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隨筆精品

第二十章 尤利西斯：秩序與神話

　　喬伊斯先生的這部作品問世已相當久了，因而我們已沒有必要再對它進行空泛的嘉許，或對它的貶損者進行規勸；另一方麵，它問世還不夠久，因而我們尚不可能對它的地位及重要性進行全麵的估量。對於這樣一本書，我們現在能有效從事的隻是闡述它的某一尚未確定的方麵--而它具有無數多個方麵。我認為它是現時代所找到的借以表達自身的最重要的作品。它是一本我們都蒙受過恩惠，都無法回避的書。這是我下麵要說的關於它的話的前提條件，但我不希望浪費讀者的時間來聽我細念我的頌文；它給了我全部我所期望得到的驚愕、愉快以及恐懼，這裏就不多說了。

　　在我讀過的所有關於這部書的批評著作中，我覺得沒有一本--如果我們根據其自身的情況將瓦雷裏拉爾博先生那篇有價值的論文除外的話，其實與其說它是一篇評論還不如說是一篇導言--能高度評價其與《奧德修》並行的方法的重要意義以及每個部分中對相應的適當的文體和象征的運用。然而我們覺得這也許是引人注意的首要的獨特性；但它卻一直被看做是一種逗人開心的計謀，或是作者為了構築其現實主義故事而豎立起來的腳手架，而在竣工後的整個結構中並不具有任何重要意義。在我看來，奧爾丁頓先生幾年前對《尤利西斯》的評論也是由於這一疏忽而歸於失敗的--但因為奧爾丁頓先生是在整本書問世之前進行評論的，所以相對那些在整本書問世之後嚐試對它進行評論的人，他失敗得更為體麵。奧爾丁頓把喬伊斯看作一位騷亂的預言家；他哀歎達達主義即將洪水般泛濫，他的慧眼看出，隻要這位魔法師的魔棒輕輕一觸，這股洪流便會奔湧而出，當然，我覺得喬伊斯這部書可能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這是不相幹的。一部偉大的書確實可能產生極壞的影響；而一部平庸的書最終可能是最有裨益的。下一代人需要對他們自己的靈魂負責；一個天才則要對其他天才負責，而不是對一工作室沒受教育、未經訓練的花花公子負責。然而，奧爾丁頓先生對低能者的深切關心，在我看來，還是帶有某些關於喬伊斯作品本質的暗示，對這些暗示我是無法苟同的。他覺得這部書--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是對混亂的迎請，對種種變態、不完整感覺的表現，對現實的扭曲。但我最好還是引一下奧爾丁頓先生的原話，不然我也許是在撒謊。他說，“另外，我認為當喬伊斯先生以其傑出的才華來使我們對人類產生厭惡的時候，他是在做某種虛假的事情，是在誹謗人性。”這些話似乎有點像溫文爾雅的薩克雷對斯威夫特的看法。“至於在道義方麵，我覺到它簡直就令人發指，不知廉恥、毫無人性、褻瀆神靈：盡管這位教長崇高、偉大，我說我們還是應該把他轟走。”（這是針對賢馬國之旅的結尾說的--我認為這是人類靈魂取得過的最偉大勝利之一。不錯，後來薩克雷對斯威夫特做了一個人所能給予或接受的最高讚揚：“在我看來，他是如此偉大，想起他就像想起一座正在崩潰的帝國。”在他那個時代，奧爾丁頓先生幾乎是同樣的慷慨）。

　　是否有可能誹謗人性（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誹謗，後者是對除去其他人之外的某個人或某個集體的誹謗）這問題應該由哲學界來討論；但毫無疑問，如果《尤利西斯》確是一種“誹謗”，那它就隻能是一份偽造的文獻、一件軟弱無力的贗品，也決不會吸引奧爾丁頓先生片刻的注意。關於這一點我不希望再多說什麽：有趣的是，當奧爾丁頓先生提及喬伊斯先生的“偉大而沒有節製的天才”時，他是在虛設前提。

　　我想奧爾丁頓先生和我多多少少同意我們在原則上要得到什麽，並且同意稱之為古典主義。正是因為我們在這一點上意見一致，我才選擇在眼下這一問題上攻擊奧爾丁頓先生。我們對我們要持什麽相同意見，但不是對怎樣獲得它，或是當代文學創作在這方麵顯現出一種什麽樣的趨勢。我希望我們同意“古典主義”並非與“浪漫主義”相對的選擇對象，不同於“把這幫流氓趕下去”講壇上的那些政治黨派，不是保守黨就是自由黨，不是共和黨就是民主黨，它是一切優秀文學--隻要確實優秀的話--根據各自在區域和時間上的可能性，力爭達到的一個目標。在某種意義上，一個作家可以通過放棄手頭上十分之九的材料，隻挑選博物館中木乃伊般的玩意兒來進行創作，而成為“古典的”--正像某些當代作家一樣，如果有必要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就這一點說他們一些髒話（奧爾丁頓當然不是他們中的一個）。或者，一個作家可以通過盡量出色地處理手頭上的材料，而成為具有古典傾向的作家。關於“古典”這個詞之所以會產生混淆不清的現象，是因為人們非但將它用於文學，還將它用於各種利益、行為方式以及包含文學在內的社會所構成的整個複合體；而它在兩種用法中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與創造藝術相比，在文學批評領域成為古典主義者較為容易，因為在進行批評時，你隻須對自己需要什麽負責，在進行創作時，你就要對你能夠怎樣處理那些你不得不接受的材料負責。我把作家本人的激情和感覺也包括在這種材料中，對這位作家來說，他自己的激情和感覺毫無疑問是他必須接受的材料--並非需要誇張的美德或減輕的邪惡。因而，關於喬伊斯先生的問題是：他處理了多少活的材料，以及他--作為藝術家，而不是立法者或勸誡者--是如何處理它們的？

　　正是在這一點上，喬伊斯先生對《奧德修》的並行性利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具有相同於一項科學發現的重要意義。以前從沒人在這樣一個基座上構造過小說：以前從來就沒有這個必要。我把《尤利西斯》稱作一部“小說”並非想虛設前提；如果你把它稱作一部史詩也沒關係。如果它不是一部小說，那隻是因為小說已成為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的形式；因為小說--不是作為一種形式--是這樣一個時代的自我表現，它還沒有完全失去形式，因而也不覺得需要一種更為縝密的東西。喬伊斯先生寫過一部小說，名叫《肖像》；溫德姆路易斯先生寫過一部小說，名叫《塔爾》。我認為他們倆都不會再寫一部“小說”。小說已在福樓拜和詹姆斯那裏結束了。我認為這是因為喬伊斯先生和路易斯先生“超越”了他們的時代，這樣他們有意無意地對這種形式產生了不滿，致使與那些聰明但尚未意識到它已過時的作家相比，他們的小說在形式上更不規整。

　　在使用神話，構造當代與古代之間的一種連續性並行結構的過程中，喬伊斯先生是在嚐試一種新的方法，而其他人必定也會隨後進行這種嚐試。他們不是模仿者，就像一個科學家利用愛因斯坦的發現，從事自己獨立、更為深入的研究一樣。它隻是一種控製的方式，一種構造秩序的方式，一種賦予龐大、無效、混亂的景象，即當代曆史，以形狀和意義的方式。它是一種已由葉芝先生勾勒出來的方式，我相信葉芝先生是當代首先意識到這一需要的人。它是一種靠占星圖顯示吉兆的方法。心理學（盡管有其自身的許多不足之處，也不管我們是以取笑的態度還是以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它）、人種學以及《金枝》共同發生作用，使得幾年前都還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我們現在可以使用神話方法，而不隻是敘述方法了。我真誠地相信，這是在使現代世界獲得藝術可能性的方向向前邁進了一步，是在建立那種奧爾丁頓先生如此熱烈渴望的秩序和形式的方向向前邁進了一步。隻有在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在一個無法為此目的提供什麽幫助的世界上，默默地掌握了自己的方法的那些人，才能幫助推動這一進步。

　　（王恩衷 譯）

　　1949年獲獎作家

　　[美國]威廉福克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