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隨筆精品

第二十九章 占領下的巴黎

　　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來到巴黎時發現我們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消瘦，無不感到驚訝。他們見到婦女穿著優雅的連衣裙，似乎還是新做的，男子的上衣遠看也不失氣派；他們難得看見通常表明營養不良的蒼白臉色和生機萎縮。對旁人的關懷一旦失望，便會變成怨恨：因為我們不完全符合他們事先設想的悲慘形象，我很擔心他們會生我們的氣。可能他們中間已經有人暗自思量，法國是否應該把戰敗看做一場好運氣，因為戰敗，當初使它脫身事外，日後又使它不必付出巨大的犧牲作代價就重新取得強國的地位；可能他們和《每日快報》一樣認為，比起英國人，法國人在這四年裏過得不算太壞。

　　我想對這些人說幾句話。我想對他們解釋：他們錯了，德國占領曾是可怕的考驗，法國不一定就能複興，而且沒有一個法國人不經常羨慕他的英國盟友們的命運。但是，就在我著手做這項工作時，我感到它的全部困難所在。我已經體驗過一次這種困惑，那時我剛獲釋，人家就詢問我當戰俘的生活：我怎樣才能使沒有在俘虜營裏生活過的人體會那裏的氣氛呢？隻要加重筆觸，就能描出一團漆黑，而稍加修飾就能使一切顯得歡悅、快樂。甚至人們所謂的“一般情況”也不代表真相。需要有許多發明，許多技巧才能表現真相，還需要許多善良的願望和許多想象力才能理解真相。今天我麵臨一個相似的問題：怎樣才能使一個始終未受奴役的國家的居民懂得被占領意味著什麽？我們之間橫著一道不可能用言詞填平的鴻溝。法國人之間談論起德國人、蓋世太保、抵抗運動和黑市交易時一說就明白，因為他們經曆了同樣的事件，因為他們有相同的回憶。英國人和法國人沒有共同的回憶，倫敦驕傲地經曆的一切，巴黎卻是在絕望和恥辱中經曆的。我們需要在談論自己時不帶感情衝動，你們則需要學會聽懂我們的聲音，學會抓住那些不能言傳、隻能意會的事情，可以用一個手勢或片刻的沉默表示的所有一切。

　　如果我還是試圖讓人家看到一點真相，我會遇到新的困難：法國被占領是一個無比巨大的社會現象，它涉及三千五百萬人。我怎麽能用他們全體的名義發言呢？小城市、大的工業中心和農村的遭遇各不相同。某一個小村莊從未見過德國人，而另一個村裏德國人卻駐紮了四年。既然我主要住在巴黎，我就局限於描寫巴黎淪陷時期的情況。我撇開不談生理上的痛苦，確實存在但被掩蓋起來的饑餓，生命活力的衰退，結核病的蔓延等等；統計數字總有一天會告訴我們，這些不幸曾達到多大的規模，但是說到底英國也有類似的情況；英國的生活水平想必仍然比我們的要高得多，但是你們遭受了轟炸、VI無人飛機的襲擊和軍事損失，而我們卻沒有作戰。然而另有別種性質的考驗；我想寫的正是這類考驗，我試圖寫出巴黎人是怎樣體驗淪陷生活的。

　　我們首先必須排除廣泛傳播的形象：不，德國人不是手執武器在街上溜達的；不，他們不強迫平民百姓為他們讓路，給他們騰出人行道；他們在地鐵車廂裏給老年婦女讓座，他們見到小孩就會油然而生柔情，去撫摸他們的臉頰；他們接到命令要行為規矩，於是為了遵守紀律，他們就難為情地、用心地做到規規矩矩；他們有時甚至顯示一種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願望。你們也別以為法國人對他們總是投去某種充滿蔑視的目光。誠然，絕大多數居民避免與德國軍隊有任何接觸。但是不要忘記占領是天天存在的事實。有人被問到他在恐怖時期做了些什麽，他回答說：“我活下來了……”我們每個人今天都可以做同樣的回答。我們活過這四年，德國人也活著，就在我們中間，淹沒在大城市的統一生活裏。前幾天人家給我看登在《自由法國》上的一張照片，我不禁發笑了：照片上一個膀圓腰粗的德國軍官在塞納河畔一家舊書攤的書箱裏搜尋什麽，那位舊書攤主，一個留著典型法國式胡子的小老頭用冷漠而憂傷的眼光看著他。德國人得意洋洋，他好像把他瘦小的鄰人擠到取景框外麵去了。照片下麵有一行說明：“德國人褻瀆了從前屬於詩人和夢想家的塞納河岸。”我當然不認為照片是假的；不過這隻是一張照片而已，而且是專斷地挑選出來的。肉眼的視野更廣闊：攝影師看到幾百個法國人在幾十隻書箱裏搜尋，同時看到一個德國人，在這個太大的布景裏他顯得渺小，單獨一個德國人在尋覓一本舊書，他是一個構想家，可能是個詩人--總之是一個無害的角色。在街上散步的德國士兵無時不向我們顯示的正是這一無害的麵貌。人群遇到他們的製服就自動分開，然後又合攏，他們褪色的綠製服在平民的深色便服中間形成一個淺淡的、謙遜的斑點，簡直是期待之中的。其次，相同的日常需要使我們與他們交臂而過，同一個人流把我們和他們一起卷走，在一起顛簸，相互混雜：我們在地鐵裏擠著他們，我們在黑夜裏撞到他們。當然，如果接到命令，我們會毫無憐憫地殺死他們，當然我們沒有忘記我們的敵意和仇恨；但是這些感情已經變得有點抽象，久而久之我們在巴黎和這些實際上與法國士兵很相像的丘八之間建立起某種可恥的、很難說清楚的休戚與共關係。一種不帶任何同情心的相互依存關係，確切說是生理上適應後形成的相互依存。最初，我們隻要見到他們便不舒服，後來，我們逐漸學會對他們熟視無睹，他們已具有一種建製的抽象性質，最終使他們變得無害的，是他們不懂我們的話。我在咖啡館裏不下一百次聽到巴黎人就在離一個孤獨的德國人兩步遠的地方肆無忌憚地議論政治，而那個德國人坐在桌子邊上，麵對一杯汽水，目光茫然。他們對我們來說更像是家具，而不是活人。當他們彬彬有禮地攔住我們，向我們問路時--對我們中大部分人這是唯一與他們說話的機會--我們更多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不自在；說明白了我們不自然。我們想起自己下給自己的不容改變的命令：決不同他們說話。但是，麵對這些迷路的士兵，一種古老的助人為樂的人道主義精神在我們身上複蘇了，另一個上溯到我們童年時代的命令要求我們對別人的困難援手相助。於是我們就根據當時的脾氣和情境做出決定，或者說“我不知道”，或者說“走左手第二條街”。無論哪種情況下，我們走開時都對自己不滿意。聖日耳曼大街上，有一次一輛軍車翻倒在地，把一名德國上校壓在車下。我看到十個法國人趕上去把他救出來。我確信他們都仇恨占領者；兩年後，他們中必定會有幾個人成為法國國內力量成員，在同一條大街上向占領者開火。不過當時又是怎麽一回事呢？這個壓在自己汽車底下的人是占領者嗎？該怎麽辦呢？敵人的概念隻有當敵人和我們之間隔著一條火線時才是堅定、明確的。

　　然而確實有一個敵人--而且是最可憎的--但是他沒有具體的麵目。至少見過這個敵人的人很少還能回來為我們描述他的模樣。我想把他比做一條章魚。它躲在暗處攫住我們中最優秀的人，使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一天你給一個朋友打電話，電話鈴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裏響了好久；你去敲他的門，無人應門；如果門房帶著你破門而入，你會在門廳裏發現兩把靠在一起的椅子，椅腿之間滿是扔掉的德國香煙的煙頭。失蹤者如果是當著他的母親和妻子的麵被抓的，她們會證明說，把他帶走的德國人很有禮貌，跟在街上向我們問路的德國人完全一樣。當她們到福熙林蔭道或者柳林街時，人們彬彬有禮地接待她們，她們臨走時偶爾還能聽到安慰的話。然而，在福熙林蔭道或者柳林街，鄰近樓房的居民整天，直至夜深，都能聽到驚呼慘叫聲。巴黎沒有一戶人家沒有親友被逮捕、流放或槍決的。似乎城裏有好些看不見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從這些窟窿裏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確切部位的內髒出血症似的。何況人們很少談論這些事情；人們掩飾饑荒，更掩飾這一不斷的血液流失，這樣做部分出於謹慎，部分是出於尊嚴。人們說：“他們把他抓走了”，而這個“他們”，就像瘋子有時用這個代詞來指他們想象中的迫害者一樣，指的幾乎不是一些活人：不如說是某種有生命的、觸摸不到的、焦油一般的物質，它染黑一切，甚至使光明失色。夜裏，人們聽見“他們”。子夜時分，街麵上響起幾個趕在宵禁前回家的居民急促的、相互隔開的腳步聲之後，便是一片寂靜。人們知道，這以後，唯一能在外麵走動的是“他們的”腳步。很難讓別人也體會到這個空蕩蕩的城市，這個就在我們窗戶底下，唯有他們在活動的“無人區”帶給我們的印象。住宅絕對不是可靠的庇護所。蓋世太保經常在半夜到清晨五點之間出動抓人。好像房門隨時可能被打開，放進一股寒氣，一片夜色和三個客客氣氣的、帶著手槍的德國人。即使我們不說出他們，即使我們不去想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在我們中間存在。我們感到他們的存在，隻因為周圍的物件以某種方式不像過去那樣完全屬於我們，它們變得古怪、冷漠，好像已成為公有的，好像有一個陌生人的目光破壞了我們家庭裏親密無間的氣氛。一到早晨，我們又在街上見到一些趕著鍾點上班的德國人，他們腋下夾著公文皮包，看起來不像軍人，更像穿軍服的律師。我們努力在這些不帶表情的、熟悉的臉上找到一星半點我們想象了一夜的那種凶殘和仇恨。但是找不到。然而恐怖並不因此消散；這種抽象的，不能落實到任何人身上的恐怖可能正是最難忍受的。至少這是占領時期的主要麵貌：請想象，一方麵是找不到對象的仇恨，另一方麵是一個太熟悉了、叫人恨不起來的敵人，而這兩者必須朝夕共處。

　　這一恐怖還有許多別的原因。但是，在進一步說清楚之前，必須避免一個誤會：人們切不要把這一恐怖想象成一種強烈的、驚心動魄的情緒。我已經說過：“我們活下來了。”這就是說人們可以工作、吃飯、交談、睡覺，有時甚至還能發笑--雖然笑聲難得聽到。恐怖似乎在外麵，附在各種東西上。人們可以暫時不去想它，被一本書，一場談話，一樁事情吸引過去，但是人們總要回到它那兒去的，於是人們發現它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它平靜、穩定，幾乎很知趣，但是我們的夢想和我們最實際的念頭無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們的良知的經緯線，又是世界的意義。今天這場恐怖已經消逝，我們隻看到它曾是我們生活的一個組成因素；但是當我們沉沒在其中的時候，我們對它太熟悉了，有時把它當做我們的心情的自然基調。如果我說它對我們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時我們又與它相處得不錯，人們會理解我的意思嗎？

　　據說有些精神病患者總覺得有一個殘酷事件打亂了他們的生活。但是當他們試圖理解到底是什麽事情給他們留下如此強烈的印象，使他們的過去和現在截然斷裂時，他們卻什麽也沒有找到，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我們的情況也差不多。我們無時不感到與過去的一切聯係被切斷了。傳統斷裂了，習慣亦然。我們不太理解這個變化的意義，戰敗本身也不能完全解釋這個變化。今天我看清這是什麽了：巴黎死了。不再有汽車，不再有行人--除非是某幾個鍾點在某幾個街區。人們在石頭中間行走；好像所有人都遷走了，而我們卻被遺忘，留下來了。首都的邊邊角角還殘留一些外省生活情趣；剩下的是一座大城的骨骼，氣勢不凡但毫無生機，它對我們變得太大太空了：人們一眼望不到盡頭的街道顯得太寬，距離顯得太大，遠景顯得太開闊--人們在這座空城裏會迷失方向，巴黎人於是待在家裏或者不離開他們的街區；這些龐大、威嚴的宮殿一到晚上就墜入絕對的黑暗之中，他們害怕在其間穿行。說到這裏，也應該避免誇張：我們中許多人曾經喜歡資產者的寧靜生活，喜歡這個失血的首都在月光下古色古香的魅力；但是他們的樂趣也染上一絲苦澀：在自己的街上，圍著自己的教學區和自己的區政府散步，感到的卻是一種摻雜著憂傷的喜悅，與在月光下參觀羅馬古競技場和雅典帕提儂神廟一樣，世間還有比這更苦澀的事情嗎？一切都是廢墟：第十六區無人居住的華屋關著百葉窗；被征用的旅館和電影院前設置了白色路障，人們會突然撞上去；酒吧間和商店在整個戰爭期間都關門停業，老板不是被流放，就是死了或失蹤了；雕像隻剩下底座；花園不是被七拐八彎的障礙物隔成兩半，就是被鋼筋水泥的暗堡弄得麵目全非；還有樓房頂上所有那些塵灰撲撲的巨大字母，那不再點亮的霓虹燈廣告。在商店櫥窗裏，人們看到的廣告好像是刻在墓碑上的文字：隨時供應酸菜肉絲；維也納點心；請到圖蓋歡度周末；專修汽車。你們會說，我們也經受了這一切。倫敦也有過燈火管製和消費限製。這我都知道，但是你們生活裏的這些變化的意義與我們的不一樣。倫敦即使受到傷害，燈火不明，仍是英國的首都，巴黎卻不再是法國的首都了。從前條條公路，條條鐵路都通向巴黎；巴黎人呆在自己家裏等於呆在法國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巴黎人的野心和愛戀之情囊括世界，他把紐約、馬德裏和倫敦盡收眼底。貝裏高爾、博斯和阿爾薩斯的農莊，大西洋的漁場養育著巴黎，但是我們的首都與古羅馬不同，它不是一座寄生城市。它調節交易和民族的生命，它加工原材料，它是法國財富的轉盤。停戰以後一切都改變了，國土一分為二，割斷了巴黎與農村的聯係；布列塔尼和諾曼底海岸變成禁區；一堵水泥牆把法國和英國、美國隔開，還剩下歐洲：但是歐洲是一個令人發指的名詞，它意味著奴役；曆代國王的都城喪失了一切，連同它的政治職能也被設在維希的傀儡政府奪走了。法國被占領軍分割成互不來往的省份，它把巴黎給忘了。這座名城變成一個平淡無奇、不起作用的大量居民集中點，它隻能憑吊昔日的光榮，人們不時給它打補針以維持它的生命，全靠德國人決定每周放入一定數量的列車，它才能苟延殘喘。隻要維希稍加頂撞，隻要拉伐爾向柏林輸送勞工時不夠爽快，人們馬上停止給巴黎打針。巴黎在空蕩蕩的天宇下憔悴，餓得直打哈欠。它與世隔絕，別人出於憐憫或者出於自己的打算才養活它，它隻有抽象的、象征性的存在。這四年裏，法國人無數次在食品雜貨店的櫥窗裏看到成排的聖埃米裏翁酒瓶或墨爾索酒瓶。

　　他們被吊起胃口，走近去看個仔細，卻讀到一條告示：空瓶僅供陳列。巴黎也一樣，它隻是一個空架子。一切都被掏空了：羅浮宮裏沒有畫，國民議會裏沒有議員，參議院裏沒有參議員，蒙田中學裏沒有學生。德國人為了維持門麵而組織戲劇演出、賽馬和興味索然的慶祝活動，這不過是為了向世界證明法國安然無恙，巴黎還活著，這是中央集權製度造成的奇特後果。至於英國人，他們用炸彈把洛裏昂、魯昂或者南特夷為平地，但是決定不去碰巴黎。於是我們在這奄奄一息的城市裏享受到一種象征性的、死一般的安靜。在這個孤島周圍，鋼鐵和火焰如雨水從天而降；但是，如同我們未被接受參與我們的外省的勞作一樣，我們也沒有權利分擔它們的痛苦。一個象征：這個勤勞、愛動怒的城市變得隻是一個象征。我們麵麵相覷，自己問自己，是否我們本人也成了象征。

　　這是因為，這四年裏，人們搶走了我們的未來，必須依賴別人為生。而對於別人，我們不過是物。英國的廣播和報刊無疑對我們表示了友情。但是除非我們太自負或者過於天真，才會相信英國人為了解救我們才打這場傷亡慘重的戰爭。他們英勇地手執武器捍衛自己的根本利益，我們知道，在他們的考慮中，我們不過是許多因素中間的一項因素。至於德國人，他們想的是怎樣用最好的辦法把這塊土地並入“歐洲”整體。我們感到自己的命運從我們手裏滑走；法國像人家放在窗台上的一盆花，天晴時拿出來，天黑了又搬回來，從不征求這盆花本身的意見。

　　大家知道有一種所謂“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他們突然認定“所有的人都死了”，因為他們停止把自己的未來投射到自身之外，而這樣一來，他們就停止感到別人的未來。最令人痛苦的，可能正是所有巴黎人都喪失了自我意識。戰前，如果我們有時滿懷同情看著一個孩子，一個年輕男人或女子，那是因為我們預感到他們的未來，因為我們從他們的手勢，從他們臉上的皺褶裏隱約猜到他們的未來，因為一個活人首先是一個計劃，一項事業。但是占領剝奪了我們的未來。我們再也不能在目送一對情人遠去時試圖想象他們的命運：我們不比一枚鐵釘或門上的插銷有更好的命運。我們所有的行為都是暫時的，它們的意義限於它們被完成的那一天。工人在工廠裏幹一天活算一天：第二天就可能斷電，德國人可能停止運來原料，人家可能突然決定把他們押送到巴伐利亞或者帕拉丁納去做苦工；大學生在準備考試，但是誰又敢保證他們準能參加考試呢？我們觀看自己，看到的卻像是死人。這種非人化，這種把人化為木石的現象實在難以忍受，所以許多人為了逃脫它，為了找回一個未來，就投入抵抗運動。奇特的未來，酷刑、監獄、死亡擋在前麵，但是至少這是我們自己用雙手創造的未來。不過抵抗運動僅是一種個人出路，而且我們一直知道這一點：沒有抵抗運動，英國人照樣能打贏戰爭；如果英國人注定要打輸的話，有了抵抗運動也無濟於事。抵抗運動在我們心目中主要有一種象征價值；因此許多抵抗運動成員是絕望的：他們也是象征。在一座象征性的城市裏發動象征性叛亂，唯有酷刑是真實的。

　　於是我們就被置身局外。對於我們不再打的這一場戰爭，我們還因不能理解它而感到恥辱。我們從遠處看到英國人和俄國人適應了德國的戰術，而這期間我們仍在回味我們1940年的失敗：我們敗得太快，什麽也來不及學到。今天不無嘲諷地慶賀我們躲過這場戰爭的人不能想象，法國人本來多麽願意繼續戰鬥。日複一日，我們看到我們的城市被摧毀，財富被銷毀；我們的年青一代萎靡不振，三百萬同胞在德國受盡磨難；法國的出生率大為下降。還有什麽戰役的毀滅性超過這一切？我們本會樂意做出這些犧牲，如果它們能加快我們的勝利的來臨，但是現在這些犧牲沒有任何意義，毫無用處，或者說它們對德國人有利。還有下麵這一點，可能大家都能理解：最可怕的，不是受苦，也不是死去，而是白白受苦，白白死去。

　　在被絕對遺棄的境地中，我們有時看到頭頂上掠過盟友的飛機。我們的處境實在古怪，以至警報器宣告這些飛機是敵人。命令毫不含糊：必須離開辦公室，關閉店鋪，躲進防空洞。我們從不服從：我們待在街上，昂首望天。不應該把這一違抗紀律的行動看做徒勞的反抗或者愚蠢的硬充好漢：我們在絕望地注視我們最後剩下的友人。這個坐在駕駛艙裏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的年輕飛行員，他以看不見的聯係與英國、與美國拴在一起，他代表整個巨大而自由的世界占滿了天空。但是他帶來的唯一信息卻是死亡的信息。人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必須對盟友抱有多大信念，才能繼續愛他們，才能和他們一起願意他們在我們的土地上大肆破壞，才能不顧一切地把這轟炸機當做英國的臉龐來歡迎。如果炸彈沒有命中目標，掉在居民區裏，人們就想盡辦法來辯解，有時人們甚至指責是德國人扔下炸彈以便挑撥我們和英國人的關係，或者是德國人故意遲發警報。大轟炸時期，我曾在勒阿弗爾一位戰俘營的難友家裏住過幾天。頭一天晚上，我們圍著一台無線電收音機坐下，一家之主帶著既天真又令人感動的莊嚴神情轉動收音機的旋鈕；他好像在主持彌撒。正當我們收到BBC的首次新聞節目時，我們聽到遠處傳來隆隆的飛機聲。我久不能忘在場一位婦女既驚恐萬狀又欣喜若狂，她小聲說道：“英國人來了！”一刻鍾內，他們在椅子上端坐不動，不管爆炸聲越來越近，全神貫注傾聽倫敦的聲音；他們覺得飛機裏的聲音更加實在，而他們頭頂上的飛機編隊賦予了這個聲音以五官四肢。但是這類篤信不移的行為要求精神始終處於緊張狀態，還經常要求人們壓下心頭的憤怒。當洛裏昂被夷為平地，當南特市中心被毀滅，當魯昂的腹心受到轟炸時，我們強壓下心頭的憤怒。但願你們能猜到這樣做需要多大的克製力。有時候怒火無法抑製--然後人們又說服自己不要聽憑情緒衝動。我記得1944年7月，我坐火車從商蒂依回巴黎時遇到飛機上的機槍的掃射。這是一列與軍事目標完全無關的郊區客車；三架飛機掠過；幾秒鍾內，頭一節車廂裏就有三名乘客被打死，十二名受傷。乘客們站在鐵道上，看著死者和傷員被放在擔架和綠色長椅上抬走--擔架不夠，人們把附近車站月台上的長椅也搬過來了。激動和氣憤之下，乘客們個個臉色煞白，人們咒罵你們，人們責備你們野蠻，不近人情：他們有必要襲擊一列無力自衛的客車嗎？難道萊茵河那一邊的活還不夠他們幹的？他們最好到柏林去！可不，那邊的高射炮想必讓他們害怕了，等等。然後，突然有人找到了解釋：“聽著，通常他們總是瞄準機車，這樣不會傷害任何人。隻不過今天人家把機車編在最後；於是他們就朝頭一節車廂開槍了。他們飛得那麽快，沒有發覺這個變化。”大家立即閉口不語：人們心頭輕鬆了，因為飛行員沒有犯下不能原諒的錯誤，因為我們可以繼續愛你們。我們經常受到誘惑，很想恨你們，我們必須與這種誘惑鬥爭：在我們遭受的不幸中，這可不是最小的一項，我還可以作證，那一天，在我們的戰勝者德國人譏諷的目光下，我們眼看你們在城市近郊造成的火場上冒起濃煙，我們那時候孤獨到了極點。

　　然而我們不敢埋怨：我們內心有鬼。這一隱秘的恥辱折磨我們，我首先在被俘期間體驗到這種恥辱。戰俘們是不幸的，但是他們做不到對自己生憐憫之心。他們說：“想想，我們將來回去了，人家會怎樣對待我們？”他們的痛苦又幹又澀，令旁人不悅，還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理應受懲，這痛苦就像攙著毒藥。他們感到自己愧對法國。但是法國愧對世界。為自己的不幸傷心落淚也能帶來安慰。但是當我們到處受到蔑視時，我們又怎麽可能憐憫自己呢？和我同一個戰俘營的波蘭人毫不掩飾他們對我們的輕蔑，捷克人則責怪我們在1938年拋棄了他們。有人告訴我，一個從戰俘營逃出來的俄國人躲在安茹一名法警家裏，他談到我們時老掛著微笑：“法國人，兔子！兔子！”他們自己對我們也不是一直都很溫和的，我還記得我們聽斯穆茨元帥的某次演說時不得不強行保持沉默。這以後，當然我們轉過這樣的念頭：索性屈辱到底，再增添一些。也許我們本有可能為自己辯護。世界上三個最大的強國花了四年才打敗德國；當我們單獨抵抗德國的攻擊時，我們一上來就被打垮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嗎？但是我們不想辯解；出於為國家贖回榮譽的需要，我們中最優秀的人投入抵抗運動。其他人遲疑不決，內心不安；他們反複咀嚼自己的自卑情結。有一種痛苦人們必須承受：既不能認定自己不該遭此報應，又不能把它當做贖罪手段，你們難道不認為這是世上最難忍受的？

　　但是，正當我們就要陷入不能自拔的悔恨之中的時候，維希政府成員和合作者們試圖把我們推進去，結果反而使我們止步不前了。占領，這不僅是戰勝者在我們的城市裏長住下來，這也是他們在所有的牆上，所有的報紙上願意讓我們看到我們自己齷齪不堪的形象。合作者們首先呼籲我們要正視現實。他們說：“我們打敗了，輸要輸得漂亮：承認我們的過錯吧。”緊接著又說：“應該承認法國人輕浮、冒失、愛吹牛、自私。我們一點不了解別的民族。戰爭是在我們國家分崩離析時突然襲來的。”牆上的幽默招貼嘲笑我們最後的希望。麵對如此卑劣的行為，如此拙劣的計謀，我們倒想為自己感到自豪了，可惜，我們剛抬起頭就在自己身上重又找到我們真正的悔恨理由。我們就這樣整天六神無主，感到不幸卻又不敢對自己明言，蒙受恥辱同時羞愧得無地自容。我們的不幸達到頂點：我們每走一步路，吃一頓飯，甚至吸一口空氣，都不能不與占領者同流合汙。和平主義者們在戰前一再向我們解釋，一個被侵占的國家應該放棄戰鬥，作消極抵抗。這話倒是好說，但是為了使消極抵抗有效，火車司機必須拒絕開車，農民必須拒絕犁地。這樣做的話，戰勝者可能會感到不方便--雖然他們可以從自己國土上取得給養--可是被占領的民族肯定過了幾天就會統統死光。因此必須工作，為民族維持徒具外觀的經濟組織，不管經曆多少毀滅和搶劫，為它保存最低限度的活力。然而最微小的經濟活動也對敵人有利。敵人撲到我們身上，把他們的吸盤緊貼我們的皮膚，與我們同生共死。我們的血管裏生成的每一滴血都有他們一份。人們關於“合作者”談論得很多。誠然，在我們中間有真正的法奸：對他們我們不引以為恥；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渣滓，總有那麽一批不得誌、心懷怨恨的人利用災難或革命得逞於一時--一個民族組合中有吉斯林或拉伐爾這樣的人存在本是正常現象，如同自殺率或犯罪率一樣。但是我們感到不正常的是國家的處境，全國都在與敵人合作。遊擊隊員是我們的驕傲，他們不為敵人工作；然而農民如果想養活遊擊隊員，就得繼續飼養家畜，而其中一半必定被運到德國。我們一舉一動都有雙重意義：我們永遠也不知道應該完全責備自己呢，還是完全讚同自己--一種微妙的毒汁使我們最好的舉動也帶上毒素。我隻舉一個例子：火車司機和司爐是令人欽佩的。

　　他們的冷靜、勇氣和經常表現的獻身精神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他們使載著食物的貨車安抵巴黎。他們中大部分人是抵抗者而且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們熱心保護法國鐵路器材卻對德國有利：這些被奇跡般保存下來的機車隨時可以被征用；他們搭救下來的人中，也有前往勒阿弗爾或瑟堡的軍人；運送食品的列車也載著軍用物資。所以，這些本心隻想為同胞效勞的人勢所必然站在我們的敵人一邊，反對我們的友人；貝當把勳章掛在他們胸前時，實際上是德國向他們授勳。從戰爭開始到結束，我們沒有承認自己的行為，我們無法要求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病毒無所不在，任何選擇都是壞的，然而又必須選擇，並且對之負責；我們的心髒每一次跳動都加重一分我們的犯罪感，我們為之毛骨悚然。

　　維希政府一直要求我們團結一致。如果我們能團結起來反對維希政府，我們被迫過的這種卑汙生活可能會變得易於忍受一些。但是不幸未必就能使人靠攏。首先，占領使同一家庭的成員散失世界各地。某位巴黎工廠主把妻子和女兒留在“自由區”，因此--至少在頭兩年裏--不能見到她們，也不能給她們寫信，除非寄明信片；他的長子關在被俘軍官營裏，他的幼子投奔戴高樂去了。不在巴黎的人似乎沒有離開巴黎，我們整整四年沉浸在對遠方友人的寶貴回憶裏，在想念他們的同時，我們回憶著一去不複返的生的溫馨和驕傲。不管我們多麽努力，回憶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淡化，親友的麵目變得模糊不清。一開始人們經常談到被俘的親友，後來就越來越少了；並非人們不再想念他們，而是因為，他們起先在我們心裏有痛苦的、明晰的麵目，後來變成敞著大口子的空位置，逐漸與我們的貧血症混為一體。我們像缺少脂肪、糖或維生素一樣缺少他們。其缺少程度同樣徹底，難分軒輊。同樣消失了對巧克力或鵝肝醬的回味，對某些陽光燦爛的日子的記憶，對7月14日巴士底廣場的舞會，與情侶的一次散步，海濱的一個夜晚以及法國的光榮的回憶。我們的生理需要縮小了我們的記憶。因為人什麽都能將就，我們又有了新的恥辱：湊合著我們的貧困，我們飯桌上的蕪菁、甘藍和我們仍享有的少得可憐的自由，乃至我們幹涸的內心活下去，我們變得日益簡單化，最後我們隻談論食物，與其說這是出於饑餓或對明天的恐懼，不如說因為尋找食物“來路”是我們唯一夠得著去做的事情。

　　何況占領喚醒了古老的糾紛，加劇了法國人之間本來存在的不和。法國分成北區和南區，使巴黎和外省以及北方和南方之間古老的對立重新複活。克萊蒙，費朗和尼斯的居民指責巴黎人與敵人達成協議；巴黎人責怪“自由區”的法國人是“軟蛋”，說他們因自己未“被占領”，盛氣淩人地顯示自私的滿足心理。在這一方麵，應該說德國人踐踏停戰條約，把全法國置於占領軍直接控製下，倒是幫了我們一個大忙：他們重建了我們民族的團結。但是別的衝突依然存在，例如農民與市民的衝突。農民長期以來一直以為自己受城裏人的蔑視，這下輪到他們報複，對城裏人趾高氣揚了；後者反過來指責他們為黑市提供貨源，存心使市民挨餓。政府則火上加油，它發表的講話一會兒把農民捧到天上，一會兒責備他們把收獲隱藏起來。豪華餐廳的倨傲氣派更使工人與資產階級敵對。說實話，光顧這類場所的主要是德國人和一小撮“合作者”。但是這類場所的存在使社會不平等有目共睹。勞動階級也不可能不知道，主要是他們被征發到德國去做勞工，資產階級沒有或幾乎沒有被觸動。據說這是德國人運用策略的結果，他們有意挑起不和，或者這隻是因為工作對德國更有用？我不知道該怎麽想。但是這也是我們不能有明確見解的一個標誌：我們不知道應該為大學生中的大多數免於流放而慶幸呢，還是應該出於患難與共的精神，希望這一厄運不分區別地打擊所有社會階層。為了麵麵俱到，需要指出，戰敗加劇了兩代人之間的衝突。四年內，1914年後的老兵責怪1940年的士兵們打輸了戰爭，而後者又指責他們的前輩丟失了和平的機會。

　　不過你們不要想象法國陷於四分五裂。真相沒有那麽簡單。這些爭執主要表現為對一個巨大的、笨拙的團結願望的阻礙。可能曆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善良意願。人們朦朧地向往著新秩序的來臨。雇主就整體來說，傾向於對雇員讓步。無論何地，每當兩名地鐵乘客在擁擠的車廂裏互不相讓，每當一個不夠靈活的騎自行車者與一個躲避不及的行人發生爭執，人群裏總有人輕聲說：“這又何苦呢！法國人之間還吵架，當著德國人的麵！”但是占領造成的局麵本身，德國人在我們之間豎立的壁壘以及秘密鬥爭的需要，使得這些善良意願在大多數場合派不上用場。所以這四年是一個漫長的、無力實現的團結之夢。當前局勢之所以緊急、令人焦慮，也在於此。壁壘傾圮了，我們的命運握在自己手裏。是重又複蘇的古老糾紛，還是這個巨大的團結願望將取得勝利呢？你們從倫敦望著我們，請你們大家多少保持一點耐心：占領時期的回憶還沒抹掉，我們剛剛醒過來。拿我來說，我在街角遇到一名美國兵時，會本能地突然一驚：我以為他是德國人。反過來，一名躲在窖裏的德國軍人迫於饑餓出來投降，巴黎解放後半個月他就可以騎自行車在香榭麗舍大街暢行無阻。人們太習慣德國人的存在了，以至對他們視而不見。我們需要許多時間才能忘記過去，而明天的法國還沒有露出它的真麵目。

　　但是我們首先請你們理解，占領往往比戰爭更可怕。因為在戰爭中每個人都可以表現自己是男子漢，而在占領這一曖昧的處境中我們真的不能行動，甚至不能思想。在這個時期--抵抗運動除外--法國大概說不上始終表現得很偉大。但是你們首先應該理解，積極的抵抗必定隻能限於少數人。其次，我以為，這一小部分人義無反顧地自願以身殉難，他們足以補償我們的種種軟弱之處。最後，如果這篇文章能幫助你們衡量我們國家在羞辱，在極度厭惡，在憤怒中忍受的一切，我以為，你們會和我一樣認為，它有權得到尊重，包括它的過失在內。

　　（施康強 譯）

　　1965年獲獎作家

　　[蘇聯]米哈依爾亞曆山大羅維奇肖洛霍夫

　　（1905--1984）

　　不用說，現在我們應該寫得比二三十年前好得多，有分量得多。我國讀者大大增長了的文化需求迫切要求我們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善意的批評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無論是有經驗的作家還是青年作家，都需要批評。

　　然而，大家都知道，有各式各樣的批評。穆赫塔爾奧埃佐夫在發言中說得很對，你批評他，是因為你關心他，愛護他。

　　哈薩克斯坦作協領導同誌的報告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見便是這種善意批評的範例。這些發言中的尖刻的話並未掩蓋他們對同行文學命運的關心。

　　然而，《文學報》上發表了T蒙勃利特批評薩比特、穆卡諾夫的文章，這種挖苦人的文章，決不能視為作者懷有幫助同行糾正作品中錯誤的願望。這種文章不是幫助作家，而是要毀滅他。

　　如果作家有意識地創作思想上有害的作品，並且以種種借口企圖在作品中販賣政治上對黨和人民有害的“思想”，那我讚成這時的批評應該是“毀滅”性的。這時，不必顧慮措詞，還要把筆當作鋒利的劍來使用。但是，如果我們的作家由於某種原因創作出失敗的作品，那就需要善意的幫助，需要向他指出錯在那裏，並幫他改正錯誤。假如有的人過分自信，不相信某些同行的看法，那麽，集體的幫助和廣泛的創作討論便是最好的規勸辦法，采用這種批評方法，即便是最自負的作家，隻要尚未喪失理智，也應明白“一個準尉走對了步子，可全連走不對步子”的情形是不會有的。

　　……至於說到對青年作家的批評，既要像父親那樣嚴格要求他們，又要關心他們。有人對我講過小鷲學飛的時候老鷲是怎樣教育它們的孩子的。老鷲把小鷲馱在翅膀上，不許它們下來，逼它們往高處飛，飛起來後，讓它們越飛越高，直把它們趕得精疲力盡為止。隻有采用這種教育方法，鷲長大了才能學會在雲端裏翱翔……我們也應用這種方法教育青年作家。應當逼他們越飛越高，讓他們今後成為文學中的真正的鷲，而不是落水的烏鴉，也不是飼養的母雞。鷲是不會折斷自己不會飛或起初不敢往高飛的小鷲的翅膀的。我們的批評不應也無權“折斷”初學寫作作家的“翅膀”。然而，遺憾的是，常常出現這種情況：某位過分熱心的批評家，掄起棍子便朝青年作家打過去，打得他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挨打的青年作家能否飛起來，還很難說。

　　有人擔心，對青年作家實行物質重獎，必然導致他們驕傲自滿和創作力衰退，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一個具有健全的道德準則的人，不論是年輕還是年老，不管他威望多高，名氣多大，都不會驕傲自滿。而一個靈魂發黴的人，即使乳臭未幹，也會驕傲自滿的……

　　生活中也還會有這樣的事……一位初學寫作的作家寫了一部很一般的作品，而為自己的，比如說吧，三年的勞動成果獲得微薄的稿酬，書還未再版，可他在物質上已不可能改正這本書的缺點，更說不到創作新作品了，因為他還清舊債後，隻剩下買褲子的錢了。他離開了文學，也許永遠不再回來了。

　　我想問你們一句：大作家當中哪一位一開始就寫出天才的傑作？他們的早期作品通常也總是很一般的。

　　不管你們怎麽想，不過我倒讚成從我們這些老作家，特別是老戲劇家身上為青年作家擠出一些稿酬來。

　　他們身上寄托著我們的未來，他們是我國文學永不衰老的保證。

　　（吳俊忠 譯）

　　作家對人類的責任問題

　　親愛的朋友們，同行們！

　　請接受我的良好祝願，祝你們在崇高的事業中取得成績，你們正是為此而聚集到一起的。

　　謹向那些應我們的邀請，克服了許多困難，長途跋涉前來出席和參加這次聚會的其他國家的客人和同行們，致以衷心的問候。

　　這不是作家的一般性聚會，一般性聚會有時隻是就突出的文學方法問題交換意見。而這次聚會，就其實質來說，討論的是作家的稱號、我們勞動的意義以及作家對人類的責任等重大問題。

　　從形式來看，作家這種職業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職業之一。它需要作家長期在寫字台旁過著禁欲主義的孤獨生活。我不知道，對於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來說，有沒有比與別人一樣更可悲的了。這種職業，就其內涵、目的和方向來說，又是最能得到公認的職業之一。從事這種職業的真正的藝術家，任何一個都是有別於旁人的。我們每一個人的寫作，都是為了自己的話能被更多的願意傾聽的人所聽到。當我們表現的不是狹小圈子內的“我”，而是能使上百萬人激動的事件時，我們就會感到幸福。

　　生活中常常會發生這樣一些事件，或者出現這樣一些日子，迫切需要我們互相接觸，以便我們共同解決緊迫的問題，共同來回答那些觸及我們的勞動的最隱秘的實質，觸動作家--人道主義者的良心的問題。

　　我想說的是，當涉及到鬥爭以及一個民族都在受難這一類問題時，作家應該持什麽態度。

　　人道主義，對人的愛，對人類的愛……不同的人都是從不同的側麵來探討對它的理解的，都是與他們代表人類社會的某種力量相適應的！

　　我們蘇聯作家，遵循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如果殺人凶手、掠奪者已經把手舉到受害者的頭上，那麽，那種隻是可憐苦難的受害者，並且隻會因世界上存在掠奪而悲傷的人，決不是人道主義者。隻有進行鬥爭，幫助受害者搬開掠奪者的手，粉碎掠奪者的惡念的人，才是人道主義者。

　　……

　　每前進一步都是向目的地接近。讓這次聚會就成為這樣的一步吧！

　　（吳俊忠 譯）

　　1966年獲獎作家

　　[瑞典]奈莉薩克斯

　　Nelly Leonie Sachs（1891一1970）

　　寄給了您。據我所知，他們還要求您寫個書評。是啊，這個悄悄的、熱烈的願望我自己卻不敢說出口。埃勒曼秋天來看我的時候，我告訴他許多您關於西蒙娜威苡靈魂說的深入研究，盡管我知道他在法國是西蒙娜威苡協會的會員。

　　您問起我的生存。這很難說。我生活著，把目前的瞬間盡我所能吸進去。我相信徹底的痛苦，相信塵土充滿了靈魂，我們為此而踏上征途。我相信不可見的宇宙，我們把自己在黑暗中的所作所為寫進宇宙。我感到光的能，它讓石頭裂開化為音樂，我受難為自己的軀體，為渴念可怕的箭鏃，箭鏃刺透了我們，從生到死，它促動我們去外頭尋找，在風險拍擊的地方。

　　當閃電

　　點燃信仰的大廈

　　足涉水

　　展臂如同空中的翼

　　這就是內在的過程，神秘地充滿了記號。尊敬的瑪吉特阿伯紐斯，你會比大多數人更好地理解這一過程--我們死亡的緩慢的過程。我從自己的民族得到虔誠派神秘主義的幫助，它連同一切神秘主義成為日常的生存空間流出的泉源，它遠離一切教誨、教義，在陣痛中造它的新居。

　　這是否就是您要聽的，也許您要聽的完全是另外的話？不管怎麽樣，我很高興我的東西到了您手中，即使您對它們不作評論。隻有一個請求：那麽也別讓人家去作評論。

　　您的 奈莉薩克斯

　　（孟蔚彥 譯）

　　1967年獲獎作家

　　[危地馬拉]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裏亞斯

　　Miguel Angel Asturias（1899一1974）

　　嗓音發虛；海拔高度使人發懶，動作失調；燦爛的陽光照得人睜不開眼。到達拉巴斯的人都有這種剛剛從夢魘中醒來，從無盡而又單調的高原中走出來，到了伊甸園裏的感覺。為城市擇址的精明的風水師會叫你在這塊伊甸園裏安頓下來，在西班牙征服者中有過不少這樣的風水師；如嗅風者、水土測試者、風暴通曉者、驅鬼者。正是他們找到了這個陸上盆地，在這個盆地裏，萬物都那麽愉快、溫柔，到處都那麽優美；天空蔚藍，溪流潺潺，樹木繁茂，冰雹不降，積雪覆蓋，柳枝和角豆樹成行。這裏是個美麗的地方，除了上述有利條件外，它還處於利馬總督區和蘊藏著取之不竭的財富的波托西之間。拉巴斯，聖母的拉巴斯，處於平靜的天空下的拉巴斯，處於平靜的空氣中的拉巴斯，被伊利馬尼雪山照亮了的拉巴斯。

　　透明的空氣成為一麵透鏡，使遠山顯得近了。疾風猛刮著直插雲霄的山尖，撼動著這一個個以白雪為頭、以黃沙為足的巨人，千百年來，它們那種規則的構圖消失了，卻在滿是爛泥、黏土、碎石和腐殖土的空間固定下來。把地平線和城市，把高低不一的新的一批山峰和山巒分開。

　　在稀薄的空氣中，東西沒什麽重量。當你飛快地從山丘上的房屋處歇下來時；當你沿著蜿蜒的地勢由大馬路走進小山穀時；當把房屋建在麵對懸崖的岩石上時，輕飄飄的感覺就會增強。懸崖上可以看見幾條小河的反光，這些河是丘克帕波河的支流。丘克帕波河發源於安第斯雪山的最高峰，也是眾河之父的亞馬遜河的源頭。

　　但是，剛到拉巴斯的人由於對海拔高度還沒有適應，暫時體會不到感覺輕飄的樂趣，在指點雪峰、屋頂、塔、桉樹灰綠色的葉子、蜿蜒盤纏的公路、側影像硬幣的駝馬時，動作會不自在。在沿著像登台階的胡同走向舊廣場時，他的腳步會斷斷續續。在廣場，曆史在強行進入舞台，英雄點燃了鬆明火把。這火把，以後不管是什麽東西、什麽人，已經再也撲滅不了了。

　　由於高山反應，停歇比以前更多了。隻有嚼著古桐葉，才能減輕海拔高度帶來的疼痛。剛到的人隻好從血戰之後地麵上血跡斑斑的廣場和清風細語的鎮上回來。廣場上的噴泉依然銀鈴般地響個不停。剛到的人在黑暗中開始了他去聖弗朗西斯科的航行。在聖弗朗西斯科，在金子般的火光邊，在微弱的大蠟燭的火光中，一個大祭壇清晰可見。外麵，印第安人死沉沉的臉在太陽照射下顯出了輪廊，像是悲劇的麵具，同刻滿了熱帶水果的熱情奔放的建築物形成對比。

　　他從聖弗朗西斯科到到了聖多明各。那裏不時會叫人大吃一驚。這不是因為太高，而是那裏保存著一些倫勃朗和魯本斯的作品和許多遺骸。其中有一隻從未摸過錢的主教的手。

　　然後，他從聖多明各到了聖安德烈斯最高學府明亮而又吵鬧的教室。這裏，不僅是環境，語言，連談論的主題都是新的。人們談論社會學，農業法，宇宙線。人們可以親眼看見許多神秘的物理學家。他們把陸上時間平分在教學和天文台裏。最高的那一層樓上開著一個窗戶，裏麵伸出一隻手來，指向遠處陡峭的高山。在這高山上，有一個基督模樣的雪峰，清澄的雪水在旁邊流出來。那就是恰爾卜塔亞山！

　　第二天，剛到的人去爬恰爾卡塔亞山。他穿過一塊平地後走上了一條環山小路。山越來越尖，越來越陡，繞的圈越來越多，幾乎像一根爬杆了。最後，他終於爬到了海拔大約6000米的頂峰。頂峰上隻有勇敢的滑雪者和研究人員才會去。滑雪者順著陡峭的滑雪坡踩著雪往下滑，時而出現，時而跳動，時而消失。研究人員帶足了必備的器械和工具，想在世界上最高的天文台裏捕捉住還沒有被人捉住過的宇宙線。

　　在拉巴斯這個“大家庭”裏，既有它的閃光之處，也有它的陰暗麵。居住在荒蕪高山上的人，他們冰冷的雙手依然可以同雙手熱烘烘的人相握。這些人在他們的田地裏收獲古柯葉、玉米、蔬菜、水果以及可可豆、咖啡、煙草和神秘的藥草。這個大家庭裏生活著有自己崇拜偶像、自己服飾和自己語言的各個大民族。人們一會兒可以聽到臉像蒙古人那樣蒼白，甜蜜、溫柔和詩歌般生動活潑的印第安人講克丘亞語；一會兒聽見他們充滿幻想旋律的音樂；一會兒聽見他們像艾馬拉人那樣的命令式的、生硬的但不是粗暴的閑聊。這種閑聊是慢節奏的，就像他們居住的偏僻地區所特有的擬聲音樂。

　　但是，在這幾個主要民族中間，在這個大家庭裏，還雜居著其他民族：來自連接的的喀喀湖和波波湖排水渠兩岸的神秘的烏魯人，阿塔卡馬人，阡戈人，還有來自遠方的瓜拉尼人，卡爾恰基人，潘帕斯人和來自比爾科馬約河的野蠻人。這些野蠻人青銅色的肩膀上插著一根漂亮的羽毛。

　　一些女商販叫賣著打氣筒、編帶、叮當作響的耳環、五顏六色的服裝，盤腿坐在高台上，有意無意地主持著這個盛會。她們熱情出售各種五顏六色、芳香四溢的值錢貨，有天鵝絨皮色的桃子，黃皮、紅皮、黑皮的土豆，有香蕉、榅木孛子、黃瓜、番茄、番石榴、野櫻桃以及各種各樣加斯和奧連特肥田沃土裏開花結果和出產的物品。小吃攤上，熱氣騰騰，叫人睜不開眼。印第安人提著鸚鵡、鬣蜥、烏龜穿過。還有人賣種子，賣陳皮、粗沙細沙、植物海綿和產於墨涅卡的蘭花。剛到的人挑了一束有名的“康杜塔花”，或叫“血串花”。這花是大紅的，隻有聽到了排簫和山區裏像風箏那樣飛流直下的瀑布所發出的聲音才會開放。

　　市場上生意興隆。人群進進出出，購買蔥頭、甜菜、歐芹、百裏香、蠶豆、豌豆、甘薯、卷心菜、蘆筍、萵苣、蘿卜等等。但買賣最多的是帽貝。

　　那天下午，剛到的人吃了一驚，因為在拉巴斯的郊區，家家戶戶的門是朝南的。他手中的“康杜塔花”像一團火撒落在通往波連特的路上。花飄向了天空，血色的花瓣像紅寶石般的雲彩。但是，不管是夢幻還是錯覺，就在這條路的盡頭、兩旁和附近，一座光怪陸離的城市出現在人們的眼前。這個城市是由高原上的流水雕刻出來的。幾百年來，流水在堅硬的岩石上刻出了這些豪華而又憂鬱的摩天大樓。他是一顆星星，一把風塵、一片寂靜。在這寂靜中，丟失了小羊羔的牧羊人的呼喚聲會久久回蕩。

　　（王玉林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