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散文精品

第六十三章 一隻雌鼠的榮耀

　　-從天竺鼠到羅猴-的代表，白毛紅眼的實驗室雌鼠最後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東西。為了她的緣故，正如小說中的敘述者所說的，在醫藥領域內，同時，就諾貝爾獎得主沃森和克裏克所涉及而言，也在基因控製的無限領域內，不止一人已經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研究和發現，並因此而榮獲諾貝爾獎。

　　此後，玉米和好幾種蔬菜-沒有提及任何一種動物-可以或多或少地合法地成為無性係的，因此，這種“鼠人”（rat-men）隨著小說不斷接近尾聲而日益繁殖，成為這種後人類時代被命名為“沃森克裏克”的特殊物種。他們把兩種最好的種屬特性結合起來。人類有許多鼠性，鼠類也有許多人性。這個世界似乎是運用綜合來恢複它的健康。在“大碰撞”之後，唯有雌鼠、蟑螂和蒼蠅以及魚類和蛙類的卵幸存下來，這是個從混亂中創造秩序的時代，沃森克裏克不可思議地逃脫了劫難，做了比他們的本分更多的事情。

　　人們總是在講故事

　　人們總是在講故事。在人類學會寫字日漸有了文人之前，很長一段時期每個人都在給別人講故事，每個人都在聽別人講故事。顯然，長期以來，有些文盲比識字的人講故事講得更多更好，也就是說，他們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們的謊言。他們中間的佼佼者發現了各種藝術手法，他們很少平鋪直敘，而是將它降格為一種次要手法。

　　在他們絕不枯燥死板而是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驀然間令人驚異地卷入遼闊的河床，但見波逐浪湧，檣傾楫摧，屍浮血染，旁枝逸出，眾水分流……這些原生狀態的講故事的人，無需依賴日光夜燈而可以在黑夜裏完美地進行，他們實際上長於借黃昏薄暮來渲染氣氛引發懸念。他們即不沉悶地生發，也不故作驚雷瀑布，而是在情節的發展中，當他們感到聽眾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感到不少聽眾有意要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便當止則止，以“且聽下回分解”或“未完待續”一語煞住。

　　在沒有人會寫字，因此沒有筆錄時講的是些什麽故事呢？

　　從《聖經》中的該隱和亞伯的時代起，就有謀殺和屠殺的故事了。爭鬥，尤其是血腥的爭鬥，總是故事的好材料。種族滅絕很早就隨著洪水和旱災、豐年和荒年的輪替而進入故事畫麵。牲口和奴隸的長長的單據是完美地被接受的，一個故事沒有血脈相傳的詳細家譜就難以置信，在英雄故事中尤其如此。

　　早就有的三角戀愛，今天仍然流行不衰。半人半獸的妖怪故事-他們一開始就在迷宮中穿行在香草中吸引廣大聽眾，更不用說神仙偶像的傳說以及航海的曆險，這類故事代代相傳，經過加工、擴展、修改，乃至變得麵目全非，最後由一個講故事的人寫下來，據說他的名字就是荷馬。《聖經》則是講故事的人集體寫作的結晶。在中國和波斯，在印度和秘魯高原，不管寫作如何繁榮，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單門獨戶的說書人，那些或無名或有名的講故事的人始終不會收口，他們後來有不少變成了文人。

　　我如何成了一位有爭議的作家

　　像我們這樣集中精力寫作的作家，不管怎樣我們都還記得不少聽過的故事，不會忘卻口頭文學的源頭。一件好事傳千裏，所有的故事都要通過口耳相傳。講述起來有時模糊，有時猶豫，有時迅疾，仿佛被恐懼驅使著，有時悄悄耳語，以免被人偷聽走漏風聲，有時高聲，有時清晰-所有這些技藝都源自文學自我期許的實際上很難達成的初衷：編織生活的精彩片斷。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點，如果我們在寫作中忘記了這一切，那麽，我們的故事就會掉書袋，就會像灰塵一樣幹巴巴。

　　現在，我們有這麽多的書可以讀，也是一件大好事。不管我們高聲為他人朗誦還是獨自吟誦，書籍總是具有永恒的價值。它們已經成了我的靈感之源。在我年輕而具有可塑性時，諸如麥爾維爾、杜林這樣的大師，或路德的出自《聖經》的德文著作，經常激發我高聲朗讀。我在寫作時，會把墨水與唾沫攪在一起。現在事情已經變了許多。被稱為寫作的苦工，我已忍受了五十年，不，我在自討苦吃時添加了不少調味品，我咀嚼那些咬不動的多筋骨的章句，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軟乎乎的東西。我在狂喜的孤獨中自言自語，當我捕捉到恰當的語調、共鳴和回響時，我就揮筆疾書。

　　是的，我愛大聲朗讀。長期伴隨著我的這個伴侶的多音符號的健談不斷在呼喚我，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寫的文字變為一部部手稿。當我向聽眾朗誦某些篇章時，我感到沒有什麽比我自己的書更令我喜歡-這些書好久以前就已經流到那個封閉地區，已經化為讀者自己的財富。早已過了語言的斷奶期的青年，頭發花白卻仍然貪讀的老人，把那種書麵語言變成了他們的口頭語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麵世。

　　贏得一種立場，逆時代潮流寫作，在他的路上鋪設站得住腳的真理，這就是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每個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許諾：未完待續……然而，我是如何成了一個作家、詩人和藝術家-所有這一切是如何一齊令人驚異地寫到了白紙上呢？是一種怎樣清高的家庭教養使一個孩子達到如此狂熱的地步呢？

　　我早在12歲那年就想當藝術家。這個念頭與二戰爆發時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時我住在但澤的郊區。但是，我的職業發展的第一次機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雜誌《伸出一隻手！》（Hilf Mit！）上發現了一個誘人的機會。那是一次有獎故事競賽。我立即寫出了我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受到母係背景的影響，這部小說題為《卡蘇比亞人》，但情節並未發生在這個人口愈來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現狀中，而是發生在13世紀的一段新舊交替時期。在那舊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權力的真空中，土匪、強盜把持道路，一個農夫對正義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國家法律程序而私設的公堂。

　　我現在還記得起的是，對卡蘇比亞的偏僻鄉村的經濟狀況作了簡單交代之後，我開始描繪種種掠奪、搶劫和複仇的殺戮。掐死人、殺死人然後用烤肉的叉子串起來的細節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處決的人也相當多。在第一章結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卻暴屍於野，填了烏鴉的肚皮。由於我的文體感不容許我把屍體化為幽靈，把小說轉變為鬼怪故事，我就必須承認這是一次失敗，我隻得給它一個意外的結尾，不必“未完待續……”。當然，這樣收場是不好的，但這個作家生手學到了一點教訓：下一次他應當對他筆下的人物表現得溫和一些。

　　我開始讀得愈來愈多。我有自己的閱讀方式：把指頭塞進耳朵。讓我解釋一下，我的一個妹妹和我在狹窄的環境中長大，家裏隻有兩間房，因此我們都沒有自己的房間，甚至經常擠在一個角落裏。長此以往，這反而變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說，我在童年時代學會了在人群中間在嘈雜環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鳴響的鈴鐺聲中閱讀，我經常沉浸在書本的世界。

　　我的母親是喜歡開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經咬了幾口的麵包卷，換了一條肥皂擺在我麵前，站在旁邊盯著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張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鍾，那種怪味才使我從紙上的奇遇中走出來。這樣一來，母親就對一個鄰居誇耀說，她的兒子讀書時是如何聚精會神。

　　今天，我可以像小時候一樣全神貫注地閱讀，但我再也沒有像那次一樣著迷了。我家的書籍那時擺在藍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後麵的書架上。母親是一個讀書俱樂部的成員，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小說並列在一起，夾雜著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維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說。塞爾瑪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

　　我後來繼續到市立圖書館去讀書，但我母親的藏書給我提供了最初的衝動。她是一個謹小慎微的開店鋪的婦女，有時卻不得不把貨品賒給信譽不可靠的顧客。她也是一個極為愛美的人，經常靠簡陋的收音機聽歌劇，聽輕鬆的樂曲，高興地聽我講得愈來愈好的故事，她還經常去市立劇院，也多次帶我去看戲。

　　幾十年前，我在布滿虛構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詩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的童年軼事。今天，我在這裏重溫舊事的唯一原因，是為了有助於我回答這個問題：“是什麽把你造就為一個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夢的能力，一般意義上的玩弄語言的工作，此外，與其說是為了我自己的目的還不如說是為了語言的目的，因為堅持真理就會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一句話，被廣義地視為天才的東西無疑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但是，所有這些突發奇想的才華，之所以能轉化為一種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載體，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種突發性的政治介入。

　　我母親所喜歡的表弟，像她一樣是一個卡蘇比亞人，在但澤自由市郵政所工作。他是我們家的常客，總是受歡迎的人。戰爭爆發時，在赫維柳斯廣場郵政所的建築物上，我表舅和不少人頑強地抵抗一支納粹突擊隊的圍攻，他們堅持到最後一刻。失敗後，他們立即遭到審判。突然，他們在行刑隊麵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在一夜之間而且長久地再也沒有人提起。他成了一個不存在的人。但他必須活在我這裏，必須活在我所經曆過的那些年月裏：我15歲就穿上了軍裝，16歲時就品嚐了恐懼的滋味，17歲時落入美軍戰俘營，18歲時，我開始在黑市打工，當石匠的學徒並且開始學習石雕，並且準備進藝術學校。

　　寫作和繪畫，繪畫和寫作，天馬行空的詩歌，古怪的獨幕劇，我就這樣在作品中神遊，直到我發現了那些難於駕馭的材料-我對於審美愉悅仿佛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需求。在它的碎片下，到處都長眠著我母親心愛的表弟-那個波蘭郵政所職員，那個被槍殺了被埋葬了的人，那個僅僅被我（還有別的什麽人嗎？）發現了的人，那個被文學藝術的呼喚挖掘出來然後以別的名字和裝扮複活過來的人。這一次，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無不洋溢著生命和活力，仿佛他們依舊活著，而且，若幹章節連綴成篇，某些章節發展到結尾又生波瀾，從而使作者能夠不斷地許諾：未完待續……

　　就這樣不斷地寫呀寫呀。我最初的兩部長篇小說《鐵皮鼓》和《狗年月》，以及插在它們之間的中篇《貓與鼠》，把我訓練成為一個青年作家。這幾本書結果引起反感，激起憤怒甚至仇恨。出於對祖國的愛而從事的工作可以被視為弄髒了故國老巢的勾當。從此以後，我成了一位有爭議的作家。

　　這就意味著，像在西伯利亞或諸如此類的地方被查禁的作家一樣，我進入了一個很好的公司裏。我沒有理由抱怨；相反，作家應當想到：長期爭議不休乃是一種令人鼓舞的現象，選擇這一職業就得充當冒險的角色。在適當地權衡利弊過後，作家總是以極大的愉悅想在高級的強力的菜湯中撈點東西，這是人生的一種現實狀況。這就是造成文學的發展類似於檢查製度的發展及其改進的一大因素。

　　作家總是揭開被捂住的傷口

　　權勢者的病態的情緒迫使蘇格拉底飲鴆而死，逼得奧維德四處流亡，導致塞內加（Seneca）割開了他的血管。多少世紀以來，直到今天，西方文苑的最甜美的果實仍然列在天主教會的“禁書目錄”上。擁有絕對權力的王公貴族的檢查製度，使得歐洲啟蒙運動從中學到了多少躲閃其辭的迂回戰術？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驅逐了多少作家，查禁了多少語言文字？多少作家成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統治的犧牲品？今天，在諸如中國、肯尼亞和克羅地亞這樣的國家，作家處在怎樣的高壓之下？

　　我來自一個焚燒書籍的國家。我懂得焚毀可恨的書籍的欲望依舊是（或再一次成為）我們時代精神的一部分，必要時，它還找到了適當的電視屏幕來展現，從而擁有廣大觀眾。但是，更糟糕的是，對作家的迫害，包括暗殺的威脅和暗殺行為本身，在全球都有上升趨勢，因此，這個世界已經日益習慣於這種恐怖。

　　誠然，地球上稱其為自由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時會提高呼籲的聲音，例如，在1995年的尼日利亞，當諸如肯薩羅--維瓦（Ken Saro-Wiwa）這樣的作家及其支持者，由於采取反對所在國家的汙染物的立場而被判處死刑時，我們聽到了強烈的呼籲，但他們慘遭殺害之後，事情很快就恢複平靜，因為生態學的考慮也許會影響世界上的這個頭號石油巨擘的利益。

　　造成書籍及其作家如此危險以至於教會和國家、決策機構和大眾媒體感到需要出麵反對的因素，究竟是什麽呢？言禁和更壞的情況往往並不是直接抨擊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帶來的後果。更主要的原因總是因為文學作品所影射的這一思想：真理隻能存在於複數形式中，也就是說，不存在作為單數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隻有多元真理的集合體。正是這種文學的含沙射影使得這種或那種真理的捍衛者感到危險，感到性命攸關的危險。

　　因此我們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作家就其本義而言，是不能把曆史描繪成太平盛世的，他們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他們在關閉的大門背後窺視，發現了食品櫃裏吃剩的骨頭，發現有人甚至貪吃神聖的乳牛，或者，例如斯威夫特，他以反語建議：在英國貴族的廚房裏，不妨把愛爾蘭兒童“燒、炙、烤、煮”，好好享用。換言之，對於他們來說不存在神聖的東西，資本主義更不是什麽神聖的貨色，這就使他們成為冒犯權貴的人，甚至成為罪人。

　　但是，在他們拒絕與曆史的成功者聯手的一切事務中，最惹麻煩的是，他們樂於與失敗者，與那些有很多話要說卻沒有講壇訴說的失敗者攪在一起，評點曆史的進程。通過為失敗者代言，他們對成功者提出了質疑，通過與失敗者聯係，他們站到了同一陣線中。

　　當然，權勢者，不管在什麽時期，不管有什麽裝束，他們對某些文學並不反對。他們賞識它，用來裝潢門麵，甚至提升它。現在，它的作用就是娛樂，就是為消閑文化服務，就是掩蓋事物的陰暗麵從而給人以希望，給人以黑暗中的光明。他們最推崇的是一個“正麵英雄”，盡管與共產主義年代裏所要求的不盡相同。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叢林中，他很可能像蘭波（美國電影《第一滴血》主角）一樣以屍骨和微笑鋪平勝利的道路；他是一個冒險家，總是在戰役之間為了迅速出擊而冒出來，他是一個勝利者，一個把一連串失敗者拋在身後的大贏家，簡單地說，如此完美的角色為我們全球化的世界樹立了楷模。

　　如此強硬的男子漢，總是化險為夷的男子漢，可以經久不衰地在熒幕上遇到：那就是詹姆斯邦德，他已經像魚群產卵一樣產生了無數的布娃娃般的兒童。隻要擺好他的臨危不懼的英俊青年的姿勢，善就會繼續以壓倒的優勢戰勝惡。

　　這樣做是否就會使得他的對立麵或敵對麵成為一個反派英雄呢？那倒不一定。我有我自己的根，正如你們會從你們的閱讀中注意到的，我的根就在西班牙人或摩爾人的流浪漢小說流派中。單騎長矛直衝風車是這一流派傳了幾個世紀的模式，這種流浪漢的真正生存狀態來自失敗的喜劇性。他往權力的廊柱上撒尿，他在王侯的寶座上拉鋸，並且可以把他的技藝發揮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使人覺察不出一點尿液一絲鋸齒的痕跡：一旦他如此行動，高聳的神廟也許可以看到陳年失修的敗象，尊嚴的寶座也許可以聽到輕微晃動的雜音，但這就是全部藝術效果。他的幽默乃是他的絕望的主要表現形式。

　　當“黎明之神”在拜羅伊特的文雅的觀眾麵前咿咿呀呀時，他坐在後排竊笑，因為在他的戲劇中，喜劇和悲劇攜手向前。他嘲笑成功者的莊嚴的進軍，甚至伸出一隻腳使他們絆倒。他的許多次失敗使我們發笑，笑聲刺進我們的喉管：甚至他的最聰明的犬儒主義也有悲劇性的投影。此外，無論從左派市儈還是右派市儈的角度來看，他都是第一流的形式主義者-甚至是別扭的形式主義者：他把小小的望遠鏡拿錯了一頭；他把時間看作鐵道側線上的一列火車；他把鏡子擺在各個地方；你從來就講不清楚他究竟是誰的口技表演者；給他一種透視法，他甚至可以把侏儒和巨人收為自己的隨從。

　　拉伯雷總是不斷地逃避世俗社會的警察和異教裁判所的追捕，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他筆下的巨人卡岡圖亞和龐大固埃把那個被經院哲學弄得頭腳倒置的世界翻了個個兒。他們釋放的笑聲的確是惡魔般的。卡岡圖亞在巴黎聖母院的塔樓上光著P股彎著身子，朝下撒泡尿，全城就是水鄉澤國，麵對此時此景，每個人都不會哄然大笑。或者再來看看斯威夫特，如果在下一次經濟高峰會議上，為國家元首安排的餐桌上可以聽到來自巴西或南蘇丹的噴香的街童的呻吟時，那麽，斯威夫特對於減輕愛爾蘭的饑荒的溫和的烹飪建議，就可以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諷刺是我心目中的這種藝術形式的名稱，在諷刺中，一切都是被允許的，甚至可以用怪誕逗得你骨頭發癢。當亨利希伯爾於1973年5月2日在這裏發表諾貝爾獎演說時，他把理性與詩歌的表麵上的對立狀態帶進了一個愈來愈接近的相似狀態，可惜時間不夠，他轉向問題的另一方麵：“我已低估了幽默，幽默雖然不是某一階級的特權，但在他的詩歌中，幽默作為一種隱蔽的抵抗陣地，已經被忽略了。”

　　那時，伯爾知道，他所討論的瓊保羅，曾經在德國名人文化遺物收藏館占有一席之地，盡管這位詩人今天隻有很少的讀者；伯爾也知道在什麽程度上托馬斯曼的文學作品當時被右翼和左翼兩方麵懷疑為一種反諷藝術（我也許可以補充說，今天依然如此）。

　　顯而易見，伯爾所想到的不是捧腹大笑的幽默，而是聽不見的滲透在字裏行間的幽默，這種幽默是對醜角的憂鬱症的一種長期敏感，是采集無言之美的人的一種急中生智，一種機敏-這種機敏在媒體中已經成了一種相當時髦的東西，同時，在自由西方表現出來的那種“自發的自律”的幌子下，這種幽默也是麵對檢查製度的一種巧妙的偽裝。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為了紀念

　　五十年代初期，當我有意識地開始寫作時，亨利希伯爾，即使算不上一個始終受歡迎的作家，他也是頗有名氣的了。與沃爾夫岡科朋、君特艾科、阿諾希米德特一起，他站在文化工業的大門之外。依舊年輕的戰後德國文學，與被納粹統治所腐化了的德國一樣，曾經有一段艱難的時期。此外，伯爾一代，包括像我這樣的略為年輕的作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曾一度陷入困境，原因在於特奧多阿多諾的一句禁令：“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就是為什麽在今天寫詩已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換言之，此後再也沒有“未完待續……”。

　　但我們仍然在寫作。我們靠心中的承擔來寫作，如阿多諾在他的《最低道德：對被毀壞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說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標誌著一道斷層線，它劃下了文明史上一個無法填平的鴻溝。唯一的路徑是我們可以繞著這句禁令走。即使如此，阿多諾關於那堵牆的寫作已經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屬於我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與之作了公開的鬥爭。無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導迷路的德國走上正道，引導它從田園詩中，從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來，這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我們這些指頭曾經被燒痛了的孩子們，我們是否定哲學上的絕對論，拒絕接受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的思想者。懷疑和問難是我們的教父教母，灰色地帶的多元價值觀是他們傳授給我們的聖經。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這都是我強加給自己的苦行主義。後來，我發現了一種語言的豐富多彩，我要無所遺漏地坦承這種語言的一切“罪過”：它那循循善誘的柔和性，它用鉛錘測量深度的傾向性，它那極易適應的耐寒性，更不用說它的方言文采，它的不尚雕琢卻通體都是藝術細胞，它的種種離奇古怪，以及那種從虛擬語氣中綻開的美的花朵。

　　贏回了這種語言的資本之後，我們再投資以便賺取更多利潤。有人蔑視阿多諾的評判，也有人受到他的鞭策。在奧斯維辛之後寫作-無論寫詩還是寫散文，唯一可以進行的方式，是為了紀念，為了防止曆史重演，為了終結這一段曆史。因此，隻有這樣，戰後德國文學才能合理地說明：把普遍有效的“未完待續”運用到那個時代及其後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隻有這樣，才能把揭開的傷口始終展現在那裏。假如有人極想忘卻甚至勒令忘卻的話，那麽，我們就反其道而行之，就以這句口頭禪開始講故事：“從前……”。

　　這個或那個利益集團總是要求考慮在最後一章會發生些什麽事情-他們嚷道：我們需要回到正常狀態呀！我們必須把我們可恥的曆史拋在後麵呀！他們叫嚷了多少次，文學就作了多少次反抗。這是對的！因為這是一種愚蠢到難以理喻的姿態；因為每一次戰後時期的終結，在德國都是被公開宣布了的，例如十年前，隨著柏林牆的坍塌和兩德統一，過去又追上了我們。

　　那時，即1990年2月，我在法蘭克福對學生發表了一次演講，題為“奧斯維辛之後的寫作”，我逐一談論我的作品。1972年出版的《蝸牛日記》中，過去和現在或交叉進行，或平行發展，偶爾也發生碰撞。兒子們問我應當怎樣界定我的職業，我答道：“一個作家，孩子們，是一個逆時代潮流而寫作的人。”

　　我對學生們說：“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作家並不是用膠囊包裹在孤立狀態中，也不是永恒的，他們把自己看作活在當下的人，他們甚至向時代的變遷展現自己，他們介入並且有自己的立場。介入的危險，堅持立場的危險，這是盡人皆知的。一個作家刻意保持的距離是令人可怕的；出自他手筆的語言必須活在人們的嘴邊；對當下事件的偏狹之見會使他胸懷狹小，能訓練有素地勒住想象的韁繩，才能自由地縱馬飛騰；有疾有徐地馳騁，才能氣息平和地越過征途的險阻。”

　　我當年的冒險多少年來一直未曾間斷。沒有冒險的作家職業會像什麽樣的行當？我們先姑且承認，作家應當有安全，比如說，文化局官僚的那種安全，可是，出勤登記會玷汙了他的手，他會淪為這種恐懼的囚徒。出於失去地位的恐懼，他會在神話落腳的領域、遍布崇高思想的領域裏最終失去他自己。但是，由過去不斷轉化而成的現在，最終還是會把他卷進來的，會把他擺在第三流作家的檔次上。

　　因為每一個作家都屬於他的時代，不管他如何抗議自己生不逢時，都無法擺脫與他所處的時代的聯係。他並不是自主地選擇寫作題材，是某種選擇逼近了他使他別無選擇。至少我就不是自由地選擇的。假如我能隨心所欲，那麽，我會遵循美學原則，樂於在滑稽可笑的無害的文本中尋找我的美妙的處所。

　　可是，我不能這樣做。那時，瓦礫遍地，白骨成山，這是德國曆史母腹的產兒。要想減輕罪行，就要鏟除孽根。可是，我愈想鏟除幹淨，它就長得愈快。它是不能被簡單地低估的。此外，我來自一個難民家庭，這就意味著，除了驅使一個作家從書本到書本的一切因素-人所共有的雄心，對枯燥生活的恐懼，自我中心的機製-以外，我還曾經無法彌補地失去了故園。

　　如果通過講故事，還不能重新捕獲一個即失去了又毀滅了的城市的話，那麽，我至少可以重溫舊夢。這種係念使我不斷筆耕。我需要在我自己和讀者眼前把它變得清晰些。在我的肩上並不是沒有留下一點碎片，失落的東西也不能湮沒無聞，它可以通過文學的藝術而蘇醒過來，因為這種藝術可以再現一切崇高和卑瑣：一座座教堂，一片片墓地，船塢的嘈雜的聲音，環繞波羅的海的撲鼻的暗香，一種早已揚蹄出征卻依舊有伏櫪之溫情的語言，一種脫韁難收卻滿腹憂愁等待傾訴的語言，需要懺悔的罪孽，需要寬容的卻似乎從未被赦免的罪過……

　　一種類似的失落感給其他作家提供了魂牽夢繞的題材的溫床。在多年前我與薩爾曼拉什迪的一次談話中，我們一致認為，失去的但澤對我來說，就像他失去了的孟買一樣，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傷心別離地又是世界的肚臍。那種狂妄自大，那種濫殺無辜的場麵，在每一種文學的心髒部位都可以見到。對於能夠發現一切艱難險阻的故事來說，它是存在的條件。

　　煞費苦心的細節，敏感的心理分析，描繪人生片段的現實主義-光靠這些技巧並不能處理好我們的怪異的原始材料。像我們這樣受惠於啟蒙運動的理性傳統的作家，對曆史的荒謬進程的理解是成功的唯一解釋，它摒棄了一切別的推理性的解釋。諾貝爾獎金，隻要我們剝去它的典禮的盛裝，就會看到它根植於炸藥的發明中。人類思想的胚胎是隨著原子的分裂而形成的，而榮獲諾貝爾獎的基因分類研究給這個世界既帶來了福祉又帶來了悲哀。文學也是如此，它的根基隱含一種爆破力，盡管文學釋放的爆破力不是一種即刻的而是延後的行動效果，隻有在時間的放大鏡中才能改變世界，也就是說，無論是歡樂還是悲傷，它都通過宣泄而發生作用。

　　從蒙田到伏爾泰、狄德羅、康德、萊辛和利西滕門特以來，把理性的星火引進經院哲學的黑暗角落，歐洲啟蒙運動經曆了多麽漫長的時期。甚至這一點若明若暗的星火也經常熄滅在啟蒙的過程中，而這一過程，竟然是嚴格的檢查走向野蠻的禁絕的遙遠路途。然而，當這一道閃光最終照亮了世界時，它又轉化為一道冷酷的理性之光，局限於技術上切實可行的東西，局限於經濟的社會的進步。一種被宣稱為啟蒙的理性卻僅僅鼓噪了一陣基於理性的莫名其妙的行話（因此，它無異於不惜一切代價製造進步假象的上司的命令），結果一直灌輸給它的後繼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者都曾借用理性一詞互相攻訐）。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啟蒙運動的所謂的後繼者，這些輝煌的破產者已經為之奮鬥過的究竟是什麽貨色。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後繼者的延誤的行動及其言語的爆炸，已經把我們推到一種怎樣危險的境地。如果我們嚐試以啟蒙的工具來修複這一片廢墟，那僅僅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工具。我們在恐懼中盯著資本主義上場，接著輪到他的弟弟社會主義-現在據說已經死亡了的社會主義，如何不可遏止地掀起一陣陣風暴，狂妄地重新表演了在假想中已經過時了的資本主義老兄的種種錯誤。

　　自由市場已經被轉化為一種教義，轉化為絕無僅有的真理。在一切權力甚至是無限權力的陶醉下，這些後繼者表演了最野蠻的遊戲，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蠶食鯨吞，除了牟取最大的利潤之外別無目的。毫不奇怪，資本主義正在表明，它本來就是沒有改革意向的冷血動物，正如曾經想扼殺它的共產主義一樣。全球化就是它的座右銘，就是它驕傲地宣告的一句無可挑剔的座右銘-沒有別的選擇呀！

　　結果，曆史已經走到一個終點。再也沒有“未完待續……”，再也沒有懸念。盡管如此，也許還有這樣一種希望：如果有所作為的不是政治，不是已經放棄了它對經濟的決策力的政治，那麽，至少文學會帶著某種引發“新教義”的東西重整旗鼓，含蓄地表達舊有的信念。

　　起顛覆作用的文學如何能做到既具有爆破力又具有文學性呢？還有足夠的時間來等候這種被延誤了的行動嗎？將來，任何書都是為了提供一種短期消費的商品嗎？如果情況並非如此，那麽，對於文學正在從公眾生活中撤退，青年作家正在運用電腦聯網作為遊樂園這一現象，當做何種解釋？停滯不前的跡象日甚一日，這一點，可疑的communication一詞已經透露了某些信息。每一次時代的故障停車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精神崩潰。文化工業的一次浸染著淚水的低穀正在向全球的每個角落漫延。還有什麽可做呢？

　　盡管我不信神，但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外乎跪在一個聖徒麵前，因為這個從未使我失望的聖徒炸開了某些最硬的堅果。“啊，（多虧加繆的恩賜）神聖而崇高的西西弗斯！也許你的石頭不會停留在山頂，也許我們又一次把它滾了下去，像你一樣繼續為之感到高興吧，也許，我們‘存在’的苦工是一個永遠講不完的故事。阿門。”但我的祈禱會有人聽到嗎？或者，這些傳說是真實的嗎？新的無性係的生命的孕育注定能保障人類曆史的延綿不絕嗎？

　　沒有獎金頒發給饑餓項目

　　這就把我帶回到我在演講開頭說過的那番話。我再一次打開《雌鼠》的第五章，書中的實驗室雌鼠，代表數百萬在研究過程中的實驗室動物，贏得了諾貝爾獎。而我則想到：幾乎沒有什麽獎金曾經頒發給那些力求使這個世界擺脫人類一大災患的科研項目-根治饑餓的科研項目。

　　任何人，隻要付錢，就可以換兩個新腎，心髒也可以移植。我們可以給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打無線電話。衛星和太空站令人不安地繞著我們循著軌道運行不息。最近被構想被開發的武器係統，根據頒獎和獲獎的原則，它們也有助於延緩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人的大腦構想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得到驚世駭俗的實踐的運用。隻有饑餓似乎還在令人難以忍受地忍受著，甚至正在日益惡化。

　　根深蒂固的貧困逐漸化為一片愁雲。難民正在雲集世界各地，伴隨而來的就是饑餓。如何根治這一巨大悲慘的現狀，政治認識與科學認識應當達成共識。似乎沒有人決心進行這一事業。

　　1973年，正當在美國的積極支持下，恐怖開始襲擊智利時，威利勃朗特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這是第一位德國總理站在聯合國講壇上。他提出了普遍存在的貧困問題。他驚呼：“饑餓也是戰爭！”接著是掌聲如雷。

　　他發表演說時我正好在場，那時我正在寫小說《鰈魚》。小說涉及人類存在的真正基礎，尤其是食物-或極為短缺或相當豐富的食物，無數的忍饑挨餓的窮人和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富人的餐桌上的美味和歡笑。

　　問題仍然糾纏著我們。窮人以增長的出生率抵銷了增長的財富。富饒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嚐試在防禦壁壘中隱蔽起來，但難民潮仍然會把他們席卷進來，因為沒有一扇大門可以抵抗饑餓的擠壓。

　　凡此種種，未來都會有某種東西需要講述。我們共同的小說必須未完待續。甚至某一天人們不再寫作不再出版或不得不如此時，仿佛書籍不再是有用之物時，仍然會有講故事的人給我們做口耳相傳的人工呼吸，仍然會用新方式來編織老故事：有時聲音洪亮，有時氣韻平和，有時詰問發難，有時躊躇不前，有時收斂笑容，有時淚珠盈眶……

　　（傅正明 譯）

　　2003年獲獎作家

　　[南非]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

　　John Maxwell Coetzee（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