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我們這一代人在1945年後所作的那些最初的文學嚐試稱作廢墟文學,試圖以此表示對這些嚐試的輕蔑。對於這種稱呼,我們沒有反駁,因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的確,我們所描寫的人曾經生活在廢墟中,他們是從戰爭中擺脫出來的;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也包括兒童,都同樣地受了創傷。他們目光敏銳,他們在觀察。他們當時絕對沒有過真正太平的生活,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狀況,他們身邊和周圍的一切,沒有一點寧靜與和諧,我們這些寫作的人感到與他們是那麽接近,以至與他們構成一體。我們與那些黑市商人及其受害者,與那些難民以及所有因為其他原因而流離失所的人們構成一體。當然,首先是與屬於我們這一代的人構成一體,因為他們大部分人都曾經有過一個奇特而值得紀念的經曆:回歸故鄉。他們從那場一開始幾乎沒人能夠相信還會有盡頭的戰爭中擺脫出來,回到了故鄉。
因此,我們寫戰爭,寫歸鄉,寫我們在戰爭中看到的和在歸鄉時發現的:廢墟;這就引出了歸屬於這一新崛起的文學的三個中心詞:戰爭文學、歸鄉文學和廢墟文學。
出現這些名稱是有根據的:因為曾經有過戰爭,而且持續了六年;我們從戰爭中擺脫出來,回到了故鄉;我們看到了廢墟,所以我們描寫廢墟。可是有人竟用責難的、近乎氣人的語調來使用這個名稱,這是令人奇怪和值得懷疑的。盡管他們似乎還沒有說我們對曾經發生過的戰爭和處於廢墟中的一切應負責任,但是他們卻公開抱怨我們已經看到和曾經看到了這些現象。然而我們的眼睛沒有蒙上繃帶,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些。敏銳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藝工具。
對我們來說,如果將同時代人誘向田園牧歌式的世界,那是太殘忍了,因為一旦人們從中醒悟過來,那是非常可怕的。我們彼此真的要玩捉迷藏的遊戲嗎?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絕大多數法國貴族來說,就像驟然起了一場暴風雨,巨大的驚訝簡直就是一種驚愕:因為他們絲毫沒有預感。他們在田園牧歌式的隱逸狀態中幾乎度過了整整一個世紀;女士們換上了牧羊女的裝束,先生們也打扮成了牧羊人;他們結伴來到一個具有人為的鄉村風光的地方,一起歌唱、遊戲,自以為在安度柔情蜜意的時光-而實際上卻是道德腐朽,就像病毒侵蝕,軀體腐爛。-他們向外界展示著鄉村的清新與純潔-他們彼此在玩捉迷藏的遊戲。這種風尚-其中那種略帶甜蜜感的腐化對我們今天來說實在令人作嘔-是由某一種文學造成並得以生存的,那就是牧歌小說、牧歌戲劇。那些作家大膽地玩了捉迷藏的遊戲,他們對此負有責任。
可是法國人民卻用革命回敬了這種田園牧歌式的遊戲。盡管這場革命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但我們今天依然感受到它的影響,依然享有它所帶來的自由,即使我們並沒有始終意識到這種原因。
十九世紀初,在倫敦有個年輕人,他從來沒有過上歡快的生活:他的父親由於破產負債而身陷囹圄,這位年輕人在自學補上荒廢了的學業並成為一名記者之前,曾經在一家鞋油廠做過工。不久,他開始寫小說。在小說中他寫了親眼目睹的事情:他的目光曾觸及監獄、貧民窟、英國人的學校……這位年輕人所看到的一切很少有歡快可言,可是他描寫了它們。然而奇怪的是:居然有人讀他的書,而且是許許多多的人在讀。就像他注定要成為一個傑出的作家一樣,這位年輕人取得了成功:那些監獄實行了改革,貧民窟和學校受到了徹底的重視。它們都發生了變化。
這位年輕人名叫查爾斯狄更斯。他有一雙十分敏銳的眼睛,這是一雙人的眼睛,它在通常的情況下既不完全幹枯,也不完全潮濕,而是濕潤的-濕潤這兩個字在拉丁文裏就是幽默。查爾斯狄更斯具有十分敏銳的目光和幽默感。他的目光是如此敏銳,以至他對沒有看到過的事物也能描繪-他並沒有使用放大鏡,也不求助於使用一副拿倒了的望遠鏡的竅門-既可將事物看得非常精確,卻又離它非常遙遠,他也沒有給自己的眼睛蒙上繃帶。雖然有時候他也有足夠的幽默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玩捉迷藏的遊戲,但是他並不生活在捉迷藏的狀態中,最近的那些論調好像正是要求現代作家不要把捉迷藏當作遊戲,而應把它當作狀態。但是我重複一遍:敏銳的眼睛就是作家的手藝工具,它要敏銳的足以能看到他自己以及還沒有進入視野的東西。
我們假設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個地窖:那裏有個男子正在桌子旁邊揉麵團,他的臉上滿是麵粉:他是一個麵包師。現在作家看著他站在那裏,就像荷馬也看到了他,巴爾紮克和狄更斯也看到了他-看到了這個為我們烘製麵包的男子;他就像這個世界一樣古老,他的前途就像到了世界的盡頭。然而正是地窖裏的這位男子正在抽煙,他也去看電影。他的兒子已在俄國陣亡,被埋葬在三千公裏之外的一個村莊的邊上;他的墳墓如今已被鏟平,上麵也沒有十字架,拖拉機代替了犁耙,像往常那樣耕犁了那塊土地。這一切都發生在地窖裏那位臉色蒼白、默默無語、為我們烘製麵包的男子身上-他既有痛苦,也有歡樂。
現在,作家的眼睛又看到了一家小工廠那蒙著灰塵的窗玻璃後麵一個瘦小的女工,她正站在機器旁衝製著紐扣。紐扣,沒有它們,我們的衣服也許就不成其為衣服,而隻能是鬆鬆垮垮耷拉在身上的布料,它既不能美化我們,也不能溫暖我們。至於這位女工,每當下班後,她就會抹上口紅;她也會去看電影,也會抽香煙;她還會與一個修汽車或開電車的小夥子一起散步。然而正是這位年輕的姑娘也有自己的身世:她的母親就葬身於某一塊廢墟之中,被深深地埋在一個用汙泥碎石堆成的小山下麵;她的墳墓與那位麵包師兒子的一樣,也沒有十字架裝點。那位姑娘也隻是偶爾-一年一次-才到埋葬她母親的地方去,在那堆肮髒的廢墟上放一束鮮花。
以上兩個人,麵包師和那位姑娘,都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他們依附於這個時代,那些年份就像一張網纏繞著他們。要讓他們從這張網中擺脫出來,那簡直就等於要他們的命。可是作家需要生命。除了廢墟文學,還有誰用別的方式能維係上述兩個人的生命呢?迷藏的作家隻看到自己的內心,他隻為自己建造一個舒適的世界。二十世紀初,在德國南部的一座監獄裏關著一個年輕人,他寫了一本很厚的書;這個年輕人不是作家,也永遠成不了作家,可是他寫了一本很厚的書。此書曾被列為禁書,但也曾銷售了幾百萬冊:它簡直可以與《聖經》匹敵!這是一個男人寫的書,這個人目空一切,在他的內心除了仇恨、煩惱、憎惡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討厭的東西之外別無他物。-他寫了一部書,我們隻需要睜開眼睛:我們目光所及,到處都能看見毀壞的東西,這些毀壞的東西都應記到這個家夥的賬上。這個家夥叫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眼睛不是用來看東西的,他的那些相片都是歪斜的,他的作風叫人無法忍受-他不是用一個人的眼睛,而是用一種畸形的觀點看待這個世界,這種畸形觀點造成了他的靈魂的扭曲。
凡事隻要留心察看,就都能看清!在我們動聽的母語裏,“看”這個字有一種單用光學上的範疇無法窮盡的釋義:一個人隻要留心察看,他就能看穿事物。看穿事物,這對一個人來說應該是可能的;他還可以借助語言來看穿事物,洞察事物。作家的眼睛必須是人道的、廉潔的:人們不一定需要玩捉迷藏的遊戲,因為世上還有玫瑰紅、藍色和黑色的眼鏡-它們總是恰好按人們需要的顏色來掩飾真實。玫瑰紅的身價高,因為它通常十分招人喜愛-因此它被收買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有時候黑色也招人喜愛;一旦如此,黑色的身價也就高了。但是我們看待這些東西應該看到它們原來的樣子,應該用人的眼睛去看;這雙眼睛既不完全幹枯,也不完全潮濕,而是濕潤-我們應該記得,濕潤這個字用拉丁語說就是幽默-但是也不能忘記,我們的眼睛也會變得幹枯或潮濕,而還有一些事物,它們根本就不存在引起幽默的可能。我們的眼睛每天要看許多東西:它們看到了為我們烘製麵包的師傅,看到了工廠裏的女工;它們注意到了墓地,它們看到了廢墟:城市被摧毀了,城市變成了墓地;在這些墓地的周圍,它們又看到了新建的房屋,這使我們想起了舞台上的背景。人們不是住在這些房屋裏,而是被管在這裏,他們被當成了保險者、國民、市民、付款者和借貸者-為了管住某個人是有無數理由的。
我們的任務就在於提醒人們,一個人生來不是為了受人管理,我們這個世界上的那些破壞並不隻是一種外部行為,它們也不是那麽微不足道、自然而然,以致人們可以奢望在短短的幾年內將其治理好。
在整個西方教育界,荷馬的名字是不容置疑的:荷馬是歐洲史詩的鼻祖,荷馬講述了特洛伊戰爭、特洛伊城的毀滅以及奧德修斯的回歸故鄉,所以對戰爭文學、廢墟文學和歸鄉文學這樣的稱呼,我們沒有理由感到羞愧。
(林偉中 譯)