容易使我聯想到我的職業。因而妻子也忘了如何笑，我們婚後生活平靜、安寧。有時我看到她在微笑，我也微微笑了。我們低聲交談，我厭惡夜總會的喧嘩和充斥錄音柵的嘈聲。不了解我的人認為我沉默寡言，也許我是這樣，就因為笑口太常開了。

　　生活中我臉上並無多少表情，僅時而露出一絲微笑。而且我常懷疑我是否真正笑過，我想沒有。我的兄弟姐妹知道從小時起我一直不苟言笑。

　　就這樣，我發出各式各樣的笑聲，但屬於我自己的笑，我從未聽到。

　　（陸玲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